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谈及十年内战期间国民党的文化围剿时说：“其中最奇怪的，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文化机关中处于毫无抵抗的地位，为什么文化‘围剿’也一败涂地了?这还不可以深长思之么?”按照“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逻辑，掌握国家机器的国民党掐灭左翼文化运动，本应小菜一碟，可事实竟然相反，左翼文化不但跃居1930年代的前卫、时尚和先锋文化，而且成为强势文化，以至于苏雪林这样的文人惊呼：“五卅以后，赤焰大张，上海号为中国文化中心，竟完全被左翼作家支配。所有比较闻名的作家无不沾染赤色思想。他们文笔既佳，名望复大，又惯与出版事业合作。上海除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几个老招牌的书店以外，其余几乎都成了他们御用出版机关。他们灌输赤化从文学人手，推广至于艺术(如木刻、漫画)戏剧电影等等，造成清一色的赤色文化；甚至教科书的编制，中学生的读物，也要插进一脚。”
显然毛、苏都是依据各自政治立场、按照各自阅读逻辑来判断的，是一种后设或预设的评判视野和价值取向。客观地说，后设或预设的价值视野和立场，采取的是逆向推理和单向推理，得出的所谓结论只是万般可能性中的一种，而后设或预设的价值倾向则往往将这种可能性变为必然性，历史和文学发展历程中的诸多曲折与变数也往往就此被过滤掉。无论是毛泽东还是苏雪林，其意图尽管都不是对左翼文化为何蔚然大观进行学理探究，却可以刺激我们的目光，去翻越理念的藩篱，抓住历史缝隙中散逸的微光，勘探历史事实和历史精神的真相。不仅是左翼文化运动，事实上民国时代还有更多历史、文化和文学现象，让生于今世者百思不得其解。我以为之所以百思不得其解，问题不在历史、文化和文学本身，而在于后来者深陷自我思维和理念的困顿，原因很简单：那个逝去的历史不会再犯错，问题只能出在后来者的眼光上。
一
近年来，重修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学术冲动波澜再起，学人们仿佛再现1980年代中后期“重写文学史”的场景，热衷于探讨文学史理念、阐释框架、述史结构、逻辑线索等等元文史学大命题。这种热情当然出于多元学术生产动机，我以为最直接的因素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现有知识谱系、价值秩序和意义系统，在理解文学史和阐释文学现象的有效性方面，遇到了难以解决的学术障碍，在学术自我建构的满意度方面出现了缺憾。郭沫若在《名辩思潮的批判》中曾言：社会在比较固定的时候，一切事物和其关系的称谓，大体上是固定的。积久，这些固定的称谓被视为天经地义，具有很强大的束缚人的力量。但到社会制度发生了变革，各种事物起了质变，一切的关系都动摇了起来，甚至天翻地覆了，于是旧有的称谓不能适应新的内容，而新的内容还在纷纷尝试，没有得到一定的公认。在这儿便必然卷起新旧之争，即所谓‘名实之相怨’。”当下社会秩序处于强势维稳状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知识谱系、价值秩序和意义系统也未出现大规模“名实之相怨”，但名与实、词与物的不对称性症候却暴露无疑。近年“重写文学史”的热情，可视为这种不对称性症候的一种委婉体现方式。
在近年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学史理念、阐释框架、述史结构、逻辑线索等等元文史学命题的探讨中，“民国文学史”是一个具有重要知识增长点和广阔阐释空间的学术概念，不少学者发文对这一概念进行程度不等的探讨，比如张福贵《从意义概念返回到时间概念――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命名问题》《文学世纪》2003.4)，魏朝勇《民国时期文学的政治想像》(华夏出版社，2005)，秦弓《从民国史的角度看鲁迅》(《广东社会科学》2006.4)、《现代文学的历史还原与民国视角》)《湖南社会科学》2010.1)，梁子民、毕文昌《学术史分期的当代意义》(《中国青年报》，2006.12.6)，赵步阳等《“现代文学”，还是“民国文学”?》