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张之洞是中国近代史上声望卓著的封疆大吏，其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显著政绩一直受到国内学界的高度重视，并且多有探讨评述。本文从张氏鼓励绅士兴教助学、接受新知、留学东洋等三方面着手，对张氏督鄂期间鼓励绅士办学兴鄂的政策进行研究，以揭示他对绅士这一特殊阶层兴学办教的重视，同时也阐明了清末大员在清王朝大厦倾圮之前的补苴罅隙之举。张之洞“绅士兴教”之教育思想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日益受到学者关注，特别是其派遣绅士留学东洋等措施，其声势之大、规模之盛可谓空前，在鄂楚一方乃至中国近代教育之发展过程中，功不可没。
关键词：张之洞教育思想；绅士兴教政策；中国近代教育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12)02－0275－06
张之洞是洋务运动的殿军人物，其在近代史上的引人瞩目之处，除兴办重工业外，当推倡办教育。早在出仕之初，张氏就以学正身份投身教育，其对教育之殷殷情怀由来已久，无论任职山西，还是督率湖广，教育都是张氏力图不懈的政绩之一。他曾说：“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主张“自强之策，以教育人材为先；教战之方，以设立学堂为本。”可见，张氏将人才、立学和立国联系起来，把人才兴旺、国家自强之望寄托于教育振兴、学校兴废的基础上，表明其对倡办教育的重视和决绝。同时，他还以放眼世界的姿态阐述教育的重要性，发出“环球各国竟长争雄，莫不以教育为兴邦之急务”的掷地诤言，体现了张氏人才兴国、教育竞雄的大视野。有人评价张氏致力教育时说，“其爱才之情与致力于教育之事，终其一生，未尝稍废”。如此评价虽有溢美成分渗含其中，但张之洞重教重才的品性却是不容抹杀的。特别是在湖北新政中，他办学堂、派游学，使湖北成为全国地方教育近代化的“示范省”，也为时人有意无意地认清科举制度的真面目奠下岸基，更使这一时期的教育成就成为张氏人生旅程中最有纪念意义的华彩篇章。以往关于张之洞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方面的研究成果多有涉略，但关于张氏在督鄂期间，对绅士与湖北教育的关系研究却少有启及。本文正是从张氏如何鼓励湖北绅士兴办教育着手，分析张氏办教的独特之处。
一、顺势应变，鼓励绅士兴教助学
绅士作为中国封建伦理纲常的卫道士，是封建时代统治阶级与民间百姓联系的重要纽带。他们不仅在地方政治、经济、文教、公益事业方面起着协助官方政府的重要作用，而且还在地方风俗教化趋向上起着不可忽视的主导作用。清初的《福惠全书》之《待绅士》中的记载就基本上说明了这一点：
“本地乡绅，有任京外者，有告假在籍者，有闲废家居者。其交际之间，宜待之以礼，用刺相觌，悉照旧规；其有切己事，或兄弟子侄横罹意外，亦必周全体面。所以重衣冠而扶名教也。至于学校中有文章品行之士，特加优遇；贫寒不给者，或分廉傣资之膏火。……其于风教默化潜移，正自不小”。
正因为绅士有如此高的社会地位，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绅士“高踞于无数的平民以及所谓贱民之上，支配着民间的社会和经济生活。”从而也使得封建时代的地方官吏，对绅士采取多方笼络和利用的措施，以此减少行政阻力，提高政府业绩。
时至近代，清政府日趋腐化，上下离心，朝野离德。政府对地方的控制愈益松散，而绅士享誉乡里，威服众人的作用则日益凸显。因此，不管是封疆大吏，还是地方要员，妥帖处理与绅士的关系已经成为其行政运作顺利与否的重要因素。号称清代“第一通晓学务之人”的张之洞，在其督鄂时期，为办好本地教育，更为挽救清末颓运，在教育方面费精劳神，用心良苦，力图使湖北教育为之一新。其中，张氏如何鼓劝绅士倾心办教，成为时人评价湖北教育的一个风向坐标。
