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诗研究特别是中国散文诗研究近年逐渐得到学术界的重视，表现在两个方面：1、90年代以来，大陆和台湾都有学院派学者，对散文诗特别是中国散文诗进行学理研究，当代学术重视跨学科研究，大陆和台湾的散文诗研究成果对于当代其他文学文类的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具有了不可忽视的参照价值：2、西方学者对于散文诗的研究产生浓厚的兴趣，以至有学者专门将中国现当代散文诗作为博士论文研究对象进行专题研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Nicholas Admussen即是显例)；3、国家人文社科基金支持散文诗研究，如本人于2009年获得广东省十一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中外散文诗对比研究”课题，虽然资助经赞仅2万，但是它说明散文诗已获得政府学术规划部门的认可。
与此同时，散文诗依然受到质疑，诗人西川在《青海湖》发表文章《昌耀诗的相反相成和两个偏离》，指出：已经有不少人注意到昌耀诗的两个特征：一个是他使用古奥语汇(50年代)，另一个是他让散文介入诗歌(90年代)。对于他的这两个特征我没有更新的发现，但觉得有必要做一点梳理和说明。这其实是昌耀在诗中所实现的两个偏离：偏离“新诗”与偏离诗歌本身。第一个偏离带来的是“荒凉和广阔”，第二个偏离是“散文的因素终于冲决了诗歌的堤坝。我们开始大量读到散文诗或散文片段”。西川先生不愿意用散文诗一词。宁愿用“诗文”。(poessay)他认为昌耀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某些诗歌是散文诗，晚年的作品是一种更具“主观性”的随笔(essey)――诗文，王光明所说的散文诗，西川不以为然。
我在《中国散文诗研究》一书中，坚持散文诗的审美现代性，可是，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散文诗的自由性、情感性特征是诗歌的人类学回归，散文诗是元诗歌的天然本色，散文诗的形式和内容与现代社会人类的感性反叛具有统一性。可是，散文诗精神又超越“审美现代性”而具有诗歌创作的普世价值。Adrian Wannar在其“颠覆规约――散文诗作为俄罗斯的一个文类”(《斯拉夫评论》，1997)一文中指出：散文诗作为一种特别的标签(Label)可能更好，只要符合“1、散文形式；2、简洁；3、自足性”这三个条件。散文诗的命名范围不妨放宽。高尔基的“海燕之歌”并不突显“审美现代性”，能说它不是散文诗?散文诗的边界在扩大。散文诗研究得到学术界认领，散文诗的影响在上升。这说明在今天的多元文化时代，散文诗精神大有用武之地，散文诗从波德莱尔的描写都市中央的“惊心”场景，逐渐扩展其表现对象和精神内涵，这种自由的带有无诗歌生成模式的诗写作和诗接受方式很得当代社会的青睐，这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散文诗这个命名本身就包含挣脱诗歌形式束缚，重返人类诗歌本源的意旨。散文之散乃自由、率性、天真、自然、感性的代名词，诗乃艺术、技巧、形式的代名词，文化多元时代世界的存在状态和人类的情感结构具有典型的“对话性”和“狂欢性”趋向，散文诗的情感生成模式、形式生成模式。与多元文化时代世界的存在状态和人类的情感结构具有若合符节的呼应关系和相互促成的因缘，因此，在众多的文类之中，散文诗实际上发挥着快捷、直接、广泛、包容的抒情效果。它是多元文化时代的文学宠儿。
自波德莱尔1869年出版散文诗集《巴黎的忧郁》，世界散文诗已走过140年的发展历程；自1917年沈尹默创作了《月夜》这首中国新诗史上的第一章散文诗，中国散文诗已有94年的历史。散文诗成为了当代文坛的一种独立性的存在。不仅如此，可以预见，散文诗写作、传播以及散文诗研究和散文诗批评势必继续扩张其话语能量，在中国当代文坛及世界文坛成为一处崭新的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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