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记忆回到童年，我的空间比例感立即变更，我的视平线离地面不足一米，跟我个头齐平的是家里那几只大鹅。我混在它们里面一起朝花台那边摇摇摆摆而去，它们欢快地叫着，我觉得听明白了它们的话语，是在鼓励我朝前走，不要怕会从花台里爬出来的菜花蛇。
那时候只有大人将我抱起，我才会注意到大人的面容，当我自己在地面上跑来跑去时，觉得亲切的面容主要是那几只大鹅。我觉得自己跟它们没多大区别，它们似乎也把我视为同类。
“刘幺！莫让鹅啄了你！”一个大人走近我身旁，记忆里没有她的面容，只有她的大手，很粗糙，很有力，握住了我的胳臂，将我拉往她的怀抱。几只鹅兄鹅弟抱怨地扇着翅膀，摇晃着让到一边。
抱起我来的，是我家的保姆彭娘。我在她怀里挣扎着，“鹅才不啄我哩！我要跟它们耍嘛！”彭娘道：“是有点怪?，这些鹅啄这个啄那个，就是不啄幺娃！不过谨慎点儿为好啊！”说着，彭娘就把我抱进灶房去了，把我放到小竹凳上，哄我说：“幺娃儿乖，帮我剥豌豆，我摆个龙门阵给你听……”
所忆起的这些，都发生在重庆南岸，那时我家的居所。
那是1946年到1950年，我四岁到八岁期间。我家那时所住的，是重庆海关的宿舍。那栋房子是两层楼，下面一层住的是另一家，那家的院门，在下面的一个平面上。我家的院门呢，则在山坡的另一平面上。院门由木头和竹子构成，进了院门，是个小院子，这小院子的右首边，是个几米高的坡壁，坡上有路，从那路上往下跳，按说就能跳进我家。但我家在那坡壁下面，布置了一个花台，花台上种着蔷薇，长成一米高的乱藤，一年里有三季盛开着艳红的蔷薇花。那些粗壮的藤茎上，布满密密的尖刺，令任何一位打算从坡壁上跳下的人望而生畏。就这样，我家右边形成了自然的壁垒。左边呢，我家这个院子的平面，与下面那个平面，又形成了一个落差更大的坡壁，于是安装了篱笆。那栋两层的小楼，下面一层与我们上面一层原来有楼梯相通，因为分给两家，堵死了。那楼耸起在我家的这个小院前面，二层正与小院的平面取齐，但楼体并不挨着坡壁。楼体与坡壁之间，是一道深沟，雨后会有溪流冲过，平时也有深浅不一的沟水滞留。那么，我们家的人怎么进入自己的住房呢？那就需要通过一座木桥，桥这头在我家小院，桥那头伸进楼上的一扇门，穿过桥，进入楼里，则是一个比较大的空间，充作饭堂。饭堂前面有门，门外则是一个不小的阳台，从阳台上可以望见长江和嘉陵江汇合，山城重庆的剪影历历在目。从饭堂往右，有条走廊，走廊里面有三间屋子，有间是摆着沙发的客厅，有间是父亲的书房，尽里面最大的一间则是卧室。我虽然有自己的小床，但常常要挤到父母的大床上去睡，夜里做噩梦，拚命往父亲脊背上靠，结果给他捂出了大片痱子。那时大哥、二哥都常在外地，小哥和阿姐在重庆城里巴蜀中学住校，父亲每天一早要乘海关划子过江到城里上班，晚上才回来，因此大多数时候，那个空间里，只有母亲、彭娘和我。小院尽里面，有三间草房，墙是竹蔑编的，屋顶是稻草铺的，一间是灶房，一间彭娘住，一间是搁马桶的，大人要到那里面去方便，我是不用去那里的，我在屋子里有罐罐，彭娘每天会给我倒掉洗净。草房再往里，高高的坡壁下，有一片菜地，彭娘经营得很好，我家吃的菜有一半是那里自产的。
