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章主要就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角色认同、职业适应性、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职业价值诉求、职业期望、职业选择、职业满意感和抗压能力等方面存在的困境进行了分析，并从成人心理教育的角度提出应对策略，为维护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解决其职业问题提供新方法、新思路。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心理；困境；成人教育；心理教育
作者简介：谭明（1960-），男，黑龙江哈尔滨人，编审，江苏技术师范学院杂志社社长，研究方向为高等职业教育、成人教育；方翰青（1968-），男，江西崇仁人，江苏技术师范学院副教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职业心理、心理测量及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2011年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目（编号：2011SJB190001）“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心理实证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主持人：方翰青。
中图分类号：G7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2）04-0047-05
一、问题的提出
学术界在确定“农民工”概念内涵这一问题上，长期以来存在一种拔高的倾向。主流观点认为：农民工指的是那些在城市中从事工业活动但仍保留着农民身份的人[1]，农民工概念的诞生，表示农民的社会地位提升，是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2]。这样的解释包含一种明显倾向：“农民工”概念中的“农民”表明的是户籍身份，“工”代表的是从事的职业，“农民工”中的“工”字具有“工业、产业工人”等含义；由于工业较之农业更为先进；而工人阶级在我国长期是领导阶层，所以“农民工”这一概念反映了农民追求先进的态度以及整个社会工业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趋势。然而，现实的状况是，“农民工”的“工”字，主要由“打工”一词演化而来；“农民工”虽然是带有歧视含义的概念，但反映了某个社会阶层真实的生存状态；新生代农民工通常是指1980年代、1990年代出生的登记为农村户籍而在城镇就业的人群。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实际上只是农民工二代，其相对社会位置基本未变[3]。他们在城市居住“有居所没有家园”、在城市工作“有职业没有事业”、与城市市民共同生活“有交往没有交流”,农民工在城市处于一种“镶嵌式”状态[4]。在城市生活、工作过程中，他们的职业心理容易陷入困境，甚至影响到他们的生存。学界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但对其职业心理困境的研究极为少见。本文主要就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角色认同、职业适应性、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职业价值诉求、职业期望、职业选择、职业满意感和抗压能力等方面的心理困境进行分析，并从成人心理教育的角度提出应对策略，为维护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解决其职业问题提供新方法、新思路，对于解决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心理困境的表现
（一）职业角色认同危机
职业角色认同是一个演变的过程，可以为自我将来的发展指明方向，为自我提供指导、调节和维持个体行为的认知模式。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认为自己是城市中的一员，应该得到城里人同等的社会地位。调查显示，认为“农民工还是农民”的，第一代农民工占26.97%,新生代农民工占18.94%,认为“农民工不宜务农谋生，应该得到城里同等的社会待遇”的，第一代农民工占40.13%,新生代农民工占56.82%,很显然，新生代农民工比第一代农民工更多了自主和自觉意识[5]。据2008年南京师范大学的调研小组调查，75％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属于“工人群体”，应定位为“产业工人”，仅有8％的人认为自己是农民[6]。他们非常认同城市的生活方式，而且他们注重职业发展空间，对未来满怀憧憬。然而，这只是一种“单相思式”的认同。
众多的农民工常年在城市务工，但户籍壁垒与城市对他们的“社会排斥”①，给他们造成了诸多的生活和工作问题，他们俨然成为在夹缝中生存的群体。他们长期生活在城市，但不是城市人；他们有着城市的消费方式，却没有城市人的收入水平；他们喜欢城市，但城市不喜欢他们；[7]他们把自己定位为“市民+工人”，城市人则把他们定位为“外来人口+打工者”。“单相思式”的认同与受到的社会排斥，造成他们巨大的职业角色认同危机。同时，他们的生活水平并没有随着城市经济的快速增长而同步提高，导致他们容易出现强烈的心理反差，“不患寡而患不均”，势必增加其“认同困境”，导致“身份焦虑”。
（二）职业适应性相对低下
适应性是指根据环境需求改变行为、感受和思维方式的意愿和能力。适应性的组成维度之一是预见性，具有预见性的个体更有能力影响环境使其发生改变，更容易取得成功。个体的适应性与自我定位、抓住机遇的能力、控制感、自我效能感、信息寻求等因素都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个人适应性主要由乐观、乐于学习、开放、内控性和一般自我效能感五个因素构成。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对工作机遇的认识和辨别产生重大的影响[8]。
