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长期以来，西方对福利国家与市场国家的争论陷入了一个不能自拔的封闭循环之中。特别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自由放任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都被证明失效，国家职能究竟如何定位，福利的供给究竟采取怎样的机制，成了困扰西方工业化国家的普遍难题。吉登斯以其务实的积极福利理念，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社会投资国家”思想，为西方社会自贝弗里奇之后再一次指明了福利体制建设的方向。“社会投资国家”思想，是一种从根本上突破贝弗里奇式消极福利体制的构想。
关键词：福利国家：社会投资战略：政治思潮
中图分类号：D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3－0121－05
对于社会福利思想的演化而言，20世纪最后30年是一个充满争议、迷惑和分歧的时代。一方面，福利国家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另一方面，鼓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自由主义思潮卷土重来且日渐盛嚣尘上；此外，试图调和左右两派之争的折衷主义也有大行其道之势。一时间学派林立，主义纷呈。在众多理论中，吉登斯于20世纪90年代所提出的“第三条道路”以其所具有的理论超越和鲜明的现实取向，引起了世人的普遍关注，在西方思想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就其本质而言，“第三条道路”既不是对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翻版或再现，也不是对左右两派思潮的简单综合，而是在一种更具现实取向意义上的理论超越。
一、全球政治经济结构变迁与“第三条道路”理论架构
以超越左右之争而相标榜的“第三条道路”，可以被看作西方社会民主主义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复兴。这种复兴一方面体现了公众对政治家们或而左或而右的政治宣扬的厌倦，另一方面也昭示了时处后冷战阶段和全球化时代的社会理论家对复杂的政治经济形势的一种理论回应。毫无疑问，这一理论的提出，有着其深刻的时代背景。
首先，两大意识形态对立格局的终结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僵化的意识形态束缚，传统左右之争的议题在新的政治格局下显得陈旧过时。这就为各种新思潮的出现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尤其对于西方国家来说，被突然的打击冲乱了阵脚的左派很快意识到苏联式社会主义的瓦解对自己的崛起是一个太好机会。他们不仅可以把苏联作为批判的反面教材。而且可以彻底突破传统的“资本主义一社会主义”两分法，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更为务实。这与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出现的“意识形态终结论”和所谓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趋同论”等思潮不期而合。僵化的意识形态分析法被更为务实的“问题取向”的解决思路所取代。人们开始更多地以一种超越“左”、“右”简单二分的视野来思考现实问题。
其次，全球化的快速发展在促使全球社会形成的同时，也带来了大量全球性问题，如跨国资本流动带来的金融投机、全球不平等和贫困的进一步发展；经济发展中的环境恶化、人权挑战、民族冲突和移民问题；日益加剧的全球化与民族化之间的紧张、普遍的国际犯罪与恐怖主义蔓延等。这些问题已突破单一民族国家边界，而具有明显的国际性色彩。这就决定了国际合作机制的建立和全球治理观念的形成成为现时各国普遍讨论的议题，而这种要求远远超出了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思考范畴，至少自由主义者执政期间对这些问题几乎束手无策。这就要求必须要有一种更具包容性、跨越性和协作性的思维框架来审视呈现在各国面前的问题。
第三。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变革，由此而来的是阶级结构乃至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信息技术和知识经济成为20世纪后半个世纪的时代主流。在这一过程中。第一、第二产业在国民生产中的地位逐步下降，信息产业逐步成为经济发展中的支柱性产业。传统意义上的产业工人逐渐被大量“白领阶层”所取代。一个既非“无产”、也不属“资产”的新的阶级结构――“中产阶级”的出现，一度让众多保守主义者欢呼不已，他们甚至宣称马克思意义上的“阶级”终结了。面对这些深刻的变化，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必须对其传统思维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形势的发展要求。
