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自19世纪末以来，李维史学的研究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60－70年代，对李维史学的研究主要是对他所用史料的比对、考证，以及写作体裁的考察。这些基础性的研究成为后来李维史学研究的基石，但同时，李维作为历史学家的地位受到质疑和挑战，其著作的历史价值被质疑。第二阶段从20世纪70―80年代至今。研究的特点是回避对李维史料的研究，着重探讨李维写作的政治、社会象征意义，特别是与奥古斯都时代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学者们在李维的写作具有现实暗示意义方面达成共识，但是，李维是否完全服务于奥古斯都政权则有不同观点。
关键词：李维;《建城以来史》;研究述评
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Titus Livius，公元前59年―公元17年）毕其一生成就了史学巨著《建城以来史》（Ab urbe condita，又称《罗马史》）。它是研究古代罗马早期和中期历史不可或缺的材料，其历史价值堪比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于公元前5世纪对希腊历史的记述。但是，与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历史记载被研究者看作权威史料相比，李维对罗马历史记载的真实性往往受到怀疑，以至于今天研究者引用李维的记载时，多持慎重态度。这一观点与19世纪以后历史学家在科学观念之下考察李维的历史有着密切关系。本文试图梳理19世纪之后西方学者对李维历史的研究，从而探讨研究者质疑历史学家李维的地位以及其著作价值的原因。
一
《建城以来史》共有142卷，保存下来的只有35卷和一些摘要，叙述自传说中罗马建城即公元前753年―前9年的罗马史，时间跨度达744年。据推测，《建城以来史》原著可能一直保存到了公元6世纪，如公元5世纪，教皇格拉西斯（Pope Gelasius）引用过李维的历史，6世纪时的拉丁语法学家普里西安（Priscian）也引用过李维的叙述。1但是，原著篇幅的庞大使阅读起来十分不便，后来的作家便把它的每一卷做成摘要（Periochae），因此摘要流行更广，导致原著逐渐被忽视，中世纪几乎没有制作手抄本。
尽管古代作家对李维的批评时常得见，如苏维托尼乌斯记载，皇帝卡里古拉指责他是罗罗嗦嗦、言不足信的史家，并把他的著作和半身像排除在所有图书馆之外，2昆体良斥责他著作冗长，最有名的是波里奥（Asinous Pollio）批评他的文体是“帕多瓦的”（Patavinitas），3但是，对李维及其著作的赞扬也有很多。老塞内加赞扬李维是所有伟大天才中最公正的人。1塔西陀认为他是最具雄辩之才的古代历史学家之一。2昆体良则把他比作希罗多德，称赞他叙述的魅力以及极具雄辩威力的演说。3不仅如此，李维在世时已经获得成功与荣誉，在散失一卷的前言中，他说已经获得了荣誉并因此想停止写作。小普林尼记载的一则传闻，也说明李维他在当世获得了声望，有一名西班牙人，因为李维的名声而从西班牙来到罗马，就是要见见李维，最后他满意而归。4尽管评价不一，他的著作因为叙述的详尽而成为后来历史编撰者的主要材料。琉善（Lucan）、西琉斯•伊塔里乌斯（Silius Italicus）、阿斯卡尼乌斯（Asconius）、瓦勒里乌斯•马克西米乌斯（Valerius Maximus）、弗龙提努斯（Frontinus）、弗洛鲁斯（Publius Annius Florus），还有希腊历史学家卡西乌斯•狄奥（Cassius Dio）、普鲁塔克（Plutarch）等，都参考过李维的著作。《建城以来史》的摘要在李维去世后的一百多年后，由弗洛鲁斯出版。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文主义者追寻古典文化的踪迹时，李维的历史也成为关注的对象。他们首先着手的是搜集和整理工作，彼德拉克（Petrarch）找到了李维著作的30卷，他是第一个把残存的《建城以来史》各部分整合在一起的学者。据推测，薄伽丘（Boccaccio）在14世纪把第20―40卷翻译成意大利文。5他还访问过李维的家乡帕多瓦（Padua），并推算出李维最后死在家乡的时间。