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之渊源的问题是汉魏六朝赋学批评中的一个重要论题，赋的产生与《诗》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赋之产生究竟是作为创作技法的《诗》六义之赋的自然延伸还是赋《诗》言志行为的文本化所致?这个问题从刘向到班固、左思最终到刘勰先后经历了一个从学术到功利、从清晰到混沌的发展过程。
一、刘向与西汉赋之渊源的认识
注重汉赋的讽谏特性，并将这种讽谏特性的生成上溯到《诗》经“主文而谲谏”的特征是汉代赋学批评的主导意见。本于刘向《七略》的《汉书?艺文志?诗赋略》曰：
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感物造?，材知深美，可与图事，故可以为大夫也。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也。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成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是以扬予悔之，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则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
这段话描述了汉赋从《诗》中生成的过程。春秋之前，周旋于诸侯国之间的大夫，必须具备的才能之一就是“登高能赋”，其具体表现形态就是“不歌而诵”，因此赋在这里是一种行为，那么赋的行为对象又是什么呢?就是“必称《诗》以谕其志”中所谓的《诗》。而赋《诗》言志的目的则是“别贤不肖而观盛衰”，《左传》襄公二十七年：“郑伯享赵孟于垂陇，子展、子西、子大叔，二子石从。赵孟曰：‘七子从君，以宠武也，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孔子对《诗》的强调和春秋赋《诗》言志所强调的侧重点是一致的，都是强调《诗》的现实功用而非写作技巧。尽管在赋《诗》过程中“往往断章取义，随心所欲，即景生情，没有定准。”尽管“春秋时的赋诗虽然有时也有献诗之义，……但外交赋诗却都非自作，只是借诗言志。”进一步说，即使是“‘献诗陈志’，亦非陈述己志，而是公卿列士按照其职务要求向天子陈献宗族的或封国的社会情绪和政治情感，当然也包括民间的风俗与情感，供天子行政参考。尽管这种陈献中也可能有献诗者个人的情绪与情感纠缠其中，然而它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其职务行为却是肯定的。”显然赋《诗》行为并不是对《诗》的创作，因此赋《诗》言志的主要意义在于其称引《诗》时意义的无限阐释，且阐释本身并没有抛弃对《诗》句的依赖；又因为它发生在诸侯国之间的外交时，所以其阐释原则具有鲜明的政治性。
春秋之后，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因此，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问题一，贤人作赋是对《诗》句在文本中的直接引用还是另作新词?问题二，作为贤人失志之赋作的代表人物孙、屈，他们赋作“咸有侧隐古《诗》之义”中的“义”是指赋《诗》言志意义上的“义”还是作《诗》言志意义上的“义”?
关于贤人作赋是直接引诗还是另作新词，刘向并没有交代，后来刘勰对这个问题做出了补充说明。从《诗赋略》的论述逻辑来看，刘向的意见是孙、屈赋作中的“义”当是赋《诗》言志意义上的“义”。赋《诗》言志主要不在《诗》句的意义而是其赋的过程所衍生的意义，这个意义由于关系国家的实际利益从而具有强烈的政治讽谕色彩。失志贤人曾是学《诗》之士，学《诗》之士对于《诗》意义的强调是在它的政治讽谕功能上，而非它的写作技巧。