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和美食，是先后“勾引”宋柯的两个“小恶魔”，而后者，让他更加愉快。 当然，对于音乐，他仍有未竟之志。 “尝过我们店的烤鸭吗?味道怎么样?真心地说，我特别重视你们的意见。”2012年1月底，这是宋柯见到本刊记者时的第一句话。
这不免给人恍若隔世之感。过去10多年，宋柯堪称中国内地最具影响力和知名度的音乐公司老板：他一手创立麦田音乐制作公司，他的名字和高晓松、朴树、老狼、叶蓓、刀郎、李宇春们紧密联系在一起，他连续担任了几届超女评委，言辞犀利、不苟言笑……但2012年1月4日，宋柯却突然宣布辞去太合麦田CEO一职，之后不久，他的烤鸭店“朗悦府”在北京国贸CBD开张了，如今，兴致饱满地试菜，周到、热情地为前来就餐的顾客推荐美食，已成为他最大的乐趣。
宋柯对本刊记者称，是他心中的那个“小恶魔”，促成了这一让外界看来匪夷所思的转变。“小恶魔”，是他辞职后琢磨出来的一个词：每个人的潜意识里都有一个“小恶魔”，它会时不时地出来骚扰你一下，直到你到达了它勾引你去的那个地方。
虽然，这个曾经的音乐界大佬、如今的“全职烤鸭店老板”，看起来只是在“跟随心的选择”，不过，在其双面人生背后，也并不缺少现实的商业考量。
麦田里的事儿
可以说，宋柯是个不靠谱的“理工男”。
1988年从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毕业后，宋柯去美国留学了两年，不过，后来找工作时，他却觉得自己对工程师这份职业毫无兴趣，于是便“跑了”去经营珠宝生意。但宋柯说，这份工作并不是他所喜欢的，只为谋生而已：“我是一个什么都不戴的人，甚至连手表都很少戴。戒指、项链之类的东西，在我看来就是女性消费品，而我对女性消费市场完全不敏感。所以啊，没有‘小恶魔’骚扰的事情，干起来就特别无趣，后来，高晓松一拉我，我就又跑了。”
当时，音乐便是宋柯心中的那个“小恶魔”。宋柯称，在他读大学时，这个“小恶魔”就开始骚扰他了，而且，他觉得自己可以玩得转音乐：“在美国看电视或听广播的时候，我感觉会红的新歌、新人，不出3个月准红。”1996年，回到北京的宋柯，与高晓松等人一起创立了麦田音乐，并推出了第一张专辑《青春无悔》，投资二三十万元，收回约50万元。
宋柯称自己是一个特别随性的人，1996年回国创立麦田音乐时，没给自己设定过高的目标。在他看来，特别成功的人总是拥有某种“极端”的东西，比如才华、刻苦或是运气，但自己一样都不占，“我可以出一点好的音乐，多多少少影响一代人，但如果足够幸运，做的事儿又不错，能够影响两代人，这就很好了”。
或许正因为有自己坚持的东西，按照宋柯的话说：“我是这个行业可能比较少见的，既不想当经纪公司老板，也不想当演出公司老板的人。”
而上世纪90年代末，在国内唱片业不景气的大环境下，很多音乐公司的商业模式都发生了改变，它们不再靠发售唱片或出售版权赚钱，而是通过艺人的演出代理或举办演唱会盈利，而这也是相对稳妥的盈利模式，比如，2009年大热的“纵贯线”，便是一个最大限度“榨取”艺人和演唱会价值的样板。但在宋柯看来，类似的商业模式只够养活经纪团队和演出团体，不能养活源头。所谓“源头”，包括词曲作者、录音室、乐队，“如果没人愿意投资音乐本身，都只想攫取附加值，那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
宋柯说：“如果我干了十几年，最后别人说，老宋，你也就是个艺人经纪公司的老板，给艺人当助理，每天琢磨着把谁谁捧红一点，多攒一些商业演出和广告代言费，我觉得，这完全不符合我的理想。”但也正因为如此，虽然推出的几张专辑都卖得不错，但麦田音乐在商业上并不成功，1999年甚至面临巨额亏损。
