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畏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白居易的这首咏史诗，也许只是发一点诗人特有的感慨，但却道出了历史研究者经常会有的某种困惑。历史的演进，偶然性的因素实在太强了，很多事如果不那么赶巧，历史也许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二战时英法残军困守敦刻尔克，如果希特勒不轻信戈林的牛皮，下令坦克继续猛攻，恐怕连英国人自己也认为，几十万英军小命休矣。德军地面部队的停顿，给了英国人喘息之机，为英国保存了几十万生力军。否则，下一步如果德军进攻英伦三岛，恐怕英国连防守的力量都没有。法国已经完了，英国再失败，美国人也未必会参战，那么，反纳粹的同盟，自然就无从谈起。二战的历史将会怎样？天知道。
同样，清朝最后一年，其实朝野上下也没有多少人看出清朝要亡。辛亥年，虽然革命党人拼命革命，精心设计的广州起义动员了全党的力量，近乎孤注一掷，结果还是一败涂地。亲自领军奋战的副领袖黄兴负伤，领袖孙中山远避美国。可是，群龙无首的武昌新军，在谁都没有料到的情况下，起哄一闹，居然大获成功。这个武昌起义，本身就是一连串偶然事件的集合。
如果不是起义爆发前几日，起义者在汉口租界试验炸弹失败，他们的据点就不会暴露。那么，新军中革命党的领袖，就不会死的死，逃的逃。即使真的策划成了起义，也跟此前多个起义一样，属于密谋家的密谋，参与者严重动员不足，劲头自然不会很大，一举成功的机会也就不大。如果不是传说据点暴露，革命党人花名册落到朝廷手里，那么，新军上下的恐慌，就不会如此厉害。道理很简单，谁也没见过花名册，谁知道那里面有谁。于是，凡是平时跟革命党人有过接触，或者看过过激宣传品的新军士兵（人数众多），难免人心惶惶。从战争心理学角度，这种恐慌，实际上等于是一场最好的战争动员――为了自保，人人有拼死的决心。当然，在1911年10月10日那个人心浮动的晚上，如果某位保皇的军官，不去多事，出头训斥躁动的士兵，这层窗户纸兴许也不会有人马上给捅破。拖上两天，士兵发现没事，也许恐慌就平息了。革命党人再想鼓动造反，就没那么容易了。即使士兵们鼓噪起来，如果此时的湖广总督，是个明白人，不是靠走裙带关系上来的瑞?，不急于逃跑，稳住阵脚，坚持两天，起义也难以成功。事情都赶到一块儿了，于是武昌起义就成功了。
历史的偶然性，使得有时历史好像密闭容器里的粒子，胡乱撞一气，谁碰上谁都没个准，但其实并不尽然。历史虽然未必像某些历史学家讲的那样，必然有规律可循，但一些大的方向，还是有的。比如敦刻尔克大撤退，如果希特勒当时不犯错误，就算纳粹席卷了全球，最终也维持不了，因为这样的极权统治，从根本上违背了人性，迟早还是会垮掉的，只是垮掉的方式和时间跟现在我们已知的不一样而已。辛亥革命也是如此，武昌起义的成功，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满清新贵的专权行为，得罪了大多数的汉人士绅，人家不再帮忙。闹事者总会有，有人帮忙，则闹不成事，没人帮，事就容易成，一成，全国响应，毁了大清，成就了武昌。
（摘自《哲理》201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