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罗生门》和《橘子》是日本近现代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名著。《罗生门》剖析了人性的利己主义，小说总体基调阴郁、颓败。《橘子》则是通过作者偶遇的一件小事，描写了夕阳下温暖的亲情。看似风格迥异的两部作品，却隐藏着惊人相似的文本结构。两部作品都可以划分成隐喻的开头、主人公面临的困境、偶遇事件带来的转机、暗示将来的结尾等四个部分。在《罗生门》和《橘子》相似的文本结构下，隐藏着芥川独特的创作手法以及对人性的剖析。
关键词：罗生门 橘子 隐喻 偶遇 暗示
芥川龙之介是日本新思潮派的代表作家，在日本乃至全球都享有很高的声誉。芥川龙之介去世后以其名字命名的“芥川文学奖”成为日本最具权威的纯文学奖。芥川龙之介堪称日本乃至世界短篇小说大师，短暂的一生中创作了短篇小说一百四十八篇，珠玉之篇俯首皆是，显示了作者纯熟精巧的创作技巧。发表于大正四年（1915年）的《罗生门》①是芥川龙之介的准处女作。小说剖析了人性的利己主义，对这一主题的探讨贯穿了芥川的创作生涯，而小说中表现出来的阴郁、颓败也成为芥川文学的一大基调。大正八年发表的《橘子》②，则是通过作者偶遇的一件小事，描写了夕阳下温暖的亲情，可以说是整体阴郁的芥川文学中的一抹亮色。貌似风格迥异的两部作品，细读之下，却发现有着惊人相似的文本结构，耐人寻味。本文拟从隐喻的开头、主人公面临的困境、偶遇事件带来的转机、暗示将来的结尾等四个方面进行对比分析，探讨两部作品的文本结构、暗藏在文本背后的深层寓意以及芥川小说的创作技巧。
一、隐喻的开头
“某日黄昏。一个仆人至罗生门下避雨。”小说《罗生门》以两个短句自成一段引出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再看《橘子》的开头：“一个阴沉沉的冬日黄昏，我坐在由横须贺始发北上的二等客车的一角，呆呆地等着开车的笛声。”两部作品中故事的发生时间都是黄昏，一个正值雨天，一个是阴沉沉的天气。而且两个故事发生的季节也很相似。《橘子》的故事显然发生在冬季，而小说《罗生门》中虽然没有直接说明季节，但是通过小说中的描写可以大略推断。“粗大的门柱朱漆斑驳，柱上趴着一只蟋蟀。”众所周知，蟋蟀为一年一生，成虫见于夏、秋两季。结合小说中的另外一处描写：“晚间寒冷的京都，已经是围聚火盆的季节”，我们可以推断《罗生门》的故事应该发生在晚秋。晚秋、黄昏、阴雨天和冬日、黄昏、阴沉沉的天气这两组意象，看似只是纯粹的客观描写，但是分明带有某种弦外之音。实际上这两组意象都构成了一个相同的隐喻，那就是主人公的阴郁心情。《罗生门》中被侍奉多年的主人扫地出门的仆人，在罗生门下避雨时的心情恰如阴云般沉重、黯淡。晚秋的阴雨黄昏，正好烘托了仆人此时此刻的困顿心境，同时也奠定了整部作品的基调。在芥川准处女作《罗生门》中出现的阴雨、黄昏等意象，以后频繁地出现在芥川的其他作品中，成为理解芥川文学的一把钥匙。在《罗生门》问世四年后发表的《橘子》中，黄昏意象再次登场，只不过季节从晚秋变成了冬季。冬日黄昏下的主人公“我”，虽然不像《罗生门》中的仆人那样“穷途末路”，但是“我脑子里有一种难以名状的疲劳和倦怠，犹如雪前的天空般阴沉”。因此，阴沉冬日的黄昏这一场景的设定，恰如其分地烘托了主人公“我”的心情，同时也为小说的结尾埋下了伏笔。
以黄昏、阴雨天等隐喻开篇，奠定小说的基调，暗示小说故事的发展，是芥川惯用的创作手法。黄昏是日本文学中一种常见的意象，常用于烘染凄凉的气氛。芥川在诸多小说中运用了黄昏意象，形成了一系列“以黄昏开始的故事”，除了《罗生门》和《橘子》之外，比较典型的还有《尾生之信》《黄粱梦》《杜子春》《一个傻瓜的一生》等小说。此外，芥川还经常以阴雨天开篇，构筑小说萧瑟的意境。除了《罗生门》和《橘子》之外，比较典型的有小说《魔术》《阿律和孩子们》《阿富的贞操》等。
二、主人公面临的困境