那么当这样的一个创作主体来进行赋的创作时，很显然赋《诗》言志对于政治讽谕意义的追寻必然影响到贤人作赋时意义赋予的角度，当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时，贤人对于政治意义的追寻就无法体现在实际的行动中，“失志而赋作”实际上是志不能付诸赋诗的行动转而诉求于文本表达的一种妥协，显然妥协的只是表达方式而非意义内容，因此，贤人失志而赋作就在这个意义上与赋《诗》言志的行为联系了起来，贤人作赋是赋《诗》言志而不能的无奈选择。因此，赋的产生从形式讲是志之表达方式的改变；而从内容上讲，贤人所关注的内容仍然是赋《诗》主体公卿大夫们称《诗》以谕的“志”；从创作手法上讲，承袭的是赋《诗》行为中的表达技巧而非《诗》文本的创作经验。因此，从赋《诗》言志行为中发展而来的赋就继承了春秋卿大夫交接邻国时，通过辞令以实现言说目的的创作精神，汉大赋“劝百讽一”的创作模式正是这种意图在大一统政治格局中的艰难表达。司马迁、司马相如、枚皋、扬雄等人对赋作政治讽喻意义的强调与刘向的这一观点构成了一种相互呼应的关系，西汉士人对赋“义”认识内在的一致性，构成了与班固赋论迥然不同的赋学风貌。
二、班固对赋之渊源的重新阐释
汉赋批评对讽喻精神的强调，到了班固这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班固的辞赋观念主要是强调赋华丽的文辞和颂上的行为。
首先表现为班固对屈赋的批评：“今若屈原，露才扬己，……多称昆仑、冥婚宓妃虚无之语，皆非法度之政，经义所载。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然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刘向、扬雄，骋极文辞，好而悲之，自谓不能及也。虽非明智之器，可谓妙才者也。”班固对屈原的批评和对其文辞的欣赏足以说明班固对待赋的观点。《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中对屈、宋之不同的辨析，以及司马迁对屈原赞赏的角度，都意在说明屈原从容辞令的行为内涵着传统士人对道的坚守和对势的劝戒，至于其文辞的欣赏则是从属于这一精神前提的。而班固批评了屈原从容辞令的行为，尤其是对屈原“数责怀王”的不满，这和班固生活的时代士人与政权之间密切合作的关系有关。出身于太学生的光武帝非常注重协调与士人的关系，其“未及下车，先访儒士”的行为足以让刚从战争中摆脱出来的士人欣喜不已。明帝、章帝同样如此，“及肃宗雅好文章，(班)固愈得幸，数人读书禁中，或连日继夜。”统治者与士人之间的合欢关系，使班固对王朝统治者充满了无限的好感，因此，班固对屈原的批评未尝不折射着自身对帝王优待士人的感激之情和知遇之恩。在大一统的背景下，士人与帝王之间的这种感情使得士人所代表的道甘愿臣服于势的统治而失去自身与势平等对话的精神操守。这和先秦士人与君主之间的关系迥异，屈原虽然忠于怀王，但其忠贞无私，直言极谏的个性却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志，也即士人所坚守的道。
另一方面，班固对屈原文辞的肯定来自于，宋玉、枚乘、司马相如等人的作赋实践。虽然他们的行为还内含着“劝百讽一”的动机，但这种动机在班固那里却被忽视了，他所理解的辞赋的作用已经完全没有了讽喻之意。
或日：“赋者，古《诗》之流也。”昔成、康没而颂声寝，王泽竭而诗不作。大汉初定，日不暇 给。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是以众庶悦豫，福应尤盛。《白麟》、《赤雁》、《芝房》、《宝鼎》之歌。荐于郊庙。神雀、五凤、甘露、黄龙之瑞，以为年纪。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大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