(《金陵科技学院学报》2008.5)，杨丹丹《“现代文学史”命名的追问与反恩――对“中华民国文学”概念的意义解读》(《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8.5)，陈学祖《重建文学史的概念谱系――以“民国文学史”概念为例》(《学术界》2009.2)，李怡《“民国文学史”框架与“太后方文学”》(《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9.1)、《谁的五四――论“五四文化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3)、《“五四”与现代文学“民国机制”的形成》(《郑州大学学报》2009A)、《含混的“政策”与矛盾的“需要”――从张道藩(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看文学的民国机制》(《中山大学学报》2010.5)、《民国机制：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种阐释框架》(《广东社会科学》2010.6)、《从历史命名的辩正到文化机制的发掘――我们怎样讨论中国现代文学的“民国”意义》)(《文艺争鸣》2011.7)《辛亥革命与中国文学的“民国机制”》(《郑州大学学报》2011.9)，丁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断代谈片》(《当代作家评论》2010.3)、《新旧文学的分水岭――寻找被中国现代文学史遗忘和遮蔽的七年(1912-1919)》(《江苏社会科学》2011.2)、《给新文学史重新断代的理由――关于“民国文学”构想及其它的几点补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3)、《“民国文学风范”的再思考》(《文艺争鸣》2011.7)，王学东《“民国文学”的理论维度及其文学史编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4)，陈国恩《民国文学与现代文学》)《郑州大学学报》2011.9)，等等。
学者们本着尊重历史真相、还原与重建现代文学谱系的学术出发点，将“民国文学史”的探讨，从文学史观的宏大视角逐步推进到“民国机制”、“民国文学风范”等具体的学理层面。这意味着将“民国文学史”这一概念从整体述史的可能性理论层面，提升到了整体述史的可行性实践层面。尽管还存在着体制等诸方面造就和累积的诸多学术障碍，但随着学者们“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不断拓展，这个概念及其阐释框架的可行性和操作性将会更加明显。之所以认为“民国机制”“民国文学风范”是具有重要前景的可行性、操作性概念，我的认识很简单：这是目前我们所能找到的最能逼真描述和解释民国时代的文学的历史属性和自然属性的述史概念，用这个概念及其衍生的各种理念、思路和方法阐释民国时代的文学，不但可以使我们摆脱既有文学研究知识谱系和价值秩序的某种“坐井观天”效应和“语言牢笼”效应，更有可能成为我们最接近历史事实真相和历史精神真相的一条佳径。
各位学者以切身的研究经验与体会为基点，以具体的中国现代文学现象为例证，较为全面而细致地探讨了“民国文学史”这一概念与框架的可能性与可行性，不乏精彩纷呈的高见。在各位学者的探讨与阐释中，我以为文学史哲学及方法论层面的辩证与探究较为薄弱。文学史研究，大致应具备史学、诗学和哲学三种基本品质，借用传统话语来说就是考 据、义理和辞章(辞章所对应的诗的品质，既指研究本身的文采之类的诗化特征，更指对研究对象美学品质的准确感悟与展现)。作品及其他文献材料虽然存世，但是语境已经逝去，名与实、词与物的对应关系发生了变异，话语本身又有多义性、含混性、增殖性或衰退性等特点，如何才能真正恢复和重建逝去历史的本真?何况史料的书面语言和历史遗迹的实物背后还存在一个无法记载和言说的无意识的历史真相?何况文学史的述史对象是与一般历史的述史对象不同的虚构的、诗化的人类精神产品?原始的历史和纯粹的过去已不复存在，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件、现象都必然要分解为每个历史经历者的个体心理经验，即使是恢复和重现，也必然还要经过研究者的甄别、认识和判断等认识论范畴的中介环节。所以大凡杰出的文学史研究，往往能够充分协调翔实可靠的史学品质、悟性充盈的诗性品质和想象力活跃的哲学品质这三者之间的辩证张力，达到再现历史史实真实和表现历史精神真实的内在统一，将研究对象记载和阐释得“更像”曾经真实存在过的那个文学现象和文学历史的本身，展现出历史的、美学的和哲学的各种因素与关系的平衡与和谐，在最大可能性上展示出文学史自身“原有的、真正的魅力”。