他写作的材料主要来源于瓦罗、李维以及瓦勒里乌斯•马克西乌斯（Valerius Maximus）。6出生于1407年的劳伦蒂乌斯•瓦拉（Laurentius Valla）校订过李维历史的第21―26卷。1469年，在罗马，第一次刊印了《建城以来史》。7人文主义者对李维等古典著作的研读，多基于教化和维柯所说的“共通感”（Sensus communis），即共同的感觉。这种共通感“不仅是指那种存在于一切人之中的普遍能力，而且它同时是指那种导致共同性的感觉。”8人文主义者“每个人都能从相同的事实中引申出不同的教训来，颇像现代经济学家一窝蜂地去研究汇率变化曲线的形势。”9伊丽莎白时代的贵族们在解读李维的历史时，“对现状的不满，通过仔细阅读李维这样一些人的古典著作得到了释放，并且可能还获得了某种程度的缓解”，他们“从罗马人那里寻求的不是一个恢复有道德的共和国的方法，而是扩张其强大的帝国的策略……”10从古代到文艺复兴时期，总的看来，李维被看作一名伟大的作家。
二
自近代以后，李维历史学家的地位受到质疑。当科学理性主义成为解读古典文献的标准，一切都要放在理性的审判台进行审判的时代，李维的著作首次招来批评之声。法国史学家让•博丹（1530年―1569年）“把塔西佗和波里比阿视为获得政治和宪法教训的最好资料来源，却谴责李维的缺乏批判精神和不准确。博丹指责李维：‘没有任何东西比让奶牛说话、西庇阿的头上喷出火焰、雕像出汗更加经常地在李维的书中出现的了’”。11
20世纪初，“科学的历史学”成为西方史学发展的主流，历史研究的分工日渐精细。12对李维《建城以来史》的历史学方法研究日益成为研究的主体，特别是史料考证、叙述表现手法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
对《建城以来史》的史料考证研究肇始于19世纪的德国。受兰克学派强调史料在历史研究中作用的影响，研究者首先关注李维所用史料，如克洛茨（A. Klotz）、尼森（Nissen）、索尔陶 （Soltau）等。克洛茨认为，李维著作的第30―39卷把波里比阿的《历史》作为史料，在李维之前则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1这些学者研究的共同特征是把考证史料作为其最终目的，把研究的范围锁定在对李维的史料的甄别上。这样，以考证李维史料作为研究目标的学派，被称作史料研究学派（Quellenforschung）。对于早期史料学派的成果，沃尔斯（P. G. Walsh）归纳说：“对李维史料的考察因为古代历史学家自希罗多德开始几乎不明确说明他们所用材料的出处而变得困难。一般来说，只是在对他的叙述进行批驳的时候，或者在暗示所描述的事件有另外一种说法的时候才指出作者的名字；所以，要想确认在一个叙述中引用了那些作家的叙述是不可能的。就李维所用史料来说，经过一百多年系统研究（特别是德国学者的研究），已经确认了事实和精巧构想之间的界限。已经明确的是，第4和第5个‘十卷’的史料；在第3个‘十卷’中，模糊的地方还很多，但是也有许多共识；然而在第1个‘十卷’中，可用的信息是模糊不清的，仅仅只能进行一些合理的推测。”2从沃尔斯的评价可以看出，对李维的史料的研究尽管取得了成果，但同时也遭遇到了瓶颈。因为对李维著作的史料研究本身存在着严重缺陷，它必须建立在比对的基础上，而李维引用的相关史料大都没有流传下来，这些缺陷最后导致了曾经鼎盛一时的史料研究迅即衰落。就史料学派萧条的原因，卢斯（T. J. Luce）分析说：“对历史学家史料的研究垄断了李维研究的领域，虽然在他的拉丁语运用和体裁的研究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有价值的著作。但是在兴盛一段时间以后，对李维历史的史料研究开始走向衰微，部分是因为材料的枯竭，部分是因为史料学派内部产生分歧，部分是因为一些人开始质疑他们的研究方法和结果的有效性。”3对李维著作的史料研究除了研究方面的困境之外，实际上还影响了李维史学的研究方向。史料学派重视对史料的考证，肢解了李维本来自成一体的叙述，没有按照李维历史本身所有的内在联系来理解他的叙述，导致史料学派的学者把李维看成缺乏历史感的人，一个不严谨的历史学家，他随意选择史料，一旦选择了，便机械地运用。这样的看法当然使研究者们对李维本人的思想，特别是他的历史思想缺乏研究，因为他们认为，李维机械地引用他的资料说明他缺乏内在的历史原则，他作为历史学家的地位应该受到怀疑。
