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敦煌文献中有四则隋代初年的宋绍(又作宋绍演)读经题记，现分藏于中、英、日三国。这些题记包含了比较丰富的学术信息，涉及周隋之际敦煌的宋氏家族、职官制度、七七斋丧俗、西北形势等诸多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敦煌文献；佛经题记；宋绍；佛教信仰；西北形势
中图分类号：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2)01―007―09记较简略外，另外3件题记内容丰富，价值颇高。下面在分析题记文本的基础上，对所涉及的周隋之际敦煌的宋氏家族、职官制度、七七斋丧俗、西北形势等问题进行探讨。
一宋绍读经题记的文本分析
这四件读经题记可分为两类：一是北三井025―014―002，二是s，3935、S，582与北新1125。它们在佛经名称、发愿者名字、制作时间、读经部数及内容、祈愿目的等方面均不尽相同。
北三井025―014―002《华严经卷第册六》尾题：
大随(隋)开皇三年岁在癸卯五月十五日，武候师。
都督、前治会稽县令宋绍演，因遭母
丧，亭(停)私治服。发愿读《华严经》一部、《大集经》
一部、《法华经》一部、《金光明经》一部、《仁王经》一部、
《药师经》，卅九遍。愿国主兴隆，八表归一，
兵甲休息。又愿亡父母托生西方天寿国。
常闻正法；己身福庆从心，遇善知识；
家眷大小康休。一切含生，普蒙斯愿。
这件佛经文书从1935年起，就不断地被公布图版、过录文字，关于年代与出土地点也受到中日学者的热烈讨论，甚至还涉及文书本身的真伪问题。
图版的公布全由日本学者进行，主要是影印文书的后部，包括佛经尾部及题记。1935年，日本的史学会首次刊布黑白图版，内容为该佛经的尾部8行和题记9行。1938年常盘大定、1990年池田温均公布了黑白图版，佛经部分比前者多出3行。2003年赤尾荣庆公布的黑白图版，又比常盘、池田氏多出4行。2004年，三井文库编《敦煌写经：北三井家》刊布了两幅彩色图版，一幅为卷首，33行；另一幅为尾部，又比赤尾氏多出2行。综合比较以上图版，从黑白到彩色，内容不断扩充，所扩充者皆为佛经部分，题记则一直是完整的，除了上文所录的8行宋绍演题记外，还有1行和常太题记。
其次来看对文书的形态介绍、题记录文及年代、出土地点的判定。史学会介绍说：首部缺损，起自“利海微尘等”，黄纸墨书，共16张纸，卷末有“延昌二年经生和常太写用纸十九”及另一笔迹的“大随(隋)开皇三年岁在癸卯五月十五日”的题记，并判定延昌二年为北魏宣武帝即位十五年(513)。由此可知，当时已经残缺卷首的三张纸了。1989―1991年，施萍亭(按：时施萍婷作品“婷”自署“亭”，页下注中同)赴日本访学时调查过三井文库藏敦煌文献，其介绍该文书的形态特征“纸的接缝处有朱色骑缝章。纸数15.5。每纸28.8×51.5，28行，行17字”，并且过录了题记全文，指出和常太题记的字体与经文相同，延昌二年同样定在北魏。约在同时，池田温把和常太、宋绍演的题记作了分别录文，但将佛经与和常太题记的年代都定为高昌国王麴乾固延昌二年(562)，把它当作了吐鲁番文献。1995年，黄征、吴伟在校录愿文时也作了录文。1997年，王素、李方肯定北魏说，并疑其出自敦煌藏经洞，云：“按：高昌麴氏王国纪年例记‘某某岁’。本件纪年与此不同。又，本件后又附隋开皇三年五月十五日前会稽县令宋绍演题记。据此，本件应为中原北魏写本。识语集录恐误”。