基于此，我以为“民国文学史”这一概念和述史框架的提出和展开，既是出于对逝去历史真相的尊重和还原，又是元文学史层面的洞识、悟性和想象力等创造性学术品质在当下学术界的一种萌发。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文学史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以现代文学的历史发展进程来配合党史、国史的建构，背后是意识形态规训机制。彼时意识形态规训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内化为研究者主体意识和价值体系的重要坐标，研究者们习惯于运用那样一种历史意识和价值秩序来建构文学史。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所谓新启蒙精神渐渐渗透并普及到文学史研究中，其典型就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和“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从那时起，学者们开始反思和背离先前的意识形态规训机制，用启蒙的、审美的、现代性的、现代中国的、汉语新文学的等等各种各样的价值秩序和学术尺度来重新打造现代中国文学的历史。此后几乎每隔三五年就要掀起一个“重写”的冲动和潮流。我以为这首先是一个摆脱“文学史负担”，冲破自我理念桎梏及无意识规训阴影的过程。无论如何，摆脱“过去”的掌心，写出一部经得住史实检验、内含某种高规格价值目标和学术尺度的、堪称时代和历史荣耀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是几代研究者们梦寐以求的学术理想。然而，如何才能实现?韦勒克曾推崇一种理想的文学研究方法――“透视主义”，概言之：一件艺术作品既是“永恒的”又是“历史的”，研究者必须能够指出它在自己当代的和以后历代的价值；文学史既不是一系列散乱的、不连续的残篇断简，也不是为趋奉某种风尚而设定的一些抽象的、非文学的理想和观念；文学既不是一系列独特的、没有相通性的作品，也不是被某个时期的观念所完全束缚的一长串作品，而是一个在不同的时代发展、变化、可以相互比较、充满各种可能性的整体。所谓“透视主义”的学术诉求，类似学界常说的如何“科学、客观、公正”地到达那个我们虽身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真相”。所以，尽管路漫漫其修远，但是自己的学术成果是不是符合那个逝去历史时代的文学本真状态，大概是所有文学研究者都无异议的标准，因为一旦背离了文学史的本真状态，一切就无从谈起。
二
从更为抽象的层面来看，大凡文学、艺术、文化、历史等人文社会科学现象，其自然的秩序总是丰富于人为的秩序，其自然的状态总是优位于人为的状态。现象本身才是逻辑和概括的起点，事实本身才是理念和思维的原点。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来看，如果说中国现代文学史本身有其自然秩序和自然状态，那么几代学者建构的有关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知识谱系、价值秩序和意义系统，显然属于人为秩序和人为状态的范畴。
文学之于人类的意义和价值，犹如花草树木之于自然界。自然界通过草木葱郁、繁花似锦，来展示自身的绚丽多姿；人类也通过五光十色的文学作品，来展示自身精神世界的五彩斑斓。而文学杰作之于人类，犹如奇花异草之于自然界。强调文学的自然状态和自然秩序，不仅仅是出于这样一种“比拟”层面意义的考虑，更因为包括文学行为在内的人类精神产品乃至人类自身及其社会组织，本来就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谈道：“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的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尽管马克思手稿更强调“人化的自然”的价值和意义，但一个最基本事实是，“人化的自然”是在自然界的自然状态中按照自然节奏自然而然地生长、衍化，是自然界运行、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将人类及其社会和自然界视为二元对等的世界，只不过是突出了人类的中心意识。尽管人类凭借自己的能动性，创造出了所谓“人化的自然”，并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某些自然结构和节奏，但这些和整体的自然状态、自然结构、自然规律与节奏相比，不过沧海一粟，“人化的自然”和自然界的关系，是部分和整体、特殊和普遍、小宇宙和大宇宙的关系。