通过对小说文本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罗生门》和《橘子》中的主人公都面临着无法自我解决的困境。两篇小说都是首先通过对小说主人公身边环境的描写，利用烘托的手法，来暗示主人公面临的困境。众所周知，小说《罗生门》取材于《今昔物语集》第二十九卷《本朝?恶行》中的《盗人登罗城门上见死人的故事》。在原典故事的描述中，罗生门前的朱雀大路上人来人往，热闹喧嚣。而芥川描写的景象与原典截然相反：“宽阔的罗生门下，仆人孤零零地伫立着。粗大的门柱朱漆斑驳，柱上趴着一只蟋蟀。……可罗生门下唯有仆人。”而且白天无数盘旋在空中的乌鸦此刻也不见踪影，“只是在那崩塌的、间隙里长满青草的石阶上，白点斑驳地粘着许多乌鸦的粪便。”形单影只的蟋蟀、踪迹全无的乌鸦、斑驳的乌鸦粪便，这些都暗合了黄昏下罗生门的孤寂，也烘托了仆人孤独无助的心情，暗示了仆人面临着无法解脱的困境。《罗生门》中的仆人“若是平常，他该回到主人家中。可是现在，四五天前已被主人扫地出门”，所以可以说“困顿雨中的仆人无处投身，穷途末路”。仆人新近丧失了生计，正苦于何以谋生。仆人思虑如果不做强盗，那么最终可能会冻饿而死。但是对于自己将要沦为强盗，仆人又没有勇气做出积极的肯定。因此，此时仆人在精神上也面临着无法自我解脱的困境。
在小说《橘子》中作者也运用了叙景烘托心情的手法。“……除我之外空无一人。朝外看去，与往日不同的是，昏暗的站台上，今天未见一个送行的人，只有关在笼子里的一只小狗，间或发出几声哀鸣。”寥寥数语，就勾勒出主人公当时寂寥和倦怠的心境。而这种烘托手法又与《罗生门》何其相似。不管是《罗生门》中的仆人，还是《橘子》中的主人公“我”，都是孤独一人。而且在小道具的设置上，也显示了相似的匠心与偏好：《罗生门》中与仆人相伴的只有朱漆门柱上趴着的一只蟋蟀；《橘子》中车站上空无一人，只有一只小狗为“我”送行。作者看似无意安排的蟋蟀和小狗，其实都是为了营造孤寂的意境。但是仔细分析，作者在两篇小说中运用的手法还是有所不同。形单影只的蟋蟀（双翅侧面多为绿色）趴在朱漆门柱上，在营造孤寂气氛的同时，通过红绿对比，还能给读者一种视觉上的享受。而在四年后写作《橘子》时，作者更加注重对主题的凸显，刻意隐去了站台上小狗的颜色，使读者免受色彩的干扰，更深切地体会当时那种孤寂的意境。同时，作者让孤零零的小狗“间或发出几声哀鸣”，除了收到了“鸟鸣山更幽”的效果之外，还暗示了主人公“我”的困顿心情。“我脑子里有一种难以名状的疲劳和倦怠，犹如雪前的天空般阴沉。”主人公“我”虽然不像《罗生门》中的仆人那样面临着生与死、善与恶的抉择，但是精神上同样面临着难以解脱的困境，那就是无法摆脱对人生的倦怠与厌恶。“这辆正在隧道里行驶的火车、这个乡下小姑娘以及净是些寻常消息的晚报――这不是象征又是什么呢？不是这不可理喻的、卑贱而无聊的人生的象征，又是什么呢？”可见人生在“我”眼中是不可理喻的、卑贱而无聊的。“我”无法摆脱这种人生或改变对人生的看法，面临着精神上的困境。
三、偶遇事件带来的转机
如上所述，《罗生门》中的仆人和《橘子》中的主人公“我”都面临着精神上的困境，自我又难以决断。仆人和“我”，都是通过一个偶遇事件带来了精神上的转机，从而摆脱了目前的困境。在这一过程中两位主人公都经历了“偶遇――厌恶――思想感染同化――摆脱困境”这四个阶段。两位主人公都是在无法摆脱精神困境时遇到了一位女性，而且是原本不该遇到的女性。《罗生门》中的仆人原本想到罗生门上躲避风雨，睡上一晚，没有想到在本该只有死人的罗生门上遇到了揪死人头发的老妪。仆人对老妪充满了憎恶：“看见老妪揪拔头发的模样……仆人心中一点点积累起对于老妪的强烈憎恶。……仆人憎恨邪恶的心情，就像老妪插在地板上的松枝，熊熊地燃烧起来。”仆人准备伸张正义，早已全然忘记刚才自己还为是否去做强盗而左右为难。当仆人质问老妪为何拔死人头发时，老妪回答说是为了作假发，理由是“我不这样，也就只有等着饿死了”。而且并不认为自己是在作恶，因为被揪下头发的那个女人生前干过很多坏事。仆人听着老妪的诉说，心中逐渐鼓起了勇气：“仆人已不再为饿死、为盗的两难选择而烦恼。在他此时的心情或意识中，饿死的选择已完全地剔除在外。”至此，仆人的思想被老妪感染同化，选择了利己主义，终于鼓起了做盗贼的勇气，在此之前面临的精神困境也暂时得到了解脱。最终仆人抢夺了老妪的衣物，消失在夜色中。