2000年，在最困难的时期，麦田选择了与华纳唱片合作，诞生了华纳麦田，宋柯出任华纳唱片中国公司的常务副总经理和制作总监。宋柯的考虑是，在当时的市场环境下，独立唱片公司生存空间太窄，如果操盘几个人的小公司，一年做一两个专辑，虽然不费劲，但也没发展空间。
宋柯对自己“华纳之旅”的总结是，“虽然利益上的获益不大，但经验上受益匪浅”。2000年前的麦田只有几个艺人几首歌的版权，根本不能称之为系统，但华纳当时拥有的版权已经近万，并且每年还要承接大量海外艺人的宣传和推广，对于宋柯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的机会，“实际上，太合麦田今天的版权管理理念，都来自华纳”。
但宋柯同时强调：“华纳带给我们的，只是传统唱片公司的运作体系，而从2003年开始，我已经注意到它有些做法不太适应互联网时代了。”宋柯称，当时传统唱片公司仅仅把互联网归类为新媒体，给它们和传统电视台、电台一样的待遇，“在我看来，互联网绝对不止是新媒体，至少也是‘新媒体+新销售渠道”’。
宋柯觉得还是必须“自己出去做”。2004年，华纳和麦田的合约到期，宋柯与认可其思路的太合传媒合作，组建了太合麦田。宋柯当时的想法是，太合麦田不应该追求签下多少个艺人和做多少歌曲，而应着力在数字音乐领域有所发展。2004年，在刀郎如日中天之时，太合麦田买下了他几部作品在无线通信和互联网领域的版权，随之而来的几千万次的累计下载，给它带来了2000多万元的收入。
不愉快的感觉
那么，过去10多年，追随心中的音乐“小恶魔”，最后让宋柯收获了满足吗?宋柯的回答是：“我感觉很不愉快，一旦做上它就不愉快了，因为，音乐行业在中国天生就是畸形的产业，从腿、脚到大脑都有毛病，这意味着，你必须克服很多困难。”
在宋柯看来，娱乐业无非就是四大块儿：电影、电视、游戏和音乐。对于音乐之外的三个产业，宋柯表示很羡慕：首先，不论电影、电视还是游戏，都一直在积极升级产品的内容和品质，比如，电影业有IMAX和3D，电视有高清，游戏业早就开发出了“网络游戏”的商业模式；其次，这三个产业的维权意识都很强，有人振臂一呼，大家就纷纷抱团打击盗版。
而让宋柯痛心的是：“只有音乐，转来转去，最终都变成MP3了，它甚至还没有卡带清楚，我自己都不愿意在网上听，你还怎么指望大家花钱去买歌听呢?而且，音乐内容商们自身的维权意识也太差了。”在他看来，问题的根源在于，其它娱乐业的内容提供商得到的“分成比例”一定都超过四成，因此才有动力去维权和做产品升级，而音乐业的分成比例过低，这让很多老板觉得，还不如“踏踏实实”地做演出和艺人经纪。
宋柯估算称，2011年，中国内地由音乐版权直接产生的收益高达300亿元人民币，其中还不包括演唱会、卡拉OK等“非直接收益”，但内容提供商们只分到了5亿多元。
在宋柯看来，这是极不合理的。“比如百度，它的大部分音乐应该是购买版权了，但我觉得，分成的比例是不对的。你不能说，只有MP3直接产生的收入才能算版权收益，毕竟，收听音乐是要产生大量流量的，互联网公司还可以直接把流量当成商品 来挣钱。所以，现在唱片公司拿到所谓的‘版权费’，根本体现不出版权的价值，实际上就一个封口费，人家说孩子你们别闹了，不闹还能多给点，你要再闹，一点都拿不到。”
而“彩铃”这个曾经的数字音乐金矿，同样如此。太合麦田最初与中国移动、SP(增值业务提供商)合作，中国移动分成15％，SP和太合麦田各分成42.5％。这看上去是一个很高的分成比例，但宋柯发现sP拿得太多了：“它们就干两件事儿，一个是产品集成，一个是营销推广。所谓产品集成，就是把一首3分钟的歌改成45秒或者40秒，这还用你做吗?我干得比你专业；至于营销推广，很多也是借助移动和我们的资源。其实这也罢了，关键是，具体收入多少，它还瞒着你，我们所谓的分成42.5％，我估计实际只能拿到12％左右。”