事实上，人类不但对自然界的认识与理解远未达到成熟状态，即使对自身的认识与理解都存在着大量无法估测的未知领域，那句“人啊，认识你自己”的铭文，迄今都令人类思之怅然。某些人所宣称的掌握自然规律、抗拒并改造自然界的雄心壮志，现在来看很大程度上源于人类自我中心意识的高度膨胀。不必说理解与掌握自然界规律的程度如何，就是面对自然界花草树木的生长状态和规律，人类也绝非全知全能。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思维本身的要素，思想的生命表现的要素，即语言，是感性的自然界”，处于“人化的自然”状态的文学作品的生长和发展，作为“感性的自然界”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样也有着难以为人类意识所完全把握和掌控的自然生长状态。由于“人化的自然”与自然界本身的本质同构性，由于文学行为作为“人化的自然”具体形式的独特性，更由于每一个个体的知识接受与理解能力的有限性，要全部理解和掌握文学这个“感性的自然界”的规律和本真面目，如何可能?至于推动自然界演化的那只看不见的上帝之手是以习焉不察的方式在场还是悄然隐匿，至于推动人类社会运行的那些规律可以被人类把握与改变还是日用人伦而不知，或者简单说是采取可知论还是不可知论，留待哲学家们或者感兴趣者去探讨。本文无意夸大关于自然以及“人化的自然”的不可知论，而是强调人无论是面对外在的自然界还是内在的精神世界，都必须警惕人的主体及其主体能力的有限性。
当我们从哲学及其方法论层面深切意识和感知 到人的自身限度时，文学研究和文学史叙事的能力与限度问题也就昭然若揭。迄今为止人类对‘文学是什么”依然众说纷纭，或许就是这种不可能性和限度的一个面相。卡勒认为：“文学就是一个特定的社会认为是文学的任何作品，也就是由文化来裁决，认为可以算做文学作品的任何文本。”他又举例‘什么是杂草?”来加以说明：“杂草就是花园的主人不希望长在自己园里的植物。假如你对杂草感到好奇，力图找到‘杂草的状态’的本质，于是就去探讨它们的植物特征，去寻找形式上或实际上明显的、使植物成为杂草的特点，那你可就白费力气了。其实，你应该做的是历史的、社会的、或许还有心理方面的研究，看一看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会把什么样的植物判定为不受欢迎的植物。”这种相对主义的文学认识论，同样适用于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解与把握。中国现代文学本身犹如自然界的花草树木，种类繁多、五花八门、争奇斗艳，是我们有关的知识谱系、价值秩宁和意义系统，通过理论想象界定了哪些是杂草朽木、哪些是奇花异卉，哪些要精心呵护、哪些要弃之敝履，这个理论想象既有真知亦有偏见，是权威而不一定是真理。这也就意味着“民国文学史”及其相关概念的提出与讨论，不是中国现代文学本身发生了危机，而是我们有关的知识谱系和价值坐标出现了危机。
如托克维尔所说：“不管到什么时候，在智力和道德世界都要有某种权威存在。……问题不在于了解民主时代是不是有智力权威，而只在于知道这个权威的所在处和它有多大力量。”作为智力权威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知识谱系、价值坐标和意义系统，固然是文学真实状态在我们精神世界的投影和写真，但与那个历史上的自然生长状态的文学必然有一定的距离。前者是事实的自然状态，后者是思维和逻辑的结果。我们固然无法推翻这个权威体系的所有知识、价值和意义指标，但是异质的知识资源、学术视野和价值尺度的介入，却可以消解危机并带动这个体系的更新与发展。关于文学的自然生长、自然秩序、自然状态之类的讨论，在中国现代文学知识谱系、价值秩序和意义系统中比较少见，印象较深的只有1928年革命文学论战时，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自然生长性与目的意识性》和成仿吾《全部的批判之必要》，引进日本青野季吉《自然生长与目的意识》一文中的“自然生长”概念。当然他们是希望用文学的“目的意识”来引导文学的“自然生长”，也就是按照他们视为真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组织”文学。讨论的多寡有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缩短中国现代文学的人为秩序、人为状态与自然秩序、自然状态之间的距离。或许学者们所用理论、概念、思路和术语不尽相同，但是内在的学术诉求却是殊途同归。之所以在文学史哲学层面强调中国现代文学的自然秩序、自然状态和自然生长性，就在于以往知识谱系、价值坐标和意义系统想象和建构出来的文学状态与真实的文学状态之间存在的距离，超过了合理的阈限，在某种程度上抓住文学史某些本真部分的同时，却又丢掉了文学史的其他本真状态，形成事实上的肢解文学的历史、阉割文学的历史，甚至是人为地再创造文学的历史的情形。因此选择符合文学自然生长状态、自然发展节奏的多元研究范式，是当前学术界寻求突破自身限度的必然选择，探讨民国文学史及其相关概念、理论和思路的价值和意义也就恰逢其时。