最后，社会政治结构的调整与发展，也对传统政党政治提出了挑战。西方各国经过了几十年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资本力量得到了提升和加强，“弱劳动－强资本”的格局基本形成。特别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一系列保守主义政策出台，国家的调整和再分配能力遭到严重削弱。如何在保证资本效率的同时，又能更切合实际地考虑社会公平，成了各家政治流派面临的一个世纪课题。很显然。对于通过选民投票方式取得执政地位的西方政党而言。这更成了一个两难选择。特别在经历了长期的竞选政治之后，人们对左右两分的政治信条和治理方略已失去兴趣。这必然要求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政党对自己的理论进行调整。
无疑，“第三条道路”理论的产生，是西方左派在新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结构发生变革的背景下，基于对传统思维的突破和超越，而在政治路线和理论构建中的创新之举，试图以此来适应新的历史潮流发展的内在要求。“第三条道路”集中反映了当代西方各国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所遭遇的现实困境，以及对这些困境进行解决的探索。
二、包容、治理与公民参与：“第三条道路”理论的基本框架
基于修复、弥补和整合长期以来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二元对立对社会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吉登斯提出“第三条道路”的超越构想。在吉登斯看来，一方面，新自由主义造成了社会的异化、排斥和不平等；另一方面，社会民主主义悲天悯人的施政又“削弱了个人的进取精神和自立精神，并且在我们这个自由社会的基础之下，酝酿出一种一触即发的仇恨”。因此，超越传统思维，尝试在新的层次上建构另一种政治哲学和经济伦理，成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理论家的一个迫切使命。吉登斯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在本质上是要解决社会公正与资本主义的市场能否结合以及怎样结合的问题。正是基于这一宏大的现实关怀，吉登斯系统地阐述并逐步完善了他超越左右之争的“第三条道路”构想。
作为一种解释范式和理论构想，“第三条道路”是一个十分庞杂的理论体系和有着丰富政治内涵的行动纲领。它一方面可以被看作是对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革的一种理论回应，同时也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资本主义世界寻求解决经济增长与社会公正之间内在矛盾的一剂良方。如何在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社会团结和个人自由之间寻求建立一种调和机制，这是“第三条道路”试图回答的重要议题。吉登斯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了它的基本构想。
首先。建立合作包容型新型社会关系的时代必要性。针对福利国家体制下的固有弊端。20世纪70、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再次强调市场的作用，强调个人积极性和竞争的公正性对于维护权利和自由的意义。但80年代以来英美等国推行自由主义政策非但没有使原有的社会问题减少，大量诸如移民问题、种族问题和妇女问题等矛盾与冲突还有抬头的迹象。保守的政治和右倾的思潮，使得整个社会呈现原子化状态，个人主义取代集体观念，利己主义取代利他思想，竞争取代互助，社会结构不是处于整 合状态而是呈高度碎片化。
针对这些问题，吉登斯在“第三条道路”中提出要建立合作包容的新型社会关系，使每个人、每个团体都参与到社会之中，培养共同体精神。新型的社会关系包括三方面内容：第一，在尊重个人价值的基础上，倡导建立共同体意识。个人要积极参与社群的公共生活。为社群服务。此外，公民价值和“市民社会”也被用来阐明共同体对个人的重要意义。吉登斯明确指出，培育一个积极的公民社会是“第三条道路”政治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第二，协调资本与劳工的关系，提倡双方建立共担风险、共享利益的关系。“利权人”公司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在分析公司治理结构时提出的一个概念，它与“股权人”相对应。