2003年，赤尾荣庆连续发表两篇论文，均过录了题记，对延昌二年持北魏说；但从纸张、书法、书写形式等方面论证了该佛经为伪写本，认为是20世纪初伪造的赝品，这一观点在日本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2004年，《敦煌写经：北三井家》过录了题记，并沿袭赤尾氏的观点，拟题中同样“存疑”；同时对该文书作了非常详细的描述，新测得的文书尺寸为“纵二六?五横七二五(一六纸)”。2005年，砺波护也移录了题记文字，继承了伪写本的观点并从题记中的“天寿国”出发，系统梳理了常盘大定、大屋德城、横超慧日、冈部长章、大桥一章等学者对“天寿国”的长期讨论，探讨了隋文帝与佛教的关系。同年，陈国灿、刘安志主编《吐鲁番文书总目(日本收藏卷)》则又将此件佛经作为吐鲁番文献收录入内，拟题为《高昌延昌二年(562)经生和常太写(华严经)卷第卅什六残片》并介绍说：“前缺，存13行，有丝栏，1一11行为经文，12行署‘华严经卷等第?六’，13行记‘延昌二年经生和常太写。用纸十九’。其后尚存8行开皇三年(583)武候帅都督前治会稽县令宋绍演的祈祷愿文(识语集录139页)。从所说行数及参考文献看，他们依据的是池田氏公布的图版与录文，将其判定为麴氏高昌延昌二年的吐鲁番佛经文献，并不确切。
不管这件文书的真伪性如何，关于它的年代，我们赞同延昌是北魏而非高昌的年号，延昌二年是513年而非562年；关于出土地点，即便是造假的，所体现的也应是敦煌而非吐鲁番。
与北三井025―014―002《华严经卷第卅六》不同，s.3935、s.582、北新1125则为《大集经》，分别是卷第十八、廿五、廿六。今据s，3935《大集经卷第十八》过录题记于下，再以s.582、北新1125进行比勘校核：
开皇三年岁在癸卯五月廿八日，武候帅都督
宋绍，遭难在家。为亡考妣发愿读
《大集经》、《涅柴经》、《法华经》、《仁王经》、《金光
明经》、《胜矍经》、《药师经》各一部。愿亡者
神游净土，永离三涂八难，恒闻佛法；
又愿家眷大小，福庆从心，诸善日臻，
诸恶云消。王路开通，贼寇退散；疫
气不仟，风雨顺时；受苦众生，速蒙
脱解，所愿从心。
s.582《大集经卷第廿五》尾题“佛弟子宋绍读七部经，所愿从心”一句，宋绍名前题“佛弟子”而未书“武候帅都督”职衔；所读七部经与s.3935所列经数相合，但未具体写出经名；“所愿从心”一语是s.3935之末句，可见s.582题记是个简略本；经文与题记的字体明显不同，均无和常太题记。
北新1125《大方等大集经卷廿六》是个长卷写经，据介绍有“二。纸，四六五行，有木轴。尾题开皇三年岁在癸卯五月廿八日武侯等字十行，疑伪。题记10行，比s.3935多出1行。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误录“武候”为“武侯”，可能是把它当作了爵位而非官衔；而称其“疑伪”，不知证据为何，但这一说法在中外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990年，薄小莹、池田温皆沿袭北图旧说，称其疑伪，后者还按行公布了这10行题记的全部文字。1997年，方广铝在《敦煌遗书鉴别三题》一文中专门以之为例证，云“北新1125号《大方等大集经卷二十六》，本属于南北朝写经，但附有一段字迹完全不类的开皇三年题 记”并过录了这一题记，续云：“经查，在斯3935号中有一段内容与此大体相同的题记。作伪者就是依据斯3935号题记伪造了北新1125号的题记。由于作伪者的敦煌遗书知识还不够，把这段隋代的题记写到南北朝的卷子上，露出马脚。”然而，此话若反过来说“作伪者就是依据北新1125号题记伪造了斯3935号的题记”，亦无不对。