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D0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3-2738（2012）01-0150-01 摘要：近年来对于华裔美国女性作家及作品的研究，大多从性别、族裔、文化身份建构等视角出发，少有人采用互文性理论批评研究。本文选取新锐华裔美国女性作家邝丽莎（Lisa See）最负盛名的小说《雪花与秘密的扇子》为例，对其体现出的互文性进行分析，以期揭示小说的深刻主题。
关键词：邝丽莎；互文性；女书
《雪花与秘密的扇子》是新锐美国华裔女作家邝丽莎最具影响力的一部作品之一。该作品是2005年发表的英文小说，在美国出版后即获巨大成功，迅速成为纽约时报畅销书、位居书商协会推荐的好书首选。该小说已被翻译成38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而由其改编的电影《雪花秘扇》也于2011年6月推出大屏幕。该作品不仅在大众市场取得了成功，也获得了学术界的好评。著名华裔美国作家谭恩美、汤婷婷，《艺妓回忆录》作者亚瑟?戈登及中国女书研究专家赵丽明博士都对该作品给予高度评价。
该小说最大的特点是情节大量涉及中国湖南江永地区独特的“女书”文字和妇女结交“老同”现象，并以第一人称口吻叙述了大量较真实的中国传统地方文化、风俗习惯。作者在创作前在中国湖南江永等地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试图将艺术的真实最大化地还原历史的真实。而贯穿书中的“女书”、“老同”、中国文化风俗等都与当地真实存在的“女书”现象、妇女结交友谊和古老的传统文化等形成互文关系，互文性的相互指涉形成了史实与虚构交织的差异地带，为解读作品的复杂意义提供了空间。
本文研究基于的理论基础主要是“互文性”批评概念。互文性通常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文本间发生的互文关系，包括某一文本通过记忆、重复、修正，向其他文本产生的扩散性影响。互文性批评，指的是放弃那种只关注作者与作品关系的传统批评方法，转向一种宽泛语境下的跨文本文化研究。互文性理论作为一种强调文本影响研究的文学理论，也必然会注重文本背后的文化影响研究。文本被置于一个非文本的历史框架之内，与历史文献、宗教仪式、民俗活动等非文学文本形成相互指涉的互文性描述，历史和文本进入到了一种互文性的运动之中。本文应用“互文性”批评概念，将小说文本置于中国湖南江永地区历史、宗教、民俗、语言等大文本中，在文本的互文性中试图找出文化的互文，从中解读作者从作品中传达出的复调意义。
一、“女书”互文
女书，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于中国湖南省江永县地区发现的一种文字，又叫“女字”。这种文字的使用者是当地的农家女，她们中的许多人都不会写汉字，但却十分精通女书。对于女书的产生时间，学术界一直还没有定论，有的认为它产生于远古时期，甚至可以追述到甲骨文、陶文时期；有的则认为女书产生于明清时期。但一个公认的事实是，女书至少已经流产了二、三百年。由于使用者仅为女性，而当地女性的传统又是大多在家中做女红、家务、生儿育女而不参加生产劳动，因此女书记录的内容多为对生子的祈祷、对婚姻的祝愿、对在婆家生活不如意的抱怨等。主要内容可分为四类，一是作为婚嫁贺礼的“三朝书”，二是自传，三是民间歌曲和叙事诗，四是用来记录一些史实，如描写太平天国军过境和抗日歌曲。由于女书多用来唱读，所以女书文本多为七言或五言，并注重运用押韵，开头多为固定的内容和格式，大量运用排比、比喻、象征等修辞手法。
