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村庄弥漫深爱 我在网上看到一幅电子地图，可以找到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很快，我就找到了那个叫花屋场的去处，虽然看不清山川树木房屋，从蜿蜒的公路轮廓，却可以想象生养我的那个村庄，有着怎样的蓝天，怎样的溪流，怎样的乡亲，怎样的炊烟，想象我的亲人怎样在田间地头劳作。花屋场，这三个简单的汉字，顿时成为可触可感的心灵隐秘之地。
那里的泥土，不仅养活着那里的人们，泥土中的尘灰，交融着或远或近的亲人的肉体、骨殖、血液，从自我的世俗走向后人的精神世界。
2011年7月7日，爹带着他的满足与遗憾，像他的祖辈，闭上遍阅世俗的眼睛，回到了那片土地，安息在青山之中，以另种精神的方式，日夜守侯，注视着他生活过的村庄。爹的去世，使我忽然失去了根源一般，充满了沉坠感，常常一想起他就噙满泪水。这是我从没有过的哀伤和疼痛，这也是我对爹从来就存在却直到现在才苏醒过来的爱。
生老病死只是人作为生物的一个过程。爹用生命使这一过程变得完整。现在，这个过程留给了我。我只有看着自己的孩子从母体降临，一天一天，一岁一岁地呵护着孩子长大，只有用手去搽过孩子粘满金黄色大便的屁股，只有看着孩子会笑、会咿咿呀呀、会坐、会爬、会走，会喊爸爸，我才找到了自己原本存在的根源，我的生命因此不是一个断裂了婴幼时期的轮回，而是从父亲母亲那里开始了自己的起点，像一颗裂变出来的行星，开始绕着人类运转。
关于爹小的时候，很多事情无从考证――我没有见过自己的爷爷，也没有见过自己的奶奶――我所见到的是爷爷的父亲，他已经老到八十几岁，而我那时像1945年代的爹，穿着满带补丁的衩裆裤。在和爹四十年的生命相依中，爹很少讲他自己的事情，而我也从没有意识到要去追问。关于爹的少年，我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他讲过的“过兵”的记忆。
推算起来，应该是1947年的秋天。因为爹在讲述这件事情的时候，几次提到那棵我无数次攀爬的柿子树，树上的叶子落光了，挂着红彤彤的柿子。那天，忽然数百数千的军人从溪底上来，爹后来回忆，应该有上万人。在鄂西长阳，经历过林之华起义，长阳红六军的兴衰，花屋场也经受着战争时期的种种灾难，土匪的骚扰，地主的欺压，保长的抓兵，甲长的搜粮。躲兵，成为花屋场百姓的间歇性习惯。爹和他的家人一起，躲进了屋后叫老湾的那座大山。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过兵，在花屋场住了一夜。乡亲们躲在山上，看着路上密密麻麻的军人，看着这些军人渐渐分散聚集在一家一户，爹充满了好奇，悄悄溜回了家，发现自己家里也住满了兵。爹好奇地跟在一个兵的后面，带着这个兵去摘了十几个柿子。整个过程中，爹的眼睛没有离开过这个兵肩上挎着的步枪。摘完了柿子，这个兵让爹摸了一下他的枪，给了他两只金黄的弹壳。趁兵们吃柿子的机会，爹又悄悄溜进了后山里。
我不知道，十年后的1960年，爹成为花屋场解放后第一个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时，在19岁的他的心里，是否还隐约有着一支旧军队的影响。在他8年的军旅生涯中，爹随部队调防走过17个省，荣立三等功两次，被部队授予技术能手称号。
关于爹的军旅生涯，我只能东鳞西爪地感受，甚至用想象来弥补自己对爹的无知。
