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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的责任与文学的理由_现代作家排行榜2017

时间:2019-01-27 来源:东星资源网 本文已影响 手机版

  冉正万是近年来贵州文坛上创作勤勉目灵性十足的青年作家,他的强劲崛起给贵州文学界注入了写作的自信和活力。凭藉着对文学终极意义的追求,对文学诗性的惯常坚守,冉正万形成了自然率性、朴实厚重的文风,日益受到评论界的广泛关注。
  一
  在他从事写作的十余年里,冉正万将笔下的“冉姓坝”打造得鲜活丰实,富于特性。由于写作的自信和心理准备不足。他试笔期的小说还颇有瑕疵,比如对语言的驾驭还不够通达,在叙事上还不够圆润等,但已经体现出强劲的创作势头;他稍早的短篇《飞鼠》、《连环套》、《飞机》、《鼠仇》,中篇《乡村生活》、《奔命》、《露草珠花》等小说写得异常出彩;最近几年,冉正万步入一个作家创作的黄金年龄段,作品的底蕴更加丰厚扎实,可读性和力量感显著增强,新近的短篇《树上的眼睛》、《天门》、《纸摩托》,长篇《纸房》、《洗骨记》,是当代贵州文学的重大收获,更是对作家执著坚守文学本位的有力褒奖。
  在具体的题材选用和写作策略上,冉正万常以故土的社会万象和乡间人事人题,以直面生活的勇气,还原生活的本色。家乡的风俗人情,山光水色,喜怒哀乐屡屡被他摹画在细腻的文字之中,文本流露出较为浓郁的乡土风味。但在另一层面,作品也表述了在传统暴力和现代工业文明的双重挤压之下乡村纯真人性的普遍失落,亦表达了在时代转化过程中乡土人性发生偏移的阵痛。他的创作版图是一个相对固定的黔北农村世界。但已跳出传统乡土作家的窠臼,不管在主题挖掘和艺术探索方面都朝着新的向度敞开,根植传统却又超越传统,提供了多重阐释的可能性。从写作风格上看,冉正万的写作小心翼翼地游走于传统和现代之间,伴有一种对苦难、对生命的敬畏,对历史、对现实的宽容;另一方面亦有着文学现代性的实验特质和超验气息,以及欧风美雨的时髦文风。
  二
  由于历史、地域等原因。贵州在文化上相对落后,缺少凝固性和向心力,造成文学发展先天不良并缺乏后劲。而在贵州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留存着众多的乡土元素需要贵州作家去书写,而只有贵州本土的作家才能和这些元素接得上“地气”。最近艺术界对“原生态”的重新发现和迷恋,充分证明贵州元素能大有可为。在这点上,冉正万在贵州作家中表现得尤为抢眼。
  冉正万小说的主人公大多属于社会底层的边缘群体,这就使得他对贵州乡土熟稔异常并情有独钟。这片土地上总是有那么多正常而离奇的东西使人流连忘返,甚至存在科学思维难以解释的先验领地,它们成为冉正万日后写作取之不竭的源泉。无论是“地质队”还是“冉姓坝”。在作家的笔下,都永远处于一种自然环境偏僻贫瘠、现实秩序僵固粗鄙、传统伦理积厚沉郁的状态。它们既是作家成长的精神故土,也是作家的思想摇篮。他把诸多贵州乡土里朴实的人性、神秘的元素、乃至于落后的陋习用很平常的叙述语气娓娓道来,特别是他用司空见惯的叙述语调描述乡土陈规陋习和人性劣根时,作品的效果往往比奇特渲染更加触目惊心。他把贵州黔北农村的很多细微习俗写人小说,复制进一些诙谐幽默的方言俚语,恰到好处地表述着那些人和事,充分展示了作家还原生活的能力。
