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通过文献分析，认为学术发展需要与救亡图存时代主题推动章太炎、刘师培从事清学史研究。相同历史、学术背景，使他们在研究旨趣、研究方法、研究结论、研究特点上颇多共识，显示出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革新转化。刘氏亦提出有别于章氏的一些创获，其中以地域研究法与内在理路研究视角最具代表性。
关键词：章太炎；刘师培；清代学术史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12)02－0140－06
清代学术史研究是中国传统学术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以来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钱穆等国学大师先后对其专门研究。学界往往对梁、钱清学史研究探讨较多，而对章、刘清学史研究关注不足，对章、刘清学史研究作出比较更是有限，专篇论文似尚阙如，这不利于勾勒近代以来清学史研究不断丰富、深入的发展轨迹。故本文拟对章、刘清学史研究作一比较，寻其异同，探其原因，略补学界上述缺漏。
一、章、刘清学史研究之“同”
章、刘对清学史的研究大体同时，均始于20世纪初。他们从事清学史研究，既是学术自身发展需要使然，又与当时救亡图存时代主题密不可分。就前者言，清代至此已有200多年的丰厚学术积淀，尽管其间有学者尝试对其整理、研究，但受主、客观因素制约，他们的研究往往缺乏科学性、系统性。因此，立足新的时代条件，对清代200多年的学术进行一番科学、系统的研究，就成为当时学者亟待解决的重要学术课题。
就后者论，20世纪初正是中华民族危机异常深重的时期：不仅在政治、经济上内受清廷压迫，外遭列强侵凌，而且文化上亦受西方文化的冲击，日渐衰微。面对深重民族危机，爱国志士通过各种方式奋起救亡图存。学者出身的章、刘共同选择排满革命的救亡方式，并努力用学术助益排满革命与文化救亡事业，为此他们着力“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以期“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
学术史是国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对紧涉本朝政治、文化的清学史展开研究，容易从中发掘助益排满革命与文化救亡的思想资源。正是受学术自身发展需要和救亡图存时代主题的双重推动，章、刘不约而同展开对清学史的整理、研究。相同历史背景，使他们清学史研究表现出诸多共同点：
第一，在研究旨趣上，力求“求是”与“致用”相统一。“求是”即实事求是，“致用”即经世致用，它们是学术研究两种不同价值取向。章、刘对此都有自觉认识，并都承认“求是”与“致用”不易兼得，但他们并不否定二者统一的可能性。他们认为，皖派经学大师戴震在统一二者方面堪当表率。在治学上素奉戴震为“圭臬”的章太炎与“束发受书，即服膺东原之训”的刘师培，均追求“求是”与“致用”相统一的研究旨趣，以继承和发扬戴震优良治学传统。