我没有见过我的爷爷和奶奶，奶奶在爹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爷爷在爹当兵转业后的那年，也因文斗武斗而自杀了。奶奶没有留下一张照片，那时候村里还没有照相这个行当。而爷爷留下了他唯一的一张照片，那是一张合影，爷爷和幺叔站在一起，幺叔没有成年，就因病去世了。爷爷头上包着土家族人才有的白头巾，一脸严肃地看着前方。爹去世后，我把爹留下来的老照片都带到深圳，一张张分拣，以2400dpi扫描，我要以影像的方式，把爷爷、爹和我们以纸质的文本永远地联系在一起，让自己逐渐适应冷静地面对爹遗留下来的一切，包括他遗留下来的我自己。
在部队里，爹似乎是一个司机。在他年轻的时候的老照片中，大多都是一些穿着军装的头像，或者是一些风景照，只有一张能够体现他在部队的职业。爹蹲在一个履带拖拉机驾驶室前，安静地看着镜头，照片只有一寸见方，在高分辨率扫描之后，依然可以看见他眼睛中的微笑。很长时间，我在心里以为爹当的是汽车兵，虽然我没有见过他在部队开汽车的照片。后来，零星地听爹讲过他和他的战友带着枪跑青藏线，到福建云南等地，爹讲述的都是一些纲要式的事件，没有什么血肉，我都印象不深了。爹被确诊为胰腺癌后，我很想知道爹的故事再多一些，却小心翼翼地不敢多问，怕引起他的什么警觉。我只知道，爹是因病，从排长带病转业回乡。
一生不舍的厮守：土地
花屋场是这样一个村庄。它像一个微型盆地，四面环山，只是其间没有一块完整的平地，斜坡、小块平地和沟壑错落在一起，有一条叫大沟的溪沟自东向西逶迤而下，却有一半时间属于干涸。暴雨的时候，大沟里的洪水汹涌而下，这才知道这条大沟是多么地威力，水声轰鸣，水烟阵阵，气势磅礴。大沟长不过四五里，接山脚的天池河，在天池口注入清江。
有山的地方，则有明显的阴阳之分。东边那座山口，也是一个斜面，而南面的山，逼仄陡峭。以大沟为大致界限，尤其在冬天，太阳总是在北面的时间长久很多，我们把那边叫做阳坡；而太阳在南面这边只有正当顶的时候才投照在地上，眨眼就只看到阳坡一片艳阳了，村里人把南面这边叫做阴坡。花屋场作为严格村庄的名字，还包含了一些小小的、甚至细小的地名，阳坡西头有大屋场、花屋场、钱家坪、铺子包等之分，而阴坡则有熊家溪、壕沟溪、史家台子、凌家湾等之分，在凌家湾譬如我家周围，又还分出楠树槽、偏坡、园子、柿子树塔、中领、岭上、老湾、酸枣子坡、旁边沟、门口、大坡等十几个具体的地段。凌家湾沿旁边沟而上，自老湾大致呈70度而下，直接大沟而成丁字。近两百年来，凌氏的祖坟就在凌家湾附近。凌家湾最上面的第二户，就是爹在那里出生、长大，出去闯荡世界又回到的地方，最终，爹怎么也不愿意在医院里，而固执地要在那栋有着一百年历史的老屋中进入另一个世界。
在手术之后，爹再次经历了生死劫难。他似乎隐约感觉到什么，悄悄给自己选下了一块墓地。第二次去医院住院之前，爹私下跟妈说，我给你我选了一个屋儿，就在板栗树旁边的柑橘树林里。我从未见过的奶奶就长眠在那里，那颗板栗树，就从奶奶坟前茁壮而起，遮了有两三分地，收成好的话，有好几百斤板栗。爹去世后，按照村里懂阴阳八卦的人的算法，打完丧鼓后，他的灵柩要在墓地搭棚安放一晚，次日凌晨2点到3点之间动土。我去看爹自己选定的墓地时，两个基桩已经插好了。墓地座南朝北，头顶老湾最高处也是我们的责任山林，面对的北面，是大屋场背后雄峻的二担坡山，暮色中很有巍峨之势。二担坡山背后的上坪，则是我妈的娘家所在。起初，我也不知道这地方的好处，经村里熟悉掌故的老人一解释，便也觉得确实有很多奥妙，爹给自己的风水，当真是一块宝地。