指在公司管理中，参与公司运行的各种人员和组织都要成为公司风险的承担者和利益的分享者，各方的利益是紧密相联的。“第三条道路”把这个概念引入自己的理论体系中，不仅提倡建立“利权人”的公司治理结构，而且要建设“利权人经济”。在这种经济中，公司要尊重雇员、顾客和股权人，承担对人力资本培养的责任。政府要利用激励和控制手段来支持公司的发展，创造一种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企业文化。第三，协调国内居民和外来移民之间的关系。政府要培养包容意识，反对排斥，塑造“一个国家”(onestate)理念。布莱尔在1994年当选工党领袖后发表演说时提出，“激发国家精神，把人民凝聚在一起，重建符合一个国家要求的核心的共同目标是我们的使命。”此外，政府要肯定移民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贡献，维护移民的基本权益，使移民能够融入到主流社会之中，对社会做出更大贡献。
其次，明确能够团结各种政治力量的新政治中心。长期以来，西方政治一直是政党政治的天下，政党以某一或某些阶级的代言人身份出现，并且以带有强烈阶级特征的口号和政纲吸引选民的支持。左一右二分法是判断政治派别和政治立场的最有效标准。在大工业时代这种阶级政治固然有效，但随着技术革命和知识经济的发展，西方社会的阶级结构已发生深刻变化，传统意义的阶级界限逐渐模糊，政党政治所赖以支持的阶级基础相应也有了较大变化。二战结束后，西方政治生活中最为活跃的两大政治力量一左翼的社会民主主义和右翼的新自由主义都单纯地依赖一种或少数几种社会力量，因此，虽然二者都曾经上台执政，风光一时，但他们的纲领和行动不仅分裂了社会，而且造成了政治冷漠意识的增强和人们对主流政治的背离。“第三条道路”认为，政治力量要恢复对选民的吸引力，重新成为政治生活的中心，必须在理念和实践上改革政治规则和政党制度，并提出，在政治思维上要打碎左一右二分，团结各种政治力量，尤其是大量中间力量，实现观点的多元化，实现社会正义以重塑社会团结的凝聚力，改革现行的封闭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扩大制度的包容度，实现政党和国家政治制度的现代化。
新政治要超越“左一右”二分的狭隘视野，团结不同利益群体。吉登斯认为，新的政治力量要能为各种不同利益的体现提供途径。政府存在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提供一个对这些利益的竞争性要求进行协调的场所，创设和保护一个开放的公共领域：在这一领域中，关于政策问题的争论能够不受限制地持续开展下去。
再次，推进政府职能的变革，从管理型向治理型转变。长期以来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对过于强大的国家表示担忧。人们渴望有一种既可以对限制国家权利的滥用、又可以有效弥补市场缺陷的力量。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上世纪80年代以来“市民社会”理论开始在西方兴盛起来。“市民社会”因其所具有的自主精神以及对国家权力的制衡作用而一度成为全球理论界的时尚概念。但从西方的实际情况来看，吉登斯发现“市民社会”存在被过分夸大的倾向。他敏锐地指出，情况并不总是这样，“市民社会也不像某些人天真地想像的那样是自生自发的、秩序与和谐的源泉。社区改造会导致自己的问题和紧张。……国家应当保护个人免受市民社会中经常出现的利益冲突之害”。因此，如何把市民社会与国家协调在一起，充分发挥二者的合力，成了西方理论界亟待重新思考的问题。“治理理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敏锐地把握住在西方学术界方兴未艾的“治理理论”内涵，提出要在实践上避免国家一市民社会的“二元对立”误区，“少一些管理，多一些治理”，政府应成为行动的牵头人，而不是包办人。从政府管理向治理的转变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建立政府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合作互动关系；第二，改革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向地方放权；第三，协调政府各机构之间的关系，建立“整体型政府”，即政府的各个部门和机构要实现相互之间的合作而不是彼此对立；第四，实现国际和全球范围的治理，这意味着国家要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制订国际规则，协调国与国之间的行动，同国际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建立合作互助关系。