张氏任职湖广之际，正值甲午战争前夕，国家危机渐深，民族觉醒意识渐浓。而此后的甲午惨败，更刺激了时人对国力重要性的认识，也警醒人们进一步审视与国力密切关联的教育事业。无论是当朝元宰，还是社会贤达，兴学办教成为其共识。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二十二日，光绪帝就发布上谕：“各省绅民如能捐建学堂或广为劝募，准各省督抚按照筹捐数目酌量奏请给奖，其有独立措捐巨款者，朕必予以破格之赏”。随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重申政府民间绅商兴学之重要性，建议兴办有效者“按照军功授以实职，示以殊荣”。此时，正在为变法奔前忙后的康有为也提议：“鼓动绅民，捐创学堂，其能自捐万金，广募地方经费者，赏御书匾额，给以学衔，以资鼓励。其有独捐十万巨款，创建学堂者，请特旨奖以世职”。表明他对绅士办教的鼎力支持。
对于宦僚生涯长久、满腔人生抱负的张之洞而言，顺应上述社会潮流亦在情理之中。早在两广任上时，面对“厘税不足，劝捐不应”的经济窘境，张氏就曾利用地方力量为其洋务事业出力流汗，甚至不惜冒险征收“闱姓”赌捐而开罪政敌。移任湖广后，他仍然秉承这一理念，在事业前途中开疆拓路，乐而不疲，他不仅两次为自己家乡捐资兴学，而且主动把湖广总督公费一万八千两全部交与湖北学务处充作教育经费。如此种种，显示了张氏热忱支教之深深情愫。张之洞既然自身作则，就更有理由对当地名人贤士提出同样的要求。督鄂不久，他就明确敦劝鄂绅在武汉投资办学，也扶持外省、外府、外县同乡会集资办学，还在所设学堂中专门提出对绅商士人的期望。如1898年设立农务学堂时，张氏曾要求“择取官山官地并酌租民间田地，为种植五谷林木暨畜牧之所。招集绅商士人有志讲求农学者入堂学习，研究种植、畜牧之学。”“又于洋务局内设立工艺学堂，远募东洋工学教学二人，一教理化学，一教机器学，招集绅商士人有志讲求商学者入堂学习。”在扩充经心书院时，张氏又竭诚为三十三名绅士代奏朝廷，恭请朝廷支持绅民的办学行为。时至19世纪末期，马关条约之赔款创痛巨深，瓜分豆剖之迹日渐显露，政府办教显然力弗从心。张氏如此身先垂范，督促劝导，既不失为应时之举，亦对当时绅民自觉地兴教助学起到一定的鼓舞作用。庚子赔款后，面对各省应对赔款，财政拮据之时局，张之洞仍然没有放弃对绅士办学之褒励，他对当时湖北叠山书院院长万斛泉、蒙泉书院院长吴兆泰专心治学、辨邪正明之风格钦佩异常，特上奏朝廷，“将国子监学正学录衔万斛泉一员赏给五品卿衔或国子监司业衔，至御史吴兆泰一员可否饬令送部引见优加录用，出自逾格鸿施。臣等为表章师儒，整顿士习起见，谨合词奏请伏祈圣鉴。”
张之洞请求朝廷嘉奖两位乡绅，不仅是对两位绅士苦钻学术、堪称楷模的肯定，更有对其他绅士示范引导、表率先锋的长远用意。正因为如此，在保奏万斛泉、吴兆泰的第二天，张之洞又马不停蹄地力荐学堂毕业的绅士举人刘邦骥、胡钧、举人陈问咸等十人，说他们或者“老成夙望，博览群书”；或者“研精吏部，识解甚高”，是“治乱兴衰能知其故”之“闳达雅才”，希望朝廷重用这些贤达之士。此外，张之洞也很关心地方中小学堂的兴办，曾上《筹定学堂规模次第兴办折》：要求“省外应设中小学堂，系令各道府直隶州治所各设模范中学堂一所，各州县治所各设模范小学堂一所，以示程式而资倡率，官筹经费，其余听绅民自行 劝捐举办”。以上种种，无不直接间接地映射出张之洞对绅士兴学助教的莫大期冀和支持，这在当时的封疆大吏中是少有的。
二、竭尽心力，劝勉绅士接受新知