后来，宋柯决定把SP踢出局，和中国移动五五分成，但最后的结果依然和他想象的不一样：“比例是对的，但到底哪块收入算入比例，这不是我们定的，而是移动定的，最后，我们实际得到的收入依然不成比例。”
在宋柯看来，这就是中国音乐业面临的无奈现实，虽然国内版权环境近年来有所好转，但音乐内容商们却几乎没有定价权。用宋柯的话说，这个行业内的内容商太散、太小，既没有张艺谋这么强势的导演，也没有一家名气和市场份额都够大的企业，而它们面对的渠道商，每一个对它们而言都是巨无霸。“比如说李宇春，我们与对方合作时，坚持要求提高分成比例，否则就不提供李宇春的音乐。但问题在于，内地华语乐坛有那么多艺人，而且分布在几十家不同的公司，对方分分钟就可以把你的艺人和歌手换了，去找别人了。”
宋柯称，改变音乐内容商艰难处境的唯一方法，便是大家联合起来，成立行业联盟。事实上，早在6年前，宋柯便开始做这样的尝试，呼吁成立一个联盟，先把版权集中到一起，一致对外争取到一个比较高的内容分成比例，“只要钱先到了咱们这儿，接下来的事情就好办多了，哪怕咱们自己再关起门来吵，不就是钱怎么分嘛?”
但这事儿最终没办成。对于其中的原因，宋柯不愿意细说，仅称，“可能是自己的影响力不够，而且大家并不齐心”。不过，宋柯直言：“国内音乐业落到今天的境地，我也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活该!”
另一个诱惑
在乐坛耕耘多年，理想和现实之间的不断碰撞，让宋柯觉得很累。
宋柯称，自己多年来一直在一线打拼，几乎没能真正静下心来思考，而“不退下来，就很难想得那么透彻和清晰”。其实，早在2010年，宋柯就萌生了辞职的想法，但当时太合麦田的很多艺人的合约还没有到期，为了保持人心稳定，宋柯坚持到了2011年，此时，大部分艺人的合约都已到期了，而麦田也明确了“不再签约艺人、只签约版权”的战略，因此，宋柯觉得“退下来”事儿水到渠成了，并于2012年1月初正式辞职。当然，他依然还是太合麦田的股东和董事会成员。
也就是在宋柯筹划“退下来”期间，潜伏在他心中的另一个“小恶魔”――美食，开始不时地出来勾引他一下。
宋柯称，有时候，他去某个饭店“吃美了”，就会琢磨着如果自己开家饭馆多好，而且宋柯认为自己对美食的判断力完全不输音乐，“我长了个大众胃口，经常会发现，一个餐厅虽然没什么人流但我觉得菜不错，下次再去时这餐厅必然火了”。
事实上，早在2002年，宋柯就已经在餐饮业牛刀小试。当时宋柯在华纳的一个同事开了一间名叫“幸福花园”的小酒吧，走美国乡村路线――店主带牛仔帽，穿牛仔靴，酒吧只放美国乡村音乐，提供汉堡和薯条，用宋柯的话形容就是“难听又难吃”。宋柯入股后，对这个小酒吧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第一，丰富音乐的类型；第二，提供“标准化”的中餐，每天就六菜一汤，写在小黑板上。结果，“酒吧火得不行”，一度成了圈内人知名的聚会场所。
可惜的是，这个酒吧后来因为拆迁而关闭，但这段经历让宋柯很有成就感，他表示，转行卖烤鸭并不是一时冲动的想法，“这些年，我真正被‘小恶魔’撺掇想做的事情，除了音乐就只有餐饮了。”
辞职后，宋柯终于可以全力实践筹划已久的“美食”计划了。
而选择做“烤鸭”，则兼顾了宋柯的“感性”和“理性”的考量。宋柯称，2011年3月，他和朋友在北京朝阳门外大街的果果烤鸭吃饭“吃美了”，那时便琢磨着自己开一家餐厅，既能作为一份事业经营，也能给自己的朋友提供一个请客聚会的好场所。并且，宋柯从其多年的“美食体验”总结出一条北京餐饮业的规律，“不管是川菜、湘菜还是其它什么菜系，都火不过两三年，在北京，真正不败的美食只有两个，涮羊肉和烤鸭。”
