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我国大陆31个省市175所普通高校4.7万名2007级大学新生的调查发现：家庭所处社会阶层地位不仅较大程度地影响着其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和接受高等教育的质量，还影响着其子女对所就读高校的满意度。通过进一步分析和访谈可知：不同社会阶层子女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差异实际上是一种选择的结果，这个选择由于不同社会阶层占有资源情况有较大的差异因而机会极不平等，高等教育正是按照极不平等的严格程度选择出来的人面前的相对平等，来掩盖教育的社会再生产功能。
关键词：社会阶层；大学生；选择高校；社会再生产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12)02－0223－10
社会阶层化研究，历来都是社会学的研究重心，它关注的是那些有价值的事物，如财富、荣誉、权力、教育机会等，在社会上分布不均的程度。探讨不同社会阶层大学生的高校选择问题，实际上就是探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这种有价值的社会资源在社会不同阶层间分配及控制的情形，即不同社会阶层的高等教育获得状况。由于目前高等教育依然是一种稀缺的社会资源，还无法做到在社会中进行平均的分配，因此，个体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得，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体根据所处社会群体政治经济利益做出相应选择的结果。本研究从不同社会阶层子女的择校现状入手，在探讨影响其择校因素的基础上，进而揭示不同社会阶层子女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再生产机制。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
本研究以问卷调查法为主，采用社会科学统计软件SPSS13.0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研究数据来自厦门大学“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数据库”之“大一新生问卷调查数据库”。作为该数据库建设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笔者参加了该数据库建设的全过程。该数据库建设工作历时将近两年，调查问卷的设计、试测、修改和再试测等前期准备工作始于2006年12月，2007年11月至2008年6月是问卷的发放及回收阶段，2008年8月至12月是数据处理及在线分析功能的开发阶段。该数据库共调查了我国大陆31个省市的175所高校及独立学院，共发放问卷55595份，回收48143份，其中有效问卷47170份，问卷回收率约为86.60％，所发问卷总有效率约为84.85％。针对本研究的需要，在剔除掉无效样本后，共有40110份样本。
关于社会阶层的划分，本研究采用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成果，即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即是否有权、是否有钱、是否有文化)划分出了目前中国社会的十大社会阶层，并根据每个阶层所掌握资源的种类及多少的不同，将十大阶层归为优势地位阶层、中间位置阶层和基础阶层三大类，其中优势地位阶层包括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中间位置阶层包括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和个体工商户阶层，而基础阶层包括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等。
就高等教育范畴而言，择校就是个体选择什么样的高校来接受高等教育。依据办学类型、办学水平和办学形式等的不同，本研究将目前我国的普通高等学校分为“211”高校、一般公办本科高校、公立高职高专院校、独立学院、民办本科院校、民办高职高专院校等六种类型。本研究所指的择校主要是指个体在当初高考填报志愿时对以上六种类型高校的选择。
关于择校原因，调查问卷中设计了题目“在您选择目前所读的大学时，下列原因有多重要?”并列出了以下十六个选项：1、父母、家人或其他亲属的影响或建议；2、中学教师及其他非亲属长辈的影响或建议；3、朋友、同学、学长(姐)的影响或建议；4、学校的声望；5、离家较远；6、离家较近；7、有亲朋好友在本校；8、校园环境、设施、设备；9、特殊项目(如实验班、特色班或按大类招生等)；10、大学师资；11、学校知名度；12、学科和专业声誉；13、学费和生活费用因素；14、就业前景；15、学校招生分数段；16、大学所在地的经济发达程度。每个选项按照“完全不重要”、“不太重要”、“重要”和“非常重要”四个等级排列让被调查者分别对其重要性做选择。