而且，北三井025―014―002还有一条与经文字体一致的北魏“延昌二年经生和常太写用纸十九”之题记，方氏所云“字迹完全不类”正说明了隋开皇三年的宋绍题记是后来续题上去的，这不能说明北新1125是伪造的。在这件文书中，宋绍名前冠有“佛弟子武候帅都督”，是与s.582佛弟子”、s.3935"武候帅都督”、北三井025-014―002“武候帅都督、前治会稽县令”中的现职相吻合的。另外，在发愿内容上，北新1125与s.3935也有一些相异之处，如“不经三途八难”作“永离三涂八难”，“福庆从心”的位置不同，前者无“疫气不仟，风雨顺时”一句却在最末多了“一时成佛”之语，等等。
二发愿者的名字与周隋之际的敦煌宋氏
北三井025―014―002《华严经卷第册六》的发愿者为“宋绍演”，而s.3935、s.582、北新1125《大集经))则作“宋绍”。虽然赤尾荣庆、砺波护与三井文库编者对日藏本持存疑态度，但荣新江指出，三井文库藏敦煌文献主要来自于民国时期督甘的张广建藏品，其获取敦煌写卷年代较早，且当地所存伪本很少，故三井文库藏卷颇值得信赖，池田温所录16件三井藏品没有任何疑问。另外，两类读经题记的时间皆在开皇三年五月，现任官职均为武候帅都督，祈愿目的也都是为了亡父母发愿读经，这些都有助于说明两者为同一人。在中古时期的敦煌地区，名字中省略一字的现象较为普遍，如西魏瓜州刺史元荣即元太荣、唐前期军将张端即张令端、晚唐归义军节度使张奉即张承奉等。因三件《大集经》均作“宋绍”，而《华严经》又被日本学者认定为伪经，故本文统一以“宋绍”称之。
在汉宋之间，宋氏是敦煌本地的大姓，东汉后期出现了一位敦煌太守宋亮；西晋初，敦煌郡功曹宋质废梁澄，扶令狐丰为敦煌太守，东拒凉州刺史杨欣，显示出敦煌宋氏家族的实力；十六国五凉政权中，宋氏家族的势力发展到顶峰，涌现出宋配、宋混、宋繇等显赫人物；北魏灭北凉后，宋繇被迁到平城，不少脱离本土的敦煌宋氏人物出仕于北魏、北齐政权，或出家成为名僧，或西徙于高昌。
目前所见北魏、西魏史料，此一时期敦煌本土的宋氏家族人物湮没不显，但到北周、隋初，敦煌文献中却出现了这位先后担任过会稽县令、武候帅都督的宋绍，另外在莫高窟第305窟南壁龛下正中有一则隋初的发愿文，也提到了一位宋氏人物：
口皇口(四)口(年)口(三)月十五日
清信士宋显云香……口等
……苦海若不口口口(三)宝无以口
……口(敬)口(造)口方宝相佛子二
口(菩)
……佛口像一口(区)愿一切含生口
……亡父母见在家眷俱登正觉……
……州佛之像
……供养。
历史上称“口皇”年号的，除了王莽的地皇、孙吴乌程侯孙皓的凤皇之外，就只剩下隋文帝的开皇了。该窟中还有“口皇五年”、“大业口(元)年”等年份，故贺世哲把它作为隋代的代表性洞窟。虽然我们不知道同时同地的宋绍与宋显云是否有亲属关系，但此窟及其发愿文正好说明了周隋之际敦煌宋氏家族在本地的重新崛起，这与周隋唐初的“关陇集团”或许有一定的关系。人唐以后，尤其是在吐蕃及归义军时期，敦煌出现了都教授宋正勤、都督宋国宁和节度使张议潮夫人宋氏、曹议金夫人宋氏、都僧统钢惠等口，都是本地区的头面人物，家族地位甚为显赫。
三发愿者的官衔及其升迁
这四件读经题记对发愿者宋绍(演)的官衔或身份书写。
北三井025―014―002《华严经卷第?六》对发愿者的官衔记述得最为详细，不仅记载了现职“武候帅都督”，而且还题写了前官“会稽县令”；而s.3935、S.582、北新1125三件《大集经》仅记现职“武候帅都督”，或者干脆不书官衔而称“佛弟子”。
