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性情再温和也有发脾气愤怒的时候。“气”来了必须发泄，最愤怒的时候不管不顾，“粗口”就忍不住地冲口而出了，所以有两句话“饥不择食，怒不择言”。不论是稳重的高官还是文雅的姑娘，恐怕难得有人敢说自己一辈子没有“骂过人”，没有骂过“不文雅”的话。骂得少我相信，“从来不骂”就是成心哄人。除非这个世界一点矛盾也没有。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1988年8月在烟台曾作了一首诗《饮酒歌》，最后几句是痛骂腐败：“量小非君子，醉昏才算仙。滚他妈的蛋，为政在清廉。”(《半月谈网》2011年9月13日)对腐败这种“混账行为”，似乎也只有这样痛骂才解恨解气吧!著名画家黄永玉2002年10月在北京的中国现代文学馆进行演讲，谈到“文革”中自己被抄家，视若宝贝的“《水浒传》叶子”被抄家者抢走，他忍不住就骂了一句“陈老莲的《水浒传》叶子被那些狗日抄家的混蛋发了洋财”。(《在文学馆听讲座》228页，华艺出版社2003年9月版)“文学馆”是何等高雅何等“文学”的圣殿，聚集于此的都是艺术家、作家，想来一个个都是温文尔雅客客气气，但“狗日”的咒骂声照样在这美丽的大厅里震荡了一下。黄先生肯定是太气愤了，所以那些“下流”的抄家者只配这等“下流的粗口”。我有时不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猜测伟大的李白、杜甫、鲁迅。以及写出了《雨巷》和《再别康桥》那样优雅诗篇的戴望舒、徐志摩等人肯定也破口大骂过什么人――当然不是他们诗意大发、风度翩翩的时候，而是他们遇到真正“混账王八蛋”的时候。
人在最气愤的时候为什么以“粗口”表达，而且这些“粗口”为什么经常要出现性，尤其是女性，如妈、姐、妹等等，这大概是人类“野蛮”状态一个至今难消的“遗传”。虽然，越是到“高级”的场合，比如“中国现代文学馆”和联合国安理会那样的地方，“粗口”越来越少，但谁也不敢担保一句都听不见。国与国之间发生了天大的矛盾，互相递送的外交照会最气愤的充其量就是一句“我们表示最强烈的抗议”。但发生在田野村庄工厂车间和大街小巷的那些“民间冲突”，一开头往往就是“我×你妈”、“你妈卖×”之类，其激烈、粗野和“生动”，远非那些“文质彬彬”的外交照会所能相比。我年轻时候当过农民也当过工人，我太熟悉那些“冲突”了。现在好像听得少些，也许因为环境不同，身份有异。不过我也只能说是“少”，不能说没有。“男儿(女儿)有骂不轻开，只因未到愤怒时”。
是不是“咱们粗口有力量”，非如此不足以表达?比如你突然无缘无故扇我一耳光，我气不过打不过，只好赠一句“我×你妈”，以示还击。也许有的绅士他会告诉你这样回应属于“不文明”，应该向法院起诉。只是绅士倡导的这种做法，必须在文明程度都高、大家的法治意识都强、行政机关都廉洁高效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否则也不好责怪咱“以暴易暴”，或“以粗易暴”。
“粗口”的多少，实在也是衡量社会或个人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粗口的数量与文明程度的高低应该有一个反比例关系。不妨为此设立一个数学公式，假设以w代表文明程度的高低，c为任意一年之内的粗口总数，则公式可为：w=1÷c
根据这一公式(侯氏定律?)计算，如果某人某一年内只说了一句粗口，则此人这一年的文明程度W算下来等于1；如果说了10句，W等于0.1。余类推。
不过我马上要“强调指出”，由于初等数学里有一条大原则，0不能做除数，所以对这个“公式”自然有一个限制，即c不能为0。然而这又带来一个问题，不论理论上还是实际当中，有些人一年之内是完全可以做到任何粗口都不说的，即c可以为0。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便是对这公式加一个说明：当c为O(即没爆粗口)的时候，不再引用此公式计算，直接得出w等于“最大”(无穷大)，即“无比文明”。
或许有高手能在初等数学的范畴内设计出一个更完善的公式来，不涉及高等数学，小学生也能懂。毕竟杂文界里出身文科的多理科的少，拜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