此外，为了进一步深入了解不同社会阶层大学生在选择高校时的主观感受和内心体验，笔者又选择部分接受问卷调查的学生进行了访谈，以对问卷中取得的信息做进一步的深入面询。
二、结果分析
(一)不同社会阶层大学生择校结果差异的调查分析
为了揭示家庭社会阶层地位对子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影响，我们对六类高校中三大阶层的辈出率情况分别做了计算(见表1)。辈出率是指某一社会阶层子女在大学生中的比例与该阶层人口在同一社会全体职业人口中所占比例之比。计算公式为：阶层A的辈出率＝大学生中阶层A的子女所占比例／阶层A人口占同一社会全体职业人口的比例。当辈出率为1时，表明该阶层子女在大学生中所占比例与该阶层人口在同一社会全体职业人口中所占的比例相等，也就是说，该阶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与同一社会全体阶层的平均水平相同。如果辈出率超过1，则意味着这个阶层的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高于全体阶层的平均水平；相反，如果辈出率小于1，则意味着这个阶层的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低于平均水平。表1中数据显示，在所有被调查的大一学生当中，辈出率随着家庭社会阶层地位由高到低而依次降低。优势地位阶层、中间位置阶层和基础阶层三大社会阶层的辈出率分别为4.3、1.1和0.8，说明优势地位阶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是全体阶层平均水平的4.3倍，中间位置阶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稍高于平均水平，而基础阶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低于全体阶层的平均水平。说明家庭社会阶层地位越高，其子女就拥有更多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除了在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多少方面有差异外，不同社会阶层子女在接受高等教育的类型和层次上也有较大差异。图1反映的是各类型高校中三大社会阶层子女辈出率的标准差情况，标准差越大，说明各阶层子女辈出率的差异就越大。图1可见：辈出率的标准差最大的是独立学院，该类型高校中，优势地位阶层、中间位置阶层和基础阶层的辈出率分别为6.5、1.4和0.6，辈出率最高者是最低者的10.8倍；按照由高到低的顺序，辈出率低于独立学院的高校依次是民办本科院校、211高校、民办高职高专院校和一般公办本科院校；辈出率差异最小的是公办高职高专院校，辈出率最高和最低的分别是优势地位阶层和中间位置阶层，前者是后者的3.3倍，并且在该类高校中，基础阶层子女的辈出率超过中间位置阶层的辈出率，达到了全体阶层的平均水平，这意味着在该类院校中，各阶层子女入学机会差异最小。这个结果也再次印证了厦门大学谢作栩教授的研究结论：以培养面向地方建设的应用型人才为主、具有地域性和实用性的公办高职院校，为大量低阶层子女提供了较多的入学机会，具有承担起缩小社会阶层高等教育机会差异的有利条件。这些分析进一步说明，家庭所处社会阶层地位 较大地影响着其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和接受高等教育的质量。
2、不同社会阶层大学生对就读高校的满意度差异分析
问卷中学生对目前就读高校的满意度情况也是考察大学生择校结果的重要观测点。题目“请问您对所读的大学满意吗”的答案选项包括“非常满意”、“满意”、“一般”、“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等五项。为了便于分析，本研究将选择“非常满意”和“满意”者合并为“达到满意”组，而将“一般”、“不满意”和“非常不满意”合并为“未达到满意”组。通过计算“达到满意”和“未达到满意”者所占的比例来衡量学生对所读高校的满意度，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总体而言，被调查的2007级大一学生对所就读高校的满意度不高，仅有38.9％的学生对所就读的高校“达到满意”，还有61.1％的学生对所就读的高校“未达到满意”，“达到满意”的比例还不到一半。通过做单因素方差分析，输出的P值为0.016，小于0.05，表明三大社会阶层大一学生对所读高校的满意情况呈显著差异。具体差异为：随着社会阶层的由高到低，其子女对所读大学“达到满意”的比例在依次降低。统计的结果显示各组的方差不相等，进一步用Tamhane"s T2法进行均值多重比较，结果(见表3)显示：在对所选择高校的满意状况方面，优势地位阶层、中间位置阶层和基础阶层大一学生分组两两进行比较时是没有差异的。
三、成因探讨