在《雪花与秘密的扇子》中，作者一开篇就提到了“女书”，一种仅为女性所知、女性所用的神秘文字。作者用“女书”引出了文中另一个女主人公，雪花。接着，小说的情节随时百合与雪花互通女书而展开。小说里的女书虽然来源于真实的女书，但又经过了翻译、修改、误读和改写，从而形成了与史实的互文。文中关于女书的互文可以分为三种：积极互文，即对女书史实的如实描写；消极互文，即对女书现象的改写和误读；和模糊互文，即对某些概念的时而如实叙述，时而改写翻译的情境，并揭示作者通过互文创造的空间试图营造出中国女性书写空间。
在小说中，作者明确指出女书的流行地，湖南省江永地区；并指出使用的对象，瑶族的女性。同时，作者也将女书的用途通过小说的情节交代清楚，即用来沟通女性朋友的感情，如雪花和百合在折扇上写的结交书和两人先后结婚时互赠的“三朝书”；用来写自传，雪花和百合用女书记录了发生在她们身上的结婚、生子、丧子等快乐或悲伤的事；用来写歌谣、叙事诗，小说中每逢有女子出嫁，女性亲友便会“坐歌堂”唱由女书写成的歌谣诗歌；用来记录历史事实，小说的主人公经历了瘟疫爆发的灾年和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暴乱，她们都用自己的女书记录了当时的境况和感受。所有的这些都是对现实中的女书和当地的史实真实的照应，是一种积极的互文。
然而，小说的语言采用了英语写作，这种异质的语言本来就脱离了中国文化的语境，更脱离了江永当地的语言、文化语境，用这样的语言来翻译描写女书，本来就不可能完全还原其本来面貌。其次，小说对女书内容的记录，舍弃了其本来的五言或七言体，也没有了原来的押韵，这种翻译性的再现，似乎与埃兹拉庞德改写李白的诗有异曲同工之妙。另外，根据中国女书研究专家、清华大学赵丽明教授对女书的定义，它是一种“公开的、阳光的”文字，而“并非秘密文字、神秘文字”。而小说中作者却一再强调这是一种神秘的文字，男人不知、男人不识。这样的矛盾在文中构成了一种消极的互文，这既是作者小说构思区别于历史现实的需要，又从不同中体现出一种差异的美，引申出无限解读的可能。
除此之外，小说中对女书的处理，时时刻刻体现出一种不确定性或模糊性。例如对女书一词的处理，有时用的是英语woman’s writing，有时用的是汉语拼音nushu，两者一直交叉混用，贯穿全文。
二、“老同”互文
小说在通过女书叙述故事的同时也介绍了互通女书的使用者―“老同”或结拜的“义姐妹”。据到过江永作民俗考察的学者说，湖南江永一带的妇女确实有结交“老同”或“义姐妹”的风俗。“老同”即两个同年出生的女孩，通过正式的“结交书”和一系列的结拜仪式，彼此缔结维系一生的情感伴侣关系。也有三个或多个年龄相仿的女性一起缔结为“义姐妹”，婚前在一起刺绣、纺织、做嫁妆，一起交流做女红心得。这种关系通常维系到姐妹出嫁为止。平时姐妹们通过女书互诉衷肠，交流感情。小说的两位女主人公雪花和百合，正是从七岁起便结为“老同”，这种比姐妹更密切的感情关系，从此一起分享人生中快乐之事，一起分担人生中的悲伤之情。作者文中对“老同”的描写呼应了故事原型发生的当地特有了女性结交姐妹的风俗，通过这种老同关系实际上建构了主人公的少数族裔女性身份和对女性情谊的重视，这些“老同”的描写其实也无限指涉了作者本人，她自身作为少数族裔的女性，处于性别、族裔双边缘化的身份境地。同时，作者也借这对老同抒发了她的女权主义思想。
三、中国文化风俗互文
在通篇小说中，作者在故事中花大量笔墨描写了中国文化和当地的民俗民风，主要有三个方面：儒家传统文化、社会风俗和语言方言。富有中国传统特色和极具当地特色的描写，将文本的互文演变成了文化的互文，由此揭示了作者异质的文化身份终究超越不了东方主义的视角。
参考文献：
[1]邝丽莎.雪花与秘密的扇子[M].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2006.
[2]汤琳.互文性―文学尴尬的记忆.
[3]李量.《雪花和秘密的扇子》：女书文化的东方主义话语思考[J]. 湘南学院学报，2011（02）.
作者简介：梁歆歆，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专业：英语语言文学研究方向：跨文化交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