张之洞治鄂之初，“鄂省艰窘，百事棘手，灾深饷绌，缓急堪虞。”时局之影响，鄂省之实况，个人之志趣，促发张之洞在湖北教育之兴废问题上迭出高招，如湖北武备学堂招生时，张氏曾扩大招考层次和范围，“凡文理通顺、身强体壮之文武举贡生员，各省书院肄业各诸生、候补候选员牟及官绅世家子弟，都可报名。”因此，“公告贴出以后，报名人数达四千多。”1898年办理农务学堂时，“招集绅商士人有志讲求农学者入堂学习，研求种植、畜牧之学”两湖书院招生时，对绅士的条件更加宽松，“申送者限禀增附生，自愿投考者，举贡亦可，……。至笃学潜修之士，未经岁科考试者，亦可查明咨送。”。后来，两湖书院改为两湖总师范学堂，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春季开始招收学生，总定额为四百八十名。其中，湖南六十名，由湖南巡抚负责考送；外省二十名，就武汉所居外省人中招收，被录取的有四川、浙江等省人士。余四百名由湖北各府县考送，报考资格规定为年在二十岁以下的禀生、增生、附生，祖籍属湖北者。张之洞身为湖广总督，统治遍及湘鄂两地，但湖北却有如此多的入学名额，体现出张氏对湖北绅士特别的关注和信赖，对湖北绅士踊跃接受新知无疑有很大的刺激作用。其他如自强学堂、农务学堂、工艺学堂、文普通中学堂、优级师范、武备学堂、方言学堂等所招收的几乎全是举贡生员。这些人年龄“从15岁到40岁不等，或者是举贡生员、或者是附贡生员、或者是瘭增附贡等等，总之是各色科举人选，五花八门。”绅士入学队伍空前庞大，特别是1902年湖北实行单行学制体制后，更多绅士接受新式教育，入师范和高小者人数大增。张氏鼓励绅士接受新知的措施效果灿然。
三、前卫开新，委派绅士留学东洋
派人游学之举，早在洋务运动时期就已有之。虽然那时只是小规模、短时间的派遣，但毕竟为此后中国学生的出洋深造开辟了先河。身系边陲要职的张之洞，对出洋游学事业也有自己的宏识远见，他认为，“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入外国学堂五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的确，在清朝大员中，有意识派遣官员赴日考察教育，张之洞动念最早，行动也最早。1898年。他派姚锡光赴日专门考察教育两个月，归国后出版了《日本各学校章程》一书，后增订为《东瀛学校举概》。1901年，张之洞又与两江总督刘坤一联手奏派罗振玉赴日考察教育。罗氏不负所望，将其考察记录整理成《扶桑两月记》一书，其中，关于日本教育制度与义务教育的实施情况之记载可谓详备。譬如：罗氏曾详细记述日本学校数目和学生数量的增长状况：1900年，日本全国学校比前一年增加206所，学生增加26万人；学龄儿童入学率，在日本岛根地方已达85％以上，福达地方亦达80％以上。他感慨道：“一年之内，其进步之速如此!”“其教育之进步，洵可惊矣!”同年，湖北候补道李宗堂亦奉命考察教育，之后写下了《考察教育日记》，精心收集了日本各类学校的章程规划136种。这些实际行动，表明张之洞前卫开新的世界性眼光。这些人的考察成果，不可能不对张之洞普及义务教育的思想形成促动，甚至直接间接地影响到“癸卯学制”的制定。所以，在湖北新政中，张氏对留学生派遣工作颇为出力，而在被派遣者的行列中，出身绅士者亦不在少数。如1896年3月派往日本的戢翼?(房县人)，正是1905年清政府考试时，湖北第一个取得进士出身的留学生。又如1902年，从经心书院、江汉书院选派黄兴、张继煦(枝江人)、周龙骧(麻城人)、金华祝(黄陂人)、余德元、李步青、李书城、胡铮等三十一人，赴日学速成师范。1903年，选派武备学堂二十四人留学日本，次年又选派吴禄贞、蓝天尉、良弼等十九人，赴日见习士官。∞同时，张之洞还鼓励绅士自费留学，如麻城县腾大令、薪春县秀才陈玉坪携妻挈子自费到日本游学；恩施饶凤瑛等4人也自费赴日求学。这些留学生，尤其是官费留学生，既然是书院学生，即为绅士出身，他们在出国之前就受过一定程度的封建教育，可谓饱读四书五经之士。据1904年的日本方面统计，“(当年)来自中国各省学生约二千人，其中，湖南省三百五十人，湖北省四百二十三人”。光绪三十三年(1907)，留日学生全国各省共计五千四百多名，湖北所派学生即有一千三百六十名，占了四分之一。“壬寅、癸卯之际，湖北学生在东赢者，多如过江之螂。”而据当年流行日本的进步刊物《湖北学生界》记载：“客岁八月会馆调查留学生人数，湖北占大多数”所有这些留学生中，接受过正统封建教育的绅士不在少数，如此等等，都与张氏的鼓励密切相关。另外，在张氏督鄂期间，还有少数绅士被派往欧洲，汉阳绅士汤芗铭等10人由于端方《选派学生赴德篇》、《续选学生学习实业折》之举荐，于1904年去法国留学。他们与赴日的留学生一样，对之后的湖北教育乃至两湖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
