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历史深处去 终于到非下决心不可的时候了，许多年前的梦想，写出一部类似海因里希?伯尔《爱尔兰日记》那样的书，主题围绕我所理解的运河。诗人公刘最后一次来湖州，记忆中是九二年的秋天，在市中心骆驼桥上吃现炒板栗，望着脚下流水雄心勃勃向他夸口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记得那时我刚买到此书不久，书中的学识气度、以及平静语调下蕴含的巨大穿透力，一度曾令我十分着迷。时间一晃十几年过去，如今老先生也已于几年前仙逝，尽管这些年来精力没少花，看了不少资料，地方也走了一些，但毕竟只是纸上谈兵。让人一想到就汗颜不止。于是破例起早，将家里积的资料都找了出来，然后又去市里的几家图书馆转了一圈，借了《历代舆地沿革图》、《禹贡山川地理图》和清人汪士铎的《水经注图》，这几部图籍，可谓运河历史关联性很强的东西，不能不先了解一下。尤其汪先生的这部书，名气很大，张尔田称他为晚清名士中一大怪物，花好几年的时间为古人的著作配图，废寝忘食，而且眼睛也不好，这份精神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但也不能说一点问题没有，刚才翻了下《渐江水图》，余杭的由拳山，居然长脚跑到富阳去了。
回来路过月河的赵子昂旧居，还是那种熟悉的死气沉沉的样子，深灰的一湾静水与柳恽、谢安笔下烟波浩淼的白苹洲相比，印象较看了赫本晚年的照片后，再去看她年轻时主演的《罗马假日》还要强烈。自东汉以降，这里一直是浙北最重要的水利枢纽，三国《吴宝鼎置郡诏》称“今吴郡阳羡、永安、余杭、临水及丹杨、故鄣、安吉、原乡、于潜诸县，地势水流之便，悉注于乌程”，可见当年包括境内苕蓄二溪在内的半个江南地区的水，都通过这里汇集、分泄，主流北汇太湖东出入海，部分经由城东(由页)塘济运。这个(由页)塘，就是东晋吴兴太守殷康所开的获塘了。尽管在眼下一浪高过一浪的申遗呼声中，它因不是运河主航道而遭受了某种冷落，北宋以前却风头十足。即便稍后运河主道改走嘉兴，由东苕溪溯德清奉口大闸上接宦塘河，仍是南宋运河的常用线路之一。因此，赵当年两地之间无数次的来回往返，走的正是现在正宗的运河西线。还有马可波罗，奇怪怎么会想到他了?此人当初离开临安的日期，据书里自称为至元二十九年初夏(1292)，而那年刚好是赵孟?即将出任济南总管府同知，抓紧最后机会跟杭州友人相聚、往返两地较频繁的时候。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假设他的船进城时在北关一带与它船相撞，艄公们互不示弱，彼此争吵起来，这时从舱内走出一位“才气英迈，神采焕发，如神仙中人”(忽必烈语)的谦和的官员来，说不定正是在家里写了几幅好字，要去跟鲜于伯机较量一番的赵呢!