三
如何才能使我们的知识谱系、价值坐标和意义系统更符合文学的自然状态、自然秩序和自然生长性?这既是一个哲学方法论问题，更是一个文学史的技术操作问题。我们已经感受并见证了那些思想大师们所揭示的有关历史书写的精辟见解。比如兰克所谓每一个时代都直接面对上帝、克罗齐所谓一切历史皆是当代史、柯林伍德所谓一切历史皆是思想史、海登?怀特所谓历史写作的诗性和修辞性特征。我们也深深懂得历史的田园早已荒芜而怅然不得归，我们必须依靠知识、逻辑和价值来寻觅重新踏人本来杂乱无章的自然生长的历史的路径，只有对历史进行命名、赋予历史以意义才能进行历史叙事，正如韦勒克所言：“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把历史过程同某种价值或标准联系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把显然是无意义的事件系列分离成本质的因素和非本质的因素。”
然而，那些知识、逻辑、价值和意义如何从历史本身恰切地抽象出来?它们和历史真相能够达成多大程度的吻合?其实，学术界过去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诸多命名和赋予意义，比如新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中国文学、汉语新文学等等，都是在特定视域中对文学自然状态、自然秩序、自然生长性的一种尊重和描述，有其存在的理由与价值，因为时过境迁而耗尽革命性学术能量也是自然而然之事。但是，如果不正视其不合时宜性而依然视之为天条铁律，则是思想的惰性和学术的盲区所致。以近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知识谱系、价值坐标和意义系统中获得较广泛共识的“现代性”为例，这个超级概念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带来的活力和困惑。就足以说明问题症结所在。当今文学研究对“现代性”的理解和运用可谓五花八门，它既是现象又是本质，既是理论又是实践，既是价值理性又是工具理性，既是概念又是方法，既是经验又是规律，既是特征又是进程，等等，不一而足。说它超级，既在于它在学术界获得了较广泛的共鸣和认同，更在于它在学术实践中体现的包孕性、含混性、模糊性和矛盾性。当最初的学术兴奋渐归于平淡和无奈的时候，我们又不能说它是诸佛妙理尽显法身。在各执一端的众说纷纭中，我们能够深深体味出它给学术带来的力量与局限。最终我们可能不得不同意来自现代性原产地的学者的意见：“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具体原因，在整个社会科学中，人们对现代性的理解仍然极为肤浅。”
暂且不从中西异同的背景来探究这个外来理论和我们的本土经验是融会贯通还是百般纠结，即使从古今演变的视野来看，我们对现代性或许作出了过度的理解与阐释，尤其是当这种理解和阐释介入具体的文学研究时。也就是我们过于强调了现代和古代的断裂性，夸大和诗化了它的独特性。我们的确不能不承认和感受到，从外部的社会组织、制度和物质层面到内在的价值尺度、情感体验和欲望表达等等诸层面，以现代性为轴心的存在方式将我们抛离了过去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和生活形态。于是我们就有了诸种以现代性指标为衡量尺度的界定我们“此在”社会的言行，于是也就有了界定我们“此在”社会的文学现象的专用术语。毋庸置疑的是，现代社会和过往时代的任何社会类型相比，的确具有了与众不同的品质和特征。但是我们必须充分意识到，所谓历史的断裂性的判断，是以历史的连续性为基础的；所谓社会的独特性的界定。是以社会的普遍性为参照的。或许现代性指标的确构成了我们“此在”社会的最主要的品质和特征，但是即使这些指标具有超级覆盖性与统摄性，也无法涵盖我们“此在”社会的所有品质和特征。它或许是我们“此在”社会最鲜明的旗帜，但绝对不是我们“此在”社会唯一的生存质态和生活样态。除了新旧更替的进化发展， 有史以来人类社会的各种创造也逐渐积淀为一个共存秩序和生存平台。我们在关注新旧嬗变的精彩时，断不能忽视那个共存秩序和生存平台依然在支撑着我们的“此在”社会。因为我们不但无法脱离传统的掌心，而且我们也终将会化为传统的一个环节。
