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对外汉语教学中疑问句教学如何有效地完成
对外汉语教学中疑问句教学如何有效地完成？
万小芳 曾岑
一、引言
作为日常交际不可或缺的疑问句一直是汉语界研究的热点，这些研究主要是从疑问句的分类、疑问语气词、特殊疑问句以及历时发展的角度进行研究：分类方面如：丁声树(1961)，吕叔湘(1982)、 朱德熙(1982)、陆俭明(1982)，林裕文(1985)、范继淹(1982)、邵敬敏(1996)的研究；疑问语气词的研究集中在“吗”、“吧”和“呢”的定性与功能上。如：吕叔湘(1982)、朱德熙(1982)、陆俭明(1982)、胡明扬(1988)的研究。特殊疑问句方面：“非疑问形式+呢?”的研究――邢福义(1987)、邵敬敏 (1996)。反问句的研究——吕叔湘(1982)，朱德熙(1982)，刘松江(1993)、郭继懋 (1997)，邵敬敏(1996)、赵雷(2000)等。
上述研究成果对于对外汉语教学有很重要的参考作用，但从对外汉语教学角度对疑问句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的成果却并不多，而疑问句又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一个重头戏，这是因为正确地理解和使用疑问句是使外国留学生成功用汉语完成交际的关键之一；并且，疑问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语语法的特点，因为使用语气词是汉语疑问句的一个重要的语法手段，而语气词的使用一直是外国留学生的弱项。周小兵(2002) 提出了对外汉语教学语法应具备的8个特点： (1)实用性；(2)形式意义并重；(3)考虑篇章语用因素；(4)语法规则细化和使用条件充分；(5)描写解释相结合；(6)重视语际对比，兼顾特性和共性；(7)注重习得研究；(8)使用统计方法和实验方法。根据这个标准，本文将如何真正有效地实施疑问句的教学作为研究的重点，并从三个方面加以考察：
（一）对现代汉语疑问句系统的分类的考察。
（二）对外国留学生汉语疑问句习得顺序的考察。
（三）对外国留学生汉语疑问句常见错误的考察。
二、现代汉语疑问句系统的分类
1、 常用对外汉语语法书疑问句的分类
传统语法一般按照提问的手段把疑问句分为4大类：是非问、特指问、选择问和正反问。对本族人的汉语教学多采用这种分类法，例如《现代汉语》(黄伯荣，1999)。
对外汉语的疑问句系统也基本沿用了这一分法，如(1)刘月华等《实用现代汉语语法》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以下简称“刘本”)；(2)卢福波《对外汉语教学实用语法》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1999 (以下简称“卢本”)； (3)房玉清《实用汉语语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以下简称“房本”)；(4)孙德金《汉语语法教程》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2 (以下简称“孙本”)。
在实际的交际言语中，每一类的疑问句都有着多种的句式，这些句式在形式上或语用功能上都或多或少有所区别，针对汉语学习者的这4部语法书在疑问句系统的分类上普遍比对本族人的语法书（《现代汉语》）要更详细一些，除了分出大的疑问句类外，对各类疑问句句式还进行了再分类。我们认为对于外国留学生的教学而言，分句式教是有必要的。然而，存在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在句式划分和归类上，各家说法不一。例如：“V不V”式刘本定为正反问，而孙本则归入是非问；刘本将句末带“吧”的疑问句归为是非问，孙本则另立一类称为“猜问句”；刘本房本都将使用“呢”提问的句式归为特指问，孙本则另立为“省略问”等等。
其次，在实际语言中各种句式的使用频率相差很大，如用“吗”提问的句式 (“s+吗”)、