最后，重塑福利服务体制，建设社会投资国家。福利制度的改革是西方国家最为棘手的问题，也是任何一个政治派别在竞选中和执政后都无法回避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们开始反思并批判福利国家无论在理念上或是在实践上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英美保守主义执政伊始，就拿福利国家开刀，大力削减各项福利项目和福利开支，还权与市场，问责于个人。但耐人寻味的是，这些大刀阔斧的改革非但没有让此前泛滥的社会问题得以减缓，相反，回报的却是人们此起彼伏的抗议浪潮。显然，单纯依靠削减福利开支并不能获得选民的满意。如何既能建立一张较为完善的福利网络，又不至于重蹈先前福利国家覆辙，是摆在新的政治行动者面前的一个现实难题。
在这个问题上，“第三条道路”采取了理性的“折衷主义”态度，那就是要以一种积极的方式，努力建立一种能照顾到各个阶层利益的福利制度。首先，要从根本上认识“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会导致异化和官僚主义，培植既得利益集团，扭曲福利制度建立的初衷。第二，福利制度改革的关键是重新定位福利制度的功能。而对福利制度的改革应着力避免为削减而削减的消极手段，要创造条件，把消极福利变为积极福利，应当树立这样一种观念。那就是，福利投入不是开支，而是投资，是一种可以获得更多回报的社会投资。福利制度的改革重点是培养个人对自己负责的精神和积极参与意识。在吉登斯那里。福利获得与公民参与应当是并行不悖而非相互分离。
如果说“第三条道路”总体上为西方政党政治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重新确立了行动方向，那么建设“社会投资国家”的思想则是吉登斯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摆脱福利国家泥沼所开具的一剂良方。建设社会投资国家思想。是一种从根本上突破贝弗里奇式消极福利体制的构想。这一构想对于世纪之交西方社会保障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发展都有着意义深远的影响。梳理并探讨吉登斯积极福利思想，有助于理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从福利国家向社会投资国家转变的内在逻辑。
三、从“福利国家”到“社会投资国家”
长期以来，西方对福利国家与市场国家的争论陷入 了一个不能自拨的封闭循环之中。特别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自由放任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都被证明失效，国家职能究竟如何定位，福利的供给究竟采取怎样的机制，成了困扰西方工业化国家的普遍难题。吉登斯以其务实的积极福利思想，为西方社会自贝弗里奇之后再一次指明了福利体制建设的方向。在“第三条道路”理论主张中，吉登斯系统阐述了他的积极福利思想与社会投资理论。
(一)积极福利思想
与相当多的右派理论家一样，吉登斯也是从对福利国家内在矛盾的批判人手来阐述其积极福利思想的。他认为传统福利国家采取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分配制度，而这从根本上来说是不民主的。因为它的主要动机是保护和照顾，但是它没有给个人自由留下足够的空间。但与大多数右派不同的是，吉登斯并没有把这些问题看成是否定福利国家的依据。而是把它们视为重建福利国家的理由。
“第三条道路”所倡导的积极福利国家改革，其实质是进一步调整国家、个人之间的责权关系，意在保持福利国家制度对整个社会机体积极作用的同时修正其消极的一面，所要达到的目标是减轻政府的负担、激发企业活力、培养个人的社会责任感，鼓励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从而培育一个国家、企业、个人彼此协调负责、积极互动、充满创新和活力的公民社会。吉登斯一再强调，福利国家与其说是资源的汇聚点，倒不如说是风险的所在地。问题是，这种风险并不总是底层社会所单独承负，在更多情况下它是包括特权阶层在内的全体社会共同面临的风险。这正是使新制定的社会政策能够成为社会整合之基础的一个重要条件。吉登斯认为，有效的风险管理，并不仅仅意味着减小风险或者保护人们免受风险影响；它还意味着利用风险的积极而富有活力的方面，并为风险承担(RiskTaking)提供必要的资源。在吉登斯那里，积极的风险承担被认为是企业家行动中的固有因素，同时也是劳动者个人责任的固有体现。
1942年贝弗里奇公开向匮乏、疾病、无知、肮脏和懒惰宣战。但他关注的几乎完全是否定性的方面。而吉登斯所提倡的是一种积极的福利原则。它意味着一切看似负面的方面，都应该努力将其转化为积极因素。年老并不单纯是一种社会负担，它还是社会可资利用的资源；失业救济也并不总是意味着无偿给予，它还是一种提升人力资本的重要手段。吉登斯明确提出，为了取代“福利国家”这个称谓，应该提出“社会投资国家”(Social InvestmentState)概念。他说，“这个概念适用于一个推行积极福利政策的社会。”
(二)社会投资战略
吉登斯所强调的社会投资战略。在本质上是激发并整合社会各方力量，变消极给予为积极参与，变负担为资源的一种社会福利统筹策略。将公平与效率、权利与责任、团结与竞争等目标整合到一个统一的政治框架之中予以考量。在新的责任观和平等观基础上，“第三条道路”把变革社会福利制度的重点放在了建立社会投资国家上。