史料学派的困顿使对李维的研究停滞不前，直到20世纪中期，关于李维的学术研究再度成为热点。这次的研究热潮首先对前一段时期李维研究成果进行检视、反省与整合。研究成果斐然，并涌现了一批对李维研究影响深远的学者，如沃尔斯，麦克唐纳德（A. H. McDonald），奥格利维（R. M. Ogilvie），布里斯科尔（J. Briscoe），卢斯等。与史料研究学派不同，他们扩大了研究范围和视野，不再把研究领域局限在史料考证上。研究工作沿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巩固整合史料研究的成果，从而出现对李维著作进行注释的热潮。4另一方面扩大李维研究的范围和视野，出现了以研究李维的修辞学叙述手法为主的修辞学派。修辞学派尽管自身也存在缺陷，但是它的产生则源于学者们看到史料派的缺陷。他们避开对史料的研究，从李维的叙述手法和技巧来论证李维在文学方面的独创性和杰出的文学成就。这一学派最有影响和最多成果的人是埃瑞克•伯克（Erich Burck），“他们主要关注相互关联的两个领域：体裁和主题。就体裁方面来说，特别关注李维叙述中采用的单元叙述方式，以艺术的方法构造和加工的插曲。”5体裁的研究实质上是修辞学的研究，主题的研究实质上关注具有主导地位的思想，这些思想连接起来了单个插曲，为全书或者一个独立的部分提供一个共同的主题。这两种方法尽管不同，但也有许多共同之处。修辞学派的学者，特别是伯克研究发现，李维就像奥古斯都时期作家一样，“关注结构，并且有能力处理材料，使材料服务于自己的写作目的。”1虽然修辞学派的研究从体裁方面证明李维在史料处理方面的特殊性，即他选择史料的目的性，但是却几乎对史料研究学派的研究成果产生不了直接挑战。迈尔斯（Gary B. Miles）认为原因是两方面的，“首先是史料研究学派和修辞学派分析的是不同的史料，探索的是不同的原因，关注的是不同的问题：史料研究学派关注李维的史料和分析方法，而修辞学派关注的是文体，这是史料研究学派不能论述的，主题问题也在史料研究学派的研究范围之外。这两个学派在他们各自面对的问题中几乎没有共同的地方。第二是修辞学派的分析不可能导致重开由史料研究学派截止的问题，其原因是修辞学派必须避免本身具有的局限。”2修辞学派承认李维在文体和修辞的设计上具有创意，却否认他在内容方面的创新。
无论是史料的研究还是修辞学的研究，他们得出的结论都对李维作为历史学家的地位形成挑战。从史料方面来说，他被看作是典型的缺乏创意的只会模仿的罗马人，甚至还是某种程度的说谎者，最起码也是个二流的历史写作者。从修辞学方面来说，他只是一个文体家，缺乏历史意识。对于研究者来说，如果只对它们中的一项进行研究，显然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质疑他的历史学家的地位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面对学术研究方向的偏离，卢斯主张重回把李维作为历史学家来评价之路。1977年，他出版新著《李维的历史编撰》（Livy: The Composition of His History）就是这一观点的体现。一位评论者在谈到这部专著对于李维研究的意义时认为：“这样的观念是卢斯教授这本新著的贡献。它建立在他超乎寻常的洞察力和对材料仔细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将对李维研究的未来方向产生深远影响。”3在这部专著中，卢斯首先反驳史料学派如威特尔（Kurt Wittle）提出的观点，即认为李维匆忙地从一个事件转到另一个事件，在写作前并没有统一的规划。4卢斯认为，李维开始写作时，对整部著作的规划便已了然于心，通过分析现存内容就可以发现，他以5卷为一个叙述单元，这样的结构在第1―45卷中非常明显，即使在第45卷以后，这样的结构也很常见。5其次，就史料问题，卢斯认为李维的处理方法是多渠道的，在必要的时候他对史料的重新整理和排列以及删减等都是从一定的目的出发，对于李维来说，对史料的处理“并不是为了从其他的史料中选择最好的，而是要选择能够最好地保证叙述完整的史料。认为他把分散的材料组合起来形成自己的看法在李维那里是没有的。原因之一是这样的过程对于他来说无疑有不负责任和故意为之的迹象。即使假定一个作家是诚实的，而且以严肃和基本上公正的态度进行构建，又怎样证明他的说法是真实的？”6因此对于李维有时在史料运用方面的混乱是可以理解的。卢斯认为，在史料学派的研究中，李维本身被忽视。