用疑问语调的句式(“s+／”)和用“吧”提问的句式. (“s+吧”)，它们的使用频率分别为：14．63％、11．61％和1．45％，（蔡建丰，2002）而刘本和孙本都把它们作为是非问的三种并列句式进行介绍，并没有体现出彼此使用频率的差异。又如“疑问代词－呢”(即句中无“呢”)的句式在实际交际中使用比例很高，但刘本、孙本并没有提到这种句式。至于房本中所列举的有可用于是非问句末的“啵”、“呗”等词语的句式，在实际交际语言中并没有太大的价值。正如吕文华（1994）指出，应该要通过频率统计，筛选出语言交际中价值相对高的形式以确定基本语法的教学范围和教学重点。对某一语法现象照搬理论语法而不分出现频率和使用价值的高低进行说明，要么可能造成语法教学内容的繁杂，增加教学难度，要么可能会遗漏某些实用的句式，影响学生对语言的使用。
我们注意到还有一些对外汉语语法书对疑问句系统进行了新的分类，如李德津等《外国人实用汉语语法》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1988 (以下简称“津本”)，将汉语疑问句分为7类：1．用“吗”的疑问句 2．用疑问代词的疑问句 3．正反疑问句 4．用“还是”的选择式疑问句 5．用“是不是”的疑问句 6．用“呢”的疑问句 7．用副词“多”的疑问句。对外汉语语法系统对“用‘呢’疑问句”的归类问题，一直没有定论，一般是根据意义特征将其归入特指问，如刘本和房本；或根据形式特征将其另立为“省略”问，如孙本。这两种归类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却未必可行。津本将其另立出来，但以形式标志“呢”命名，既考虑到了这类问句形式上的特殊性，又未增加学习者记忆新术语的负担。
又比如李英哲等《实用汉语参考语法》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9 (以下简称“哲本”)。哲本中的疑问句系统庞大而具颠覆性的。它将疑问句分为六大类33个句型，分别为：
(1)疑问尾词疑问句；(2)选择型疑问句；(3)附加疑问句；(4)否定疑问句；(5)疑问词疑问句；
(6)语调疑问句。每一类中列出了若干句型，其中选择性疑问句有多达20个句型。从形式上看，哲本的分法所确立的6大类都具有比较明显的特征。疑问尾词疑问句都具有句末尾词。选择性疑问句都要求在两个或更多特定的事物中进行选择。附加疑问句是在陈述句之后加上一个结构 (“动词一‘不’一动词”或“动词一吗”)。否定疑问句句中的动词由“不”或.. “没”来否定。疑问词疑问句就是要使用疑问词.. (“什么”、“谁”、“为什么”等)的问句。语调疑问句则是无其他疑问标志，仅以较高调型来表示疑问的疑问句。
2、汉语疑问句各句式使用频率的统计信息
众所周知，语言中存在着不对称的现象，汉语的疑问句也不例外。通常认为特指问、正反问和选择问都可以在句末用上疑问语气词“呢”，在教学中也是这么跟学生说的。但事实上，用“呢”和不用“呢”这两种情况在实际的语言中的使用频率相差很大，（蔡建丰，2003）。因此，在进行特指问教学的时候，不应该一开始就告诉学生句末可带“呢”，尤其在初级阶段“疑问代词+呢”的句式完全可以不教。这样既可以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同时也强调了这类疑问句的“疑问代词”这个标志，而与句末疑问标志“吗” 区别开来。除了特指问句以外，传统语法认为的4大类疑问句中各种句式的使用频率都不尽相同。蔡建丰（2003） 经过对10万字的口头语料的整理。以传统语法所列的四大类疑问句为纲，统计了各种句式的使用频率。见下表：
三、对外国留学生汉语疑问句习得顺序的考察
学习者对于某个语法项目的习得过程如何，遵循何种顺序习得，这是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而且，也已经有一定数量的研究成果出现。如果能把这些研究成果应用到教学中，按照普遍的习得顺序进行语法项目的教学，将有助于提高学习效率。
1、理论依据