爹在墓地的右边，给妈留了一块地方。自此，爹把他的爱恨情仇，他的手艺，他的一切，都留在了花屋场这个日渐凄凉的地方。他可以听中岭上的松涛，看二担坡上的白雪，嗅着地里瓜果成熟的香味，看着他的儿子、他的一代一代的后人在地里耕种收获，在茂密的枝叶间静悄悄地微笑，用他的爱，烛照着他所见到的善的一切。我想，在群山苍翠之间，我看到爹的坟，看到奶奶的墓，看到凌家湾祖宗的碑，我也看到了二十万年前长阳人居住的山洞，看到了五十万年前周口店抬起的头颅。因为我们自觉不自觉在往上看，因为他们在世的时候往后看，我们有了与自然灵气相通的精神世界。只要我在，我就一定有自己的源头。或者，五百年前，我姓张或刘，又或者，五千年前，我什么姓氏也没有，只是在历史的河流中，形成了一个地理上的宗族，只是在更近的空间，感受到血脉的温热，而在这种无限循环的父子之间，结成一粒一粒的珍珠。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繁衍，只有繁衍的人，才懂得在老幼之间满怀着爱的感恩。
爹去世后，我没有按照古老的传统一个一个地给乡人挨着磕头，我只将双腿跪向爹，跪在爹深爱的土地上。回想起来，花屋场的人却对我表现出莫大的宽容。我在心里，深深地感谢，敬重这些人。我忽然觉得，他们和爹一样，比我更深爱着这片土地。
一双眼里的融合：自通
有关爹的记忆，我是从他暴躁的脾气开始记忆的。很长时间，这种记忆是一种不快，甚至还夹杂着怨恨。
作为一个有着8年军龄的退伍军人，爹在部队养成了粗暴而直性的脾气。在我少年渐渐凸起的记忆中，稍有不慎，就要面临挨打。很长时间，我们对爹充满了畏惧。记得有一次，是冬天，我不知道做错了什么，被爹发现了，我爬起来就飞跑。爹一气之下，跟在我的后面狠追，眼看就要追上，我不顾雪地里有收割不久的玉米茬，从两三米高的坎上飞落而下，滚落在积满雪的地里。爹停住，用手抓起一团雪揉紧朝我砸来。那一次，我躲在雪地的草丛里，直到天黑才悄悄地回家。
但爹又对我充满着诱惑的魅力，他像一个巨大的谜团，使我总是想和他走得更近。在爹的身上，聚集着以17个省市为纬度、以8年南来北往为经度的见闻，他以一个农民的好奇和不服输的姿态，学会了数十种技艺。在部队，爹因为爱钻研成为一名技术能手。转业到家乡后，爹把在外近十年的见闻所习，浓缩在花屋场这片土地，成为一方的参谋长和万金油。在我很小的记忆中，爹会修的，先是修收音机录音机手表，接着是修柴油机发电机，再接着是修拖拉机农用车，后来还修电动机电视机，干湿磨，磨浆机，大凡从外面买来的机械，无论是要用放大镜看着用细小的镊子去拨动修理的，还是要轮起铁锤把拖拉机瘪了的车厢矫正的，莫不在爹的维修范围之列。这还不算，爹还有会做的，木匠，篾匠，铁匠，弹花匠等，椅子都自己做的，粗背篓是他自己编的，火钳锄头之类的铁器是他自己打的，甚至窗户上的玻璃也是他自己划的，九佬十八匠，似乎他都试过。在我的记忆中，爹还会养蜜蜂，擅长放铁猫子，会照相洗相这样的细活儿，会裁剪缝衣服，会烙饼子，年轻的时候还会吹笛子拉二胡……爹所会的，有些是农村里大多数人分别会的，还有些是整个村儿好长一段时间只他一个人会的。花屋场村有句老话，叫艺多不养人，成了万金油，只能到处抹一下。爹却因此把这个家撑了起来，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吃粮食以外的东西。爹所会的，大都就不是只懂点皮毛，他找机会偷学，买书自学，看别人做瞄学，有些是求学，从没有跟过师傅，大多属于无师自通，然后自己添置工具，首先把自己家里需要的都做了，以不求别人。