宋绍在周末或隋初做过会稽县令。按，会稽之设县，始于西晋“元康五年(295)，惠帝分敦煌郡之宜禾、伊吾、亘安、深泉、广至等五县，分酒泉之沙头县，又别立会稽、新乡凡八县为晋昌郡”，五凉敦煌名儒阚驷之“父玖，为一时秀士，官至会稽令”；西凉时，又升格为会稽郡，管江汉南人五千户。《晋书》卷87《凉武昭王李玄盛传》云：“初，苻坚建元之末，徙江汉之人万余户于敦煌，中州之人有田畴不辟者，亦徙七千余户。郭磨之寇武威，武威、张掖已东人西奔敦煌、晋昌者数千户。及玄盛东迁，皆徙之于酒泉，分南人五千户置会稽郡，中州人五千户置广夏郡。”北魏攻灭北凉、统一北方后，继续沿设会稽郡，直到北周才废，但会稽县仍然存在。《隋书》卷29《地理志上》“敦煌郡玉门县”条下注云：
后魏置会稽郡。后周废郡，并会稽、新
乡、延兴为会稽县。开皇中改为玉门，并得
后魏玉门郡地。
又《太平寰宇记》卷153《陇右道四》“瓜州”条记载西凉置会稽、广夏二郡后，续云：“至后周初并之，复为晋昌郡，至武帝改晋昌为永兴郡。”由此可知，北周初将会稽郡并入了晋昌郡，而会稽县地盘则扩大，合并了新乡、延兴二县；到周武帝改晋昌郡为永兴郡时，又将玉门郡并人了会稽县，史料见于《元和郡县图志》卷40《陇右道下》“肃州”条玉门县：“后魏孝明帝改为玉门郡，周武帝省入会川(稽)县，隋开皇十年(590)复改为玉门县。”如此，周隋之际的会稽县一直存续到590年，是瓜州东部的一个大县。关于它的县治，据王仲荦考证，北周时会稽县为永兴郡治，认为“北周并会稽、延兴等县为会稽县时，会稽县额虽未废，而县治实已东移”，推断从原来的晋昌西北之宜禾故城即古昆仑障移，“实移治于后魏之玉门郡玉门废县也”，亦即“今甘肃玉门市西北赤金堡附近”。李并成赞同其说，也称“北周至隋开皇十年这段时间内的会稽县已东移至玉门废县，今赤金堡之地，而不在宜禾城故址”。周隋之际，宋绍出任会稽县令，足以显示此一时期敦煌宋氏家族的崛起与势力。
其次看他在隋初所任之武候帅都督。武候即中央禁军之左、右武候，此职始见于隋，隋初禁军有“左右卫、左右武卫、左右武候、左右领、左右监门、左右领军等府”，这十二府下辖骠骑府、车骑府，分驻于全国；在骠骑将军、车骑将军之下，设有大都督、帅都督、都督等职。左、右武候置大将军一人、将军二人，下设长史、司马、录事，功、仓、兵、骑等曹参军，法曹、铠曹行参军各一人，行参军六人等职。右武候还加置司辰师四人、漏刻生110人。左、右武候的职掌是“掌车驾出，先驱后殿，昼夜巡察，执捕奸非，烽候道路，水草所置。巡狩师田，则掌其营禁”。帅都督的官品为从六品上。宋绍在隋初担任了 武候帅都督这一武职，然不知其隶属于武候之左或右。我们再来对比一下他的前官，即周末或隋初的会稽县令。北周时，除了长安、万年县令为正五命外，户七千以上县令，五命；户四千以上县令，正四命；户二千以上县令，四命；户五百以上县令，正三命；户不满五百以下县令，三命。隋朝在开皇十四年(594)“改九等州县为上、中、中下、下，凡四等”之前，除了大兴、长安县令外，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县九等，上县令为从六品上，中县令为从七品上，下县令为正八品上。会稽县在周隋之际的等级虽然不知，但应该不会是上县，即若以从六品上的上县令计，宋绍从会稽县令到武候帅都督，均为从六品上，属于平级调动；若是以从七品上的中县令或正八品上的下县令计，则属于正常的官职升迁。
四 发愿文的制作时间与七七斋丧俗
虽然这四件读经题记都写于开皇三年(583)五月，但具体日期却不相同，北三井025―014―002《华严经卷第卅}六》写于十五日，而s，3935、s，582、北新1125三件《大集经》则写于廿八日，前后相差两周。