  在他的小说中,黔北乡土题材本身充满着明显的二元对立,一方面乡土的原生态诠释着一种善良纯朴的人性,它们温润着冉正万善良而敏感的心灵;另一方面它们又具有愚昧落后的顽固表征,形成作家创作“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怨艾底色。比如《飞鼠》、《纸摩托》等小说就是如此。我们在读他这些乡土题材作品的时候,明显能发现他写作心态的愤懑迷惑和忧伤艰难。但随之而来的疑问是:他为什么这样毫不掩隐地、原汁原味地表达他梦魂萦绕的那边故土,而不去美化它?我们认为,冉正万这样写作不是基于他的冷漠和哗众取宠,而是基于他的痛苦和思索――那种对乡土纯朴人性的真诚讴歌和对千百年来农村愚昧陋习的人道谴责,以及对乡土社会转型期人性失落的焦虑、对纯朴人性复归的强烈渴望。是他根植的故土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乡村经验支撑着他的写作,而这个因素是作家的立身之基,也使得他在文学上走得更远更稳。同时,他对那片被城镇化日益蚕食的碎片化乡土进行的化石般的文本留存,从目前中国城镇化趋势、农村的自然生态环境以及人文保护意识来看。多年以后这些古旧元素都可能成为遥远的传说。因此,冉正万的写作,是一种审美的守望,同时亦表明了一种文化反思的积极态度和重塑精神家园的担当意识。
  三
  需要指出的是,他的小说和传统乡土小说相比,显得更有张力和实验特征。冉正万的写作速度是比较慢的,以质量和深度立足。卢梭在《忏悔录》中总结自己写作时说:“为了吃饭而写作,很快就会窒息我的天赋,扼杀我的才情,从一支唯利是图的笔下是产生不出任何刚劲伟大的东西来的。”冉正万也知道一个光想着成名的作家肯定难有伟大建树。作家要有平缓的心态和开阔的胸怀,要耐得住诱惑和寂寞,这既符合写作的规律,也可使作家免于走偏。
  冉正万把自己从庸俗的写作动机中抽离出来,时时反观自己的思想,这使他能一贯坚守着作家的人格底线,遵从现代社会里一个作家应有的道德操守。正如他所言:“我心目中的作家,必须有充满现代气息和普世精神的率直。”令人失望的是,今天的作家似乎都热衷于数量的堆积,而忽视了深度的提炼和直人灵魂深处的努力,使得文坛上肤浅浮躁之风蔓延,文学在今天进入一个两难的悖论境界。“创作上的浮躁现象源于两个尖锐的几乎无法克服的矛盾:一个是出产要多的市场需求与作家‘库存’不足的矛盾,另一个是市场要求的出手快与创作本身的要求慢、要求精的规律发生了剧烈的矛盾。”写作对冉正万来说是非常神圣的事情,这就使他能从功利性写作的桎梏中解脱出来。他曾深刻地指出:“随意性的写作只会导致失败或者自讨苦吃。……以人性为基准面,把笔触深入到事情的内部。……文学应该成为除宗教之外,对人都有教益的东西。”在冉正万看来,他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放弃对写作的责任。基于此,他对当前文坛上一些写作病症给予严厉的批评:“在商业出版物的推动下,类型化写作成了一种潮流。这种潮流像洪水一样,把人冲得晕头转向,不少人沦落成卖字求财的写手。所以,作家必须向读者呈献自己的生活,说出你自己对这些生活的感受,否则,你的创作动机和目的就值得怀疑。”他知道写作不容易,需要作家的责任和良知,粗制滥造的东西是对文学的随意践踏。从他涉足文坛开始,就坚持作家心灵的自由展露,总是表现对真切的内心感受的信赖和对鲜活的经验事实、朴素的生活常识的用心体悟。“他虽然并不剽悍,也不事张扬,但很有韧性,在时光的淬炼中,那些在直觉与经验中积累起来的感受得到了升华。”
  四
  冉正万的文学之路,虽然有很多世俗的元素轮番冲击,但正是对文学梦想的一贯执著。冉正万选择成为纯文学杂志《山花》的编辑。对此,冉正万深有体会:“常常想,作为贵州作家也许应该有自知之明。如果长期在这块土地上生活和写作,是不太可能大 红大紫的。中心话语权不在自己手里,同时由于没有集团优势而让人觉得了无声息。”冉正万做出的这个选择,就是对文学的真正热爱和坚守。