与老一辈农民工相比较，新生代农民工职业适应性有其长处，自我依赖感和自我效能感明显增强，更趋于开放，乐于学习。但也有明显的不足，有研究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心气高能力不足，工作期望值高与自身能力不够形成强烈反差；耐受力低，新生代农民工普遍要经历1-3年时间才能完全适应城市工作和生活，有超过10%的人一直觉得不能很好地适应，时时有被城市职场繁重劳动压垮的感觉；耐挫性弱，新生代农民工没有经历过传统社会的深刻磨难，一旦遇到现实生活的不如意，工作的挫折，就容易垂头丧气，一蹶不振。这些不足之处在某些个体身上不恰当地放大，容易形成职业枯竭[9]。
面对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受体制和自身素质的约束，新生代农民工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与挑战并存，理想与现实交织碰撞，在心理上往往处于尴尬的境地，极易出现各种心理问题：相对剥夺感和不满情绪强烈、过客心态和抵触情绪蔓延、自卑心理和孤独情绪明显[10]，务实精神不足,敬业精神较差；工作持久性差，职业流动率较高[11]。这些都阻碍了他们在城市职场的适应和人格的完善,也影响了企业对新生代农民工培训计划的实施。新生代农民工对所从事的工作的稳定性重视程度较低，他们在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特别是与雇主的关系）方面经验明显不足。
（三）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缺失
社会资本反映了就业能力的内在层面，它强调正式的和非正式的人际交往，也就是说人际关系有助于形成个人的自我接纳和提供与职业相关的信息及资源。社交网络也可以是个体社会支持的重要来源，社会支持网在职场生涯中具有积极的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正在逐渐摆脱对于传统乡土社会网络的依赖，逐渐建构起具有城市特征的新型社会关系网络。在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网络的重组过程中，职业和居住点是两个相当关键的决定因素。应该看到，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遭受的“社会排斥”还是十分严重的，这使他们与城市有很大的社会距离，不能完全融入城市[12]，基本上被排斥在城市主流社会支持网之外。可见，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支持网络孱弱，社会资本匮乏。
人力资本指的是个体会影响自身职业发展的变量，包括受教育程度、工作经验、技能训练和知识等，是通过职业学习和专业发展活动获得的与职业相关的知识和技能。有研究表明，农民工人力资本特征对其职业选择具有显著影响。新生代农民工更强的学习倾向，意味着在市民化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于人力资本方面尤其是文化程度方面原本起点就较高，后期的提升趋势也将更快[13]。但是，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术依然相对薄弱，即便文化程度显著高于第一代农民工，依然无法满足企业的更高要求。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缺乏职业技能的农民工，其转移就业领域将受到很大限制。与城市人口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程度依然处于劣势。在普遍竞争的城市职场，他们的职业选择和就业空间狭小，就业竞争力不强。因而，从长期来说，限制农民工提高就业地位和进入更高层次职业的主要障碍将是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人力资本[14]。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其人力资本和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有所提升，但和城市人口相比，依然处于劣势。社会资本则相当匮乏。凡此种种，势必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职场中进行职业选择的机会，也会影响他们职业向上流动理想的实现。
（四）职业价值诉求错位
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因为地域差异、工作环境、地方政策等因素而分成不同的人群，而不同的农民工个体之间在认知水平和主观意识上又存有差异。因此，这些流动中的新生代农民工在价值诉求上因为利益追逐的动机、取向、方式不同而呈现出多样性。首先，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少数人因为受到功利主义价值观的影响，在不同的场合表现出不同的人格特征。在公共场合，他们是公共道德和社会整体利益的拥护者，而在私下里的言论和行为有时却缺乏德性。在个人的本职工作上缺乏进取心和主动性，却对社会和他人总是提出过高的标准和要求，稍不如意就怪罪他人。第二，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诉求在时间上呈短期性和即时性。所谓价值诉求的短期性和即时性是指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诉求即个人追求注重眼前利益，流行及时行乐，对于个人、社会乃至国家的长远发展不管不问，认为与个人没有关系。第三，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取向整体上重心偏向于对物质利益的追求。[15]