彭娘到我家帮佣，有很长的历史。大约在1936年，父亲从梧州海关调到重庆海关任职，她就从老家来到我家了。据二哥告诉我，那时候我家生活很富裕，住在城里，每晚开饭，要开两桌，除了自家一桌，总有一些同乡坐成一桌来吃饭。那时给彭娘的佣金，是相当可观的。但是1937年抗战爆发以后，生活艰难起来，特别是日本飞机轰炸重庆，使得父亲不得不将母亲和孩子们先转移到成都，再转移到老家安岳。彭娘在我家经济衰落时，依然跟我母亲兄姊转移各地，相依为命。阿姐告诉我，那期间父亲偶尔会来成都看望家人，但来去匆匆，留下的钱不够用，战时薪酬发放不按时，加上邮路不畅，母亲常常面临无米下炊的窘境。她就记得，有天在昏暗的煤油灯光里，母亲开口问彭娘借钱，彭娘就从自己的藤箱里，翻出一个土布小包袱，细心打开，好几层，里面是她历年来攒下的工钱，都兑换成了银元。她对我们母亲说：“莫说是借，羊毛出在羊身上。甜日子苦日子大家一起过。只是你莫要再生那个从桌子上往下跳的心！”
彭娘规劝母亲不要从桌子上往下跳，是因为那时候，1941年冬季，母亲又怀孕了，那时候父母已经有三子一女，而且还有一个年纪跟大哥相仿的、祖父续弦妻子生下的小叔，跟着母亲在抗战的艰难岁月里颠沛流离。父母实在不想再度生育，只是那时候没有什么避孕措施，不想父亲从重庆往成都短暂探视母亲的几天里，竟播下了我这个种，母亲找来不少堕胎的偏方，可是吃进去就会很快呕出来，于是跟彭娘说起，不如从桌子上猛地跳下，也许就把胎儿流出来了。有天母亲又让彭娘去为她买堕胎药，彭娘从外面回来，跟她说：“这回我给你换了个方子！”母亲说：“莫是吃了又要呕出来啊！”彭娘热好了那东西，端过去，母亲吃了一惊：“这是什么啊？我怎么觉得分明是牛奶呀？”彭娘就说：“是我给你买的牛奶！你这么一天天乱吃药，正经饭不吃几口，看你身子还能撑几天！你带着这么一大啪啦娃儿，不把身子保养好，怎么开交？给我巴巴实实喝了它！”母亲说：“只怕喝了也要呕出来！”但是她喝下那牛奶，不但没呕，还实话实说：“多日没喝过这甘露般的东西了，只怕上了瘾没那么多钱供给！”
于是到了1942年6月，在成都育婴堂街借住的陋宅里，母亲再一次临盆。母亲非常紧张，她对彭娘说：“以前都是在医院，那里边什么都是现成的……”彭娘就“赏”她――四川话把批驳、斥责、讥讽、奚落说成“赏”――“说不得什么以前现在了，抗日嘛，大家紧缩点是应当的！再说了，现在怎么就不现成？七舅母当过护士，我自己也生过娃儿，一锅干净水已经烧滚在那里了，干净的毛巾，消过毒的剪刀，全齐备了，你就安安逸逸生你的就是了！”凌晨，母亲生下了我，接生的是我七舅母，助产的正是彭娘，彭娘后来说：“原准备你出来后拍你屁股一下，哪晓得你一到我手里就哇哇大哭，你委屈个啥啊？”
我的落生，虽在父母计划之外，但既然来了，他们也就喜欢。父亲给我取名，刘姓后的“心”字，是祖上定下的辈分标志，只有最后一个字需要父亲定夺。父亲那时候支持蒋介石的武装抗日立场，反对汪精卫的所谓“和平路线”，就给我取名刘心武，据说彭娘听了头一个赞同，说：“要得！我们幺儿生下来就结实英武，二天（四川方言：以后）当个将军！莫去舞文弄墨，文弱得像根麻秆儿！”她哪里想得到，几十年后，恰恰是这个名字里有“武”字的，没成为将军，倒混成个文人。其实要说名字的“文艺味儿”，二哥刘心人、小哥刘心化，都远比我更适合作为作家的署名。