本打算立刻去杭州的，因一直要去海宁长安古镇的事落实了下来，临时改变主意去了嘉兴。到后先坐了三轮车去看杉青闸，北宋江南运河的标志性建筑，但地方志里也有说它建于唐代的。没想到这时下起了雨，势头看上去还不小，只好改为去新开放的船文化博物馆。说起来，这也是此行的主要目的之一。中山路两旁的洋槐在骤雨中散发刺鼻的香味，一路闻着很是惬意。馆址紧贴运河旧道而建，造型方面也颇具特色，如果从高处往下看，应该很像一艘斜泊岸边、扬帆待举的漕船。由此产生一个大胆推测：这位展厅的设计者，很可能是位深藏不露的高人，至少年轻时候有过一番热爱诗歌的经历。包括里面的展品和布展方式，也有相当的文学情调，从七千年前简陋的独木舟和长桨，到乾隆下江南时超级豪华的龙船，可谓应有尽有，且匠心之处随时可见。楼上楼下匆匆转上一圈，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就过去了。其间我弄不大明白元代夜航船与北宋汴京客船的区别，因两者大小形状，包括功能方面看上去都差不多，请教了讲解员，得到的回答较为含糊，当然这也难怪，这种有涉专业的问题，也许本来就不该提出来的。
晚上与当地朋友喝茶聊天，回来在宾馆整理资料，还有平时收罗的那些舆图，也得仔细分类。这些年虽说生活比较庸懒，东西写得不多，该看的书也没少看，只要跟运河相关的文献，差不多都找齐了。包括像周必大的《南归录》、日僧成寻的《参天台五台山记》这样的私人日记，也没敢放过。谭其骧先生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更是一直放在枕边，时常会拿起来翻一下。但说来奇怪，读的越多，想得越多，脑子里面却是愈乱。尤其眼下要写的这部书的文体，到目前都没能确定下来，是以思辨性为主的议论?略具抒情意味的散文?还是那种正儿正经的历史随笔?如真打算野心勃勃弄成《爱尔兰日记》那样的，大量的文献史料怎么处理?还有水利、经济、工程方面那些枯燥的数据?更主要的是，这条全世界最长的人工河流历史演变的主脉，在现实的叙述中如何得到有效的推进?这些都是难题。在窗口抽烟的时候，目光偶然朝向东南，刚好看见一百多米外月光下泛着银丝的南湖，这或许可被理解为两百元一晚的住宿费的超值部分。虽然更远处的运河被大片水泥建筑遮挡着，但即使我闭上眼睛，仍可想象它在工业时代的噪音和烟雾中缓慢流动的样子，如同历经艰辛存活下来的老人。它的梦想和情感，它曾经强健的体魄，在时间的消磨中已尽显疲色。后来躺在床上看书，夜航船队传来的汽笛声尖厉而嘹亮，枕边卧闻，颇有几分惊心动魄之感。想起清人胡泄的《语溪棹歌》，其第十首云：“御儿城外女阳亭，流水千年去不停。回忆当年歌舞地，流莺百啭倚栏听。”我想，他的诗中打算要抒发的，大概也是跟我此刻差不多的心情吧?
长安札记(上)
烟雨凄迷中抵达长安，典型的江南晚春天气。汽车在沪杭高速公路上奔驰，一路上洋楼别墅、电视天线过眼，心里想的却全是古代的事情，自己想想也觉得有些迂腐。说起来，为了此次成行，也已筹措了不少时日。记得跟《嘉兴日报》的好友邹汉明扯起，说想要去那里看看古闸，实地寻访一下当年运河的故道，还是去年秋天的事。这年头有个特点，就是大家平时都不知为了什么在穷忙，有时联系好了，不是他没空，就是我脱不开身，事情就这么拖了下来。前几天他打来电话，说不能再拖了，干脆把日子定下了，任是天大事情都得为它让道，共同遵守，不许反悔，心想，这确实是个好办法，因此内心反倒有种如释重负之感。
在郭畀的《客杭日记》里读到有关长安的记载，并对此产生浓厚兴趣，已是多年前的事了。在此之前虽说多少也了解一点它的情况，知道那里是座水乡小镇，有着悠久的人文历史，隶属嘉兴市的海宁县，盛产羊皮和花木。《修川小志》说它“东至州城二十五里，西至仁和之临平镇三十五里，南至海十里，北至嘉兴之石门县十二里，米市集焉”，只是当初在什么书的引文里看到时，光从地理角度来理解了，对这后面这句至关重要的话，竟没怎么在意。后来不知怎么一来起了兴头，异想天开地想要研究《客杭日记》里的元代吏制，于是又找出来重读，看日记主人郭天锡带了礼品和银子，坐了夜航船，风风火火从镇江到杭州来跑官，一路上事无巨 细一站一站记下来。当我在至大戊申(公元1308年)九月廿一日条下读到“晡时，上长安买饭”的记录，觉得有些奇怪，心想，他当初有大事在身，心急火燎要往杭州赶，路上偏要兜个圈子、好整以暇地跑到长安去干什么?