四、张之洞“绅士兴教”的历史贡献
作为地方上的名望要人，绅士阶层延续学术、传承文化的作用在兴办教育过程中再一次体现出来。他们通过教育，发达了儒学文化，巩固了封建文化的统治根基；而教育文化的繁荣，也进一步加强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同时为社会培养出大批知识分子。虽然这些绅士主要接受封建式的尊君尊孔的教育，但客观上对湖北近代教育的改革起到一定的拓新效用。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也影响了中国近代教育的进程。
作为清末的大吏要员，张之洞“学术造人才，人才维国势”的教育理念，使他在湖北兴办教育时，出力备至，践行有加。张氏的教育指导思想与早期洋务教育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张之洞的教育思想较早期洋务教育更为丰富、更具有创见性”，“无疑是封建文化的异军，在僵化的封建文化壁垒上打开了缺口，为中国的文化、教育走向近代化注入了催化剂。”其中，实业教育、军事教育、师范教育、幼儿教育等许多方面，具有筚路蓝缕、滥觞首倡之功。比如他主持兴办的湖北省幼稚园，就是全国第一所幼儿园；而诸如湖北大冶铁矿等企业，在清末重工业史上也是闻名遐迩。这些都为此后湖北教育和实业的发展贡献匪浅。尤其是张之洞对绅士办教的多方鼓励，诚心尽力，显现出他办教育中独具慧芳、技压群雄的一面。其教育举措使绅士这个赋闲乡里的阶层，也能发挥其社会效用，为国家、社会的进步助一臂之力。张氏不愧为近代洋务运动的殿军、晚清的中兴名臣、毛泽东所说的近代工业史上“四个不能忘记”的人物之一，他的教育思想及实践影响，“绝不仅限于他曾督署的区域，他对整个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布局都产生过重大影响。”也正因为如此，当时“湖楚教育之盛，甲于全国。四方求学者，闻风云集。各省派员调查，以便仿办者，亦络绎于道”。
在中国教育史上，兴学办教的大员并不鲜见，但在国遭颓运、民不聊生的情况下，类似张之洞这样膺任疆寄的“治世能臣”，却在教育上身体力行，鞠躬尽心，实属不多。时值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的鼓舞，振兴文化产业日益成为人们的热门话题，其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成员思想价值观念中本质的、具有决定作用的部分。准确解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其大众化具体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的首要前提”在这个问题上，转变政府教育管理职能成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必然要求。“政府应该重新定位自己，正确处理政府与学校、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介组织、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在“调控”与“放权”之间寻找最佳平衡点，在“作为”和“不作为”之间发挥最好的功能。”因此，教育行政部门、教育工作者如何脚踏实地地办好当今教育，社会各界应该给予怎样的支持，我们或许能从张之洞教育兴鄂过程中得到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