他们认为，欲“求是”与“致用”相统一，首先须以“求是”为前提。而要“求是”，不能不打破传统学术研究根深蒂固的门户之见，因其流于主观好恶、逞于意气之争，违背“求是”原则。基此认识，章、刘在清学史研究中努力摒弃门户之见，这不仅从他们大力批判前辈学人清学史研究存在汉宋、今古文门户之见的弊病可知，如章太炎对江藩“颛固”“坚贞守师，遂擅其门，以褊心訾异己”的批判，刘师培对方东树“挟其相传之宋学以与汉学为仇”，“笃信程、朱，有如帝天”的不满，对常州今文经学“于学术合于今文者，莫不穿凿其词，曲说附会；于学术异于今文者，莫不巧加诋毁，以诬前儒，甚至颠倒群经以伸己见”的斥责；而且从他们评价清代学人力求客观、公正亦可看出，这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对“于自己所不赞成的学派、学者，并不全盘抹杀”，如他们尽管对宗本程朱理学的方东树以及常州今文经学所存门户之见给予严厉批判，但对方东树《汉学商兑》指斥汉学末流琐碎、无用之弊亦给予“颇有中肯语”、“略窥汉学门径的认同，对包括常州经文经学在内的今文经学勇于揭露时弊、长于文辞等优点亦表肯定；二是对“于自己所敬重的学派、学者无所避讳”，如他们尽管十分推重戴震、俞樾等经学大师的学术成就，但并不一味盲从，对其缺失亦不讳言。综上，章、刘在清学史研究中努力摒除门户之见，品评人物力求客观、公允，充分彰显“求是”研究旨趣。
其次，在坚持“求是”基础上，章、刘努力在其中寓含排满革命与文化救亡的“致用”意图。前者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他们通过对清代学术形成原因的探讨，揭露、批判清廷专制统治对学术文化造成的消极后果；二是在品评清代学人时，对具崇高民族气节、道德品操的学者大加表彰，对入仕清朝的所谓“媚虏”之辈屡屡贬抑。显然，这都蕴含助益排满革命的政治意图，因为揭露、批判清廷专制统治，不仅可激发国人民族自觉意识，且能进一步坚定革命者排满决心；而表彰具崇高民族气节、道德品操的学者，又可促使革命者增进“革命之道德”，壮大革命力量。
除寓含排满革命政治意图外，章、刘对清学史的整理、研究还寄寓复兴传统文化的文化救亡之意，当排满革命任务完成后此意尤为明显。这从刘师培自述其从事清学史研究主要出于对“后生学子屏遗先哲，不独前儒学说湮没不彰，即近儒之书亦显伏不可见”这种醉心欧化、疏离传统文化的“蔑古”学风的忧惧，以及章太炎虽身囚牢狱，仍念念不忘“支那闳硕壮美之学，而遂斩其统绪”的深切文化关怀中不难窥见、推知。
总之，章、刘力求“求是”与“致用”相统一的研究旨趣，主张在“求是”中寓含“致用”，发掘“致用”，并以此指导清学史研究实践。这不仅与乾嘉众多学者为学术而学术，缺乏现实关怀的“求是”旨趣有别，亦与当时康有为等今文经学家常常不惜背离事实本身，“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的“致用”取向大异其趣。“求是”与“致用”相统一的研究旨趣颇彰现代学术精神，章、刘对其共同追求，透显出他们将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化的学术革新意识。
第二，在研究方法上，亦多共识：一是注重整体把握，兼顾个案研究。他们注意到，前辈学人清学史研究不仅囿于门户之见，短于科学性，而且未能整体把握，缺乏系统性，“未明近儒学术之统系”，而这很大程度上是人物传记式传统研究方法所致。‘鉴于此，章、刘引入通论式研究法，打破个案研究束缚，以期整体把握清学史。这从章氏撰有《清儒》《汉学论》及演讲记录《清代学术之系统》，以及刘师培著有《近儒学术统系论》《清儒得失论》《近代汉学变迁论》《论近世文学之变迁》《南北学派不同论南北考证学不同论》等一批通论性质的研究论文即可见。
通论式研究法的引入，使章、刘较前辈学人不仅在研究视域、研究内容上更为开阔、丰富，而且在研究深度上也大为推进。即以章太炎《清儒》一文为例，它不仅广论清初经学、乾嘉经学之吴皖二派、浙东经史之学、桐城派与常州经文经学等重要学术流派外，还对清代学术与政治关系，清初学术与乾嘉学术、晚清学术之差异，吴、皖二派异同，桐城派与经学交恶原因，清代儒学与汉代儒学之差别等诸多重要 学术问题作出探讨，并屡有精辟见解。