十五日是宋绍之母去世的日子，“因遭母丧，亭(停)私治服”，他发愿读经49遍，为已故的亡父母等超度。之后按照民间丧俗要举行七七斋追念，《释氏要览》卷下云：“人亡每至七日，必营斋追荐，谓之累七，又云斋七。”北魏神龟元年(518)四月十二日，灵太后之父胡国珍薨，“诏自始薨至七七，皆为设千僧斋，斋令七人出家；百日设万人斋，二七人出家”。到唐朝，七七斋仍然盛行，如开元名相姚崇在遗嘱中训诫子孙：“吾亡后必不得为此弊法。若未能全依正道，须顺俗情，从初七至终七，任设七僧斋。”宋绍所处的隋代初年，敦煌是个佛教圣地，许多的僧尼、官宦及普通百姓在此开窟造像，供养僧尼，源自佛教的七七斋丧俗自然也会在此时的敦煌得以流行。
敦煌文献中关于七七斋丧俗的记载颇多，如五代后周翟奉达为其亡母马氏设七七斋，今节录津艺193+BD4544写经题记于下：
显德五年岁次戊午(958)三月一日夜，家母阿婆马氏身故，至七日是开七斋。夫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翟奉达忆念，敬写《无常经》一卷，敬画宝髻如来佛一铺。每七至三年周，每斋写经一卷追福，愿阿娘托影神游，往生好处，勿落三途之灾，永充供养。
十四日二七斋，追福供养，愿神生净土，莫落三途之难，马氏承受福田。
廿一日是三七斋，以家母马氏追福，写经功德，一一领受福田，永充供养。
廿八日是四七斋，愿以家母马氏作福，一一见到，目前灾障消灭，领受福田，一心供养。
四月五日五七斋，写此经，以阿娘马氏追福，阎罗天子以作证明，领受写经功德，悉于乐处者也。
四月十二日是六七斋，追福写此经，马氏一一领受写经功德，愿生长善处，一心供养。
四月十九日是收七斋，写此经一卷，以马氏追福，生于好处，遇善知识，长逢善因，眷属永充供养。
从这一完整的七七斋追念活动可知，翟奉达母马氏卒于3月1日，之后“至七日是开七斋”，3月7、14、21、28日和4月5、12、19日，分别举行七斋。
宋绍诵读北三井025―014―002《华严经卷第卅六》，是因为其母于5月15日亡故；而s，3935、s，582、北新1125三件《大集经》写于5月28日，则是举行二七斋的活动。两者前后相差两周，这与翟奉达之母马氏从3月1日亡故到14日二七斋是一致的。从发愿文用语观之，翟奉达“愿阿娘托影神游，往生好处，勿落三途之灾”、“愿神生净土，莫落三途之难”、“遇善知识”等句与宋绍题记中的“愿亡者神游净土，永离(或不经)三途八难”、“又愿亡父母托生西方天寿国”、“遇善知识”等亦相类似。故此不难推断，宋绍读经是为了其母亡故举行二七斋纪念活动，之后的6月5、12、19、26和7月3日，应该还会举行三七、四七、五七、六七、七七斋，只不过在敦煌文献中没有被记录下来。设斋饭僧、抄写佛经是七七斋供养的重要内容，宋绍在其母亡日，诵读了6部佛经，共49遍；到二七斋时间，读了7部佛经，大多与亡日相同，但也有些小异。时代发展到五代后周，虽然七七斋的丧俗在敦煌仍然流行，但翟奉达每斋抄写一经，其纪念活动的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
五从祈愿目的看隋初的西北形势
对比北三井025-014-002《华严经卷第卅?六》与s.3935、s.582、北新1125等三件《大集经》的祈愿目的，可以发现宋绍虽然都为家、国祈愿，但又有所不同。兹按祈愿顺序列表于下，以资比较：
首先，在母亡之日，宋绍先为国主，次为亡父母及己身、家眷，最后为众生祈愿；而在二七斋则先为亡父母、家眷，次为国家，最后为众生发愿。两者对国、家的祈愿顺序刚好颠倒。