  虽然冉正万的人生重心转向了编辑审稿,他总在不断更新着自己的文学运思方式,表达对文学的精微洞见。可以说,冉正万用另外一种方式亲近着他痴迷的文学并承担着一个作家应有的责任:奋力坚守着纯文学杂志狭小的生存空间,以使精英文学薪火相传。冉正万充分感受到了当下纯文学日益萎缩的窘境,也发现曾是贵妇人的精英文学在大众传媒和通俗文学的轮番冲击之下早已风光不再,正因为面对这样的文学现状,才需要强劲的坚守。在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商业化大潮中,作家们难以在文学之路上一走到底,队伍随时都在发生分化。“我们生活在一个人们不爱真理不寻求真理的时代,真理日益被利益和兴趣以及对财富的向往所代替。”随之而来的是作家纷纷下海,投笔从商,虽有几个难能可贵的坚守文学本位的作家,却也被形而下的生存问题弄得焦头烂额,文思随之钝化,身份也随之边缘,这样的写作境况对作家的写作信心是一种致命的打击,并使他们被动地放弃思考和写作。因此,怎样把作家从尴尬处境中解放出来,如何重建纯文学的权威地位和作家的写作信心就成为当下中国文学界的头等大事,因为只有完成这个任务,作家和诗人方能进入哲思状态,才能潜心写作。也只有这样,才能“自然而然地淘汰那些功利性作家的写作行为,因为它不可能让作家们在短时间内满足一些世俗的愿望。这种严峻的现实,将会促使文学远离那些急功近利的浮躁表达,回到纯粹的精神生活中来,回到那些因内心的需求而写作的人群中来,从而有效地保障作家队伍的纯粹性”。
  商业大潮对文学的冲击,引起了学者和知识精英的深刻忧虑,文学如何自救、作家该怎样抉择成为一个受到普遍关注和探讨的重大话题。刘再复先生认为:“在商业潮流下,文学只有两种出路,一种是迎合潮流,把文学当做文化产品和文化消费品;另一种是抗拒潮流,坚守文学自己的独立品格,保持对文学的忠诚信仰,创造文学的精品、诚品。真正的作家、诗人只能选择后者。”但是大多数作家在作出选择的时候总是举棋不定,为了经济回报选择降低作家的精神生态和人文情怀。对于冉正万而言,他坚信作家“对小说以及其它艺术的需要,完全是出于一个人灵魂的驱使,而与饥寒饱暖无关”。但是。在精英文学日渐萎缩、道德普遍退化、科学主义大行其道的今天,作家正日益边缘化。文学的能指优势让位于科学的所指优势,文学的隐喻功能备受打击,失去弹性。面对这个深度异化了的世界,冉正万选择了用小说去涤荡异化的路子,无疑充满着坎坷。但在这座象牙塔里,他却寻求到了作家心灵的圣洁,他以另外的方式接近文学,在阅读和文本写作的张力中对文学进行界说。正是在这样一种平和的心态下写作,才使他有足够的耐心和定力来对写作话语进行反复锤炼,使写作充满睿智和真性情,能激荡读者的精神内核。不管在文学的哪个领域里,一个作家只有具备足够的担当意识,才能对文学做出本真的贡献,这对于当下在夹缝中苦苦支撑的纯文学,当属一种可贵的坚守。
  结语
  作家应该在文本中对社会出路和人性发展进行思索,对人的美德进行颂扬,同时也对人性的阴暗面进行揭示,这个神圣的使命需要一个作家严肃地对待。惟有表现了人类普适性的文本和对写作负责的作家才有资格和历史一起同行。冉正万本着对社会、读者、写作的负责任态度来形构他的小说世界,抗拒着时代变迁出现的各种诱因,在文学之路上艰难地踽踽独行,成为当下文坛的一道亮丽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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