这种倾向在史料学派垄断李维的学术研究时最为严重，他们认为李维的写作完全依赖于他用作史料的文学作品，在叙述中史料的描述顺序和过程，思想和表达的解释，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的用词和文体都是承袭他所引用的史料的。第三，就李维的文体方面，卢斯承认，他是一个优秀的文体家，也相信他的著作中修辞学的演讲、描述古代美德的插曲、戏剧性的场景和生动逼真的描写都是李维的贡献。7但是认为李维对历史的贡献只在于单个场景和插曲的描写，显然是不恰当的。他批评沃尔斯评价的李维怎样引用波里比阿。第四，卢斯还探讨了李维的历史观。他认为李维把罗马历史看成是逐渐成长、强大的，而不是像柯林武德所说的那样是“预设的和完整的”。8卢斯相信，李维有意识地使他的历史叙述表现出这样一种趋势，即罗马在公元前2世纪早期，道德的衰退已初露端倪，而不是像撒路斯特所说的那样从第三次布匿战争开始。他引用了许多材料来说明这一观点。9
三
卢斯的研究成果在李维研究领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可以说，自此以后对李维的研究或多或少都与卢斯的研究成果相关联。研究者沿着卢斯开辟的道路开始研究“李维为什么这样做”。1
实际上，就在卢斯专著出版前后，研究者也关注到李维的写作目的，特别是他的写作是否服务于奥古斯都政权的统治。塞姆在其著名的《罗马革命》中认为，李维的写作促成了奥古斯都的政策，他说：“皇帝和历史学家彼此理解……李维、维吉尔和贺拉斯，所有这些奥古斯都的作家都与政府站在一起。”“正如其他的由政府鼓励的文学创作一样，李维的历史是爱国的、道德的和劝勉的。甚至对古物的爱好也有其作用。但是，历史没有必要像文物那样，它应该像诗歌那样颂扬古代关于勇气的记忆，复兴国家的自豪、用内在的美德教育下一代。”2在长篇论文《李维与奥古斯都》中，塞姆对《建城以来史》的写作计划和结构、李维开始写作的时间以及奥古斯都的统治进行了详细探讨。李维接受了奥古斯都时代的政治变动，对政府及其成就持赞扬态度，整个叙述具有很强的道德格调，不像他之前的历史学家只为政治家提供借鉴，他的写作为普通人提供行为规范。正因为他写作的目的性，使他没有成为撒卢斯特和塔西陀之间的连接人物。3李维的历史写作目的与维吉尔、贺拉斯没有差别。达德利（Donald R. Dudley）与塞姆的观点相似，他说：“在这一时期（奥古斯都统治时期），文化艺术与政府的目的和理想相辉映。在现代世界，大批作家支持统治集团似乎是一个悖论……但是，奥古斯都的计划却给理想主义和热情提供了主题：战后的和平，罗马和意大利的命运，过去的伟大，道德的复兴。这些理想部分或者全部表现在‘埃涅阿斯纪’和贺拉斯的《颂歌》（Odes）中、在李维的历史与和平神龛的雕塑品中。然而，从狭义来说，奥古斯都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条件：作家能够发挥所长。他是一个文学的鉴赏人……文学是奥古斯都时代罗马最具特色的艺术……李维也不例外，因为他的著作也是一部散文史诗。‘历史几近于诗’是罗马最好的评论家做出的超乎想象的判断。”4
上世纪60―70年代，学者们逐渐改变简单地把李维的写作看作是对奥古斯都统治的歌颂的做法，把理性具体的分析引入到研究工作之中，既承认李维的历史叙述与奥古斯都时代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也强调李维写作的独立性。奥格利维认为，李维尽管与“政权有着联系，但是仍然保持着独立的姿态写作。”5佩特森在其论文中说：“他在写作时心里装着他的时代，这一点已经非常清楚。还有一点很清楚的是，通过许多暗示，他想给他的同时代人以警示，特别是奥古斯都。他绝不是皇帝的宣传者，他的叙述表达了这样的思想：罗马人将不能忍受完全的专制王权……按照塔西佗的观点，在那些优雅的天才(decora ingenia)中，李维确实算得上一个奥古斯都时代写作历史没有奉承统治者的人。”6