关于自然顺序的研究自70年代以来一直受到语言教学的青睐，这种理论认为学习者总是遵循着一种固定的习得顺序来习得语言知识，这个顺序不会因外界的因素改变而改变。最初对习得的研究集中在母语为印欧语系语言研究的基础上。对第二语言习得顺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语音、词素和句法的习得上，其中在词素习得方面的研究最多，其核心人物是 Dulay和Burt。在对句法的研究上，研究者的目光主要集中在否定句和疑问句的习得上。在这三方面的研究中。学者们均得出了大体一致的习得顺序。其中在对否定句的习得上，英语学习者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由句外否定阶段(No look my card)过渡到句内否定阶段(I no can swim)，又过渡到否定词和能愿动词混和阶段(I Can’t play this one)。
2、疑问程度研究与习得顺序的关系
疑问程度是一个语用学上的概念，指的是问话人对客观事物或者主观心态的怀疑程度。它表达了问话者对所要表达的事物有无倾向性认识，存在着一个量级次序。疑问程度的高低影响着留学生疑问句的习得顺序。只有把每种疑问句的疑问程度高低搞清楚了才能解释习得顺序表现出的某些特点。邵敬敏(1996)认为特指问句的疑问程度最高，“吗”字问句次之，正反问句和选择问句的疑问程度居中；然后是“吧”字问句，反问句的疑问程度为零，它是利用疑问句的形式，在曲折表达自己看法的同时，显示某种特殊的感情色彩，实现某种特定的语用价值。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研究中，几位学者的研究相继证明了疑问程度对外国留学生疑问句的习得顺序具有重大的影响。赵果(2003)的研究表明外国留学生对是非问句的习得表现出“高疑问句→低疑问句→无疑问句”的次序。丁雪欢(2006)的研究推测出汉语二语是非问的发展过程为高疑‘吗’字问→低疑和语用‘吗’字问→附加问和‘吧’字问→反问句的顺序。二者的研究都得出了疑问句的疑问程度确实影响着留学生习得顺序的观点．
3．认知水平与疑问句习得顺序的关系
张红欣（2007）认为留学生的认知水平是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发展的，相应的疑问句的习得也是由易到难、由低层次的认知加工向高层次的认知加工过渡：
初级阶段中“吗”问句和特指问句（??谁／什么／哪儿???）是出现频率最多的两种句式，也是外国留学生最容易习得的句式。这些句式所需要的学生的认知水平是比较低的，中级阶段各种疑问句得到了全面发展，出现了均衡发展的势头。到了中级阶段由于学习的词汇以及语法项目增多，促使学生可以用所学的语言知识作深层次的语义加工，包括用不同种类的疑问句表达自己的看法，这表明认知水平具有蕴涵性，更高一级目标的学习必然建立在低一级目标的基础上． 只有低水平的疑问句式习得了，才能过渡到更高一级的认知水平。这种次序是循序渐进的。中级阶段虽然是一个疑问句得到全面发展的阶段，但仍有一些疑问句没有出现。例如“难道??吗?”句式，施家炜(1998)认为“难道??吗?”应放在高级阶段教学。不同的疑问句式反映了学生不同水平的认知程度，如果学生的认知水平还没有达到掌握某一疑问句式的程度，那么即使这一疑问句式出现的早，也不能真正地习得。
4、疑问句系统习得顺序的研究
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习得研究中，施家炜(1998)对外国留学生22类汉语句式的习得顺序进行了研究，其中包括典型的疑问句10类。她所采用的语料收集手段和研究方法有语料库研究、测试以及问卷调查和个案研究方法。不仅得出了一致的习得顺序，还对此顺序的制约因素进行了探讨。认为“不同等级的句式是定序的，等级序列不可逾越或颠倒；而同一等级内的句式一般是有序的但并非定序，允许有一定的变化；同一等级内且习得难度几乎相同的若干句式可能是相对任序的，顺序性最弱”。同时从普遍语法“参数重设”理论、认知难度、语言输入的时间、频率等因素讨论了制约因素。无论从研究方法还是采用的理论来讲都是非常具有前沿性的。赵果(2003)以对话的形式对15名美国学生在4个月内做的四次调查为依据，研究了初级阶段美国留学生在“吗”字是非问习得中表现出的特点，发现他们对该问句的语序特点早已经习得，对语气词“吗”的习得表现出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肯定+吗?”远远先于“否定+吗?”。对语义特点的习得上表现出“高疑问句——低疑问句——无疑问句”的次序。并与汉族儿童的习得特点进行了比较。