其次，母亡之日为国主祈愿，国主即上台才两年半的隋文帝，希望他能使国家“八表归一，兵甲休息”。这反映出：即使在隋初，北方统一全国的历史趋势就已经非常明显，并且得到了像武候帅都督宋绍等远在西北边地官民的热情支持。577年北周灭北齐，统一了北方，之后厉兵秣马，试图南下。581年杨坚篡周建隋，统一大业落到了隋文帝的身上。是年九月，命尚书左仆射高颍统军伐陈。次年春，陈宣帝卒，后主叔宝立，遣使请和，此时的陈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583年宋绍祈愿国家统一之后不到六年，589年隋灭陈，实现统一，彻底结束了三个半世纪多的分裂局面。
再次，二七斋为国家祈愿，希望“王路开通，贼寇退散”。此时的隋朝除了有统一全国的大事之外，隋通西域的丝绸之路也受到“贼寇”侵扰而遭堵塞。所谓“贼寇”，应指南北夹攻河陇的突厥与吐谷浑。581年，突厥佗钵可汗病卒，继立的沙钵略可汗在北周千金公主的劝说下，连年南寇隋朝，而吐谷浑也趁隋朝初立而兴兵入犯。据《隋书》卷53《贺娄子干传》记载，他于581年随元谐击败进攻凉州的吐谷浑，582年又打败入寇兰州的突厥，583年在河西先后击溃了突厥、吐谷浑，“高祖以陇西频被寇掠，甚患之”；卷24《食货志》亦记开皇三年(583)，“是时突厥犯塞，吐谷浑寇边，军旅数起”，造成了王路阻塞、贼寇入侵的局势。兹以《资治通鉴》所载为主要依据罗列开皇三年(583)五月廿八日之前突厥、吐谷浑侵犯隋河陇地区之史料于下。
[开皇元年(581)八月]，吐谷浑寇凉州，隋主遣行军元帅乐安公元谐等步骑数万击之。谐击破吐谷浑于丰利山，又败其太子可博汗于青海，俘斩万计。吐谷浑震骇，其王侯三十人各帅所部来降。吐谷浑可汗夸吕帅亲兵远遁。隋主以其高宁王移兹裒为河南王，使统降众。以元谐为宁州刺史，留行军总管贺娄子干镇凉州。
[开皇二年(582)六月乙酉]，突厥又寇兰州，凉州总管贺娄子干败之于可洛咳。
[开皇二年(582)十二月]，时柱国冯昱屯乙弗泊，兰州总管叱列长叉守临洮，上柱国李崇屯幽州，皆为突厥所败。于是 突厥纵兵自木硖、石门两道入寇，武威、天水、金城、上郡、弘化、延安，六畜成尽。
[开皇二年(582)十二月]，天子震怒，下诏曰：“……达头前攻酒泉，其后于阗、波斯、挹怛三国一时即叛。”
[开皇三年(583)]夏四月庚午，吐谷浑寇隋临洮。洮州刺史皮子信出战，败死；汶州总管梁远击走之。又寇廓州兵击走之。
[开皇三年(583)五月辛酉]，隋秦州总管窦荣定帅九总管步骑三万出凉州，与突厥阿波可汗相拒于高越原，阿波屡败。荣定，炽之兄子也。前上大将军京兆史万岁，坐事配敦煌为戍卒，诣荣定军门，请自效，荣定素闻其名，见而大悦。壬戊，将战，荣定遣人谓突厥曰：“士卒何罪而杀之!但当各遣一壮士决胜负耳。”突厥许诺，因遣一骑挑战。荣定遣万岁出应之，万岁驰斩其首而还。突厥大惊，不敢复战，遂请盟，引军而去。
由上可见，在宋绍为亡母读经之前，隋初河陇地区屡遭突厥、吐谷浑的南北夹攻，在不到两年半的时间里，西起酒泉、东至天水一带不断受到侵扰，特别是中间地带的凉州、兰州、洮州受扰严重。面对突厥、吐谷浑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隋初三年只能采取防御策略，同时采用长孙晟“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的计策，逐渐分化突厥内部的各派势力；同时又派元谐率行军总管贺娄子干、郭竣、元浩等出鄯州，趣青海，反击吐谷浑。开皇三年(583)五月廿八日宋绍为亡母设二七斋时，河陇中间地带为突厥、吐谷浑所侵扰，丝绸之路被阻断，所以他要祈愿“王路开通，贼寇退散”。也就在宋绍祈愿之后，突厥由于内乱与疾疫盛行，千金公主也不得不请为隋女，被隋文帝改封为大义公主，隋与突厥握手言和；而吐谷浑也在尔汗山被隋行军总管梁远击破，不久又发生了可汗夸吕与太子间的内乱而衰弱，再加上贺娄子干在凉州镇守有方，终于打通了敦煌通往长安的丝绸之路。