对于现代社会新生代农民工频繁流动过程中所出现的职业价值诉求错位问题，如果不加以正确的引导和规范，势必对其职业生涯产生长久的负面影响。
（五）职业期望高与职业声望低的矛盾
职业声望是指人们对各种职业所作的主观评价，由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最早提出。中国社会学学者李春玲在其理论的影响下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当前中国社会，决定人们声望地位的主要因素是教育、收入、权力、就业单位性质以及是否从事受歧视的职业。新生代农民工受正规教育的年限平均为9.75年，大多从事城市人不愿做的高强度、收入低甚至有身体危害的建筑业与制造业之类的工作。这给他们带来的不是收入水平的提高亦不是工作的满足感和成就感，而是来自外界的歧视和排斥。他们有着极高的职业期望却遭遇较低的职业声望，这极易造成他们的心理落差，影响健康心理的形成。[16]
（六）强烈的职业动机与职业满意感不足的矛盾
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的目的，不再仅仅是为了生存，更是为了谋求自身的发展。待遇是他们关注的一方面，但更吸引他们目光的，是自身技能的提高与权利的实现。刘传江、徐建玲的研究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外出目的排名依次为“出门学技术”占20.45%,“提高生活水平”占19.70%,“不愿意干农活”占18.18%,第二代农民工考虑的更多的是自己未来的前途[5]。因而，我们可以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动机较强，蕴含了他们较丰富的权力诉求，包括生存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还包括发展权利。
但是，新生代农民工常常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工作变换频繁。调查发现，被调查新生代农民工流动次数最少的是1次，最多的是15次，平均达到2.72次[17]。频繁的流动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他们对自己的处境不满意。现实中他们的各项权益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损害或者限制。首先，就业权受限制。许多企业和地方在户籍制度的影响下剥夺了他们的就业竞争权和自由择业权。其次，劳动报酬权受侵害。主要表现是同工不同酬、企业拖欠甚至拒付工资。第三，休息休假权得不到保障。农民工劳动超时十分普遍，29.6%的农民工每天工作超过12小时，72.5%的农民工每周工作7天。第四，劳动安全缺失。劳动保护品及必要的安全培训缺失，致使其职业病发病率和工伤事故发生率增加。第五，社会保障权缺失。户籍制度的壁垒使他们不能享受同城市人相同的医疗、失业、住房、教育等社会保障[16]。频繁的职业流动和各项权益不断地受到伤害，致使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满意感不足，可能导致其心理失衡。
（七）抗压能力明显不足
新生代农民工先天身份的差别而导致的不平等，很容易使新生代农民工产生自卑心理。虽然他们从心里非常希望得到城市的接纳和承认，但是自卑心理使得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回避与城里人的交往，形成自我隔离的状态。他们虽然生活在城市，但在精神上难以融入城市，因而，从某种角度来说，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孤独的群体。他们在心理上受到了城市居民的歧视，又感受到制度方面的排斥，容易产生“镜中边缘人”心理、“受偏见”心理、“被剥夺”心理[18]。当这些负面、消极心理过于强烈而又无处宣泄时，可能直接伤害他们的个人尊严，很容易导致他们的反抗行为，或产生“族群对立”，伤害他人，伤害社会，或发生类似于“富士康连跳”事件，伤害自己，伤害家庭。
三、成人心理教育对策
农民工的职业心理困境或者不适，主要归因于两点：首先，二元体制双轨演进下的现实制度体系与城市、农村劳动力需求之间的矛盾。现有的城市制度体系没有代表农民工的利益诉求，缺乏对于农民工群体的政策支持。主要表现在城市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社会福利制度和教育与就业培训制度不够完善。其次，传统与现代话语观念的冲突。农民工深受传统农村社会影响，重视血缘、地缘关系，信守平均主义和经济上狭义的功利主义，而农民思维在遇到城市资源分配体系时，以前封闭的精神世界受到极大的刺激。由于自身因素的受限，在面对许多城市较好机会时只能羡慕。在经济上收入微薄；政治上未形成有力的组织联盟来捍卫自己的权益；精神上需求匮乏，心理压抑不言自明。而城市固有的服务政策和规章制度在面对农民工时，其调整转向的速度过慢，在客观上会形成歧视性的条款，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农民工的感情。[19]
农民工作为中国社会转型期形成的特殊社会群体，是伴随着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而出现的。当前看来，在寻求解决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心理困境的路径时，除了应从政治、经济制度层面作出努力外，对农民工心理教育的关注明显不足，甚至处于空白状态，因此，加强新生代农民工心理教育工作，迫在眉睫。
（一）职业咨询与心理咨询相结合
职业咨询(Career consultation or counseling)，主要指针对咨询对象(来访者、咨客)在职业选择、职业适应、职业发展等方面遇到的问题，以平等交往、商讨的方式，运用心理学、管理学(人力资源管理)、社会学(职业社会学)的理论和心理咨询的方式、方法，启发、帮助、引导咨询对象正确认识社会需求、正确认识自己，从心理和行为上更好地完成学习、工作与生活角色转变的过程。开展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心理辅导和职业心理危机干预，提高他们的职业适应性，迫在眉睫。或借助于社会（包括高校）的力量，或在企业内部的人力资源部门规范化建设职业咨询机构，开展专业的、科学的职业咨询，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心理困惑，指导其职业生涯规划，提升其职业素养，培养其职业能力，促进其职业适应。