相较章氏《清儒》，刘师培《近儒学术统系论》更具系统性。“该文把清代学术大体分为理学、汉学、史地之学等几类”，并对其逐个进行较细致的论述，这较将理学一带而过，未涉史地之学的《清儒》一文更具系统性。除关注理学、汉学、史地之学外，刘氏亦对清代文学加以留意，撰有《论近世文学之变迁》一文。综上，相较前辈学人，章、刘十分注重对清学史的整体把握，且刘氏较章氏更加细密、周详。
在整体把握同时，章、刘亦继承个案研究传统，因为个案研究具有使研究更加细致、深入的优长。二人不仅对清代具重要影响的颜李学派、戴震之学给予重点关注，而且对清代其他一些知名学者，甚至普通学者作出专门研究。总之，章、刘这种整体把握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是对前辈学人惯用的个案研究法的突破，是他们学术革新意识在方法论上的重要表现，有助于清学史研究朝着系统、深入的方向迈进。
二是注重归纳、比较。清代学者林立，学派众多，学术变迁显著，如何才能迅速理清清代学术头绪呢?对此，章、刘继承、发扬中国传统学术，尤其是乾嘉考据学注重归纳、比较的方法传统。而共同出身皖派经学的学术背景，也使得他们对此方法能够运用自如。表现如下：
如章氏依据学术自身特点，将清代学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清初学术，乾嘉学术与晚清学术，并总结其特点分别为“草创未精博，时糅杂宋、明谰言”、“箸系统”与“知合汉、宋”，可谓十分精当，清代不同时段的学术差异由此昭然若揭。又如，对乾嘉时期盛极一时的经学，章氏在吸收江藩研究基础上，不仅将其明确划分为吴、皖二派，指明二派同具系统性，还将二派作了如下区分：吴派“好博而尊闻”“温故”；皖派则“综形名，任裁断”、“知新”。章氏此见精练、深刻。
再如，对于清代学术总体特点，章氏将其与汉代学术比较，指出“不以经术明治乱，故短于风议；不以阴阳断人事，故长于求是”；而刘氏则独辟蹊径，将其与明代学术作比，揭示“明儒之学以致用为宗，而武断之风盛；清儒之学以求是为宗，而卑者或沦于稗贩”。在与汉、明学术比较中，清代学术的“求是”之长与“致用”之短愈益昭彰。
相较章氏，刘氏更喜归纳、比较，这从刘氏所著《清儒得失论》《汉宋学术异同论》《南北学派不同论南北考证学不同论》等清学史研究论文名称上不难看出。总之，章、刘对归纳、比较方法的自觉、广泛运用，既是清代学术繁杂特点使然，又与二人所受考据方法的扎实训练密不可分。
三是引入西学，通过中西比较来治清学史。如果说注重归纳、比较更多体现中国传统学术的方法特色，那么引入西学，进行中西比较来治清学史则是将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化的又一重要表现。近代以降，在中西文化相激互荡背景下，中西学术呈现对立、交融之势。愈来愈多有识之士认识到，深邃的西学及其方法论可济中学不足，促使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更新转化。正是基此考虑，章、刘援引和改造西方“地理环境决定论”，在清学史研究上“重视学术发展的客观环境，从地理、政俗等方面观察之”。
如对江南“佚丽”学风与皖南“深邃”学风之别，章氏尝试从地理环境视角加以探寻解释，指出“太湖之滨，苏、常、松江、太仓诸邑，其民佚丽。自晚明以来，喜为文辞比兴，饮食会同，以博依相问难，故好浏览而无纪纲，其流风遍江之南北。……及戴震起休宁，休宁于江南为高原，其民勤苦善治生，故求学深邃，言直核而无温藉，不便文士”，即江南优越的地理环境易生“佚丽”学风，而皖南不利的生存地域则易致“深邃”学风，从而表现出重文学与重经学之别。章氏还据此解释清代文士与经儒交恶的深层原因，提出“经说尚朴质，而文辞贵优衍，其分途自然也”看法，认为经学与文学各有其学术内在规律。与章氏相类，刘氏亦有“皖南多山，失交通之益，与江南殊，故所学亦与江南迥异”之论。这种善于从地理环境对学术潜在影响角度探讨学风成因的做法，令人耳目一新，且不乏说服力。