在我们文学研究的知识谱系、价值坐标和意义系统中，必须有一个关于现代性以及类似概念或理论的“祛魅”过程，即使它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强大的更为有效的言说体系。最近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的文学及其研究，往往强调现代对于古典的独特性与优位性，突出现代对于古典的断裂性与差异性，而事实上这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我们执著于现实感与线性发展而忽略了历史感和共存秩序。在很多根本命题上，我们津津乐道于差异性、断裂性乃至创新性时，却往往忽视不同历史表象背后的连续性、相似性、同构性和同质性，比如人性的善恶、道德的优劣、艺术的雅俗等等。阿德勒认为：“人类生活在‘意义’之中。我们一生中所经历的事物并不仅仅是单纯的事物，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事物对我们人类的意义。……我们一直是以自己赋予现实的意义来感受现实，我们所感受的不是现实本身，而是现实被我们所赋予的意义，或者说我们的感受是我们自己对现实的解释。”考诸人们对现代与古典的诸般理解与阐释，事实往往在于我们用对世界的意义感受代替了世界的真实状态，犹如现代的人性未必比古典的人性更高级或者更文明，现代世界和古典世界相比未必有我们那个想当然的优位性和超越性，有的或许只是我们的感觉和幻想，有的或许只是我们自己赋予现代的意义和价值。从这样一个视野来看，中国现代文学知识谱系、价值坐标和意义系统中的现代性命题，就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灵丹妙药。而且随着近年研究的深入，学者们也越来越感受到这个超级概念所带来的困惑、局限与束缚，这个概念在研究中的先锋性日益淡漠，其含混性、模糊性和矛盾性乃至盲区的效应越来越明显。这不能不让人想起保罗?德曼在《文学史与文学现代性》一文开篇就提出的尖锐质疑：“如果提笔对现代性作一回顾就会发现，这一用语到底有没有用处还是一个问题，特别是它是否适用于文学的时候。”
在中国社会诸问题渐次累积、发酵并逼近临界点的今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需要一个更富包容性、开放性和革命性的知识谱系、价值坐标和意义系统。目前我们能够寻找到的“最不坏”的学术坐标，我以为就是民国文学史观。如果说关于民国文学史的宏观探讨，让我们依稀看到了它带来的广阔学术增值空间，那么民国机制、民国文学风范的具体分析与探究，则让我们切实体验到新一轮“重写文学史”的真实感和使命感。也就是说，如何在最大可能性层面接近那个逝去时代的文学的原始的历史形态和自然形态，在中国文学与中国社会的共存秩序和生存平台上有效地揭示和阐释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特个性、经验、价值和意义，已经可以从宏观的理论论证层面进入具体的学术实践领域了。至于民国文学史观的内涵与外延如何界定，与其他的文学研究和述史理念如何共存与互动，民国机制、民国文学风范如何生成、有什么特质、并发挥何种效力，民国机制之后的共和国机制又给我们的文学带来了什么，尽管不少学者作出了富有成效的探索，但是更富有弹性和张力的学术空间依然等待我们去开掘。
最后必须要强调的是，激活和生发民国文学史及其衍生概念、思路和阐释框架的潜在学术能量，不但能提醒和督促我们必须具备内在精神的反省能力和学术的自我净化能力，也能让我们感受到这种激活和生发所带来的学术革新能量，从而让我们超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框架本身的局限，回归到历史起源和文学本源的层面，贴近文学的历史和自然原生态，在中国文学、中国历史的共存秩序和生存平台中发现和阐释中国现代文学的固有价值和意义。因为文学研究和述史机制只有尊重文学自身最自然的本真状态时，才有可能到达自身所能达到的真理之境，重现文学最天然的自由活泼的生命力。托克维尔曾言：“从脑力劳动成为力量和财富的源泉之后，每一科学发明，每一新的知识，每一新的思想，都应被视为人民行将掌握的权力的胚芽。诗才、口才、记忆力、心灵美、想象力、思考力――上天随意降下的这一切资质，都在促进民主；即使它们落于民主的敌人之手，也会由于它们显示了人的生性伟大，而仍能为民主服务。因此，被民主征服的领域，将随着文明和教育所征服的领域的扩大而扩大，而文学则成为对一切人开放的武库，弱者和穷人每天都可以从中取用武器。”民国文学史这一广阔的学术论域，让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文学研究和述史机制在危机中焕发活力、重塑自我再生产的能力，而且让我们看到：上苍赋予学术研究之于时代和社会的天职意识与使命感，有了一次神采焕发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