由于学者们多想证明李维作为历史学家的地位，所以在研究中间试图证明李维的客观公正态度，如沃尔斯认为，李维无论如何比之前的撒卢斯特（Sallust）和之后的塔西佗公正，因为他少了一份由于政治失意带来的愤懑。同时就李维写作的倾向，沃尔斯的观点更加明确，他说：李维像维吉尔、贺拉斯等伟大作家都出生在共和国时期，当李维带着批评性回顾了公元前29年奥古斯都返回罗马之前20年的政治混乱和野蛮，“那些痛心的经历似乎已经成为一个格式化的东西，它激起了文学方面的爱国情绪的增长。特别是第一个‘十卷’中的情绪与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是一致的，它的中心观念即罗马作为一个最光荣的国家（pucerrima rerum）主宰着这两部著作。他们俩都把城市看作是神建立的，而且受到神的指导；两人都强调皇帝的使命是在有人居住的世界建立罗马的和平（Pax Romana），非常明显，这样的爱国主义的情感是奥古斯都自己提倡鼓励的……但是宣称李维用他的历史方面的天才服务于政权则是不同的事情。经常有这样一种观点：即他只不过是一名宣传者，他的叙述是介绍普林斯制。还有一些人走得更远，甚至说李维描写的罗慕路斯、赫拉克利斯、奴玛等都是暗指奥古斯都，以暗示他的神性。在别的地方，我们还能读到这样的观点，在他的前言中，他赞同奥古斯都提议的社会和政治改革。另一名学者还宣称，历史学家描写的西塞罗表明奥古斯都在一定程度上掌控了他的思想。无论什么证据都不能说明李维是奥古斯都的代言者，也许这样的观点来源于塔西佗宣称的亚克兴战役以后不存在公正的历史叙述有关。但是，直言的历史学家如科尔狄乌斯（Cremutius Cordus）为皇帝所容忍。对于李维来说，完全有自由写作他想写的东西。”“真实的情形是：李维像所有其他的历史学家一样，决没有把过去和现在分开。在描述与他的时代有一些相近的历史事件时，他的耳边就会下意识地出现现在的事件。但是，除此之外，宣称说，李维是一个政权的宣传者，通过把奥古斯都确认为历史上的传奇英雄，既不能证明也是不合理的……因此，李维与奥古斯都保持了40年的友谊，对奥古斯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但同时又保持独立的写作以解释过去。”1沃尔斯极力证明李维的历史写作是在无意识中与奥古斯都统治的意识形态相吻合，而不是有意成为政权的代言人。卢斯则更坚定地认为李维是作为历史学家在写作，而不是有意迎合奥古斯都政权，他说：“前5卷……不管在精神上还是在运作上都不能称作‘奥古斯都的’；它的写作时间在屋大维被授予称号之前很久，也在奥古斯都的政策和计划实施之前。真实的情况是，学者们认为的对皇帝和他的统治的暗示的所有的这些段落是缺乏说服力的；一些解释也是极端的不可靠。许多内容与30年代前后的情形十分的吻合……确实，在前5卷中许多地方李维的观点与奥古斯都的宗教、社会和道德改革计划一致。但是这些改革计划有许多是在李维的前5卷已经出现以后才有的……代替在李维的历史中寻找对奥古斯都的暗示，而去研究李维关于过去的观念在多大的程度上影响了奥古斯都的政策将更加有利。”2通过比较奥古斯都广场上树立的英雄们雕像的铭文内容和李维的历史中记载的这些英雄们事迹，他得出结论说，奥古斯都在确定碑铭时并不是参考李维的历史，“我不相信李维认为奥古斯都的功绩超过罗马历史上所有的伟人（summi viri）的成就，也不相信李维把奥古斯都时代的罗马已经到达了发展的巅峰……皇帝与历史学家之间的友谊并不是如有些人所说的那样亲密和意气相投。”3
沃尔斯和卢斯的观点在很长一段时间主宰了李维与奥古斯都关系的研究方向，保罗•勃雷东的研究成果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在其论文的开篇，他说：“这篇论文阐述了一个在李维研究领域的一个非常带有技术性的问题，它对于正确理解《建城以来史》的意识形态要旨非常关键。它的前提是，为了更准确地理解李维的政治观点和写作历史的动机，首先有必要确定的是他开始写作的准确时间。因此，正如这篇论文所讨论的那样，如果他不是在公元前27―前25年之间开始写作，也就说如果他不是在奥古斯都•恺撒建立‘罗马的和平’和巩固统治之后不久开始写作，而是更早，李维就不能像最近许多著作那样被称作‘奥古斯都的历史学家’”4最后他得出结论说，李维在亚克兴战役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写作，他的许多情感是共和国的，应该被称作“共和国最后一位历史学家。”5从保罗•勃雷东的立场来看，李维的历史写作对于奥古斯都时代的意义就在于他对奥古斯都政策的制定产生了影响，而不是对奥古斯都统治的维护和赞扬。他的观点在研究李维与奥古斯都之间的关系方面，特别是李维的写作是否为奥古斯都的统治辩护方面走得最远，即李维完全是以一个独立的姿态写作。