老实说，直到那时为止，我还真不知道元末以前的古运河过崇德后，一直向东南方向贴海而行，走的是长安、许村、临平这一路，而不是如现在这样由塘栖直达杭州的。几年后写作《客杭日记始末》一文，接触资料多了，才有了新的认识。说起来，还是怪自己平时读书少，而且偏重笔记诗词一类，其实《宋史》河渠志里早就有着记载，“淳熙二年，两浙漕臣赵?老言：“临安府长安闸至许村巡检司一带，漕河浅涩，请出钱米，发两岸人户出力开浚。”漕河指的自然就是运河，当地人民另外有个俗称，喜欢叫它上塘河。许村位于临平与长安中间，人烟稠密，物产富饶，晚清以前也是很有名的一个集镇。《读史方舆纪要》对此介绍得很清楚：“长安镇县西北二十五里，旧为运道所经。宋熙宁元年，提举河渠胡淮请修长安堰。绍圣中，转运使毛渐请起长安堰，至盐官彻清水浦人海。……嘉定十二年，臣僚言：长安闸上彻临平，下接崇德，漕运往来，商旅络经。今海潮冲激，两岸田亩，恐有咸水湮没之患。而里河堤岸，亦将有溃裂之忧。乞敕有司及时修治。”该书作者顾祖禹虽是晚明人，书里记的可都是宋元时期的事。联想起前面说的“米市集焉”“上长安买饭”什么的，这才豁然开朗，算是彻底明白了过来。
到了镇上以后，由于事先跟镇文化站的某先生联系过，因此一下车就直奔主题而去。就在镇中心的市河(古名修川)上，与作为小镇地标的虹桥相距不远，大约也就一百来米的样子吧，为一无栏石桥，不大的一个地方，下面河道宽度也不过十米左右，惟一能辨认的是当年安插闸板的两方石柱，跟想象中跨身中流、巍峨壮观的样子相去甚远。后来翻出《修川小志》来看，才知道是搞错了，这里只是建于唐贞观八年的唐代古堰遗址，俗称老坝，座落上塘河与下塘河之间。最初起的也是解决船只水位落差的作用，不过采取的是原始方法，用牛将船拖上岸，过堰、后再放入河中。北宋以后国家经济快速发展，船只吨位和漕运总量日益提高，使它很快遭受被淘汰的命运。新的采用复式结构、代表当时最新科技成就的三座船闸，很快建成投用，位置自然也就有所变动。在此后近千年的时间里，如果说它还能发挥点什么余热的话，那就只能退而求其次，仅仅作为水坝，起到为运河输送和调节水源的作用。我们知道，全世界的运河都是人工开凿的，自身并无水源供给，而必须依赖于沿途湖泊的供应，中国的运河自然也不例外，就拿江南这一段来说吧，自镇江到杭州，一路上丹阳的练湖、常州的芙蓉湖、苏州无锡的太湖、包括嘉兴本地的南湖，实际上都相当于是运河的天然水库。水坝与水闸，虽只有一字之差，其义不可以道里计。尽管如此，由于对长安水势的分布有了基本了解，见识了宋《咸淳临安志》里赞口不绝的虹桥，弄清楚了坝、堰、闸的异同(在此之前我一直将它们混为一谈)，尤其是得知这里为古时长安最繁华之处，郭畀当年道经此地上岸买饭，应该就是在附近不远，抚古思今，情思恍惚，觉得为此花去的这点时间还是超值。
接下来去了位于海宁中学内的三女堆汉墓，这是长安镇的骄傲，躺在地底的这位据传为三国吴主孙权闺名小虎的三女儿，将小镇的人文历史一下推前了近一千年。我们去的时候已临近黄昏，因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墓穴四周依势筑室，封闭得严严实实。管理员拿出一把沉重的钥匙来启锁，两千年的时空隧道顿时打开。同行的摄影师黄才祥先生多次来过这里，自告奋勇充当了导游兼讲解员的角色。沿着潮湿的台阶往里面走，墓室不大，分为内室与外室，加起来大约有二十平方的样子。出土的陶俑、瓷器、钱币等早已为博物馆收藏，现在能看到的只是墓壁四周残存的汉画，内容大多围绕车马出行、庖厨、宴饮、舞乐百戏等主题。以墓主地位之尊，其工艺的精致是不消说了。出来时感觉小腿肚有点痒，撩起一看早已有几个疙瘩隆起，想必是在里面时被蚊子咬的，不知是否就是当年叮过吴国公主的那一只?如果是的话，那就有文物价值了，吃上这点小小苦头应该也是值得。