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缺少应对能力，失业、患病等生活事件很容易导致心理压力。当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或无力应对危机时，他们很容易选择极端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绪，有的人还会产生报复社会的心理和行为，具有较大的破坏性。因此，应完善社会心理咨询体系，在其生活的社区和工作的企业设有专业心理咨询机构。当他们遭遇心理危机时，不是一个人独自面对，而是能够找到可以倾诉和帮助自己的人，这样可以使他们缓解心理压力，看到生活的希望。
通过职业咨询，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实现“人职匹配”，摆脱职业困境；通过心理咨询，舒缓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压力，进行心理危机干预，达到助人自助的目标。
（二）网络咨询与现实辅导相结合
广义的网络心理咨询包括求助者通过专业网站提供的信息，学习掌握有关心理健康的知识和技能；主持网络的咨询者通过网站的各种互动功能，向求助者介绍心理学知识，提供心理咨询服务和心理援助的一种活动。随着网络沟通方式的发展，咨询师在不断探索各种网络心理服务方式，目前应用的比较多的网络心理服务模式有e-mail（包括同时或即时聊天）咨询、网上团体咨询和家庭治疗、网络支持团体以及网上心理健康信息资源等[20]。网络心理咨询具有隐蔽性，可打消来询者的种种疑虑；网络心理咨询具有开放性、便捷性的特点，能较好地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咨询要求；网络心理咨询更能体现平等性[21]。网络心理咨询的这些特点也许更适合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心理咨询的需求，同时，他们又具备上网的能力、兴趣和条件。因而，网络咨询是可供新生代农民工选择的解决职业心理困惑的有效途径。
新生代农民工生活的社区及其供职的企业还要开展现实的心理辅导，为其提供科学的、贴心的心理咨询服务。（1）职业心理咨询。职业心理咨询是通过一对一的方式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心理困惑，经过平等协商，探讨解决其职业心理问题的方法，使新生代农民工能清楚地认识自我，认识职业社会，使他们能更好地适应城市职场生活。（2）职业心理素质拓展。主要是培训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的职业心理素质，弥补其自身能力和学识方面的不足，着重培养其积极心态、交往能力、抗挫折能力、心理调整能力和健全人格等，以增强其职业自信心。（3）心理测评。主要是测量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职业兴趣、职业价值观、职业能力、职业能力倾向、职业人格特征等，对测评结果进行个体分析，出具职业测评报告，并建立心理健康档案和职业心理档案。（4）团体心理辅导训练。主要是运用团体辅导的手段和方法对团体进行训练，着重训练培养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道德、自主意识、团体意识、沟通技能、意志力、适应力、领导力和信任感。（5）职业规划指导。职业咨询师协助新生代农民工设计好职业规划，使其明确自己预期的目标，并以此为依据不断主动开发潜能，提高综合职业素养。（6）职业心理危机干预。在新生代农民工陷入心理危机时，进行及时、高效、规范、科学的危机干预。
网络咨询和现实辅导有机结合，相互作用，相得益彰，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有效解决职场生涯中的职业困惑和心理问题。
（三）自我调适与社会支持相结合
自我调适是指个体根据客观需要和主观愿望，调节心理过程，完善心理结构，以达到与社会发展、周围环境变化和自身生理、心理成熟相一致的目标。自我调适能力是在现实生活环境中维持一种良好的、有效的生存和发展状态的需要，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之一。自我调适，一是对整个机体的适应，二是对外界作用的适应。积极的调适就是发展，就是人格的成长与成熟，消极的调适有时会导致心理冲突或停滞不前。学会自我调适是个体获得健康生活、自我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实践证明，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人的心理健康问题，不能依靠他人，而应该依靠自己，因为他人的帮助是受时间、地点等条件制约的，是暂时的、外在的、有限的。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个人的职业心理问题与困惑不是被传染的，也不是外界带来的，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由个人自己“制造”出来的。这样，它也只能通过个人的调适，包括在他人协助下的自我调适，才能走出困境。培养个体的自我调适能力，依靠自己的力量，才是解决心理问题、寻求健康发展的根本[22]。因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只有积极培养自我调适的意识，不断发展自我调适的能力，才能真正解决职场中遇到的职业困惑和心理问题。
