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战国中后期，是中国从分裂割据到大一统形成的关键时期，墨家思想成为该时期的主流思想其国家起源学说对于整个社会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本文对墨子国家起源学说加以概述，并试对该学说所产生的影响进行探究。
关键词：墨子；国家起源学说；影响
中图分类号：D09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2）02-0000-02
一、墨子的国家起源学说
春秋后期，礼崩乐坏，战祸连年，政治黑暗，贫富不均，百姓怨声载道。与郁郁不得志而四处奔走的孔子一样，墨子不忍于这样的社会现状，提出了自己的一套让整个社会变得更美好的哲学思想，并终其一生去实践。
墨子哲学的中心思想是“兼爱”，即主张天下所有的人都应该不分高低贵贱，彼此相爱。他认为，国与国之间相互攻伐，家族与家族之间相互掠夺，人与人之间相互残害，君臣之间不相互施惠、效忠，父子之间不相互慈爱、孝敬，兄弟之间不相互融洽、协调等等这些“天下之害”都是因为“不相爱”而生。解决这些问题，只有“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实行“兼爱”，才能“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
古时人类刚刚诞生，还没有刑法政治之时，人们用言语表达的意见，也因人而异，“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墨子?尚同上》）。墨子认为，天下之乱在于“异义”，各人的“异义”造成了“交相非”、“交相害”，是“兼爱”的大敌。于是墨子提出了解决“异义”的办法和措施。
首先是需要建立“统一之义”，具体而言，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经济上，墨子维护私有制，反对侵犯私有权，认定富人对“民”的剥削是合理的，但同时重视社会财富，主张“富民”，即人们通过发展生产、强力劳动等，达到衣食丰足的目的，“国家富，财用足，百姓皆得暖衣饱食，便宁无忧。”（《墨子?天志中》）
政治上，墨子主张打破旧的“亲戚”世袭等级制和贵族专权，建立新的上下尊卑等级，主张尚贤，反对攻国等。
伦理道德上，墨子以“兼爱”作为人伦道德，同时，墨子用他的“三表”来判断兼与别，以及一切言论的是非。其一，“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其本之也，考之天鬼之志、圣王之事。”其二，“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其三，“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墨子?非命上》）。通过“三表”，墨子把“对国家和民众有利”视为判定一切价值的标准，这样“兼爱”成为人类生活的最高准则。实行“兼爱”，则“为人君必惠，为人臣必忠，为人父必慈，为人子必孝，为人兄必友，为人弟必悌”（《墨子?兼爱下》）。
信仰方面，墨子提出要敬奉鬼神。天帝存在，天帝爱人，天帝的意志是一切人要彼此相爱。天帝经常监察人的行动，以祸惩罚那些违反天意的人，以福奖赏那些顺从天意的人。墨子把天下大乱归咎于“疑惑鬼神之有与无之别，不明乎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而后说，“今若使天下之人，偕若信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则夫天下岂乱哉？”（《墨子?明鬼下》）可见，他的“天志”、“明鬼”之说之所以有着很强的宗教成分，其目的是诱导人们相信：实行兼爱会受到贤赏，不实行兼爱会受到责罚。
其次，墨子提出了推行和实现“义”的两个基本方法和手段：“富贵以道其前，明罚以率其后。”（《墨子?尚同下》）墨子认为，用富贵引导于前，用严明的惩罚督率于后，以此种方式施政，即使要想人民产生“异义”也难。
再者，墨子认为，实现尚同还必须有一定的“政长”体系来保证。墨子设想的政治体系，由天子、三公、诸侯、将军、大夫及乡长、里长等行政序列组成。下必须绝对服从上。“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墨子?尚同中》）
在“统一之义”里，墨子从经济、政治、人伦、宗教几个方面规范了一个能实行“兼爱”的理想国家。墨子认为，国家的权威来自于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来自于民众的需求。在国家产生之前，“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墨子?尚同上》）墨子接着论述到天下所以大乱的原因，是由于没有行政长官，所以人们就选择贤能的人，立之为天子。立了天子之后，认为他的力量还不够，因而又选择天下贤能的人，把他们立为三公。天子、三公已立，又认为天下地域广大，他们对于远方异邦的人民以及是非利害的辨别，还不能一一了解，所以又把天下划为万国，然后设立诸侯国君。诸侯国君已立，又认为他们的力量还不够，又在他们国内选择一些贤能的人，把他们立为行政长官。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墨子认为国家是顺应着民众的意愿而产生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民众陷入一种混乱的状态。
第二个方面是来自于“天志”。墨子说：“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设国都，立正长也，非高其爵，厚其禄，富贵佚而错之也。将此为万民兴利、除害、富贵、贫寡、安危、治乱也。”（《墨子?尚同中》）这里就是说，国家和君主是按照神的意志而成立的。
