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2006年普利策小说奖的澳大利亚女作家布鲁克斯六月份来中国，《长篇小说选刊》在编辑部里组织了中外女作家对话，请来了中国女作家叶广芩、马丽华、徐坤和毕淑敏。在京的很多新闻媒体都对这次活动进行了报道。布鲁克斯曾是一位优秀的记者，曾供职于美国《华尔街日报》，参加过近年来几乎所有世界性大事件的报道，写出《伊斯兰妇女的隐蔽世界》向世人传递了陷于战争和宗法禁忌中的中东妇女的生存境况。她的第一部小说《奇迹之年》激动了欧美读者，使她一举成名；第二部小说《马奇》为她赢得更大殊荣，获得了今年的普利策文学大奖。她是带着这个喜悦踏上中国之旅的，来为她的处女作《奇迹之年》的中译版签名售书，这给她的中国之行增添了不少光彩。
上午，两位女作家和陪同她们访华的澳大利亚政府官员安德森女士提前来到编辑部，先观看了《长篇小说选刊》自增刊时期到正式创刊后的全部资料制作的幻灯片，1997年至今近十年间，每一期、每一部作品，都有生动的图像显示，每一位作家、评论家，都有对他们创作成就的介绍。这些作品，或对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或留下文学创作文体嬗变的痕迹，或拥有过某个时期读者的热望和期待。这一创作群体，几乎囊括了当代中国最有成就、最活跃、最具代表性和创作潜质的作家，评论家的阵容也形成了一道很耀眼的风景，中国文学看起来也足够色彩纷呈，熠熠生辉了。这些作家大多数是我国作家协会会员，整体能代表中国文学创作水平的进步和繁荣了。观罢，澳大利亚女作家叹道：“这部杂志就是一部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她们看得很认真，以至当中国女作家叶广芩、马丽华、徐坤和毕淑敏到来时，布鲁克斯一眼就认了出来，说“刚才已经见过面了。”布鲁克斯在下午临走时还掏出U盘考下了这些资料，她说：“现在我知道的中国作家可远远不止3个了。”
布鲁克斯和马尔凯塔分别带来了刚出版的中译本《奇迹之年》和《少女寻父》，四位中国女作家也带来了自己的作品，大家当场签名后互赠了对方。
从中午到下午，编辑部里洋溢着浓郁的文学沙龙氛围，两国女作家聊天式地进行着亲密交流，来采访本次活动的媒体记者也适时参与进来，向普利策奖得主频频发问，表达了中国媒体对她的关注。会后，在杂志社人员的陪同下两位女作家前往西单图书大厦签名售书。
（谈话节选）
时间：2006年6月29日
地点：本刊编辑部
贺绍俊（本刊特约编审）：你们对中国文化、中国文学了解吗？
布鲁克斯：我对中国的了解主要来自通过与澳大利亚的中国人交往，多半也是从澳大利亚的角度去了解和认知。
其其格：对中国作家了解吗？刚才看到幻灯片里的作家，有哪些是你们已经知道或听说过的？
布鲁克斯：我知道中国文化对世界的贡献，比如绘画。我对中国作家的了解，主要通过外界了解，我读过一些中国作家的书，基本是旅居海外的，我知道名字的有一个叫YNAGYI，还有诺贝尔奖得主高行健，再有就是从历史上知道的：老舍。今天在幻灯片中亲眼目睹那么多中国的作家，这是第一次。
马尔凯塔：中国文学很好，可中国文学向外界介绍的还比较少，就像昨天在企鹅公司与中国出版界同仁讨论时说到的，把中国的文学产品推向国际市场，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可以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学的成就。
布鲁克斯：你们《长篇小说选刊》现在做的就是这样的事情，你们在构筑一个推介中国作家的有效平台。
其其格：请两位女作家介绍一下当地的文学刊物，在办刊上有什么比较好的经验。
布鲁克斯：说起来很伤心，我们的经验远不如你们，应该像你们学习才对，《长篇小说选刊》对作家这样熟悉，这样热情地宣传，你们中国作家有《长篇小说选刊》这样的优秀刊物，简直太幸福了。
贺绍俊：您与媒体关系密切，《长篇小说选刊》也是一个媒体。您怎么看待媒体和文学的关系？
布鲁克斯：在西方，媒体上的文学越来越少，我们的文学期刊主要登评论，有一些评选活动。我看了你们的杂志，你们有这么好的一本刊物，介绍这么多作品，我们却没有。
其其格：您已经是一名很出色的新闻记者了，写小说也很成功，很多人都把记者称为通往作家的桥梁，因为这个职业会让人积累丰富的经验，中国很多作家也是记者出身，现在的文学记者里也可能会产生出优秀作家。我想知道，您是把文学创作还是新闻记者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呢？