从以上数据分析中不难看出，不同社会阶层子女在高校选择结果上有较大差异。对于这一差异形成的原因，笔者试图从不同社会阶层所占有的资源差异为研究切入点。通过分析不同社会阶层占有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差异情况，进而探讨家庭社会阶层对大学生高校选择差异的影响。
首先，不同社会阶层家庭的经济资源占有情况影响其子女对高校的选择。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得到反映：第一，在选择高校时，三大阶层大一学生对“学费和生活费用因素”这个项目的重要性评价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表4是采用重要指标统计方法分别计算的影响择校的16个可能原因的重要性指数，并在此基础上对它们进行了重要性排序。表中数据可知，学费和生活费用因素在优势地位阶层、中间位置阶层和基础阶层大一学生各自的择校因素重要性排序中分别位列第10、第10和第6，说明优势地位阶层和中间位置阶层的子女在选择高校时较少受学费和生活费用因素的限制，而基础阶层家庭子女在择校时就会较多考虑上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用会不会给家庭带来负担等；第二，在高等教育获得方面，随着家庭社会阶层地位的由高到低，三大阶层子女分布在高收费的独立学院、民办本科院校和民办高职高专院校中的比例在依次降低，特别是私营企业主阶层在各类民办高校中的辈出率均最高，这不能不说与其掌握较多的经济资本有关。
其次，除去家庭经济资源不同可以解释不同家庭阶层学生之间高校选择的差异外，文化资源这一在个体取得教育成就的隐蔽条件，在不同社会阶层出身的大学生之间的分配也很不平均，这也影响着他们择校的结果。文化资源主要体现在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上。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对子女进行家庭教育、参与学校活动、激发子女求学动机等方面的能力越强，获得并判别有关学校、教师、教育活动、就业机会的信息并间接地影响子女学业和就业的能力也会越强。一般而言，优势地位阶层家庭的文化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广泛，因而他们的子女在选择高校时的优势就越明显。通过下面的事实，人们可以发现家庭文化资源影响的另一个迹象：在选择高校时，大一学生中，对“父母、家人或其他亲属的建议”这个项目的评价越重要，其家庭社会阶层越高。表4显示，优势地位阶层和中间位置阶层大一学生，对父母、家人或其它亲属的影响或建议的重要性评价的排序位列16项因素之第6，而基础阶层大一学生评价该因素的重要性位序是第10。而实际的高校选择过程中，优势地位阶层人员的文化资源优势的确能对其子女起到正确地引导和帮助作用，下例访谈即可证实。
A是沿海一所教育部直属大学经济系的学生，该大学经济系在中国高校经济类专业中总排名位居前列。A在访谈时说，她之所以能做到估分客观准确，志愿填报合理，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父母的英明参谋。她的父母都是大学本科毕业，父亲就职于政府部门，母亲是某企业高级主管。和许多家长一样，在面临高考之际，他们也常常为A的何去何从而焦虑。但和大多数盲目着急的父母不同，A的父母不仅积极主动，而且讲求策略。首先，就读高三那年，他们通过和班主任、任课老师及时联系沟通，客观了解A的学习情况，包括成绩在班级和年级的位置及各科成绩变化情况，建立考试成绩档案，在此基础上帮A查找知识缺漏，提出切合实际的建议；其次，高考填报志愿时，A的父母通过上网络查找资料和与招生部门的主管人员沟通协商，努力获取一切有用信息，然后反复研究揣摩。由于知己知彼。充分占有信息资料，对高考形势和自身总体情况作出了比较准确的判断，他们找到了很好的切入点，实现了考生和家长的密切配合，最后在填报志愿这场胆识与魄力的较量中取得了圆满胜利。
此外，家庭的组织资源也影响着不同社会阶层大一学生的高等教育获得情况。家庭社会阶层地位越高，则拥有的支配人力、物力、信息的权力越大，可利用的社会关系和人际网络的数量越多，动员和利用这些资源为其子女接受教育的能力越高，从而可以在高校选择过程中更快捷、准确地获得更多、更好的信息，甚至直接通过关系和权利决定子女接受某一类或某一所高校的教育。近年来，高考录取中屡禁不止的点招现象就可对此做最直接的解释。特招、点招等方式的本来目的是给予高校一定的自主权，让一些特长生获得升学机会，是个原本为尽最大可能选拔优秀人才的制度，但在现实生活中却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滥用成了牟利工具和权钱交易的温床，成了最明目张胆的腐败。据新华社2006年6月29日报道，成都市青白江区人民法院近日对四川省十届人大代表、乐山市政协原秘书长张大常受贿案作出一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张大常有期徒刑11年。在其所犯罪行中，就有与王某勾结，同意后者通过社会关系为其女儿就读西南政法大学缴纳“点招费”15万元，并最终使其女儿如愿以偿。可见，在市场化过程中，那些掌握了丰富组织资源的人利用其优势，把它转化为社会关系优势，从而能在社会流动中处于优势位置。此处“点招”成了游离在公平的高考制度之外的一条通向华山天险的捷径，而在组织资源方面占据绝对优势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子女无疑就成了“最合理”的受益者。