但是学术界仍然有不同的声音，他们对于上述的观点进行了回归性的研究，承认李维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创造迎合了奥古斯都时代的需要。伍德曼认为，从李维最初没有打算写作最后第121―142卷到改变初衷写作元首制时期的历史，“证明历史学家逐渐把奥古斯都看成是罗马国家实现抱负的人，并把他看成是国家的象征。我们一定记得这两个人的生涯，一个是历史学家，一个是统治者，他们生活的时代重叠了几乎50年。当他的内战期间开始写作历史的时候，除了把罗马的衰退作为自己的写作主题之外，再没有其他的选择。所以他的前言有一个与贺拉斯同一时期的诗歌相同的语句。但是当李维继续往前写时，他就有许多机会去反映最低点是刚刚过去的时间，由于奥古斯都的元首制，许多好的旧的习俗被保留了下来。这一趋势与后来的贺拉斯的后期的诗歌非常相似。正如贺拉斯与统治权的接近到公元前17年被要求写作《百年庆典颂歌》（Carmen Saeculare）一样，李维通过作为克劳狄乌斯老师被拉近了与奥古斯都的距离。如果奥古斯都怀疑他的忠诚，他将不会赞扬李维。因为李维的写作生活在内战和元首制的时代，他是否是‘奥古斯都的’历史学家这一问题显得没有意义。就像诗人们一样，没有什么比放弃他在30年代的关于历史的观点，转而赞成元首制和在写作中支持皇帝更加自然的事情……因此，在我看来，李维决定续写第121―142卷，其原因在于他认识到奥古斯都的元首制对罗马国家是有益处的：这一决定影响了他的整个著作的视角。”1同时，伍德曼还通过分析李维之后六名历史学家的文体，得出结论说，其中的五位其写作的文体是李维的，而不是撒卢斯特的，共和国最后的历史学家是撒卢斯特，而不是李维。2
迈尔斯的专著《李维：重构早期罗马》（Livy: Reconstructing Early Rome）旨在回应卢斯的提议。他把诠释学方法引入对李维历史写作的研究，致力于解释奥古斯都的时代观念怎样影响了李维的写作。以《建城以来史》前十卷为研究对象，迈尔斯从两个方面研究李维的历史写作，一是探讨李维历史编撰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二是借助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探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的矛盾。就历史编撰与意识形态，迈尔斯认为，它们相互交织在李维的历史中，共同表达了他生活的社会和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关联。而运用人类学的方法作为分析手段，关注的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困境。比较李维与其他作家的叙述，不仅可以发现这些困境不仅根植于罗马的意识形态之中，而且发现李维的叙述同样存在这些困境。3这样，迈尔斯得出结论说，“李维的叙述不仅仅是从各种传奇和文学材料中选取的一系列的插曲组成的，也不是一连串带有道德教化意义的故事组成的（尽管有时也有故事），不是由大家感兴趣的具有传统价值观念的故事组成。”他的“叙述渗透了具有深刻意义的历史学原则，这一原则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一贯性，另一个实际上是原创性。”在他的历史叙述之中，李维构建了许多观念，如重建者、城市的救赎者等，这一系列的观念构成了李维对罗马早期历史的构建，在其构建的框架中，罗马的传奇和传统故事被重新组织和整合。这样的整合与奥古斯都时代有着密切的联系。李维以及他的史学观念是时代和个人社会环境的产物，他所接触的材料，如罗马的传统、希腊思想、罗马共和国和奥古斯都的意识形态造就了他。4
同样把诠释学原则引入李维研究的是安德鲁•费尔德（Andrew Feldherr），在其专著《李维历史叙述中的场景和社会》（Spectacle and Society in Livy’s History）中，费尔德着重解释李维叙述的象征意义，他认为，李维旨在呈现出一种场景，通过描述的历史事件演绎出政治意义，从而对他生活时代的读者产生影响。5因此，李维历史的内容与文体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既不能把内容看作是“原始材料”，也不能把对文体的探讨限定在李维的叙述表现出来的罗马历史编撰传统的“模式”中。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否定李维作为一名作家的选择要受到他的材料的影响，而是希望说明，李维是在一定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之下来解释历史，这种意义是真实的。6从迈尔斯和费尔德的研究来看，对李维历史写作的研究发生方向性改变。研究者把李维看作历史认识的主体，探讨他写作的目的和意义。