彭娘似乎比父母更宠我。她说我命硬，从小就懂得自卫，才几个月，她把我放在盆里洗澡，我站在盆里，一只手死死拽住她的衣角，不使自己跌倒，“唷?，这个娃儿，好大气力哟！”多年以后，彭娘说起，还笑得合不拢口。她又夸我天生谨慎，说是他们老家乡里，有个娃儿，养活四五岁了，有天口渴，跑到饭桌前，踮起脚，抓过茶壶就对嘴喝，没想到壶里是大人刚灌满的滚水，满壶滚水不容他躲避咕咚咕咚灌进了食道胃肠里，好好的一个娃儿，竟然就活活烫死了！因此，到我家帮佣以后，对我哥哥姐姐，她从小不忘提醒：吃喝先要弄清冷热，尤其不能把住茶壶嘴就往嗓子眼里灌。但是我呢，彭娘说，怪了，从很小开始，她喂我水喂我饭，明明她已经尝过冷热，是正合适的，那勺子到了我嘴边，我总会本能地用舌尖轻轻地试着舔一下，在确认不烫以后，才肯让她将水将饭喂进我的嘴里。长到四五岁自己能倒茶壶里的水喝了，见到茶壶，总要先小心翼翼地用手指尖触一下，再轻轻摸几下，确认不烫，这才倒在杯子里，小口小口地喝。“唷?，这个娃儿，心鬼细哟！”彭娘所肯定的我生命的本能，也许确是我存活世上的先天优势。
但是彭娘对我的宠爱，有时达到溺爱的程度，由此引出母亲与她的争议。有一回，我家那几只鹅不断怪叫，彭娘走出灶房去看，我随在她身后，只见我家那篱门外，有个人抛进绳套，要套走最前面的那只鹅。彭娘就冲过去，大声呵斥詈骂：“龟儿子！砍脑壳的！”篱门外的人只好收回绳套一溜烟跑掉了，我见状也冲到篱门边，朝外面大声骂：“龟儿子！砍脑壳的！”母亲听见人声，这才从屋里出来，站在桥上问怎么回事，彭娘且不报告有贼套鹅的事，而是极其兴奋地向母亲报告说：“好?！刘幺会骂人了?！”她那样眉开眼笑地赞我大声骂人，令母亲十分诧异。其实我那次骂人，完全是鹦鹉学舌，“龟儿子”还勉强能懂，何谓“砍脑壳的”，实在蒙蒙然，后来长大了，才知道是咒人遭遇杀头死刑的意思。母亲对我们子女，家教严格的一面里，禁止“撒村”（骂人）是头一条，尤其不许说那些涉及性交的污言秽语，这种语言洁癖是否有些过分？依我后来的人生经验，是判定为过分的，使得我在少年、青年时期，因此被一些其实本质不错的同学疏离，我是那么样地不能口吐脏话，也使得我在自我宣泄时失却了一种偶可使用的利器。后来阿姐告诉我，母亲有次就跟彭娘说，莫教刘幺骂人，他学舌你的“村话”，你要制止他才是，彭娘完全不接受母亲的批评，她有她的道理，“村话村话，村里人说话，就那么直来直去，有啥子不好？我看你是离开村子当太太久了，一天洗几遍手，还不是喷嚏咳嗽的，哪里有我经得起打磨！我虽跟着你们也离开村子好久了，到底还在种菜养鹅，时不时说几句村话，心里岂不痛快许多！”母亲听了，也只是笑笑，不过彭娘自己该“撒村”的时候照旧泼辣地“撒村”，却不再怂恿我学舌“撒村”。
彭娘深深地融入了我们这个家庭。她和母亲亲如姊妹，我看惯了她们一起制作泡菜、水豆豉，灌肉肠，晾腊肉，两个人合拧洗好的床单再晾到绳子上……母亲会到灶房和彭娘一起做饭，彭娘会到我们住房里跟母亲一起收拾箱笼、拆旧毛衣、织新毛衣，她们有时会头凑头压低声音说话，一起叹息，或者相对嗤嗤地浅笑。彭娘爱护我们家的每一个人。父亲和大哥是一对爱恨交织的冤家，我在别的文章里写到过，也以他们为原型，将那父子冲突写进了我的长篇小说《四牌楼》里。一次彭娘煮好了打卤面大家围着八仙桌吃，大哥顶撞父亲，父亲气得将一碗面摔到地下，喝令大哥：“滚！”大哥搁下面碗，摇摇肩膀，取下椅背上的外衣，冲出屋子，果然一去不返。父亲盛怒，母亲也不敢马上劝解。那天小哥阿姐都在家。到晚上小哥要找锥子修理什么东西，阿姐要拿剪刀剪劳作老师（那时有门课程叫劳作课）留下的剪纸作业，却都没在以往放这些东西的地方找到。母亲也觉得锥子和剪刀的失踪不可思议，最后还是彭娘供认，她早发现父亲和大哥都像打火石，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撞出火花燃起大火，她怕父亲一怒之下会做出不理智的事情，确实，父亲恨大哥恨得牙痒时，放过类似《红楼梦》“不肖种种大承笞挞”那回里贾政那样的狠话。