布鲁克斯：我喜欢自己的记者经历，它为我提供了许多经验，当代世界的重大冲突，我几乎都采访过。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喜欢当作家，因为我可以和儿子在一起。要成为一名作家，有许多路可以走，不一定非得是一名记者或学者，公交车司机一样可以圆自己的作家梦。
其其格：昨天在企鹅公司的讨论中，说起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学远不如中国人对外国文学的了解，二位都认为中国作家不会“推销”自己。您（马尔凯塔）也说过您一开始写作时默默无闻，我想知道你们一般都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宣传或者推销自己的呢？
马尔凯塔：“作家”这个词的意思是“用写字表达自己的人”。所以，一般来说作家是可以不说太多的话的。我想我是幸运的，我外来移民的背景引起了人们的兴趣，我的书又恰好在圣诞节前上市。媒体要求我在电台和学校进行宣传，一开始我比较害羞，我只在学校教书，除了学生，我不太会面对别人讲很多话，但又被逼无奈，只好朗读自己的作品。朗读时大家都笑了起来，我吓坏了，以为自己出了什么错，结果他们说是因为我的故事好笑，这给了我很大鼓励。
其其格：昨天听你们二位朗读作品，感觉非常美好。你们的作家推销自己，朗读作品是一个非常普遍采取的方式吗？
布鲁克斯：非常普遍，也很受欢迎。新书上市后，作者常会去书店朗读。一般是出版商和书店联手组织，出版商负责费用。书店会在书店门口做广告。
安德森：在西方，每个城市都有文学节，这对宣传作家，效果也非常好，可以做到读者和作家互动。
贺绍俊：文学节的经费由谁提供？
安德森：文学节是有门票的，这是一部份收入。出版商和企业都会出一些，政府也会出。
马尔凯塔：文学节中还有选购图书的活动，所以很能吸引出版商的注意，既是经济活动，又是文化活动。
布鲁克斯：美国还有一个习惯，去读书会的人都要买一本书，这一点我不喜欢，有点强制。
贺绍俊：您获普利策小说奖的小说《马奇》，是根据《小妇人》中的父亲写成，《小妇人》被评为世界上最经典的儿童文学作品之一，您怎么看文学经典？
布鲁克斯：这个作品在我童年时就给了我深刻印象。我尤其喜欢其中的父亲马奇，他不循规蹈矩，追求自由，我就把他抽出来了，写成一本书。这本书的书名，德语翻译为《田野中的父亲》，意大利语也没用我原书的名字。
贺绍俊（对马尔凯塔）：您的作品《少女寻父》被改编成电影后，反响非常好，而且还获了奖。中国很多作家都是借助影视提高了自己的知名度，您觉得影视对您的文学创作是不是很有帮助？
马尔凯塔：是的。小说是由我自己改编成剧本的，剧本的创作方式不同于小说，为改编成剧本，我必须放弃小说的思维，这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别人都说小说家写不了剧本，我就要试试看。
贺绍俊：中国每年有上千部小说出版，《长篇小说选刊》从中精选作品，让读者读到优秀的作品。澳大利亚有这样的刊物吗？
布鲁克斯：这样的刊物我们还没有，我们的文学期刊主要登评论，有一些评选活动。澳大利亚人口比较少，读者也比较少。
贺绍俊：希望澳大利亚的同行能给我们一些好的建议。
布鲁克斯：我想这方面我们需要向你们学习，我们希望澳大利亚也有你们这样的刊物。
(叶广芩等四名中国女作家开始加入谈话)
布鲁克斯：刚才在幻灯片里已经见到过几位女士了。
马丽华：我原来也是搞纪实文学的，也是刚刚尝试着写完第一部小说，从纪实文学到虚构文学的转变，您是怎么考虑的？
布鲁克斯：儿子出生，我就不再想全世界地跑了，我希望固定下来，和儿子在一起。打算写小说就是这样想的。第一部写的就是这本《奇迹之年》。《马奇》是我的第二部小说作品。
叶广芩：我非常欣赏您写的这种人在极端困境下所表现的人性的东西。您怎么想到写这个题材的？
布鲁克斯：当时我在中东做记者，在战火纷飞的环境中待久了就想休息一下，于是去了英国，想看一看绿色，我开车到了伦敦北部的乡间，路过的一个地方发现一个路标，上面写着“瘟疫村”，我非常惊讶，从来没有一个旅游景点用“瘟疫”二字吸引游客，出于好奇便走进去看，了解到三百多年前这个村庄发生过大瘟疫，发生瘟疫后村里将村庄封闭起来，以防止瘟疫扩散，很多健康的人也被封闭起来。我非常震撼，便构思了这部作品。
毕淑敏：刚才我看了您的书的后记，很感动。鼠疫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疾病，在我们国家，鼠疫在疫病中排第一位。疾病的灾难面前，人性表现得更复杂。