晚饭找了运河故道、现名上塘河边一家还算干净的小酒店，说服店主同意，把桌子搬到外面空地上，一边喝酒，一边纵目饱览运河暮色。由于帮助摄影的黄先生有事先回嘉兴了，同去的几个朋友也就没了拘束，汉明、杭州诗人陈剑冰和我，加上闻讯赶来的海盐的津渡，摆出好久没犯的狂士架势，旁若无人在街头豪啖快饮、谈笑风生。但说是快饮，其实酒量也并不怎么行，四人加起来干掉一箱啤酒就已觉有些微醺，也不知怎么回事，或许，是小镇在科技时代尚依稀保存的那几分古朴，让人有些情不自禁?后来在旅馆住下后，想到此行的主要目的宋代三闸遗址到现在还是未知数，尽管身体有些疲惫，也只好打点起精神来，将带来的书在灯下全摊开了，什么《常棠澉水志》、《至元嘉禾志》、《硖石山水志》，还有《清代京杭运河全图》、《皇舆一览图》之类，加上镇上提供的地方资料和晚饭前的实地踏勘，基本可判断它当年的位置，应该就在现崇长港和上塘河相接的某个地方。这一点尽管只是推测，心里自觉还是有几分把握的。
这里有必要重温一下运河长安段当初的走势，据顾祖禹考证，宋元两朝近四百年的时间里，京杭大运河出嘉兴白龙潭(运河三塔)，由学绣塔、?李亭、石门、崇德进入境内后，经古长安塘、也就是现在的崇长港到镇上，通过船闸以后，再由上塘河运道往东南方向走，经天明、许村、临平、半山，进入艮山水门抵达终点站杭州。吴自牧《梦梁录》里称“由东北上塘过东仓新桥，人大运河，至长安闸，入嘉兴路运河。”路线上并不矛盾，只不过描述简略了些，同时方向也刚好相反而已。由于长安这地方水位落差非常大，下塘河上塘河之间，最高时居然有近二十米的水差，这对古代的水利官员来说，实在是件令人头痛的事情，除了设置专业船闸，别的方法虽然也有，但基本解决不了实质性的问题。前面说北宋长安闸科技含量高，是因为相比同为江南运河上的著名船闸如杉青、望亭、奔牛、吕城等，别处是单闸，而它是最早采用复闸技术的，由上闸、中闸、下闸三座船闸组成。“自下闸九十余步至中闸，又八十余步至上闸。”(《咸淳临安志》卷三十九)折合成现在的度量衡，两个闸室长度分别为约140米和125米。整个系统还包括专设于两岸的水澳――一种庞大的类似水塔那样的东西，为船闸提供工作用水：“两澳环以堤，上澳九十八亩，下澳百三十二亩。水多则蓄于两澳，旱则决注闸。”就是这样规模一个先进的水利工程，当年巍然屹立在这里的河道上，即使余生也晚，无缘拜识，光想想也觉得是相当的壮观。
我们现在大概已经知道，船闸的主要功能，就是要把船队从水位较低的河流，送到 水位较高的河流上去，其工作原理就像爬坡――更准确的说法应该像跨台阶。运河里的商船客船、或运送粮食银子的漕船不是人，当然不可能生出两条腿来，但是，由于宋时国家的科技水平已经较高，这从沈括《梦溪笔谈》里的相关记载就可以看出来了。通过吸收、整合前人的经验、加上对最新科学成果的运用，一整套复杂的技术装置，在北宋建隆年间的某一天，终于被发明了出来。其具体原理大概是这样的，假设现在船是从崇德方向过来，到了下闸以后，闸门打开，放船入闸，然后闸门仍旧封闭。