爹去世以后，我和弟弟收拾他的东西。单是工具，锤子大小有五六种型号，平口起子近20把，梅花起子十余把，活动扳手大小7把，套筒扳手一套，尖嘴钳子两把，虎口钳子两把，铜烙铁一把，电烙铁两把，各种型号的螺丝钉螺丝帽数千个，电锤一把，电钻一把，手摇钻一把，各种木工用凿子15把，大小刨子十几把，各种锯子7把，废旧的晶体管数十个等等，还有废铁数百斤，爹的遗存，列到清单上肯定不下于数千项。爹的这些工具，无不都指向他所会所能的某种手艺。
这些手艺中，我也学会了的，是照相和洗相。现在，我使用的是两台专业级的机器，佳能5D2的相机，佳能XF305摄像机。当我在取景器中构图的时候，我就会想起爹那台双镜头的老海鸥。爹有从部队里带回来的显影粉定影粉，请外公在城里买了一盒相纸。爹自己划了一块玻璃，用木头做出一个镜框样的东西。那时村里还没有通电，爹用一块红布包住一只手电，用一块绿布包住另一只手电。到了晚上，天完全黑下来了，再用白瓷盆打来半盆清水，把显影粉和定影粉分别用温水在瓷碗里融化。打开绿手电，拿一把临时做的竹刀把相纸裁成要冲印的底片大小，把相纸和底片叠在一起放正，放进玻璃框中压实。这时，爹一再嘱咐，不能亮灯啊！而他自己，却忽然关了红手电，开了去掉绿布的手电对着镜框一扫，只那么一瞬，就一片漆黑。就在黑暗中，我听见爹摸摸索索地又把绿布蒙到手电上，才开了红手电，将相纸取出来放进融化了显影粉的那只碗里，用两只竹片轻轻搅动。不一会儿，相纸上现出了人影子，起初淡淡的，越来越明显，等看的鼻子眼睛都很清楚后，爹把照片夹出来放进定影碗里，等一会，再捞出来放进清水盆中，这时，照片就可以用手去拿了。
爹在洗相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绝活，是我所没有学会的。照片洗完后，爹会挑一两张，拿细巧的毛笔沾上颜色，把照片中的帽子描成黄色，衣服描成草绿色，皮肤也加了若有若无的色彩，一张黑白照片在爹的精心描绘下，顿时有了神采，生动起来。这种描摹我曾悄悄试过几次，不描还好，一描连人都分不清是谁了，反而把黑白照片给浪费了，只好作罢。
我在清理爹的那些老照片时，我看到了爹年轻时候的英俊。这种英俊，在那些彩色照片中更有神韵。我想，那鲜红的五星，火红的领章，鹅黄的军装衬托出来的一个年轻军人的风采，多半该是来自爹自己的杰作。
爹还有很多东西，有的装在我母亲的嫁妆――那口红色的樟木箱中，我的印象中有他当兵时的帽徽领章，帽徽是一颗鲜红的五角星，领章有平板的，也有两颗星三颗星的，还有爹的一些奖状、证件等，里面还有书，比如《内燃机的原理》《晶体管收音机》《电子管收音机》《科学养猪》《科学种玉米》等，有些书是爹从部队带回来的，有些书是爹后来买的，还有文艺书如邹狄帆的《大风歌》，还有一套凌氏的家谱……爹的另一些衣物，装在他自己做的大木箱子里，那是他的军装，新的，旧的，这么多年爹还保留有两套新的军装棉裤，母亲把这两套棉裤分给我和弟弟，作为对爹的念想。
很长时间，我不敢去触碰爹的这些东西。在我对爹的怀想中，我一再跟弟弟说，谁也不要去动爹的任何遗物。
一个山村的师傅：手艺
在我小学初中的那段时间，爹一直在大队加工厂。后来我上高中的几个假期，帮他在加工厂加工面条。和面，碾皮，压条，晾挂，然后切成一捆一捆。这是我所学的第一个与生存有关的手艺。