《橘子》中的主人公“我”在二等车厢遇到了一位十三四岁的小姑娘，而与小姑娘的相遇也纯属偶然，因为小姑娘买的是三等车厢的车票，由于分不清二等和三等车厢而坐到了我的对面。“我”对偶遇的小姑娘也充满了厌恶。在“我”的眼中“那是一个地道的乡下姑娘。……脏兮兮的浅绿色毛围巾一直耷拉到膝盖，膝上放着一个大包袱。抱着包袱的手满是冻疮……我不喜欢小姑娘粗鄙的长相，她那邋遢的衣着也令我不快”。“我”甚至把小姑娘当做了不可理喻的、卑贱而无聊的人生的象征。小姑娘几次试图打开关着的沉重的车窗，但是都没有成功。坐在旁边的“我”觉得不可理解但是没有询问原因，更没有帮忙，“我依然抱着一种幸灾乐祸的心理，冷眼望着那双生着冻疮的手，苦苦地要打开车窗的情景，但愿她永远也成不了”。这不是旁观者的利己主义又是什么呢？作者不仅对小姑娘，恐怕对自我也充满了厌恶和失望吧。“我”的精神困境的转机出现在火车路过一个贫寒镇边的道口时。小姑娘从终于打开的车窗探出身去，和特意到道口来为自己送行的三个弟弟挥手告别，“忽然间，令人惊叹的是，沐浴着和煦阳光的五六个橘子，从窗口一个接一个地飞落到送行的孩子们的头上。”“我”到此刻才恍然大悟：“小姑娘恐怕是前去当佣人，把揣在怀里的几个橘子从窗口扔下去，以慰劳特意到道口来为她送行的弟弟们。”“我”被小姑娘的姐弟真情所感动，心情上也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我意识到自己不由得产生了一股莫名其妙的豁然开朗的心情。”由此“我”的精神困境也得到了解脱。
芥川龙之介曾在《澄江堂杂记》的《三十一古昔》中谈到自己写古昔之事较多的理由：“我现在捕捉到一个主题，将之形诸小说，为了最有力地艺术性地表现主题，需要一个离奇的事件。”《罗生门》的故事发生在平安时代，是一个典型的发生在古昔的离奇事件。苦于生计的仆人在罗生门的二楼偶遇拔死人头发的老婆婆，激发了内心的利己主义，暂时终结了内心“向善”还是“从恶”的纠结。《橘子》的故事虽然不是古昔之事，但是在作者看来恐怕也是一个略带离奇的事件吧。《橘子》中的主人公“我”在二等车厢偶遇了长相粗鄙、衣着邋遢的小姑娘。小姑娘买的是三等车厢的车票，由于分不清二等和三等车厢而坐到了我的对面。然而，正是这次偶遇，让主人公“我”体会到了夕阳下温暖的亲情，暂时摆脱了精神上的困境，聊且忘却了厌恶人生。
通过离奇的偶遇事件来推进故事发展，表现小说的主题，这在芥川文学中并不是个案。在芥川著名的童话小说《杜子春》中，主人公杜子春“本是财主之子，如今家财荡尽，无以度日，景况堪怜。”正当杜子春走投无路时偶遇仙人铁冠子，经铁冠子的指点，经历了两次奢华生活，最终看透了世间的薄情寡义。杜子春决心向仙人铁冠子学习成仙之术，虽然最终没有成功，但是终于参悟生活，立志以后要堂堂正正做人，本本分分过日子。可以说，杜子春和铁冠子的离奇偶遇是小说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对小说故事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外，通过偶遇事件推动故事发展的还有《仙人》《奇遇》等小说。
四、暗示将来的结尾
小说《罗生门》于大正四年（1915年）发表在《帝国文学》上面，当时并没有引起文坛的重视，甚至《新思潮》的同仁也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芥川曾在《写小说始自朋友煽动》中提到：“《丑八怪》和《罗生门》，都在《帝国文学》上得以发表。当然，两篇皆未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完全被置之不理。时至今日，交往甚密的赤木桁平也对《罗生门》不屑一顾。”但是芥川本人对这篇小说却十分喜欢，大正六年将其稍加改动收录到了自己的处女短篇集中，并将这本短篇集直接冠名为《罗生门》。而且大正七年刊行第三创作集《鼻子》时，《罗生门》又再次经过修改被收录其中。于是，《罗生门》就有了初出、初刊、定稿三个版本。三个版本中的结尾分别摘录如下：