大哥上小学时惹祸被学校开除，父亲曾气得用锥子扎他屁股，所以为以防万一，就把锥子、剪刀等屋里的利器在晚饭前都藏了起来。第二天、第三天……几天以后大哥也没有回来，母亲急得哭泣，“他连吃饭的钱也没有，可怎么办啊？”彭娘就悄悄告诉母亲，她预见到大哥可能离家出走，因此，在大哥那搭在椅背上的外衣口袋里，装了好几个银元，“他一时是有钱用的，再说了，他是条能挣到钱的汉子了，你放心，二天他回来，父子和好，你高兴的时候会有的！”母亲说要还她银元，她生气了，“难道他们不也是我的儿女吗？”
彭娘确实是我们子女的第二个母亲。她最宠我，但其他的孩子也都疼。那时候小哥阿姐每星期五晚上会从城里回南岸，小哥比我大一轮，玩不到一块儿，阿姐比我大八岁，勉强可以充当我的玩伴。每次阿姐到家前，我都会把一只大橘子，用一只大碗扣住，等她回家以后，让她掀开大碗，感到欣喜。但是次数多了，阿姐渐渐不以为奇，她到家后忙着别的事情，我几次唤她，她都懒得去掀碗，这情况让彭娘发现了，于是，有一次我缠着阿姐催她找橘子，她漫不经心地依然做别的事，彭娘就过去跟她说：“妹儿，这回刘幺给你扣了只活老鼠哩！”阿姐不信，马上去掀那只碗，谁知碗一掀开，阿姐和我都惊呆了――碗下扣的是几只艳黄喷香的枇杷果！阿姐高兴得跳起来，彭娘笑道：“老鼠变成了枇杷果！”我老老实实地说：“咦，我扣的是橘子呀！”阿姐才知道，彭娘用枇杷换去了橘子。那枇杷是头些天客人送给我家的，父母分了一些给彭娘，彭娘说该给我小哥和阿姐留着，母亲说这东西不经放，你就吃掉吧。那时候家里没有冰箱，天气热得快，确实很容易把枇杷放烂，但是彭娘舍不得吃，她想出一种土办法，就是把鲜枇杷埋在米缸里，小哥阿姐回家前取出来，果然都还新鲜。那天阿姐觉得有意外收获，小哥得到彭娘为他留的那一份也很高兴。
彭娘给予我小小的心灵，以爱的熏陶。她有“砍脑壳的”一类的骂人的口头禅，也有“造孽哟”一类表示同情、感叹的口头禅。来给我家送水的大师傅，是个哑巴。那时我家没有自来水，吃饭洗衣所需的水，都依靠拉木头大水车的师傅按时供应。大约每隔几天师傅就要来一次，先把那装水的车子停在院子里，再用水桶一桶桶地将水运进灶房间，倒进三只比我身子高许多的大水缸里，水缸装满后，要盖上可以对折打开的木盖子，往往是水注满后，彭娘就拿出几块明矾，分别丢到水缸里，起消毒、澄清的作用，当然，那是我后来才懂得的。送水师傅来了，母亲也会出来招呼，除了付钱，还让彭娘给他盛饭吃，彭娘会给他盛上很大一碗白米饭，米粒堆得高高的，那样的一碗饭叫“帽儿头”，彭娘还会给他一碗菜，菜里会有肉。有回送水的师傅吃完要走，彭娘让他且莫走，师傅比比画画，意思是还要给别家送水，彭娘高声说：“你看你那腿，疮都流脓了，也不好生医一医，造孽哟！”说着就跑到木桥那边住房里，问母亲要来如意膏，亲自给那师傅在创口上抹药，又把整盒的药膏送给师傅。这些我看在眼里，都很养心。只是很长时间里我都想不通，为什么要用“造孽哟”来表示“可怜呀”？
彭娘使我懂得，不仅要爱护人，像我们家养的狗儿小花、猫儿大黑，还有那群鹅，都是需要怜爱的。小花本是只野狗，被我家收留，它虽然长得很高大，其实胆子很小，彭娘笑话它：“贼娃子来了它只知道喘气，贼娃子跑了它倒汪汪乱叫！”虽然小花如此无用，彭娘还是耐心喂它。猫儿大黑一身光亮的紧身黑毛，眼珠常常是绿闪闪的，它的存在，使得我们屋里没有鼠患。鹅儿里最高的那只，我叫它嘟嘟，为什么那样叫？没有什么道理，就喜欢叫它嘟嘟，我跟嘟嘟走到一起，彭娘说我们就像两兄弟。原来我家那蔷薇花台上，甚至三间草房里常有蛇出没，自从嘟嘟它们长大，蛇都不敢到我家那个空间里活动了。我就亲眼看见，嘟嘟勇敢地把从蔷薇花台上蹿出的蛇，?得蜷曲翻腾，最后像绳子一样死在那里。