班固虽然在《汉书?艺文志》中保存了刘向对赋之起源的论断，但是班固并不认同刘向赋本于赋《诗》行为的论断。班固所理解的赋是古《诗》之流，那么赋的功能便自然从属于《诗》颂盛世的功能。基于这样的理解，班固认为武宣之世崇礼官的行为是盛世王朝王泽流衍的表现。在这个前提下，班固将西汉时期司马相如、董仲舒等人的赋作行为都纳入到这种对王泽流衍的歌颂范畴中，而全然无视这些赋作中的讽谏特性。按照班固的这个逻辑，赋之作是对“王泽竭而诗不作”的回应，是接续《诗》而对汉王朝王泽流衍的歌颂，班固的这个逻辑到此还只停留在对汉赋兴起原因的表层叙述上。接着他将上述逻辑的落脚点归结到：“作《两都赋》，以极众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以此来批驳“陋洛室之议”。显然班固所说的“王泽竭而诗不作”只是为下文歌颂汉王朝王泽流衍提供的一个托辞，这才是他真正的目的。
从《两都赋?序》的内部逻辑来看，班固通过叙述这样一个赋之歌颂的传统，其目的是通过这样一个逻辑推理来说明自己对东汉王朝盛世景象进行歌颂的必要性、合理性。出于对自己歌颂刘氏王朝的需要，班固对赋本身讽谏特性公然忽视的背后动力是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被帝王所欣赏的无尽感恩。东汉王朝统治者的儒者身份拉近了自身与士人之间的关系，士人对这个中兴的王朝充满了期望。就班固个人来说，受到章帝的器重也是其不遗余力地歌颂东汉王朝的重要原因。正是与大一统政权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使得班固对这个中兴的王朝充满了无尽的感激，因此，面对西土耆老试图说王西迁都城时，他站在刘氏王室的立场上，对此做出了坚决地反对，并对东都洛阳进行了热情洋溢的歌颂。为此，他不惜违背赋学发展的实际状况，为了自己歌颂王朝的需要而片面地将《诗》颂王泽与赋之起源联系起来。这就将刘向的赋源于赋《诗》言志的行为转而接续到作《诗》言志的创作技巧上，从而消解了文章内蕴的辞令精神。这在根本上改变了赋之讽谏特性的学理论述逻辑，为后来关于赋学源流的无尽争讼埋下了非学术的因素。
班固将赋之源起从赋《诗》言志转变为作《诗》言志，就为后来赋与《诗》六义之“赋”联系起来提供了理论支持。马积高认为刘、班赋论的共同特点是他们认为“诗、赋之体有变，其抒情言志的社会作用则同，但都没有把赋与诗的六义之一的‘赋’联系起来”。实际上班固虽然说到“抒下情而通讽谕”，但是从他的整个赋论动机来看，他主要强调的是赋的歌颂功能，即“宣上德而尽忠孝”。他虽然没有明确地把赋之起源与六义之“赋”联系起来，但是他把赋在汉代的运用等同是《诗》颂王泽的功能，这就在根本上将赋与《诗》之作而非《诗》之用联系了起来，这个联系就为后来的赋论埋下了讽谏与宣上德之间的矛盾。
三、魏晋赋之渊源的论争与调和
到了左思这里赋与《诗》之六义之“赋”就完全联系起来了。《三都赋?序》：“盖《诗》有六义焉，其二曰赋。……班固曰：‘赋者，古《诗》之流也，’先王采焉以观土风。”左思直接将赋看作是《诗》，是为观土风而采的直接对象。他推崇的是“绿竹猗猗”与卫地淇奥的真实对应，这种真实的对应是先王观风的一个重要前提，而《诗》与现实的对应也是其意义生成的价值所在，作为《诗》之流的赋，也理应承担起这种神圣的责任，然而相如《上林》、扬雄《甘泉》、班固《两都》、张衡《西京》等赋则是：“假称珍怪，以为润色。……考之果木，则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则出非其所。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征。……而论者莫不诋讦其研精，作者大氐举为宪章。”啾《序》文中可以看出左思对汉赋过分夸饰的不满，不满的原因是夸饰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内容的实指而偏向于单纯地炫才，特别是在张衡以后，夸饰的问题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了赋的接受，“《二京赋》，博物之书也，世人忽略，少有其师，可求能读者从受之。”为了给大赋的创作寻求新的出路，左思的思考是赋应当像《诗》一样征实：
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长者，莫非其旧。何则?发言为诗者，咏其所志也；升高能赋者，颂其所见也；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匪本匪实，览者奚信?