这时设在两旁的水澳就开始向闸内注水，等水位高度与河面大致持平，就开闸放船入中闸。再关门，再注水。再放船出闸入上闸，如法炮制，然后船就算是顺利通过了。反之亦然，只须将注水的工作改为抽水就可以了。比如写《参天台五台山记》的那个日僧成寻，当年从绍兴过来经长安闸去北方，资料表明他经过当地的日期为北宋熙宁五年(1072)八月二十五日。在当天日记里他曾这样写道：“天晴。卯时出船，午时至盐官县长安堰。未时知县来，于长安亭点茶。申时开水门两处出船，船出了，关木曳塞了，又开第三水门，关木出船……开门之后，上河落，水面平，即出船也。”不过，这个外国老和尚不紧不慢、仿佛念经似的刻板描写，细腻是细腻了，有关此闸的凶险和船只过闸时的拥挤场面，可一点都没提到。不过也不要紧，如果有读者对此感兴趣，可以在诗人范成大著名的《长安闸》一诗中找到他所需要的感觉：“斗门贮净练，悬板淙惊雷。黄沙古岸转，白屋飞檐开。是间袤丈许，舳舻蔽川来。千车拥孤隧，万马盘一坏。蒿尾乱若雨，樯竿束如堆。摧摧势排轧，汹汹声喧?。倡仄复倡仄，谁肯少徘徊!”怎么样，够惊险够壮观了吧!
长安札记(下)
沉浸历史之中的感觉，有人说可以跟吃摇头丸媲美，一种因现实麻醉而产生的自得其乐和忘乎所以。我当然没有这方面的体验，但刚才灯下这一阵忙乎，不知不觉中两个多小时已过去了。同室的呼噜打得震天响，像是有意要为前引范诗中“悬板淙惊雷”这一句加个现实注释似的。此前安心工作时倒也没怎么觉得，一停下来马上感觉有些不可忍受，加上肚子也有些饿了，干脆把他叫起来一起去吃夜宵。夜色里的运河，温柔得像只恋爱中的老虎，小镇已经日益现代化起来的那些新型灯光斑驳陆离，投于静静的水面，乍看上去真像是猛兽的斑纹在发光。我们在桥头的一个排挡上坐下来，随便吃了点东西，都是些地方上常见的菜，有鳝丝、鲫鱼和菱角等。说起来，这也是小镇地方特产方面的代表作，比如陆游当年应召赴川、道经此地，就曾以“鱼蟹甚富”四字形容自己对长安的观感，这一点在他的《入蜀记》卷一里有原始纪录。可惜当初军务偬倥，一路上走得急，早晨到这里，午饭时分人已在崇德，晚上又赶到石门去过夜，没来得及住下来好好品尝一番，不然的话，吃得开心之际，一时诗兴大起，留下什么名篇雄文，倒也可以给现在小镇的旅游业来点广告作用。
回房间已近十二点，人还处于莫名的亢奋中，一点睡意没有。想起前几天媒体大张旗鼓报道的那个运河专家考察团的事，觉得有点好笑。有专家在答记者问时居然称“来前不知道嘉兴也是运河沿途重要城市”，简直让人哭笑不得。不说开凿历史要早于邗沟的吴地的百尺渎，当初主要部分就在海盐海宁境内，光《越绝书》卷二“秦始皇造道陵南，可通陵道，到由拳塞。同起马塘，湛以为陂。治陵水塘到钱塘，越地，通浙江”这段记载，就足以说明，早在公元前二世纪，从苏南城市经嘉兴通往杭州的运河，已经把原来的吴国首都和越国首都连接了起来。这里的由拳，是嘉兴古称，而马塘这一地名虽不可考，但它的地理位置，应该就在现在的崇德长安一带。隋炀帝时代以后，京杭大运河全线通行，长安作为国道沿途主站的重要性更是日渐凸现了出来，“商旅聚集，舟车冲要”(顾祖禹《读史方舆记要》，“上彻临平，下接崇德，漕运往来，商船络绎”(《宋史?河渠志》)，“三更灯火鱼龙动，千里星河雁鹜鸣。大舶低昂衔尾进，扁舟来往一身轻”(元?袁易《过长安堰诗》)，“商贾舟航辐辏，昼夜喧沓，市无所不有”(《乾隆杭州府志》)，这些散落于史志诗文里的纪录与评价，没有现实的依据，谁敢随口乱说啊!