此外，章太炎在读斯宾塞的社会学著作时，对其“往往探考异言，寻其语根，造端至小，而所证明者至大”一点颇有心得，从而发现惠栋、戴震对文字训诂，也有类似功用，“近方草创学术志，觉定宇、东原，真我师表，彼所得亦不出天然材料，而支那文明进化之迹，藉以发见”；刘师培在论颜元之学时，推测其有吸纳西学之处，“有明中叶，西教益昌，士习其学，尊为西儒，故宣教之徒聚萃辇毂重地，以西法相授。习斋先生生长博野，地迩燕京，吾意先生壮年必亲炙西士之门，备闻绪论……夫水、火、工、虞取名虽本于虞廷，引绪实基于皙种”。可见，处在新时期的章、刘不再囿于就中学论中学，而是注重中西学术之会通、比较。尽管他们对此法之运用不及归纳、比较之法普遍，但已显露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化的迹象。
第三，在研究结论、研究特点上，亦具共识：一是对清代学术特点、清儒治学态度与方法、清学开创者、吴皖二派、扬州之学等有共识。对于清代学术一般特点，如前所述，章、刘一致认为是“求是”。对清儒治学态度、方法，章氏曾将其概括为五点：“审名实”“重佐证”“戒妄牵”“断感情”“汰华辞”等，刘氏则在章氏基础上浓缩为两条一“标例”与“征实”，并阐释道：“标例则取舍极严而语无龙杂，征实则实事求是而力矫虚诬”，章、刘可谓一脉相承。
关于清学开创者，章、刘一反江藩以阎若璩为汉学开山做法，而将顾炎武尊为清学先驱。章氏断言“清代经学前驱亦为顾炎武”，刘氏亦谓“考经学之兴，始于顾炎武、张尔歧”。章、刘与江藩之所以有此不同认识，根本在于章、刘超越了江藩的汉宋门户之见。江藩只因顾氏在学术上汉、宋兼采，不合其所谓纯正汉学标准，就对其学术地位加以贬抑，这对扭转明末空疏学风、开启经史考证实学的顾炎武评价显失公允，以“求是”为旨趣的章、刘自然不以江氏陋见为然了。
对于清代经学吴、皖二派特点及持“扬皖抑吴”学术取向有共识。章氏评断“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戴震，综形名，任裁断”，刘氏亦以惠栋之学“确宗汉沽，所以以掇拾为主，扶植微学，笃信而不疑”，戴学则“以知新为主，不惑于陈言”，“长于比勘，博征其材，约守其例，悉以心得为凭”，与章氏之见无异，且更具体。因戴学在学术上“空无依傍”，胜过唯汉是从的惠栋之学，故二人明显流露出“褒皖抑吴”学术取向。此外，对于扬州之学，不少学人喜将其升格为扬州学派，然而这于清代学术实际不符。无论是章太炎还是被誉为扬州之学殿军的刘师培都从未将扬州之学视作堪与吴、皖二派相鼎足的独立一派。
二是对品评学者采取以民族气节、道德品操为先，兼及学术成就的评价标准有共识。章、刘远绍儒家德才兼备的评价传统，近承顾炎武“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治学修己之训，注重从民族气节、道德品操与学术成就相统一，且以前两者为重的标准衡判学者。如对清初黄宗羲，章氏因其代表作《明夷待 访录》有“将俟虏之下问”之嫌，认为其民族气节不及同时的顾炎武、王夫之，故对其多有贬抑。又如对宗奉程朱理学之桐城派开创者方苞，章氏虽对其学术成就评价不高，称其“未识程、朱深旨”，但对其“孝友严整躬行”却表赞许。