蔡建丰(2003)采用访谈和测试的方法考察了英语为母语的学习者疑问句的习得顺序，并根据留学生出现的偏误特点对习得顺序做出解释。丁雪欢(2006)也是通过写对话的形式考察初、中级留学生是非问的分布特征与发展过程，并认为语言自然度与标记性在二语习得中的影响更大。
三、外国留学生汉语疑问句常见偏误
1、理论基础
偏误分析（Error Analysis）是对学习者在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所产生的偏误，进行系统的分析，从而了解第二语言习得的过程与规律。偏误分析的倡导者科德，把学习者所犯的错误分为失误（mistake）和偏误（error）两种。偏误分析的心理学基础是认知理论，语言学基础则是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理论。偏误分析的理论基础是中介语理论。中介语是第二语言习得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专指第二语言习得者所形成的与母语和目的语两者都不相同的个人独特的语言系统。中介语的特点有：1.中介语是独立的语言系统，既不同于母语，又不同于目的语；2.中介语是合法的语言系统。它有自己的规则，学习者不是随意地使用这种语言，而是有意识地、创造性地使用这些规则；3.中介语是不断变化的语言系统，逐步由母语向目的语靠近。因此，对第二语言习得者在习得目的语的过程中，进行偏误分析，通过寻找第一语言习得和第二语言学习之间的相似之处，从而使学习者更好地学习第二语言。
2、关于“是非问句”的偏误分析
马贇（2009）通过对外国留学生对否定“是非问句（一般疑问句）”的问卷回答的偏误分析认为：
首先，产生偏误的原因是语际迁移，即母语知识向目的语迁移。汉语和英语都有否定是非疑问句，但是回答却不一样，英语的附加否定是非疑问句，只要根据答语内容，表肯定的用Yes，表否定的用No，答语前后保持一致。而汉语的附加是非疑问句则要根据问句的内容回答，表肯定也可以用“不”，表否定也可以用“是”。当外国学生不熟悉汉语规则时，就会用错。
其次，产生偏误的原因是由于语内迁移，即目的语内部规则的相互转移，也叫过度泛化。随着学习者水平的提高，语内的负迁移会越来越多。当外国学生在学习汉语否定是非问句时，了解了答句在表肯定时会用“不”，在表否定时会用“是”，他们就容易推倒出
篇二：试论谈反问句的意义和作用
【论文关键词】：反问句; 语用; 会话含义 【论文摘要】："反问句是说话人在一定的语
境中为表达自己观点使用的一种语言策略,他把该观点的逆命题跟疑问方式相结合以构成他
的话语--反问句。说话人的观点，对于听话人来说，其实是一种会话含义。文章同时构建出
了反问句的会话模型，认为否定只是说话人构成反问句的方式之一，反问句是无疑而问，有
答无答不是反问句的本质特征。 1. 研究背景 1.1 关于反问句，人
们已经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吕叔湘先生早在《中国文
法要略》中就对反诘句作了充分的论述，认为说话人（文章专指说出反问句的人）没有疑问，
并且指出："反诘实在是一种否定的方式"。《现代汉语语法讲话》指出了反问是说话人"并无
所疑"。常玉钟（1994）指出反问句有深层的隐含意义，是以言行事。张斌在《新编现代汉语》
中（第452页）对反问句作出了正确而精辟的解释，"问者对某一问题明明已经有了确定的见
解，只是用疑问语气或疑问方式表达出来，目的是为了增加表达效果，而不是期望听话人回
答，这类句子又叫反问句或反诘问句"。我们认为张斌的解释基本上指出了反问句的作用就是
说话人用这种非常规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常规方式是陈述句），是站得住脚的。其他的现
行主流现代汉语教材都一致讲到反问句是"无疑而问"，有加重语气，增强表达效果的作用。
① 1.2 我们觉得应该利用语用学理论来合理的解释，了解这种特殊句式是如何完
成其特殊的表达功能 分析反问句，探讨说话人的观点是否以会话含义的形式传递给听