强化新生代农民工的城乡社会支持网，可以有效转变导致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困惑的压抑性环境，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形成健康的职业心理。加强社会支持网建设对于防范青年农民工职业心理危机极为重要[9]。第一，维护新生代农民工输出地原有的支持网。尤其是正式组织中的社会支持网，如输出地的基层政府和群团组织，应该对进城务工的农村青年始终保持联系，进行心理关怀，密切关注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消除他们心理上的“无根感”。第二，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社会支持网的建设。发挥企业（雇主）、大学生（志愿者）、研究机构、政府部门、学校、法律事务所、职业咨询与心理咨询机构等城市社会支持网的优势，为青年农民工提供就业信息、法律援助、子女教育、素质培训、心理援助等多方面的服务。这样，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支持网弱化现象，减轻城市社会排斥新生代农民工的负面影响。第三，加强新生代农民工内部社会支持网的建设，比如引导和帮助成立“青年打工者之家”等，以此为依托，定期开展打工者的公共活动，为青年农民工提供加强社会联络的机会。这可以直接起到疏解职场压力，有效防范职业心理危机的作用。
社会支持系统的建立，是进行自我调适的基础。只有两者紧密结合，才能使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教育工作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注释：
①“社会排斥”一词最早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的法国，拉诺尔1974年在一本著作中首先提到“受排斥者”，这部分人如残疾人、越轨者、多问题家庭、边缘人、反社会的人等，处于社会保险的保护之外，他称这是一种“社会排斥”。从20世纪90年代起，在欧盟，社会排斥成为社会政策的焦点。为了整合各成员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欧洲委员会采用折中的办法将社会排斥定义为对基于公民资格的权利，主要是社会权利的否认，或者这些权利未充分实现。本文主要在后者的定义上运用“社会排斥”概念。
参考文献：
[1]贺汉魂,皮修平.农民工概念的辩证思考[J].求实,2006(5):56-58.
[2]张跃进,蒋祖华.“农民工”的概念及其特点研究初探[J].江南论坛,2007(8):16.
[3]徐莺.新生代农民工相关概念辨析[J].安徽农业科学,2010,38(31):17880-17882.
[4]姚上海.新生代农民工现代性培养与全面发展问题探析[J].理论月刊,2008(4):179-182.
[5]刘传江,徐建玲.第二代农民工及其市民化研究[J].中国人口环境与资源,2007（4）：6-10.
[6]南京师范大学调研组.江苏省当代农村进城务工青年价值观研究――基于江苏省苏南、苏北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抽样调查[R].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8．
[7]乔超.城市经济发展与新生代农民工“认同困境”[J].特区经济,2010(8):145-146.
[8]高艳,乔志宏,张建英.基于适应力的就业能力研究与启示[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70-74.
[9]严翅君.警惕:新生代农民工成“职业枯竭”早发人群[J].江苏社会科学,2010(1):125-131.
[10]何晓红.挣扎与弥补: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的关怀体系[J].中国青年研究,2010(9):30-33.
[11]卞桂平,张朝霞,焦晶.新生代农民工主体意识问题研究[J].理论探索,2010(3):95-97.
[12]齐心.延续与建构: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网络[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7(3):74-79.
[13]刘传江.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挑战与市民化[J].人口研究,2010(2):34-39.
[14]赵永乐,张新岭,俞宪忠.农民工就业能力研究[J].调研世界,2007(11):6-9.
[15]郭建平.新生代农民工在流动境遇中的价值诉求与现实对策[J].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论月刊,2011(1):177-179.
[16]张宇,肖凤翔.职业教育救助新生代农民工的途径[J].职教论坛,2010(34):31-33.
[17]张永敏.新生代农民工如何逐步融入城市[J].经济导刊,2010(10):30-31.
[18]谢建社.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抗压能力亟待加强[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8):138-144.
[19]李昱.融城农民工心理障碍问题透视[J].求索,2009(2):84-85.
[20]崔丽霞,雷雳,蔺雯雯,郑日昌.网络心理咨询的疗效与展望[J].心理科学进展,2007(2):350-357.
[21]张永红.高校网络心理咨询的必要性、可行性与原则性分析[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9(11):86-88.
[22]陈兰萍.自我调适能力:个体心理和谐、健康发展的基石[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5(6):149-151.
责任编辑 肖称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