因此，左思在为赋的征实寻找理论依据时，采风以观的《诗》就进入到了他的理论视野，根据这样一个现实的需要，他对赋之起源的描述就遥继了班固的说法，将赋之最初的生成环境由赋《诗》言志说成了作《诗》言志，因此，在赋《诗》言志特征下的赋的讽谏特性，也在作《诗》言志的赋之渊源的理论话语范畴中黯然消退，赋的特点也由讽谏转而为征实，这就是左思对这一理论改造的结果。
左思在这一指导思想下创作的《三都赋》在最初并没有受到时人的认可，真正致使出现洛阳纸贵局面的是皇甫谧：“思乃询求于皇甫谧，谧见之嗟叹，遂为作叙。于是先相非贰者莫不敛衽赞述焉。”皇甫谧之所以对左思褒奖有加是因为两人的赋学思想一致，甚至，在赋体同于《诗》六义之赋这个问题上，皇甫谧比左思表达的更为彻底，他在解释班固“赋者，古诗之流也”时认为：“诗人之作，杂有赋体。”这就从根本上把《诗》写作的技法之赋改成了文体之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也认为《诗》的“礼仪之旨，须事以明之。故有赋焉。”这实际上也是对“赋者，古诗之流也”的另一种探究式解释，也就是将《诗》六义之赋的文辞通过壮大扩张而构成一种独立文体的文本形态。以上诸种解释在《文心雕龙》中得到了折衷的表达。
刘勰论赋之起源实际上综合了刘向和班固两种不同的说法，但在综合之中，可以看出刘勰实际上倾向于赋源于赋《诗》言志的行为，而非直接从《诗》六义之赋上发展而来。
诗有六义，其二日赋。……昔邵公称公卿献诗，师箴赋。传云：登高能赋，可为大夫。诗序则同义，传说则异体。总其归途，实相枝干。刘向云明不歌而颂，班固称古诗之流也。
他既承认了赋与《诗》六义之“赋”的关系，也谈到了赋《诗》言志的行为，又试图综合这种两种说法：“诗序则同义，传说则异体，总其归涂，实相枝干。”范文澜注云：“《诗》、《序》同义，谓赋与比兴并列于六义；传说异体，谓《周语》以赋与诗箴谏，《毛传》以赋与誓说诔别称，有似乎自成一体也。然要其归，皆赋诗陈事，非有大殊异，故曰实相枝干。”从这种带着调和意味的语气中，可以看出刘勰已充分意识到这两种不同赋之渊源的内在矛盾，他希望调和两者。但他自觉不自觉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至如郑庄之赋《大隧》，士蔫之赋《狐裘》，结言短韵，词自己作，虽和赋体，明而未融。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然则赋也者，受命于诗人，而拓宇于《楚辞》也。”刘向从卿大夫交接邻国赋《诗》言志直接过度到贤人失志而赋作，这中间从行为到文本的转变是怎样发生的，“赋作”的意思是将赋《诗》言志的行为用文字描述出来，还是抛弃对《诗》句的依赖重新组织语言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情志?这个问题刘向并没有交代清楚，因此刘勰补充了郑庄、士为之赋，这对揭示赋之起源来说，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左》隐元年《传》：“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波?。’”《正义》：“赋诗谓自作诗也。中融外?，各自为韵，盖所赋之诗有此辞，《传》略而言之。”又《僖》五年《传》：“士为退而赋曰‘狐裘龙茸，一国三公，吾谁适从!’”杜注：“士为自作诗也。”
其中，赋诗言志的行为还在，但所赋的内容已经脱离了对《诗》句的依赖，刘勰所谓“阋自己作”准确地把握了从赋《诗》言志的行为到赋文本转变的关键环节，也在刘向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描述了赋之发生主要是赋《诗》言志行为的文本化过程，而非是作《诗》之技法的赋的延伸。
如果刘勰鲜明地表达出自己的意见的话，那么赋之渊源的争论本可就此结束，但是刘勰对汉魏流行的赋源于《诗》六义之赋观点的妥协，使得这个问题陷入到更深的迷障之中，后之论赋的起源再也没有心力去辨析，这桩学术公案也因此一直没完没了地争论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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