我的记忆，不是如何制作面条，而是那部195型的立式柴油机。那时，村里很少有工业化的产品，除了收音机，就是这部柴油机。这两种一粗糙一精密的机器，很长时间浓缩着爹的手艺，成为爹在村里的荣光。在尝试过几次之后，我学会了用很小的油门，在力气即将用尽的时候松开减压，终于也可以用摇把启动柴油机了。但是在冬天，无论我怎样用劲，哪怕一连三个来回，那柴油机在我松开减压停止摇动的刹那，哼了两声，就一动不动。这时，爹找到一根铁丝缠住的抹布，伸到废柴油里沾一下，拿火柴点燃伸到柴油机的进气口，叫我再摇。我已经精疲力竭，却依然带着好奇一把扣住减压，把着摇把慢慢摇动起来。爹伸在进气口的那团火苗顿时一伸一缩般，刚被吸了进去又被吐了出来。爹说，注意摇把打人，加把劲！我于是咬住牙闭上眼，一圈一圈地加快速度，只觉得胳膊木然般在做机械运动，整个身体要飘起来似的，不自觉间手就松了减压，摇把也脱出了飞轮，只觉得耳边忽然嗵嗵嗵地响起来。柴油机启动了，爹加大油门，拿一把扳手上好皮带，一天的工作就开始了。
我见过一次爹修柴油机。有一天，柴油机忽然砰地一声，就熄火了。另两个人看着爹，意思是只能靠他修了，而他们这时就成了帮手。爹把柴油机全部拆开，螺丝和小零件放在一个装有机油的铁盒子里，大件放到地上，不出半天，半人高的柴油机就成了一堆油腻腻的铁。就是这次维修，我对柴油机有了初步概念。汽缸是怎样的，活塞和活塞环是怎样的，气门挺杆是怎样的，曲轴是怎样的，还有油封、滤油器、化油器、滤清器等，我有了大致印象。第二天，爹把拆开的这些零件又组装起来，快要装完的时候，爹忽然要在旁边帮手的那个人去供销社买二两八号铁丝。那个人出去不到十分钟，估计还没到供销社，爹已经全部装好了，叫我摇燃。我拿起摇把，一口气摇了十转后忽然松开减压，柴油机就欢快地响起来了。不一会儿，买铁丝的人空着手回来了。爹问，铁丝呢。那人说，我听见机器响了，想到不要铁丝就回来了。爹从柴油机沙锅内取下机油尺，说，这个环得换换，怎么不要呢。
后来，我听见那个人开玩笑说，爹是怕他学到了诀窍，故意把他支开的。这件事情，我没有问过爹，但我后来明白，爹给别人修一次柴油机，除了管吃管住，还要收十五到二十块的工钱。我们一家人，就因为爹有着这样那样的手艺，即使在最艰苦的时候，也没有旁人过得那么艰辛。爹去世后，照土家族的风俗，打一夜丧鼓。买铁丝的人是治丧的督官。在他和另一人的安排下，一切都显得井井有条。
有七年多时间，我在一家时尚服装企业工作，期间还主编企业的一本时尚杂志。关于时尚，关于服装，我从这里得到启蒙。当我离开的时候，我忽然意识到，爹和这家企业的老板一样，他们最初是一个裁缝，只是选择的生活不同，他们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因此也很不同。
爹会缝纫，像他的很多手艺一样，主要是用来自用，也属于无师自通。在我十几岁时，家里就有了一台大桥牌缝纫机，爹在缝纫机上给衣服打补丁，用拆开的旧衣服缝袖笼子，后来我姐姐还在这缝纫机上缝鞋垫子。一般在过年或有重要的事情需要出门做客时，我妈会提前扯回来几尺棉布预备。到了下雨天，爹在家支起案板，铺开那块布，拿划粉在布上画出一些线条，那些线条有的直，有的弯，有的半圆，有的交叉在一起，有的交叉后又冒一些出来，一件衣服的雏形，在爹凝神思考中渐渐显露出来。画好了，再用裁剪一刀一刀剪开。往往这时，爹会让我帮忙倒线，把线团上的线转到底线轴上。这是我很乐意的事，脚踩着踏板，扶着细细的黑线，任它在指丫间水一般流动，有点酥痒的快感，于是脚下加劲，嘭的一下，那线就断了。裁剪好了布料，我也把线倒完了。爹卸下缝纫机头，将锁边机头装上，穿好线，在突突声中将边都锁好了。然后再换回机头，正式缝纫。爹端坐在缝纫机前，一手在胸前掌着布，另一手的食指带着压脚，小指头带着布的方向，脚下一动，两块折叠在一起的布之间就走出一条细密的针脚，不出两个小时，一件衣服就出来了。