当我在重庆南岸那个空间里度过我的童年时，中国历史正翻动到最惊心动魄的一页。蒋介石在大陆的政权被推翻了，他带着一些人飞到了台湾。在内战爆发以后，我家忽然来了彭娘的儿子，我叫他彭大哥。后来知道，他是为了逃避被驱赶到内战战场上厮杀，躲藏到我家来的。他和彭娘住在草屋里，很少出屋，更很少开口说话，但是还是有住在附近的海关人员发现了他，于是父母决定干脆让他大方露面。那时候我已经上了小学，原来读的是不远处的海关子弟学校，父母特意将我转到离家颇远的一所私立小学就读。父亲告诉海关同事，彭大哥是特意雇来接送我上学的，这当然说得通。于是，有一段时间，彭大哥就每天带我去远处上学。
1949年入秋，重庆城开始呈现真空状态，国民党政府和军队撤离了，共产党的解放军却还没有开过来。于是发生了“九?二”大火灾，我曾有专门的文章描述过，从南岸我家望去，重庆城的大火景象非常恐怖，炙热的火气随风扑向南岸，为了防止意外，彭大哥就拿大盆往我家阳台那边的墙壁上泼水。“造孽啊！”彭娘不让我往江那边多看，将我抱到她住的那间草屋里，搂着我说：“刘幺莫怕！有彭娘在就烧不到我们家，伤不到你！”
那段日子，有若干恐怖记忆，除了目击对岸的旷世大火，还有国民党溃军的散兵游勇，时不时乱放枪。有一天彭娘去外面找难买的菜肉去了，家里只有我和母亲，一个穿道士装的人走进我家院子，母亲站在木桥上应付他，他反复指着母亲身后的我说：“太太，你快把那娃儿舍给我吧，兵荒马乱的，你留下是个累赘啊，舍了吧，舍了吧……”我听懂了他的意思，害怕到极点，一只手紧紧地攥住母亲的衣角，只听母亲镇定地说：“师傅你快去吧，莫再说了，那是不可能的，请你马上离开。”那道士后来终于转身离开了。彭娘回来，母亲说起这事，彭娘把我揽到怀里，大声“撒村”，骂那道士，我这才哇的一声大哭起来。长大了读《红楼梦》，读到甄士隐抱着女儿在街上看过会的热闹，忽然有道士、和尚过来，那癞头和尚指着他女儿说：“施主，你把这有命无运、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怀内作甚……舍我吧，舍我吧……”我就总不免忆起自己童年时的那段遭际，真乃“阳光之下无罕事”，在惊叹之余，又不免因后怕而脊背发凉。
1949年10月1日那天，北京宣布“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我家那时父母小哥阿姐头靠头挤在一台电子管收音机前，听声音不甚清晰的广播。我毕竟还小，不知道就在那一刻，我已被定位为“随时准备着，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革命接班人”，必须“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努力使自己能尽早戴上红领巾，尽早佩戴上共青团的徽章……
但是直到那一年的10月底，四川才算解放，再过些时候，新政权才接管了重庆海关。父亲被新政权的海关总署留用，调往北京，重庆海关则被撤消。
我完全没有意识到，那是我离别彭娘的时刻。而就在那些天以前，我刚跟彭娘闹过别扭，因为她竟把包括嘟嘟在内的鹅都宰杀了。我大哭，不肯吃她烧出的鹅肉。彭娘试图用讲童话的方式化解我的愤懑，让我想像嘟嘟它们其实是变成了云朵飘在了天上，但那时我已经八岁，上到了小学三年级，她骗不了我。