贺绍俊：毕淑敏也是一位关注疾病与人类的作家，她的许多作品都写到了疾病与人的关系。两位作家一定有很多共同的话题。
布鲁克斯：这方面您比我更专业，因为您是一位医生。
贺绍俊：她有一部作品专门讲女性乳腺癌的，反映这一疾病对女性心理的影响。
布鲁克斯：这个题材非常值得写，这一疾病虽然能够治愈，但对心理的创伤是难以治愈的。
叶广芩：对女性的关怀还要靠女作家来完成。
徐坤：我还没来得及看这部书，《奇迹之年》是写1666年英国发生的大瘟疫，为什么叫“奇迹之年”呢？
贺绍俊：徐坤自己是女性作家，写女性，也研究女性写作。她也写了一个关于非典的作品，《爱你两周半》，你们应该很有交流的共同点。
布鲁克斯：简单说是引用了英国文学家约翰?德莱顿的诗，是他把1666年称为奇迹之年的，这一年，发生过大瘟疫、荷兰人进攻伦敦、王政复辟、伦敦大火等大事，奇事倍出之年吧。但我认为，书中女主人公勇敢的行为才是一个奇迹，村庄的人将自己封闭起来的人道精神高度，更是奇迹。
徐坤（对马尔凯塔）：您写小说和写剧本有何不同的感觉？喜欢哪个？
马尔凯塔：小说是一个人工作，电影则是集体工作。写剧本时可以进入角色，这也是一种享受。从这个角度讲，我更喜欢写剧本。
叶广芩：我想知道作为小说作家和剧作家，哪个收入更高些呢？
马尔凯塔：因人而异，我的情况恐怕不具代表性。对我来说小说带给我的收入更多些，我的小说有大量版税；至于电影，澳洲的电影和美国电影不太一样，美国电影剧本可以得到上百万美元收入，在澳大利亚则很少，对我来讲，电影远远不如小说收入高。
贺绍俊：您二位只写长篇，还是也写中短篇？澳大利亚有没有专门发短篇小说的刊物？
马尔凯塔：我也写短篇，很少。
安德森：澳大利亚有三四个这样的刊物，暑期一些报纸的周末版和杂志会登些短篇小说，总的来讲，短篇一般是以集子的形式出版。一般的文学杂志把篇幅主要用于书评和对社会问题的探讨。
毕淑敏：澳大利亚男作家多还是女作家多？
马尔凯塔：差不多吧。
毕淑敏：但是中国的男作家好像比例较多。88%！只是女作家可能比较活跃，显得多。
布鲁克斯：为什么会是这样？
贺绍俊：作协的会员数字不能说明问题，女性写作其实很多，男性由于种种原因，更容易得到会员资格。
(媒体记者开始加入谈话)
记者：您的新闻工作经历对您文学创作有什么帮助吗？
布鲁克斯：给了我很多好的视角，记者生涯让我有了丰富的经历，也接触了很多人，记者经历是我丰富的图书馆。
记者：我看到您在创作《奇迹之年》前做了大量调查，我想问您为什么没有将它写成纪实文学？
布鲁克斯：因为那个时代瘟疫村的村民都不识字，没有多少历史资料留存下来，无法写纪实作品。
记者：女性创作与写女性，这两个概念各位有过界定和思考吗？
毕淑敏：拯救乳房恐怕是专为女性写的，这是女性独有的病，对女性也很重要，男作家可能也不太方便写吧，毕竟女性疾病对女人造成的心理影响，男作家体会得不如女作家深刻。
布鲁克斯：上个世纪，女性写作遇到很多困难，女性不得不用男性名字写作。澳大利亚也有这样两位作家，英国也有，乔治?艾略特就是女人用男人名字。过去文化是男人主宰的，女性被排除于文化之外，这种情况现在得到了改变。没有人在乎作家的性别了。
记者：如果您在瘟疫村，您会怎么办？
布鲁克斯：我想我得视我儿子而定。如果儿子活着，我会全力保护他，哪怕我的决定是错误的。如果儿子死了，我会做出牺牲，为了集体。
记者：人在灾难中总会有很多独特的体会，您为什么把灾难题材作为文学创作的题材？
布鲁克斯：我写小说时还没有非典，但有艾滋病。西方艾滋病的出现，使人们的关系变得互相猜忌，互相害怕。这让我想到17世纪人们面对灾难的不同举动，这是我写灾难题材的动因之一。
记者：在中国，作家有时会去一些地方体验生活、进修、学习，或是挂职锻炼，请问，澳大利亚的作家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马尔凯塔：对我来讲，我通过我的学生得到新鲜知识。明年我可能要离开学校，去旅行。
布鲁克斯：对于我来讲，我有一年多的时间在哈佛做研究，接触不同行业的人。
记者：在中国，有一部分作家学历比较低，但他们写出了优秀的作品。不知道澳大利亚作家的知识结构如何？
布鲁克斯：其实这在西方也是如此，作家是各种行业的人都可以做的，只要通过自己的努力，都可以走上文学之路。
记者：您认为是什么使您的《马奇》获得普利策文学奖？
布鲁克斯：可能是因为符合了评委的审美倾向吧。我本人独特的经历对我的写作和获奖可能也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