很长时间，花屋场是没有裁缝的，村人缝衣服要到邻近村里的佘师傅家去，佘师傅是远近闻名的裁缝，和我家带点转折的亲戚，我妈有时候也过去找他缝点什么。我家虽有缝纫机锁边机等一应工具，爹却从不给外人缝任何东西，他的缝纫只是给一家人用。在这个意义上，爹不是一个裁缝，缝纫也不是他的手艺。或者，爹对服装也有着某种热爱，在崭新的布上划出红黄的线条，听见剪刀沉稳而清脆的声响，看见一块块布料在手上缝合成一件衣服，设计的快感，或者是居家温暖的快感，都有点不可抗拒。渐渐，供销社不卖布了，店头直接挂着成衣，裁缝在刚刚升起温度拥有一大批刚出师的学徒后，竟然成为一个历史名词。裁缝从乡下进到城里，变身为设计师、打版师、车工等行当，成为工业化流程中的一个无论多么重要也都毫不起眼的一个细节。爹也逐步习惯买衣服穿，那台缝纫机，起初还用来缝缝补补，后来就只有姐姐偶尔来缝一下鞋垫，以至于终于冷落到墙边，长年盖着最开始的那块厚厚的帆布。
回想起来，爹对生活也是这样，不断设计，不断将设计稿亲手变成他想要的东西。他这种设计看似散漫，实用中甚至带点自娱自乐，却使我们一家人保持着幸福平安。他对生活的精心设计，对我们几个子女却有着一些放任的空间。我一直在想，这是不是也是他的一种设计？
遗憾的是，爹的所有手艺，都被他带进了尘土，我们三个子女，谁也没有继承他的衣钵。
一颗心的无限：世界
在花屋场，我家最早有一台收音机。1970年代，收音机在花屋场还是一个神秘的物件。爹从部队带回来的是一个小小的矿石收音机，据爹后来描述，当他把收音机摆在大桌子上调出声音时，他的父辈先是惊讶得半天不敢出声，诧异人怎么能够装在那么小的一个盒子里，继而小心翼翼地凑近，绕着桌子看来看去，想从那盒子的缝中看到里面的小人儿在怎么拉二胡在怎么唱歌。爹的一个叔叔无限感叹：那女的声音真好听啊，一听到这声音就想象得出人长得有多么乖！起初，大家都一致附和，过了一阵，这附和的人又一起来笑话这个叔叔，仿佛当初自己没有赞同过他的观点。
红旗牌收音机是爹转业后的事情。红旗收音机有两个波段，中波和短波，能收很多台。除了天线之外，还有一根连在墙角的地线，每当信号不好的时候，爹就会往地线上浇些水，声音马上就清晰起来。有好几年，这收音机保持着村里唯一的纪录。同村里结婚，做满月酒，红事白事，收音机都成了要借的必备之物。借的时候，是借的人家自己来背回去，还的时候，还是借的人家背着还回来。借去的收音机，放在堂屋正中的香火台上，声音开到最大，播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这过事的人家就有了面子和热闹。
平常在家，爹也喜欢播放中央台。往往，趁爹不在意的时候，我调成少儿节目《小喇叭》，哒嘀哒哒嘀哒，小喇叭开始啦！爹主要听新闻和天气预报。每当要播放天气预报的时候，爹时常把收音机从香火台拿到门外挂起来，把声音开到最大。第二天，村里就流传着明后天的天气状况，有人没听太清楚，总要找个机会，顺便问一下爹，心里才格外显得踏实。
1976年的一天，收音机忽然播放出低沉的哀乐。爹无比伤痛地说，毛主席去世了。第二天，我们全家人戴上青纱，到大队参加悼念毛主席的大会。一路上，爹的眼睛里噙着泪水，我奇怪地看着他。到了大队，我发现几乎所有的人在哭，而爹终于哭出了声音，我顿时也号啕大哭起来。
这是生命中第一次，为一个人的离开，朦胧地感到伤痛。当我再次从心灵上面对一个人离开人世时，这种伤痛已被时间之水深深覆盖，在我日渐平静的面容下，是始终难以释怀的长长隐痛。生离死别，无论以何种方式，都是生命中最动情之处。