首先，强调人力资本上的投资。与过去把享有国家福利援助看作公民合法权利的基本点不同，“第三条道路”关于福利国家改革的焦点或者说新政策的核心是要改变福利提供的方式。吉登斯曾十分明确的指出，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在人力资本上投资，而最好不要直接提供经济资助。
吉登斯侧重强调从社会索取的权利和为社会尽责的义务应当同时存在，强调团结互助的作用是通过提供帮助实现自助，国家不应操办一切。应当转变就业机制，降低在劳动时间和工资收入方面的刚性要求，促进妇女就业，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弹性。社会公正和经济效率应该相互统一而非彼此冲突。在福利提供机制上，应当变被动的恩惠式福利为主动的进取式福利，变事后补救性福利为事前预防性福利，变生活福利为工作福利，福利国家不仅仅意味着“社会支出”，还应该意味着积极进行“培训和教育性的社会投资”。就失业者而言，资金支持的重点不再是简单地发放救济金，提供失业保障，而是促使当事人通过培训掌握新技能，提高就业能力，为接受新工作进行创业作好准备。就普通大众而言，新的福利政策应该为他们创造尽可能好的学习条件，通过教育提高他们素质。这既是经济特别是新经济发展对人才的要求，也是人们提高自由塑造自己生活能力的强烈的新个人主义时代性要求，而且有助于消除因知识多寡产生的新的不平等，有助于社会环境、社会风气的转变。“第三条道路”的人力资本的投资策略是提高国家竞争力和整体国民素质的一种战略性选择。
其次。注重利用风险资源。传统福利国家是针对生活风险――年老、疾病、失业、贫困设计的，意在为遇到这些问题的人们提供保障。但是这种一手包办的做法在今天遇到明显的麻烦：首先是该设计以人们普遍终生就业为前提，因而当社会迅速发展，产业结构急剧变化，失业大量涌现时，国家保障就力不从心了；其次是传统保障没有考虑到不同于上述传统风险的与技术变迁、社会排斥、环境污染、单亲家庭等有关的新型风险；此外，一旦出现本来用于解决失业问题的福利保障制造出“享乐性失业”等问题，即异化出对福利救济严重依赖的道德损害；非当事人则对他人的困难不闻不问，互助和富于同情心之类的美德相应消失。
针对这些情况。吉登斯提出了机会和风险平衡、风险和机会转换的理念，强调在福利国家改革中利用风险资源，建立“积极福利”。按照吉登斯的主张，不能而且也不应该把人民与风险隔离开来。接受风险是繁荣的前提条件。有效的风险管理不仅意味着保护人们免受风险影响，还意味着把风险看作促使人们奋发向上的动力。知难而进的挑战，改变自我、创造辉煌的机遇和丰富生活的资源。它鼓励人们放弃不是必不可少的福利救济，以主动精神去工作，去冒险创业。吉登斯指出，风险不只是某种需要进行避免、或者最大限度地减少的负面现象；它同时也是从传统和自然中脱离出来的、一个社会中充满动力的规则。
在吉登斯看来，风险之所以能变为机会与福利，本质上不是与一个经济学概念、而是与一个心理学概念有关。就像不幸可能来自信心丧失和强制一样，仅靠获得经济上的利益不足以创造出幸福，因为与追求幸福有关的三种能动条件除了物质享受外，还有安全和自尊。这就是说，幸福更多地不是来自对外部世界的控制，而是来自内心世界的感受。从个人角度看，如果摆脱了狭隘的物质主义和福利依赖思想，积极投身于学习去丰富自己，投身于工作去挑战风险，就可能产生自由、自主、自信和自我发展的独立感自豪感、幸福感；从政府角度来看，应减少直接的经济支持，加强“心理利益”的培育，以尊重人的态度与当事人商讨解决问题的办法并提供建议，鼓励其在自决中找到幸福。
再次，变“福利国家”为“福利社会”。“第三条道路”建立社会投资国家的努力还包括福利国家结构方面的调整，即扩大人力投资主体，扩展关注对象，使福利保障体制充满生机和可持续发展。首先，坚持投资主体多元化。变福利国家为社会投资国家，在本质上是变消极给予为积极参与，变负担为资源的一种社会福利统筹策略。在这一过程中，不但国家要大力参与，包括企业、个人和社会等在内的各个方面力量也都应积极参与。第二，进一步扩展社会关注对象。传统福利国家最主要的运作方式就是依靠转移支付手段。即把钱从富人口袋里掏出来补贴给穷人，也就是关注的对象主要是社会下层。而“第三条道路”的理论主张则将福利关注的对象从下层扩展到更为广泛的群体。除了为那些不能参加劳动的人提供基本的生活所需外，同时加强关注包括中上层阶层在内的更多人群。这不仅因为生态恶化等新型社会风险影响着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减少环境污染就是一种跨阶级的普遍性福利，是有利于所有人的“保健”，而且因为“只有一种造福于大多数人口的福利制度才能够产生出一种公民的共同道德。如果‘福利’只具有一种消极的内涵而且主要面向穷人，那么它必然会导致社会分化”。
无疑。“第三条道路”的理论主旨在于改造传统福利国家，基于社会投资战略，建设一个积极的福利社会。正如吉登斯所言，这种变革的目标在于变消极福利为积极福利，变匮乏为自主。如果说贝弗里奇“福利国家”体制为战后欧洲重建绘就了一个浪漫主义式的治理蓝图，那么，吉登斯“社会投资国家”战略则为西方在全球政治经济急剧转型背景下摆脱“福利国家”泥沼指明了方向。
责任编辑 梅瑞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