当国家的权威建立起来，天子就开始向天下的百姓发布政令，“言曰：闻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过则规谏之，下有善则傍荐之。上同而不下比者，此上之所赏而下之所誉也。意若闻善而不善，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弗能是，上之所非弗能非；上有过弗规谏，下有善弗傍荐；下比不能上同者，此上之所罚而百姓所毁也。”（《墨子?尚同上》）按照这样的说法，墨子理想的国家必然陷入一种极权主义，国君必然会掌有绝对的权力。当然墨子看来，这实际上却是国家的职责所在。国家产生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变人们各自“异义”而产生的混乱状况，“唯能一同国之义，是以国治也”（《墨子?尚同上》），只有统一了国家的“义”，才能结束“天下之害”。
二、墨子国家起源学说的影响
战国中后期，墨子的学说非常盛行，和杨朱的学说一样，是为“显学”。也就是说，墨家思想实际上是当时社会上的主流思想。孟子即有：“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一个“盈”字，足以见当时墨家学说的兴盛程度。因此可以断定，墨子国家起源学说对当时整个中国社会造成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首先，墨子国家起源学说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文化“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强秦一扫六国后，“书同文”、“车同轨”、统一货币、度量衡。泱泱中华，这些浩大的工程，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的支持，仅靠暴力是无法实现的。从这里看，中国的“大一统”，是由广大人民需要统一“异义”的意愿所促成的。墨家既为“显学”，在广大平民百姓之中所占地位必然举足，墨子国家起源学说里有关解决“天下之乱”、统一“异义”等诸多积极层面的言论能深入人心，定然反映了广大人民反对动乱、杜绝战祸、改变生存状况的要求。
其次，墨子产生了最朴素的“民主选举”和“法治”的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明乎民之无正长，以一同天下之义，而天下乱也”，“择天下贤良、圣知、辩慧之人，立以为天子”（《墨子?尚同中》）。“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立诸侯国君。”“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正长”（《墨子?尚同上》）墨子认为，天子、三公、诸侯等等都应通过“选贤”来产生――这样的说法，梁启超在都不禁加以赞赏：“什么人‘明’？自然是人民‘明’；什么人‘选择’？自然是人民‘选择’；什么人‘立’？什么人‘使’？自然是人民‘立’，人民‘使’。”（梁启超《墨子学案》）；对于法治，墨子有言“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法不仁，不可以为法。”“莫若法天”，“以天之志为法”（《墨子?法仪》），又言“顺天意者，义政也。反天意者，力政也”，“天子有善，天能赏之；天子有过，天能罚之”（《墨子?天志下》）。由此可见，在墨子看来，法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天志”，法的权威源自“天志”对人民的善，即使是国君，有了过错也要受罚。
再次，墨子的“天志”、“明鬼”之说虽给国家和君主加上宗教色彩，认为它们是按照神的意志而成立的，不免有些偏颇，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也表达了了当时人们要求公正，赏罚分明的诉求。
秦王朝恰同墨子的国家起源说所“预言”的那般，建立起了一个极权的国家，国君掌有了绝对的权力，也确实改变了人们各自“异义”而产生的混乱状况，“一同国之义”。可后来集诸权于一身的秦国却开始了暴政，统治黑暗，赏罚不明，民不聊生，国“不得治”也，终蹈灭亡。
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说“墨者”有严格的纪律和组织，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说“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认为墨家源自周代没落的军事家。班固《汉书?艺文志》沿用刘向刘歆《七略》中的说法“墨家者流，盖出于清庙之守”，清庙之守，意为管理庙中事物，演习郊祀或其他祭祀礼仪。故墨子思想中带有的鲜明的政治诉求，亦含宗教成分，更无怪乎墨家思想流传之广。
军事家也好，“清庙之守”也罢，墨家终无法避免没落的命运。汉代学术分野为“王官学”与“百家言”，墨家思想地处尴尬，在汉武帝“罢黝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墨学不但不受重视，反而到了灭绝的地步。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墨子国家起源学说在汉代这个中国文化“大一统”形成、“异义”得以统一的时期遭没落，是个十分有趣的巧合，墨子国家起源学说算是“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当然，墨家思想的冷落，终归是中华文明的一个损失，无论古代，还是现代，墨学中都有许多精华之处可供学习借鉴。胡锦涛主席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在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今天，墨家思想的精华尤其显得珍贵，墨子的国家起源学说，对于反省历代儒家政治学说的得失和思考近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现实都有极强的参照价值与借鉴意义。
本论文由江西师范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
参考文献：
［1］吴毓江．墨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2］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3］吴雅彬．墨子国家观浅议［J］．丝绸之路，200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