初出：“仆人业已冒着雨匆忙赶往京都从事强盗的勾当。”
初刊：“仆人业已冒着雨匆忙赶往京都从事强盗的勾当。”
定稿：“仆人的去向无人知晓。”
如上所示，在初出和初刊两个版本中，小说的结尾大体相同，都是作者强加给仆人一个强盗的将来。这样的结尾虽然一目了然，但是过于直白，缺乏含蓄和变化。这大概也是当时《罗生门》没有立即引起重视的原因之一吧。收录在《鼻子》中的定稿《罗生门》的结尾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仆人的去向无人知晓。”也可以理解成“仆人的未来无人知晓”。仆人的未来作者不知、读者不知，甚至仆人自己也不知晓。仆人碰到老妪后一时鼓起了做强盗的勇气，并抢走了老妪的衣物。看似仆人已经解决了自己面临的困境，但实际上这只是暂时性的。作者通过结尾的改变，暗示了仆人只是暂时获得了精神上的“假释”，并没有真正解决人生面临的困境；同时也使仆人的将来具有了多种可能性，给读者留下了诸多想象的空间。
小说《橘子》也有一个暗示将来的结尾：“这时，我才聊且忘记那难以名状的疲劳和倦怠，还有那无法理喻的卑贱而无聊的人生。”小姑娘和弟弟们之间那温暖的亲情，似乎解决了主人公“我”的精神困境，使“我”忘记了厌恶人生。但是结尾中的“聊且忘记”几个字在暗示读者，“我”只是暂时获得了精神上的“假释”，其实并没有真正解决自己面临的精神困境，无法改变、摆脱或接受那无法理喻的卑贱而无聊的人生。可以说，这种暗示比《罗生门》更具有悲剧性。《橘子》最先是以《我所遇到的事》为总题和《沼泽地》一起于大正八年发表在《新潮》上，作品中所描绘的事情可以看作是作者的亲身经历，而作品中的主人公“我”也可以看作是作者芥川的化身。对于一生命运多舛的芥川来说，人生何尝不是无法理喻、卑贱而无聊的呢？因此，这篇小说的结尾也可以说是暗示了芥川自我毁灭的将来。
芥川龙之介历来十分重视小说的结尾，往往会在小说的结尾点题或留下朦胧的暗示。《罗生门》和《橘子》都有一个暧昧的结尾，留下了朦胧的暗示。两部作品的结尾都暗示了主人公只是暂时获得了精神上的“假释”，精神困境的解脱是暂时性的，仆人和“我”都无法从根本上摆脱自己的人生困境。两部作品的结尾同时也暗示了作者对于人生的悲观和迷惘，未来仿佛被笼罩在罗生门外黑洞洞的夜色之下。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罗生门》和《橘子》虽然是芥川龙之介不同风格的两篇小说，但是两部作品却有着惊人相似的文本结构。同时，作者在两部作品中运用了相同的艺术表现手法，如小说开头的隐喻意象、带有暗示性的结尾等。以上这些都显示了作者创作上的连贯性，这对研究芥川的其他作品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另外，通过文本细读还可以窥见两部主题不同的作品中隐含着相同的寓意，即作者对于人生、对于将来的悲观和迷茫，而这种消极的人生认知思想恰如幽灵一般飘荡在芥川的文学世界中。
①② 文中所引《罗生门》和《橘子》的译文均引自高慧勤主编：《芥川龙之介全集》（第一卷），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不再另注。
参考文献：
[1] 平冈敏夫.芥川龙之介――抒情的美学[M].东京：大修馆书店，1982：60.
[2] 高慧勤.主编.芥川龙之介全集（第三卷）[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323.
[3] 高慧勤.主编.芥川龙之介全集（第四卷）[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673.
[4] 菊池宽等.芥川龙之介事典[M].东京：明治书院，1985：524.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