有意思的是，在明初宁波诗人张得中的《两京水路歌》里，其中描述从杭州到嘉兴的运河流程的那一段，刚巧就像是上引《越绝书》的通俗版：“北出关门(杭州北关门)景如画，竹篱人家酒旗挂。皋亭临平谈笑间，等闲催上长安坝。崇德石门逢皂林，湾边三塔高十寻。嘉禾却过杉青闸，王江小路吴歌吟。”简直可以当作地理书或旅游手册来读，不过方向同样也相反而已。同时诗里的“坝”字，按照我的理解，似限于押韵所需，指的应该就是闸。其余如宋建炎三年三月高宗南渡，经由此地逃到杭州，建立偏安小朝廷，一百多年后元朝大将伯颜率大军在这里过闸，进驻临平，刃指杭州，宋室不得已宣告投降，这些中国历史上的大事，可以说都跟这小镇、这河流、这古闸有着密切的关系。(详见文天祥《指南录》、阮元等《续资治通鉴》)另除前述三女堆古墓外，还有两位身份显赫的王室成员一一孙权小老婆翟妃和儿子鲁王的墓葬，据《修川小志》称也在这镇上。至于寺观津梁方面，觉王古寺，玉宸道院、梵香庵和净妙寺，虹桥、文进桥、迎秀桥、龙潭、建兴湖、义亭埭，这些随手罗列的古迹，仅是宋元以前地方历史的一部分。有人说，在江南古镇，你随便一脚下去都能踩出一个典故，但在长安，我可担保你一脚能踩出两个。
不过话还是要说回来，古运河嘉兴段的流经方向位置虽搞清楚了，但这只是在元末概念上才可以这么说，明初运河突然改道，由崇德经塘栖直插杭州，以致长安三闸从此被废弃，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这和一个叫张士诚的家伙有关。熟悉元史的人，应该都知道发生在元末那场农民军与农民军、农民军和政府军之间的混战。这姓张的本来只是个盐贩子，江苏泰州人氏，元末天下大乱，带了手下一帮伙计乘机起事，将家乡一带占了，自称诚王，国号大周。过足了一把皇帝瘾后，野心更大，先打淮安，再攻苏州，仅隔一年后就势如破竹拿下了杭州。当时长安闸因政府连年疲于兵事，无暇维修疏浚，走起来不大顺当，显然无法满足战争中大量输送兵力物质的需求。于是一条转道塘栖直通杭城北关江涨的运河新道，花了近十年时间终于开凿而成。尽管张本人并没等到这一天的到来，《元史》、《新元史》里的人物传都证实他死于至正二十七年秋七月(1367)，为朱元璋所败后在南京自缢，而期盼中舳舻千里、风帆高扬的场面，要在他死后两年才能出现。
现在的问题是，对于当时长安镇的人民，这可算不上是个什么好消息。正是这段新开运河的通航，使小镇的历史从此被改变了。两座毗邻的古镇，此后命运也像正好挪了个位，如果用唐诗来比喻，一个是“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 在，闲坐说玄宗。”一个是“莺啼鸟语碎，日高花影重。承恩不在貌，教妾若为容。”对此《光绪唐栖志》里倒也说得老老实实：“迨元以后，河开矣，桥筑矣，市聚矣。”一举而为“生意兴隆、名流荟萃、高贤栖托”之地，雄居江南名镇之首。而长安由于地邻杭州，物产丰登，虽不至于一下就破败下去，但昔日政治军事上的重要地位，显然大受影响。