过了几天，邻居闻到有恶臭报警，才发现老人已故。在感到痛心的同时我们也须要思考如何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让尽可能多的老人做到老有所养。
据统计，截止2016年末，我国老年人口为2.3亿，占总人口的16.7％。预计到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老龄化水平达到17.17%，其中8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3067万人；
到2025年，六十岁以上人口将达到3亿，成为超老年型国家；
到2040年，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将达到顶峰，之后，老龄化进程进入减速期。
此外，不容忽视的是中国空巢老人问题同样突出，目前在城市有54%的老年家庭是空巢家庭，而随着农村进城务工人数的增加，近几年农村空巢老人比例也已接近半数。
在种种问题下，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已经被无情打碎，我们迫切需要把社会化的服务和帮助推进到老年人家庭中。国外的一些做法值得我们观察和学习。
在丹麦，除了常规的敬老院外，政府在社区建立了24小时随时为老人提供医疗护理和家庭服务的全能机构，这些机构配有各种专业的医疗师对老人进行功能训练、康复护理和功能评价，建有专供老人就餐的食堂，为老人提供食品专供服务，在精神文化方面，会有针对性开展包括音乐、文学、绘画等文体活动，以增强老年人的社交能力。
在日本，因老龄化严重加上养老机构满员的状况，政府当前主推小规模、多功能的“社区养老”模式，这些小型机构遍布日本。截止16年底，全日本日托机构已超过37000所，仅东京就有28000多所，这些机构的规模不大，大都仅设置20至30个床位，但功能多样，有24小时入住照顾服务，白天日托和居家上门服务，这些机构多具特色，商业化、产业化、社会化程度很高，出现大量直销和连锁，为社区老年人提供全方位的养老服务。
这两种养老模式普遍具有以下特点：小规模、近距离、嵌入社区，使老年人不必离开熟悉的居住环境和切断原本的人际关系，就近提供尽可能全面的服务，让老人不出社区就能便利获得所需的各种服务；
一站式。日托，上门，短期入住，长期居住等都可以自主选择，同时有助于保持护理的连续性。
在新加坡，一种称之为以房养老的运作模式日渐普及，许多空巢独居的老人，卖掉“祖屋”（福利房）后，只需用卖房所得的一小部分就可以购得政府在不同社区为老人专门设计的老人公寓，这些公寓虽然面积不大，但设计合理，功能完整，有自己的空 间，最重要的是公寓整体配置有完善的日间照顾和紧急援助服务。老人不仅可以安全、安心、自主地生活，还可以用卖房所得的大部分收入来改善生活质量。
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方面做了大量的探索和实践，使我们获得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
目前，随着老龄化的加剧，以及家庭结构变化和传统养老模式的衰退，如何让更多的老人在他们的晚年依靠不多的养老金做到老有所养值得我们每个人去思考。
首先，现有的关于老年人的政策法律是远远不够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实践告诉我们，建立能够全面支持社区养老服务的法律政策体系是社区老年人服务事业的基础保证。事实上，可持续的社区老人服务，在社区每一步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法律和政策的支持（包括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标准和政府与机构，机构与机构间的权责如何判断和界定，相关的准入和退出手续流程以及风险处置等等）。这些都需要有一个硬性的规定来约束，所以加快立法、完善配套政策至关重要。
其次，促进不同社会主体参与社区养老服务是大方向。市场经济下，仅靠政府单一主体投入来满足老年服务是较困难的，因此通过出台扶持政策及市场导向，大力发展机构、组织、企业及个人等不同主体参与到社区养老服务中来，既能扩大资金来源，又能改善服务质量和增加服务多样性，从而弥补政府供给的不足。
同时，政府还可以选择扩大购买服务或其他方式将各种专业服务交由第三方提供。政府的主要职责，还是在于制定相关的法律政策、资金资助以及服务监管。
再次，在完善法律和服务体系的同时，也可以针对老年人群体不同年龄、身体状况、文化水平、性格特征、兴趣爱好等方面的差异建立多层次、多形式的服务体系。这些服务应当尽可能贴近老年人的生活实际，如定期健康检查、家居安全评估、健康生活指引、上门医疗服务、家庭护理服务、机构护理或康复训练等。
另外，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相当一部分老年人身子骨依然硬朗，且有一定的社交和活动能力，加上他们的生活阅历和人生智慧，这将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如何发挥老年人的余热，让他们积极参与社区活动，也是我们解决老龄化问题的新思路。社区养老，不仅要为老人提供身体和精神方面的帮助，还应满足他们发挥余热的需求，可以考虑为他们设计一些 合理的工作岗位，让愿意且有能力的老人参与社区活动。
最后，提高社区为老服务人员的素质和能力比完善硬件设施意义更大，高素质专业化的社区养老服务人员是优质养老服务的保证。因此，要推进养老服务相关人才的培养，避免遇到有服务类型但是找不到人提供该服务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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