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兄弟》是余华在沉寂十年之后推出的又一部全新力作，他一如既往地延续了冷峻的叙事风格，并融入了批判意识，使作品上升到了国民性批判的高度，并以此反映现实生活，揭露社会弊端。作品中依然充斥着死亡和暴力，但他的死亡叙事在以往的基础上有了新的突破和变化。
[关键词]余华；《兄弟》；死亡叙事
中图分类号：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1)10-108-01
死亡叙事是贯穿余华作品始终的叙事策略，《兄弟》首先写到的死亡对象是因厕所偷窥而送命的刘山峰，他在偷窥的过程中掉入粪坑淹死，十四年后其子李光头又继续了父亲“未完成之事业”，而闭塞的小镇人民依然充当了无知的看客，国民性的弱点暴露无疑。将刘山峰的尸体从粪坑中拉上来的宋凡平几年之后成了李光头的继父，为故事地继续进行提供了前提条件，也可以说，刘山峰之死，打开了这部小说的前进之门。
接下来死亡叙事的对象是宋凡平，这个浑身都散发着人性美的男人，却在“文革”中死于红卫兵的乱棍之下，令人无尽叹惋。宋凡平因地主身份而成为文革的牺牲品，他第一次被暴打是因为教宋钢和李光头认识“地主”二字，将地主解释成了“地上的毛主席”，因为李光头的无意“揭发”而被一群中学生暴打；第二次是为了履行自己对妻子的诺言，他逃出了关押“五类分子”的仓库，在晨光中奔向车站，却被红袖章乱棍打死，那血淋淋的场面，让读者对文革中那些令人发指的暴行有更加深刻的体会。
与宋凡平死于同样原因的是孙伟父子，曾在文革早期看押过宋凡平的孙伟之父，随着革命地深入，被查出有资本家的身份，同样成为批斗的对象。孙伟因为喜欢留长发，而几个红卫兵用剪刀和锥子剪断颈部动脉而惨死在自己父亲面前，其父悲痛过度，与红卫兵纠缠在一起，却因此遭受了非人的折磨。孙伟的母亲因儿子的意外死亡、丈夫的惨遭迫害而精神失常，最后在一个黄昏里消失在刘镇人民的视野中。孙伟之父得知妻子发疯并失踪消失后，坚定了自杀的决心，将一个大铁钉砸进了脑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孙伟一家和宋凡平的死亡，都是因为“文革”这个特殊的年代，“那是一个精神压抑，命运惨烈，本能压抑的时代，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这些赤裸裸的死亡镜头正是对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狂热的人们的无声控诉，批判了特殊年代人类社会制造的灭绝人性的罪孽行径。
如果说上部中的死亡叙事是对社会时代地无声控诉的话，那么下部中宋钢和李兰的死亡所要表现的，除此之外，还有对死亡地超脱，他们走向死亡时从容淡定，视死如归。宋钢以善待人，永远给人温文尔雅的感觉，但改革开放的浪潮袭来时，老实本分的宋钢下岗了，为了给妻子林红稳定的生活，他不惜放弃男性的尊严，去做丰胸手术，推销保健品，当他带着用血汗换来的三万块回到家时，面对的却是妻子和兄弟的双重背叛。宋钢的死亡，林红和李光头无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其本质原因，还是这个社会容不下这个老实巴交、本性善良的人。
如果说宋钢的死是有诱因的话，那么李兰的死亡则完全是看透生命本质，从容走向死亡。李兰是一个让人敬佩的女性形象，她虽经历了别人没有经历过的屈辱，但也拥有令人羡慕的爱隋，直到宋平凡被迫害致死。李兰表现出来的坚毅让这个形象上升到了新的高度：她得知宋凡平的死讯时，没被击倒，而是照顾年迈的公公，抚养两个幼小孩子；得知自己的病情之后，她表现出来的冷静更让人叹服，从容安葬自己的后事，拜祭过世的丈夫，并为儿子找好出路。当一切安排妥当之后，李兰躺在医院的病床上，静静聆听死亡到来的脚步声，没有遗憾，没有牵挂。李兰表现出来的坚毅，更多的是对社会的无声谴责和人间冷暖的抗挣。
宋凡平、孙伟父子的惨死，是那个特殊年代造成的，是社会悲剧；宋钢、李兰、老地主的从容赴死，究其本质，同样是社会悲剧。从他们的死亡中，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文革”带给整个民族的深重灾难，同时也看到改革开放在带给社会新气象的同时，有让一部分人默默逝去，人间悲剧仍在上演。
作者通过死亡叙事，展现主人公死亡时的悲惨过程，和制造悲剧者的惨无人道，揭示出死亡所包含的复杂而丰富的社会内容，同时严厉批判特殊年代压抑人性、吞噬生命的种种行径和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各种社会病象。
虽然死亡叙事在作品中的表现比较多，但我们应该注意到在余华冷峻的叙事风格下，仍不乏温情的涌动。李兰和宋凡平的夫妻之情就让读者在那个残酷的年代氛围中感受到了一丝丝暖意，感情成为支撑人们走下去的唯一理由。再有就是宋凡平的人性美，让我们在对文革时期发生的事情感到震撼的同时，心底总会被宋凡平的人格魅力所感染，让读者得到安慰。
余华是一个叙述的大师，故事在他的笔下总可以呈现出独特的生命力。不仅有作者对于生活的领悟，还有他的叙事艺术。《兄弟》是余华停笔十年之后的最新作品，虽然批评声不断，但是整部作品的意蕴和叙事还是值得借鉴的，他的死亡叙事让读者在阅读中不寒而栗，深感那个特殊时代带给人的影响。总之，余华是一个伟大的作家，这一点毋庸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