尤其是那座当年显赫一时、代表小镇形象和知名度的水闸，据《修川小志》卷一介绍，“明以来无所考，盖久已废弃也”。“国朝道光二十八年五月，霉雨为灾，堰坏，里人筑以瓦石。咸丰初，复修复坏，遂废不治”。其中“遂废不治”这四个字，蕴涵着多少沧桑和无奈!繁华与衰落，热闹与沉寂，造化无常，此消彼长。夜深草草洗罢，熄灯上床，脑子里还在为这些念头所纠缠，这时邻床的鼾声，已打得比窗外运河里货轮的汽笛还要嘹亮了。
次日早上起来，雨声哗哗，街道上满是匆匆上班的人流，水气蒸腾，楼影迷离，款式各异的雨伞、雨披，间或还有一两顶竹笠杂处其中，更见古意。去文化站找建国以来当地的水利资料，车子在闪亮、略欠平整的路面缓慢行驰，一时间恍若坐船闲行。由于昨晚已作了精心准备，内心劲头十足，颇有几分已将那座虚无缥缈的古闸视为囊中物的豪气。更何况在这一过程中，还有意想不到的机缘撞上门来。还是在前述镇文化站长的办公室里，一位前来串门的地方长者，在得知我们此行的情由后，偶然讲起镇上火车站那边有座小桥，原来的名字好像叫做下闸桥。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线索，夸张一点说，几乎可用古语“踏遍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来形容了，让人精神立马为之一振，尤其当我追问另外两座时，他都作了较为肯定的回答、并表示可以给我们带路后。在驱车前往勘寻的路上，内心的兴奋之情真是难以形容。
很快，前后也不过花了半个多钟点吧，多年来悬着的那份心愿，基本上都已一一落到了实处。说来也真有点煞风景，当年小镇最宏伟最牛逼的建筑，现在已经改头换面成了三座普通的行人桥，破破烂烂的瞧不出什么奇异之处，而且就座落在我们昨天来回走过多趟的那条河上。现在民间的俗称，倒也去古不远，不过后面都加了个桥字，叫做上闸桥、中闸桥和下闸桥，以致一般的人不留心就弄不清楚了。前面的两座，一座位于长安东街，一座在今集贸市场东端。还有一座下闸桥找起来要稍微困难一些，一是它后来有个官名叫解放桥，二是位置与沪杭铁路长安线部分重叠，处于有关部门的监护范围之内，不让行人走近。本想让镇领导打个招呼，替我们通融一下，后来想想也就算了。隔着有铁路系统标识的栅栏往里望，将相机焦距调到最大系数，胡乱拍了几张，心里不免感慨万千。想起台湾诗人洛夫《边界望乡》里的诗句：“望眼镜中扩大数十倍的乡愁／乱如风中的散发”，还有：
“当距离调整到令人心跳的程度／一座远山迎面飞来／把我撞成了／严重的内伤”，以前读的时候，也没觉出有什么特别的好，此刻处于同样的时空境遇中，感受上自然就有些不一样了。