最后，s.3935宋绍题记在“王路开通，贼寇退散”之后，又有“疫气不仟，风雨顺时”之语，而在北新1125题记中则无之，S.582、北三井025-014-002更是未载。这表明，开皇初河西发生了一场疾疫灾害。此疫灾可能是从突厥地区带来的，《隋书?突厥传》记载隋文帝诏云“去岁四时，竟无雨雪，川枯蝗暴，卉木烧尽，饥疫死亡，人畜相半。旧居之所，赤地无依，迁徙漠南，偷存晷刻”并趁突厥疫灾之机派军进击，“时虏饥甚，不能得食，于是粉骨为粮，又多灾疫，死者极众”。此事《资治通鉴》系于陈长城公至德元年(583，亦即开皇三年)四月壬申，正是在宋绍母亡之前月。很可能随着突厥的迁徙与侵寇，将疫灾带到了漠南、河陇等地，甚至还蔓延到西域高昌地区，并且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这可以从德国柏林、日本京都、英国伦敦各地所藏吐鲁番文献中的高昌王麴乾固佛经发愿文题记中得到证实。
1、Ch，271(TIl2067)《佛说仁王般若波罗蜜经卷匕》题记：
延昌卅一年辛亥岁(591)十二月十五日，白衣弟子、高昌王麴乾固，……今国处边荒，势迫间摄，疫病既流，有增无损。……愿时和岁丰，国强民逸；寇横潜声，灾疫辍竭。
大谷家二乐庄藏《仁王经卷上》题记：
延昌卅三年癸丑岁(593)八月十五日，白衣弟子、高昌王麴乾[……国处边荒，势迫间摄，疫病致流，有增无损。……(岁)丰，国僵(强)民逸；寇横潜声
or，8212―66(M405)《大品经卷第十八》题记：
延昌卅九年己未岁(599)(五)月廿三日，使持节、大将军、大都督、瓜州诸军事、瓜州刺史、西平军(郡)开国公、希近时多浮跋弥碾伊离地都芦悌陀豆阿跛摩希利发、高昌王麴乾固……以此功德，愿佛法兴隆，魔事坏灭；兵革消除，疫厉(疠)奄
息；云雷慎时，风雨应节。
通过这四则宋绍读经题记，可以了解隋代初年的政治形势，不仅看到隋朝统一全国的历史潮流，而且可以看到突厥、吐谷浑在西北地区南北夹攻隋朝，造成河陇丝路不通以及从漠北到漠南、河陇、西域灾疫蔓延等丰富的历史信息。
六结语
这四件佛经文书虽然分藏于中、英、日三国，一为《大集经》，一为《华严经》，但续题其后的隋开皇三年五月宋绍读经题记却把它们联结在了一起，使我们得以获知周隋之际、特别是隋代初年的一些历史信息，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题记表明：敦煌大族宋氏在被北魏迁徙以后，在本地一度衰落，但到北周时重新崛起，宋绍在周隋之际担任会稽县令、武候帅都督，成为关陇集团中的一员；宋绍为其母举行的七七斋功德及其所读的佛经，反映了隋初敦煌地区佛教的流行状况与民间信仰；该题记还透露出，即使在隋代初年，隋朝统一天下已是大势所趋，但在当时的西北地区，还存在着突厥与吐谷浑南北夹攻河陇、阻断丝路、灾疫流行的现象。
本文撰写过程中，在本所留学的日本京都大学山本孝子女士及在京都大学留学的本所同事刘永明副教授，提供了与三井文库藏敦煌文献相关的部分图录及论文资料，特此感谢!
参考文献：
[1]三井文库，敦煌写经：北三井家[M]，东京：三井文库，2004：44.
[2]王素，李方，魏晋南北朝敦煌文献编年[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176.
[3]陈国灿，刘安志，主编，吐鲁番文书总目(日本收藏卷)[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5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