刘氏亦如此，他“较早地提出了从学术经世意识和民族气节去衡量清代学术的角度。凡是富有经世气息，具有民族思想的学术人物和学术思想，都受到他的垂青”。他曾言“学术之界可以泯，种族之界不可忘也”。此外在评价段玉裁时，刘氏一方面对其学术成就颇为推重，另方面对其“作令黔、蜀，以贪黩名”的道德劣迹予以无情披露，认为“此则经生之羞”，毫不为尊者讳。可见，章、刘氏均以民族气节与道德操守为评判学者首要标准。
综上所述，学术发展需要与救亡图存时代主题推动章、刘自觉从事清学史研究。相同历史、学术背景，使他们无论在研究旨趣、研究方法还是研究结论、研究特点上都表现出相同之处。而这些相同点，既有对前辈学人学术研究的继承，又有为适应时代需要而作的重大发展。正是在这种继承与发展之中，中国学术经历从传统向现代的革新转化。
二、章、刘清学史研究之“异”
尽管章、刘清学史研究颇多共同点，但作为学术后劲的刘氏，努力竞胜前辈时贤，提出不少创获，从而使其清学史研究存在异于章氏之处。第一，在研究方法上，刘氏首创地域研究法，并注重运用经典分类研究法。所谓地域研究法指以地域为线索，按图索骥式逐个爬梳各区域学术传承、衍变情况。对于学术的地域特征，章氏不无注意，如其划分吴皖二派、浙东之学、桐城学派、常州今文经学等即可证，但他未达自觉程度，故疏漏之处尚多。为弥补章氏不足，并针对清代学术繁杂特点，刘氏吸取中国学案体注重地域的研究之长，开创了按地域梳理清学的研究方法。其《近儒学术统系论》与《南北学派不同论?南北考证学不同论》两文可为代表。
如《近儒学术统系论》一文首对清代理学地域分布情况作了梳理，先后罗列浙学，东林之学，关学，兴起于北方的颜李之学，太仓、苏、松等地的经世之学，赣省的文学、理学、佛学，闽中之学、湘学、蜀学等“明末国初诸儒理学之宗传”，并对每一区域的学术师承、学者治学范围、学术成就与特点等作了论述，次对江苏、徽歙之地、江浙、燕京等地的汉学兴起、传衍情况作了细致梳理。这种以时间为经，空间为纬的研究方法，凸显清代学术的地域特色，具有囊括大体、群学毕收之长，不能不说是刘氏清学史研究的独到之处。《南北学派不同论?南北考证学不同论》一文则从南北地域着眼，专门比较南北学派、考证学之不同特点，亦颇具特色。
刘氏对地域研究法的自觉运用，不仅体现在上述通论性论文中，还体现在他的传记论文特点上――多以扬州籍学人为研究对象。刘氏之所以能在方法上有此新创，可能与其发扬乡邦学术的自觉意识有关。刘氏出身扬州经学世家，其家四世研治《春秋左传》学，在这种浓厚学风浸润下，他对家学与扬州之学深表挚爱，并以“绍述先业，昌洋扬州学派自任”。由对乡邦之学的挚爱进而推广到对中华大地各区域学术的梳理，可能是其创辟地域研究法的内在动力。
除地域研究法外，刘氏还运用经典归纳法。所谓经典归纳法，指以儒家经典为对象，对每种经典在清代的研究情况作出全面梳理。这在江藩、章太炎清学史研究上都有所体现，但不及刘氏系统、周密。刘氏曾逐个爬梳十三经在清代的研究情况。这种经典归纳法明显体现出乾嘉考据学注重归纳的特点，它使儒家各经研究情况集中统一，便于后人察知其研究进展与特点，嘉惠后学之功自不待言。地域研究法与经典归纳研究法相辅相成：前者侧重宏观把握，以清代各地学者为中心；后者注重微观探讨，以学者所治典籍为中心。刘氏结合这两种方法、视野来治清学史，故能在章氏研究基础上推进一步。
第二，在研究视角上，注重从内在理路加以研究。这表现在他对清代考据学兴起原因的探讨与对清代学术演变阶段的划分上。对于考据学兴起原因，章太炎着重从政治角度人手，将其归为清廷滥施文字狱，加强专制统治的必然后果。刘师培对清廷专制统治之于清代考据学的驱迫影响亦表认同，但他不囿于此，而是力图从学术发展内在理路上寻找原因。他指出，清代考据学兴起与此前的考据学传统亦有内在联系，他曾将“博极群书、掇拾从残”的宋代学者王伯厚视为“清学之鼻祖”，又通过列举明儒经学的十条可贵之处来证明明学对清学的开启作用。显然，刘氏在章氏政治外缘论之外，又提出初步的内在理路说，这为我们转换视角，深化对考据学兴起原因的认识颇具启发意义。事实上，这对后来钱穆“注重明儒考证之学对清学所产生的影响”及其高足余英时正式提出的“内在理路说”具有先导之功。