全家都兴奋地准备迁往北京。狗儿小花由邻居收养，猫儿大黑由姑妈家收养。我们先要渡江离开南岸，到重庆城里，在姑爹姑妈家里暂住几天，然后会坐上大轮船，抵达武汉后，再乘火车去往北京。我不记得是怎么在大雾弥漫中离开南岸的，也记不清在姑爹姑妈家都经历了些什么，只记得终于跟大人们上了轮船后，我问母亲：“彭娘呢？我要彭娘！”母亲告诉我：“彭娘和彭大哥都回安岳去了。你这个没良心的，现在才想起彭娘！那天我们离开南岸，彭娘望着你哭得好造孽，你竟连头也没回，径直蹦蹦跳跳地随小哥阿姐他们往渡轮上去了！”我这才意识到，彭娘的体温，再传递不到我小小的身躯了！望着滔滔江水，我号啕大哭起来。
我被劝回船舱，阿姐走过来，递给我一样东西，跟我说：“彭娘留给你的，你的嘟嘟！”我用迷离的泪眼一看，是一把鹅毛扇。接过那扇子，在南岸那个空间里跟彭娘度过的那些日子，倏地重叠着回落到我的心头，我哭得更凶了。
什么叫生离，什么叫惜别，我是很久以后，才懂得的。可是，对于我和彭娘来说，一切都难以补救了。
在北京，上到初中，学校里举行作文比赛，题目是《难忘的人》，彭娘当然难忘，我准备写她。可是，恰巧我构思作文时，小哥和他的戏迷朋友，在我家高谈阔论。他们谈起拍摄京剧艺术影片的事情，说拍完梅兰芳，要拍程砚秋，程砚秋自己最愿意拍摄的，是《锁麟囊》。这戏演的是富家女将自己装有许多金银珠宝的锁麟囊赠给了贫家女子，后来遭遇水灾破了家，沦落异地，无奈中到一富人家当保姆，结果那富家女主人，竟恰巧是当年的那贫家女，而之所以致富，正是那锁麟囊里的金银珠宝起了奠基作用，二人说破后，结为金兰姊妹。这出戏故事曲折动人，场面变化有趣，特别是唱腔十分优美，其中的水袖功夫也出神入化。但是，没想到当时指导戏曲演出的领导人物却认为，这出戏宣扬了阶级调和，有问题，结果就没拍《锁麟囊》，给程砚秋拍了部场面素淡冷清得多的《荒山泪》。后来程砚秋在舞台上演出，被迫把这戏改得逻辑混乱，演成富家女赠贫家女锁麟囊后，贫家女只收了那囊袋，将囊中的金银珠宝当即奉还给赠囊人了。听了小哥他们的议论，我对写不写彭娘就犹豫起来。后来我请教小哥，他叹口气说，现在一切方面都要强调阶级，彭娘虽然在咱们家就是一个家庭成员，她自己也这么认为，可是，搁在现在的阶级论里衡量，咱们父母是雇主，她是帮佣，属于劳资关系，是两个阶级范畴里的人。你最好别写这样的文章，让人家知道你曾有保姆服侍。再说，就是咱们不怕人家说闲话，听说彭大哥回乡以后，“土改”时是积极分子，当了乡里第一任党支部书记，人家恐怕也忌讳提起跟我们家有过的那段亲密相处的关系。于是，我不仅那时候没有写过彭娘，以后也只把对南岸空间里关于彭娘的回忆，用浓雾深锁在心里。
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我才打听彭娘的消息。据说她在临终前的日子里，念叨着她的一个个亲人，其中有一个是“我的刘幺”。
南岸的那个空间啊，你一定大变样了！不变的是彭娘胸怀传递给我的那股生命暖流，我终于写出了这些文字，愿彭娘的在天之灵能够原宥我的罪孽――在多变的世道里我没能保留下那把她用嘟嘟羽毛缝成的扇子，但可以告慰她的是，我心灵的循环液里，始终流动着她给予我的滋养。
2012年1月 26日于温榆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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