不久之后，宋柯便收购了果果烤鸭，不过，果果只算是家“夫妻店”，虽然老板和老板娘都是非常有经验和能力的师傅，但毕竟地方太小，因此，他把果果烤鸭定位成为旗下的一个中档品牌，他还需要另外开一家心目中理想的烤鸭店，一家用于商务宴请和朋友聚会的高档私房菜馆。
而通过在果果烤鸭周边的调研，宋柯发现很多他在投资界的朋友和合作过的律师、会计事务所都在这一带办公，而周边对应他们这个消费档次的餐厅和包房数量并不够。最终，宋柯把新餐厅的地点敲定紧邻东三环的北京财富中心，名字叫作“朗悦府”。
烤鸭和音乐
宋柯要开烤鸭店，外界的直观印象是，他的名气和人脉可以给他带来大量的客源和人气，但宋柯称自己对此想得很清楚。
他告诫自己说，千万别把娱乐圈里的人脉当成开店的基础人群，那最多只是锦上添花，“我们还是要把周边的客户伺候好，娱乐圈的朋友都很时髦，他们爱吃最新、最时髦的东西，很难成为你的老客户。当然，他们能来捧场是好事，有些人还必须埋单，因为我帮过他们，但我不会在饭店里贴什么明星照片，我不认为这是给娱乐圈提供餐饮服务的店。”
宋柯坦言，自己开烤鸭店介于“玩票”和“做大”之间：“我现在想的就是，把我这个店做好，不能先把自己的牌子给砸了。其实，很多地区都有人邀请我去开连锁店，甚至还包括多伦多。但我和我的班子成员说，现在千万别想搞连锁店，先踏踏实实自己干几年，特别是果果的那对夫妻师傅，至少这两年先在店里做下去，等找到非常靠谱的师傅以后，再考虑出去开店，否则，开连锁店也是找死。”
对于“朗悦府”的经营，宋柯希望主打“私房”概念。他称，朗悦府的菜单和酒单都是自己、亲戚和朋友推荐甚至亲自做过的，比如，宋柯觉得他三姐做的肉皮冻特别好吃，就把它推荐到了菜单上。而在朗悦府正式运营后，宋柯还计划着发挥自己的特长――客人可以一边在包房里观看烤鸭烤制过程的“现场直播”，一边欣赏老宋亲自推荐的歌曲。
当然，宋柯希望，这家餐厅最终还是以食物质量、安全、健康、可口性以及合理的价位，吸引周边的客源。宋柯戏称，自己现在已经在尝试做“全产业链”了：朗悦府的食材，除了采购的以外，宋柯还在北京东四环附近承包了一块地，就近种一些应季的菜，除了供应厨房，也可以作为礼物送给核心客户。
起码到目前为止，宋柯觉得，做餐饮比做音乐愉快：“同样是产品，我做的烤鸭如果做得好吃，客户当时就给钱，我马上就能收到货款的100％，甚至还有客人夸奖我。保证食品材质的情况下，理论上，朗悦府可以做到50％的毛利率，而我做唱片时，税后毛利率只有10％。而且，我现在做采购，面对上游时还是强势的一方，这也让我很愉快。”他也乐得在店里事必躬亲，宋柯称自己现在已经是以店为家，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管理饭店和试菜，人已经瘦了十几斤了。
当然，宋柯并没有和音乐绝缘。他的确说过“唱片已死”，但宋柯称，他的话被外界断章取义得厉害，因为后面其实还有四个字：“音乐永生。”
有关音乐，目前，除了太合麦田股东和董事的身份外，宋柯还在继续推进一件6年未竟之事――组建音乐内容商联盟。他透露，一个名叫“唱片工业委员会”的、真正的内容商联盟即将成立，挂靠在中国音像协会下面，他本人将出任常务副理事长，“虽然我已经退下来，但还是会多跑一些和行业有关系的事情。这个事儿我跑得比较多，当然，就是免费打工。目前，华语乐坛很多主流的公司都已经加入进来了，我觉得大家能够坐下来一起谈谈中国音乐面对的问题，即使短期内不能达成一致，那也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