还是要扯到郭畀，说起来，这也是维系我与这座陌生小镇情感的主要因缘。在《客杭日记》里，他除了讲述自己曾在这里登岸买饭，还透露有个亲戚就住在这镇上。对于他笔下称之为“盛亲家”的那个人，当初写作《阴阳脸》一书时，就一直深怀好奇。日记里此人的名字曾出现了好多次，而且都与隐密的私人事件有关。郭除了在经济上有求于他，居杭期间跟镇江家里的通信也全由此人转交或转送。如至大元年十月初九日条下称：“盛亲家、章端甫自乡中来，寄至家书。”次日就有告贷一事发生：“盛亲家见借钞一笏。”几天后的十月十八曰：“遣小王下长安盛亲家处借钱。”同月二十五曰：“盛亲家公自长安来，同盛寿一哥及二乡人相访……盛亲家约到芳润桥午面，寿一哥同集。”最后一次记录是在此次见面的次曰：“盛亲家来，别付家书，报事体如是。”通过以上零星记录，可以看出两人的关系绝非一般。你想想，一个能开口借钱、同时还能将私人事务毫无顾忌托付的人，那是什么样的交情?何况亲家公这一称谓，有着很强的特指性，无论古代还是今天，想来都不是可以随便乱叫的。多年来，我一直想证实此人即为郭之丈人，甚至怀疑他的名字就叫盛元仁，是元初颇具名气的诗人，跟当时浙江诗坛几位大佬如戴帅初、方万里、仇仁近等都有很深的交情。《吴礼部诗话》有云：“陆秀夫抱幼主沉海，诸公作挽诗，惟盛元仁一章为冠：“紫宸黄阁共楼船，海气昏昏日月偏。平地已无行在所，丹心犹数中兴年。生投鱼腹不见水，死抱龙髯欲上天。板荡纯臣有如此，流芳青史更无前。”可见才情识见都堪称一流。现藏故宫博物馆的仇远《白书诗》长卷，当初就是写了送给他的。《至顺镇江志》卷十七载此人曾任镇江儒学学正，与顶头上司儒学教授郭景星、也即郭畀的老爸为知交，而郭本人刚巧又任过他的副手，这种亲密关系难免让人遐想，苦于找不到更有说服力的证据。但反过来说，这一假设如能得到落实，对长安镇文化遗产的整体提升贡献可谓不小。如果谁对此有疑虑，去查一查元代文学史有关此人的评价就知道了。
车子在沪杭高速公路上快速行驶，同样的江南残春，同样的烟雨迷离，不过这已经是在回去的路上了。尽管此行呆的时间不长，除去睡眠花掉的五个小时，加起来也就一天多一点吧?但由于多年纠葛的一个情结的解开，精神显得格外轻松那是不消说了。更重要的是，在那里我找到了想象中水乡小镇的感觉：质朴、庸懒、悠闲，宜人的景色和淳厚的民风。车中无事，一边翻看刚弄到手的《修川小志》打印稿，一边想着早晨在小吃摊与店主有关赚钱的那番交谈，内心感触尤深。当然，这种信息时代的安居乐业、抱朴守真，跟镇上晚清诗人邹谔诗中标榜的“云树深村里，吾家旧有庄。一圩秋稼早，半亩水莲香。凉草呼童展，新瓜供客尝。相看愁鬓影，且复醉衔觞”的世外桃源生活，毕竟有所区别。因此，相较之下，我还是更欣赏元人张昱《长安镇市次赵文伯韵》里那种勘破世相后的闲适与超然：“淹遍衣衫酒未乾，何如李白醉长安?牡丹亭院溥新露，燕子帘栊过薄寒。春晚绝无情可托，日长惟有睡相干。旧题犹在新罗扇，小字斜行不厌看。”尤其是后面这两句，怎么说呢?也许在我看来，长安小镇近两千年不同寻常的历史，恰像是一幅倪迂或盛子昭的行楷扇面，有点旧，有点残，有点寂寞隽永。你说它是纸上烟云也罢，说它是沧桑过眼也罢，想来它一定不会计较的，呵呵，“旧题犹在新罗扇，小字斜行不厌看”，张光弼说得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