综合看来，近代以后的研究者对李维及其著作的评价离不开以近代历史写作标准，这才导致对李维及其著作褒贬不一。实际上，李维历史写作的动力来自于特殊的时代，这与他之前的历史学家希望通过历史写作建立政治威信、提高政治威望的目的不同。李维没有政治经历，从其写作的开始，他的目的在于培育爱国主义情感，展示罗马国家的荣誉与自豪，奥古斯都时代罗马已然成为已知世界的统治者，这一成就本身是李维写作的内在动力。在他的著作中，没有宣传政治主张或者粉饰祖先功绩描写，感受明显的是他欢迎国家和平和繁荣的到来。这样，他在历史写作的方法上与修昔底德力求史料真实的观念不同，李维对体裁、史料的选择，历史场景的展示，其标准是说明罗马人以及罗马国家的伟大。这些特征决定了李维的历史写作与在近代自然科学影响之下形成的历史写作标准不相一致。
李维的历史写作反映了奥古斯都时代的政治、社会现实。他对国家的歌颂与奥古斯都官方意识形态并行不悖，自加图开始到西塞罗时，罗马人逐渐形成这样的观念，罗马的伟大来源于建城以来伟大人物的成就，奥古斯都利用了这一观念，把自己塑造成成就共和国伟大的一员，以此掩盖他与共和国精神相违背的权力，奥古斯都广场的布局说明了这一点。
李维的历史标志着罗马史学的转型，曾经是贵族阶层建立政治权威的历史写作已经从为政治派系辩护或者为个人荣誉辩护转向关注对大众的道德伦理教化，因为国家权力在一人之手，对大众的道德教化有利于维护奥古斯都宣称的由他恢复的虚幻共和国。这样，“书斋”型历史学家李维承担起写作公元前31年后历史的任务，并获得奥古斯都的认同。李维史学代表了罗马共和国史学发展的顶峰，自此以后，罗马史学开始走向衰落。
[作者蔡丽娟（1965年―），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湖北，武汉，430074]
[收稿日期：2011年12月14日]
（责任编辑：张强）
? 本文受中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资助（项目编号：zsy10010）。
1 B. O. Foster, “Introduction,” in Livy, History of Rome, Books 1-2,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XXIV.
2 [古罗马]苏维托尼乌斯著，张竹明、王乃新、蒋平等译：《罗马十二帝王传》，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74页。
3 Quintilian, Institutio Oratoria, I, V, 56,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05.
1 Elder Seneca, Suasoriae, 6, 22,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585.
2 [古罗马]塔西佗著，王以铸、崔妙因译：《编年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25页。
3 Quintilian, Institutio Oratoria, X, I, 101,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59.
4 Pliny, Letters, II, iii, 8,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87.
5 Ronald Mellor, The Roman Historians, London, Eng. & New York, NY: Routledge, 1999, p. 72.
6 Cornelia C. Coulter, “ Boccaccio’s Archaeological Knowledge,”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Vol. 41, No. 3. (1937), pp. 397-405.