话人的，是很有价值的。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我们就可以据此建立反问句的会话模型，从而
正确理解反问的意义，辨清它和否定，疑问句，是否有答的关系。 下面我们将证明在
反问句中要表达的说话人的观点对于听话人是一种会话含义，并此构建出反问句的会话模式。
2. 关于会话含义的特征 2.1 Grice认为会话含义有五个特征 1) "可取消
性"; 2) "不可分离性"; 3) "可推导性"，但由于话语可以是真实的，而会话含义可能不真实，
所以含义的媒介体不是话本身，而是说这话的事实; 4) 会话含义是非规约性，但有些会话含
义可能逐渐规约化; 5) 会话含义常有各种可能的解释。（沈家煊1986b、程雨民1983）
2.2 另外, Sadock指出会话含义的又一个特征 会话含义似乎是唯一的一类可以自由强
化的语用或语义推理,即可以跟一个说明这种含义的陈述并联而不会有异常的冗余感.。（见程
雨民1983） 2.3 Levinson认为单个看 "Grice提出的会话含义的特征每一
个都有问题"，但"把各项特征放在一起作为必要条件"就没有问题了，"总体上满足这些条件
就足以判定一个推理是会话含义"。（见沈家煊1986）下面我们就按照这个原则来讨论反问句
中表达的说话人的观点是不是会话含义。 [!--empirenews.page--] 3. 关于是否会
话含义的讨论 3.1 可取消性 反问句所要表达的说话人的观点往往会因为
语境的改变而不复存在，即使吕叔湘先生认为最典型的带"难道"的句子，在不同的语境中，
也可能不再是反问句。例如（1）具有含义（2）： （1） 他生气了，说，"难道我错了
吗？" （2） 我没有错。 但在（3）中，会话含义（2）就被消除了。 （3） 他陷入深深的沉思，说，"难道我错了吗？" 很明显，这个人在思考，是想找到他是否
错了的答案，是疑问句，只不过是在问自己而已。 3.2 不可分离性 仅仅用
同义词替换并不能使说话人的观点脱离反问句。 (4) "嘿嘿，好东西，别碰！"考古学
者笑着说，"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古人类的侈口罐。"…… "我家里有个
咸菜缸，你要不要？" "君子不夺人所好，你留着用吧。" 这里是植物学家讽刺考
古学者，认为考古学者什么破罐破瓮都当作宝贝。如果把"咸菜缸"换成"瓦缸"、"泡菜坛子"、
"旧面盆"等，都能表达他的讽刺。 3.3 可推导性 每一个反问句表达的说话
人的观点，都是能够推导出来的。下面，我们用Grice的推导模型来推导（5）中反问句的会
话含义（6）。 （5） "你就是看不起井下工！" "我看不起？我就是井下工！"（ 6） 我不可能看不起你。 推导过程如下： 说话人S说了P（指（4）中的反问句）；
没有理由假设他不遵守各项准则或总的合作原则； S知道（并且也明白我了解他知道）
我能够看出：需要的假设是他认为G（即含义（5）；他并没有做任何事来防止我认为G（恰恰
相反，他用了"我就是井下工！"来鼓励我认为G。）；他是要我认为，至少是愿意（在（4）中
肯定是愿意）听任我认为G；所以他的含义是G。 3.4 非规约性 吕叔湘先
生在《中国文法要略》（296页）中指出：比如 你看得懂吗？ 有这件事情吗？ 这两个句子，用两种语调来说，就可以有询问或反诘的两种意义。 可见，听话人要在
知道反问句的字面意义之后要在语境中推导才能得出它的含义，即说话人的观点。他不能从
字面意义就可以得知说话人的观点。 我们认为反问句的会话含义规约化的程度不高，
有时甚至是很低的，不足以改变反问句传达的说话人的观点对听话人来说是一种会话含义的
事实。因为（ⅰ）更多的反问句是没有用"难道"，往往是不能单看一个句子就马上认为是反
问句的。（ⅱ）很多用了"难道"的问句也不一定是反问句。（ⅲ）更重要的是，当说话人的观
点表现为特殊性会话含义时，就算知道问话不是疑问句也要结合语境推导才可能知道说话人
的观点。 [1][2]下一页3.5 不确定性 在有些情形里,反问句的会话含义具有某种不确定性。即使说话人的观点是确定的，但听话人
会有自己的理解。看下面的例子。 [!--empirenews.page--](7) "……老炮，把您的绝
招亮一亮吧！" "看你说的，我有啥绝招哇。" 我们可以认为他是说他真的没有绝
招，也可以认为他是谦虚。究竟是哪一个，要根据说话的场合而定。4. 通过上面