花屋场处处显得落后，因而也处处显得淳朴。很长时间，地里的犁铧用过后就插在地里，以便第二天接着再用。有时候因一场雨或别的什么事情，将犁铧忘在了地里，日晒夜露，那花栗树的手柄长出了白色带着细细绒毛的菌子，依然稳稳地插在地里。很多人并不锁门，养了一条狗作为来人的动静，狗就像现在人们手里汽车的遥控钥匙，来人时汪汪叫几声，再听听脚步和咳嗽，大致就知道来的是谁。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现代电器开始走向农村，我们家也买了一台熊猫牌黑白电视。自从有了电视，爹的晶体管电子管收音机就渐渐冷落下来，起初从堂屋的香火台上移到睡房里，再移到他的枕头边，四节电池完了，就几乎再也不用了。自此，爹在晚上7点，要准时收看新闻联播，接着看天气预报和焦点访谈，之后，就是妈的电视剧时间。而爹这时就去洗澡，然后上床睡觉。在我的印象中，爹向来保持着早睡早起的习惯，即使在生病中，也绝无例外。
爹看了新闻，喜欢和人谈论国家大事。中央出台了什么政策，有了什么精神，要在农村采取什么措施，他都一清二楚。有一次，住在高山上的姑父在席间和爹闲聊，说着说着，就从田间地头转到了国家大事。姑父说，这中央的政策都那么正确，怎么一到我们这里就不灵了呢？爹听到这就不说话了，我不知道，他是真不清楚，还是愤怒到什么也不想说，只在心里悄悄存下一种美好愿望。此后，爹渐渐少谈国家大事，把心思用到科学种田上去了。当然，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直到他病得倒床之前，都是他铁定的节目。
2001年，我曾将一岁的女儿留给父母照料，到广东试图寻找到另一种生活。两年以后，我从深圳回到花屋场，女儿已经三岁了。晚上我抱着孩子陪爹边看电视边拉家常，女儿忽然伸出小小的手指指着屏幕说：温家宝！
这样的村庄作为一种存在，也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或者也可以看作世界多元性不可或缺的体现。她在封闭和固守中保持了自己的秉性，常常以新奇的眼光和双耳对待外面的世界。尽管有时外面的世界对这样的封闭持有某种不屑，一旦他们在都市碰得头破血流，这样的村庄又成为他们暗自疗伤的去处。
一种终结的身份：农民
无论爹有什么手艺，爹最终都是一个农民，而我无可回避地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从1968年带病转业回乡开始，爹开始了他贯穿一生的农民生涯。
在他十七岁之前，他还没有完全学会种地，部队生活八年后，拿过枪柄的手开始拿锄把了。在生产队，爹得到了一个参谋长的绰号。这个绰号，大约与他当时的见多识广有关。关于爹在农业社、生产队、互助组、承包小组的种地事迹，我当时还是一个顽童，成天只知道和小伙伴们疯来疯去，根本没有什么记忆。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家庭承包责任制以后，我们家的粮食吃不完了，爹第一个当了养鸡专业户。那年开春，爹到县里买了300只良种小鸡，回来后把屋后的空地围起来，做了好几个鸡笼和食槽，养鸡场就开张了。很长时间，我不习惯一群公鸡早早地打鸣，却没有任何办法。为了把鸡养好，爹买了好几本关于养鸡的书，怎样配饲料，怎样防鸡瘟，怎样孵小鸡，书被他翻了一遍又一遍。大约两三个月后，有鸡开始下蛋了，并渐渐多了起来。我记得，几乎要每隔两天，妈就要背着一筐鸡蛋去供销社卖。那一年，我们家开始富了起来，县里还奖励给了爹一床线毯。