就读于某大学音乐表演专业的B在谈及高考填报志愿问题时说，她是进入大学之后才发现自己当初对艺术类专业的招生录取有多无知。B出生在某县城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自小就展露出在艺术方面的天赋，为了能考上专门的艺术学院继续深造，她和她的父母可谓是不惜一切。高中期间，她坚持每两周一次跑到二百里外的某高校请专业老师上小课、给予辅导，为此，几乎花去了父母所有的积蓄。在专业成绩揭晓后备战高考的那段日子，她更是把古人“头悬梁、锥刺骨”的精神发挥地淋漓尽致，生怕一不小心会与自己的艺术之梦擦肩而过。后 来，当她终于如愿以偿地坐进大学课堂时，她才发现自己一起收获的还有失落，原因在于她发现班上其他同学的入学成绩都比她低的多，特别是同宿舍的一名女孩子不仅文化课成绩比她低了314分，而且专业方面也一塌糊涂。一次宿舍卧谈时，那女孩讲，她父亲是省交通厅的领导，当时女孩参加专业考试的评委之一就是女孩父亲给女孩找的专业辅导老师。至此，B才知道想进高校的大门，分数并不是华山天险唯一的道，有一个“能耐”的老爸同样可以圆艺术之梦。
上述事例进一步说明，获得同样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不同社会阶层子女所付出的代价和努力程度是有天壤之别的，特权阶层的子女可以因为父母的人脉网络而轻松地扣开大学之门，而社会低层子女为此却不得不寒窗苦读数十载，付出特权阶层子女难以想像的汗水和努力。
四、结论
以上统计数据和访谈结果表明，三大社会阶层子女高等教育机会获得的差异实际上是一种选择的结果。但这种选择并不仅仅是由个体认知或经济条件决定的，它是通过以阶层为基础的自我选择而发生的，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文化再生产现象。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认为，学校的文化是多元的，但它与统治阶级的文化最具亲和力。也就是说，学校主流文化的许多特点来自于那些在数量和地位方面均处于优势的群体，是一种精英文化。对一些人来讲，学到精英文化是用很大代价换来的成功，对另一些人来讲，这只是一种继承，优势地位阶层子女的情况即属于后者。这种在精英文化习得方面的差异，主要是由各个阶层的文化习惯和经济条件所造成的。毕竟，家庭社会阶层地位不同，其所占有的资源在类型和数量上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都对其子女的学习过程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而且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对子女整个文化生活都产生着巨大影响。不同社会阶层地位的家庭对其家庭成员拥有类似本阶层地位文化的影响很大，处于最有利地位的大学生，不仅从其出身的环境中得到了经济来源、习惯、训练、能力这些直接为他们学业服务的东西，而且也从那里继承了知识、技术和爱好；而处于最不利地位的子女，不仅不能在家庭环境中找到吸引他们努力求学的因素，并且有的甚至连追求这种精英文化的最基本的家庭资助也缺乏保障，他们对精英文化只能从远处做了解。正是这样，经济条件和来自家庭环境的一整套爱好和知识使不同社会阶层的子女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与其出身阶层共有的一些文化特征，从而当面对高等教育系统的选择时，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这种文化特征差异就导致了他们之间的进一步分化。不同社会阶层子女在社会空间中所处的位置及他们所具有的各种资本决定了他们身体中的性情倾向，他们的择校行为是由他们的惯习所引起的一种策略行为。
总之，高等教育系统在客观地进行着选择，这个“选择”过程既受到各种客观条件(如经济因素)的制约，同时又受到业已转换成一种惯习的社会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条件的限制。不同社会阶层由于占有资源情况有较大的差异，因而这个选择对他们的宽严程度极不平等。出身于优势地位阶层和中间阶层的子女，特别是优势地位阶层所拥有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最多，因而在选择过程中处于有利地位，容易获得相应的高等教育机会，而对于地位较低的阶层来说，他们拥有少量或基本不拥有各类社会资源，因而这种选择使其进入大学的机会不大，有时简直就是淘汰。而高等教育正是按照极不平等的严格程度选择出来的人面前的相对平等，来掩盖教育的社会再生产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