此外，刘氏对清代学术演变阶段的划分同样体现其内在理路的研究视角。刘师培认为清代学术的主流为“汉学”，它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或流派，即顺、康时期的“怀疑派”，康、雍、乾时期“征实派”，乾、嘉时期“丛缀派”，嘉、道时期的“虚诬派”。这种划分标准乃依据“学”与“思”动态关系，认为各阶段依次循“由思而学”“好学继以深思”“学而不思”“思而不学”而变。显然，这是从学术自身发展规律出发的研究新视角，故显得既新颖，又颇具说服力，学术价值极高。当然，刘氏这种新创似乎不无他山之力，其乡贤焦循曾从“学”有余而“思”不足角度批评过汉学末流之弊，熟稔扬州之学的刘师培极可能从中获得启发，进而提出汉学四派说。
第三，在研究结论上不尽相同。如对清代学术定性问题，历来学者观点不一，有经学说、汉学说、考据说、朴学说等。章太炎曾云“戴震精于舆地，钱大昕习于史事，孙星衍明于法律，非只治汉学也”，据此可知，他是从狭义角度来论汉学，即主张汉学以经学为唯一研究对象，不包括地理学、史学等。与章氏不同，刘氏主张从学术方法的广义角度加以认识。他明确反对江藩以“笃信好古”来界定汉学特征，指出“治汉学者未必尽用汉儒之说，即用汉儒之说亦未必用以治汉儒所治之书”。在刘氏看来，所谓汉学“不过用汉儒之训故以说经，及用汉儒注书之条例以治群书耳”。
这实际上较章氏对汉学采取了广阔视角，扩大了汉学研究对象，使得以汉儒常用的训诂考据之法研治史学、地学、子学等“群书”也被纳入汉学范围，实质从正面肯定在学术方法上异于宋学之汉学的重要学术价值。应该说，刘氏对汉学的认识比较符合清学实际情况，因为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汉学“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异于吴派汉学“笃信好古”学风，而钱大昕、赵翼、王鸣盛等清代史学大家则多用考据法治史，都非江藩、章太炎所理解的汉学所能涵盖。事实上，刘师培的“汉学”在内涵上与章太炎的“朴学”相近，且都大体相当于现代我们通称的“考据学”一词。
又如在品评人物，尤其关涉其他学派的学者时，刘氏态度较章氏公允。尽管章氏崇尚“求是”治学态度，但因“太炎是一个极端的民族主义者，最反对满清统治的人”，故其浓厚民族主义不免影响到他对清代学者的客观评价，如“对黄宗羲的前尊后抑，对龚自珍、魏源的全盘否定”。相较章氏，刘师培则少意气，对清初三大家等量齐观，称“顾、黄、王、颜，各抱治平之略，修身践行，词无迂远，民生利病了若指掌”；对龚自珍、魏源既批评其主观附会之缺，又不完全抹杀，如称魏源“虽排击马、郑，亦时有善言”，评龚自珍对于《尚书》的研究“虽解说乖违，然博辩不穷，济以才子藻，殊足名家”。可见，与章氏相比，“刘师培对今文学的议论要平和得多”。总之，刘氏勇于求索创新，在章氏基础上，从清学史实际出发提出不少创见。
三、小结
综上比较可知，章、刘对清学史都作了开创性研究，为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作出示范性贡献。尽管他们在共同学术背景、历史情境影响下，于研究旨趣、研究方法、研究结论、研究特点上颇多相同之处，但刘师培研精覃思、勇于创新的学术品格使其能在章氏研究基础上独辟蹊径，提出不少新创，如地域研究法、内在理路研究视角等，从而将清学史研究推向前进。后来梁启超、钱穆等人清学史研究正是在承继章、刘所开创局面基础上予以完善、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