7 B. O. Foster, “Introduction,” in Livy, History of Rome, Books 1-2, p. XXIV.
8 [英]理查德•詹金斯著，晏绍祥、吴舒屏译：《罗马的遗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5页。
9 [英]理查德•詹金斯著，晏绍祥、吴舒屏译：《罗马的遗产》，第120页。
10 [英]理查德•詹金斯著，晏绍祥、吴舒屏译：《罗马的遗产》，第117―118页。
11 [英]理查德•詹金斯著，晏绍祥、吴舒屏译：《罗马的遗产》，第119页。
12 张广智：《西方史学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70―171页。
1 Konrad Gries, “Livian Scholarship since 1940 (Continued),” The Classical World, Vol. 53, No. 3 (1959), pp. 69-74, 77-80.
2 P. G. Walsh, Livy: His Historical Aims and Methods, Cambridge, E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114.
3 T. J. Luce, Livy: The Composition of His Hist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XV.
4 麦克唐纳德注解了第31―35卷（A. H. McDonald, Titi Livi ab urbe condita tomus v: libri 31-35, Oxford, E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多尔维评注了第21―22卷(T. A. Dorey, T. Livius ab urbe condita libra 21-22 , Leipzig 1971)；奥格利维对1―5卷进行了评注（R. M. Ogilvie, A Commentary on Livy, Books 1-5,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5）；布里斯科尔对第31―33卷进行了评注（John Briscoe, A Commentary on Livy Books 31-33, Oxford, E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奥尔克莱对第6―10卷做了评注（S. P. Oakley, A Commentary on Livy Books 6-1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7）。
5 Gary B. Miles, Livy: Reconstructing Early Rom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2.
1 George W. Houston, “Review of Livy: The Composition of His History by T. J. Luce,” Classical Philology, Vol. 75 (1980), p. 74.
2 Gary B. Miles, Livy: Reconstructing Early Rome, pp. 2-3.
3 George W. Houston, “Review of Livy: The Composition of His History, by T. J. Luce,” p. 73.
4 T. J. Luce, Livy: The Composition of His History, p. XVII.
5 T. J. Luce, Livy: The Composition of His History, p. 7.
6 T. J. Luce, Livy: The Composition of His History, p. 144.
7 T. J. Luce, Livy: The Composition of His History, p. XVII.
8 T. J. Luce, Livy: The Composition of His History, p. 232.
9 T. J. Luce, Livy: The Composition of His History, pp. 251-275.
1 George W. Houston, “Review of Livy: The Composition of His History, by T. J. Luce,” p. 76.
2 Ronald Syme, The Roman Revolution, Oxford, E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9, pp. 317-318, 463-464.
3 R. Syme, “Livy and Augustus,” Harvard Studies in Classical Philology, Vol. 64 (1959), p. 75.
4 Donald R. Dudley, The Civilization of Rome, New York, NY: New American Library, 1962, pp. 143-144.
5 R. M. Ogilvie, ‘Introduction,’ in Livy, Rome and Italy, Books VI-X of The History of Rome from its Foundation, New York, NY: Penguin Book, 1982, p. 11.
6 Hans Petersen, “Livy and Augustus,” Transaction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 Vol. 92(1961), p. 452.
1 P. G. Walsh, Livy: His Historical Aims and Methods, pp. 10-14.
2 T. J. Luce, “ The Dating of Livy’s First Decade,” Transactions and Proceeding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 Vol. 96 (1965), 238-240.
3 T. J. Luce, “Livy, Augustus, and the Forum Augustum,” in Kurt A. Raaflaub and Mark Toher edd., Between Republic and Empire, pp. 137-138.
4 Paul J. Breton, “The Last Republican historian: A New Date for the Composition of Livy’s First Pentad,” Historia, Vol. 49(2000), p. 429.
5 Paul J. Breton, “The Last Republican historian: A New Date for the Composition of Livy’s First Pentad,” p. 446.
1 A. J. Woodman, Rhetoric in Classical Historiography, Portland, OR: Areopagitica Press, 1988, pp. 136-138.
2 A. J. Woodman, Rhetoric in Classical Historiography, p. 146.
3 Gary B. Miles, Livy: Reconstructing Early Rome, pp. 5-7.
4 Gary B. Miles, Livy: Reconstructing Early Rome, pp. 220-224.
5 Andrew Feldherr, Spectacle and Society in Livy’s Histor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p. 3.
6 Andrew Feldherr, Spectacle and Society in Livy’s History, pp.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