不久，全县开始涌现万元户，据说山上有户人家在算万元户时，几乎找遍了家中所有，算来算去还差六七块钱，忽然发现墙头还有几把晒干的萝卜菜，由于不好定价，就按七块的总额除以萝卜菜的重量计算，终于算成了万元户。这个段子在村子里流传很广。不想第二年，上面就有人来找爹算万元户了。但爹不愿意，他觉着专业户这个称呼很好，他喜欢这个虚帽子，他说这样的虚帽子实在。遗憾的是，这鸡养了不到三年，最终还是鸡瘟无以攻克，在鸡们大面积的死亡之后，养鸡专业户开始只养几只鸡下蛋自己吃了。
不养鸡了，爹专心种地。地是承包的责任地，种什么都可以。爹有一本书，叫《科学种田》，里面讲玉米油菜如何套种，小麦如何高产，从土壤特性到如何巧施化肥，每样都讲得详尽细致。种了粮食作物，又种经济作物，施了化肥，还要喷农药。在我的印象中，在不同的时令，爹种过的粮食作物有玉米，油菜，大豆，花生，小麦，芝麻，红薯，土豆，经济作物主要是烟叶，后来又栽了不少经济林木，主要是板栗树、核桃树、银杏树和杜仲树，现在门口的那几棵银杏树，已经有人出到四五千的价格了。爹在种好地之余，总想找一些新鲜的品种试验。花屋场以前是不种西瓜的，西瓜就是爹第一个引进种植的。像这样的，还有很多蔬菜瓜果，香瓜，地瓜，蛇豆，等等，都是爹先种起来，然后把种子一家一家地传出去。
关于土地，我在医院陪爹住院时，写过一篇叫《村庄之上》的文章，文章中描述过爹的上一代对土地的深情，这种深情在爹这一代，充满了眷恋，也有一点迷茫，我的父辈，他们作为最后一代传统的农民，最终保留了对家园和土地的无限热爱。在他们之后，土地将不再充满灵性，而只是一种资源，是一种逃离无望而用以交换的物质。
在睡觉前，在睡梦中，我反复地回忆叫做花屋场的那个村庄，我想，最后一代几千年意义上的农民，他们最终实现了自由耕种无徭无役的梦想，而到他们苍老的时候，他们的葬礼，是一代农民的葬礼，少一个老农，就荒芜了一块土地。
关于爹，我很长时间在醒着的时候想着他，而最近才梦到过他一次。这个梦，在我醒来时已经破碎到不完整。依稀记得，大约是爹手术后，我和爹在某处，爹从后面一把揽住我说，我知道，我这个病是不治之症。我回头看到，爹充满病容的脸上，洋溢着慈祥和平静。在对这个梦的追寻中，我忽然意识到，我已经开始了对爹的下意识虚构。一个与我最亲的人，过去那种现在进行时已经不可能再有了，无论我对他的情感怎么真挚，我只能借助梦幻这种真实的形式进行下意识地虚构，在这种虚构之间，我对事件的回忆也忽然变得不那么完整可信，明明他还活在我的心中，却真的阴阳两隔。
关于爹的世界，我可能真的需要虚构，才能把心中的那个爹刻画出来，才能把他的神情面貌和他的精神世界释放给他的子孙后代。随着岁月的递增，爹越来越远离真实的个体，逐渐进入到一个家族的精神世界，先是成为我的文字，继而成为一代先人，成为我心中隐藏着的一个神，成为列祖列宗。而我对爹的虚构，只能在我经历过、看到过、听说过、感受过的基础上，最终在精神上完成爹的真实复原。
在深圳的一天，我和朋友喝完就酒打车回家，看着后视镜中自己疲惫而渐红的脸膛，不知为什么，我竟然在心里对着那个自己喊了一声：爹！回过神来，我已泪流满面。
从此，爹从我的生活中渐渐远去，从一个亲近的人，成为纯粹的父亲，成为我心灵的神父！
责任编辑：刘全德
标签：你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