的论证，我们可以确定反问句中说话人的观点对于听话人是会话含义 下面，我们
将拟建出反问句的会话模型。 4.1 反问句的会话模型 a. 有一个语境X，X
中有听话人H的参与或存在； b. 说话人对X中的某个事件Y有了自己的观点Z； c. S用表述Z的否定命题~Z的字面形式和疑问形式想结合的方式构成反问句P，P具有会话含义
Z；d. 按照合作原则，H认为S想要他做Z的理解，即说P时的含义是Z。 4.2 在这个模型
中,我们认为a和b是反问句生成的两个必要的前提条件,c说明了就说话人一方反问句的构
成方式，d说明了说话人的表达意图和听话人的理解方式，是作为一种会话含义来理解说话
人的观点。 H的参与或存在要么以动作行为，要么以言语行为，要么只是以听话人的
方式或身份出现。Y，我们也称作触发事件，既可以是一个实际的情形或动作，也可以是言语。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Z的字面形式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说话人简单地照搬表述Z的字
面形式并对Z进行否定，另一种是用与表达Z的字面形式有很大不同的，甚至是完全不同的
字面形式并对Z进行否定，换个角度，对于听话人来说，第一种是只需要否定~Z的字面形式
就可以推导出Z的，第二种是在否定~Z的字面形式之后还必须要结合语境才能推导出Z来。我们认为前一种属于一般性会话含义，而后一种是特殊性会话含义。5. 反问句的
核心意义 从4.1的会话模型我们可以归纳出反问句的核心意义：说话人将自己观
点的逆命题跟疑问方式相结合以构成话语来表达这个观点。它是人们表达对某个事件的观点
的一种特殊表达方式。说话人的观点，对于听话人来说，其实是一种会话含义。6. 反问句与否定的关系 吕叔湘先生在《中国文法要略》中指出："反诘实在是一种
否定的方式"。于根元（1984）和郭继懋(1999)提出了他们的观点（见1.2）。在我们看来，
反问句中存在否定是肯定的，但它就象6.2中的会话模型显示的那样，只是作为说话人构成
反问句的方式之一而存在，反问句的根本目的不是否定，而是表达说话人的观点。在一般性
会话含义的反问句中，尤其是由听话人提供了反问句的触发事件时，我们很容易产生一种错
觉，认为反问句就一定是一种否定。在由说话人根据自己提供的触发事件和有特殊性会话含
义的句子中，我们就可以清楚的看到否定只不过是说话人构建表达自己观点的话语的方式之
一，并非为了否定而否定。7. 反问句与疑问句的关系 主流的现代汉
语教材都认为，反问句是"无疑而问"，有的还强调常常是只问不答或说话人不希望回答。但
于根元（1984）认为就问话人的主观方面来说，反问句是无疑而问。 [!--empirenews.page--]对于听话人，"事实上，反问句经常是有疑的，另一方往往可以作答"。 我们认为，有
的教材上说的只问不答确实是值得商榷的。但从6.2中的会话模型来看，反问句是"无疑而问
"，这一点无庸质疑。关于是否有答的问题，我们认为，那不是反问句的特征。一个人提出他
自己的观点，别人完全可以表示赞同、反对以及提出修正等等。这就是于根元（1984）所提
到的对听话人有疑，往往可以作答的情况。他也正是根据可以作答来判断反问句对于听话人
是有疑的。我们认为，反问句的答语不是对问句的回答，而是对说话人观点的应答。至于于
根元（1984）提到的自问自答的情况，我们在4.6已经作出了解释。8. 余论 文章提出了反问句的核心意义。黎天睦（1994）指出提出小品词对于汉语教学有重要的作用。
我们认为，这个观点再汉语语法研究的其他方面也一样有启示作用。一个句式核心意义的提
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把握它，运用它，尤其是在对外汉语教学中。 反问句的会话含
义除了说话人要表达的观点外，常常还有请求、讽谕、禁止、提醒、强调等等含义。这需要
另文讨论。注释 ① 文章参考的现代汉语教材有刘月华等著《实用现代汉语
语法》，冯志纯主编. 《现代汉语（增订本）》，胡裕树主编.《现代汉语》，黄伯荣, 廖序东主
编.《现代汉语（增订三版）》，张斌.《新编现代汉语》。 为了保证语料的合法性，文章
绝大部分语料都引用附注①中提到的教材和于根元（1984）中的例句，为行文方便就不再一
一说明出处。特此表示感谢。
篇三：汉语语法研究流派
汉语配价语法
“价”(valence)指动词跟一定数目的名词性成分(记作NP)之间的依存关系(dependency).其中，动词是支配成分，NP是从属成分。从属成分又叫配价成分[简称"价"(valent)]，或配项(dependencyconstituents)。一般地说，能跟一个NP组合的动词叫一价动词(monovalentverb)，如：（人）走；能跟两个NP组合的动词叫二价动词(bivalentverb)，如：（他）买（菜）；能跟三个NP组合的动词叫三价动词(trivalentverb)，如：（爸爸）给（我）（一本书）。因此，"价"是对动词的支配能力的数量表示，是根据动词的组合能力而聚合成的一种语法范畴。
法国语言学家泰尼埃尔(LucienTesniere)首创了配价语法，德国语言学家又大大地发展了配价语法的理论和方法。他们称动词配价所支配的成分叫补充成分(Ergan-zugen)，不受动词配价支配的成分为自由说明语(FreieAngaben)。补充成分又分为(obligatorisch)和可有的(fakultativ)两种。汉语配价语法主要是从这一系统借鉴和发展而来的。不过，类似配价的观念在吕叔湘(1946)《从主语宾语的分别谈国语句子的分析》中也有过。例如："一个具体的行为必须系属于事物，或是只系属于一个事物，或是同时系属于两个或三个事物。...动词可分为'双系'与'单系'..."
朱德熙首先明确地把配价语法的思想引进汉语语法研究。他在1978年发表的《"的"字结构和判断句》（《中国语文》第
1.2期）中，用动词配价的观点分析动词性成分加"的"构成的"的"字结构的歧义指数等问题，引起了许多语法学者对配价语法进行研究的兴趣。比如，文练（1982）《词语之间的搭配关系》（《中国语文》第1期）讨论了确定动词向的前提和标准。吴为章（1982）《单向动词极其句型》（《中国语文》第5期）对单向动词进行了次分类，并描写了不同类型的单向动词构成的各种句式。廖秋忠（1984）《现代汉语中动词的支配成分的省略》（《中国语文》第4期）分析了动词的配价成分的省略问题。刘丹青（1987）《形名同现及形容词的向》（《南京师大学报》第3期）讨论了形容词的配价问题。袁毓林（1989）《准双向动词研究》（《语言研究》第1期）讨论了"辩论、握手"等其中一个从属成分必须由介词引导的双向动词及相关句式。进入90年代以后，汉语配价语法进一步向纵深发展，范晓（1991）《动词的"价"分类》（《语法研究和探索》五，语文出版社）提出了确定动词配价的四条标准，并据此对动词进行分类。陆俭明（1991）《现代汉语不及物动词之管见》（《语法研究和探索》五，语文出版社）讨论了及物／不及物动词跟单向／双向动词的复杂关系。谭景春（1992）《双向和多指形容词及相关的句法关系》（《中国语文》第2期）详细讨论了形容词的配价及相关的句式变换等问题。袁毓林（1992）《现代
汉语名词的配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尝试从配价角度研究"意见"类名词对其他名词的支配关系，讨论了由二价名词构成的有关句式的句法、语义特点。吴为章（1993）《动词的"向"札记》（《中国语文》第3期）对价所属的语法范畴的性质等理论问题进行了讨论。沈阳（1994）《动词的句位和句位变体结构中的空语类》（《中国语文》第2期）尝试用形式语法的方法来确定动词的价。袁毓林（1994）《一价名词的认知研究》（《中国语文》第4期）尝试从认知的角度研究一价名词的句法、语义特点，探索语言理解的某种微观机制。沈阳、郑定欧（1995）主编了论文集《现代汉语配价语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其中收入了12篇关于汉语配价语法的专题论文。
目前，跟国外语言学界一样，汉语语法学界在配价这种范畴的性质、确定配价的标准、配价成分的语义角色等重大问题上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在配价这种范畴的性质方面，主要有如下三种观点：
①配价是一种语义范畴。
②配价是一种句法范畴。
③配价是一种“句法－语义”范畴。
在价的数量的确定方面，主要的争论是：
①由介词引导的名词性成分要不要计入价的指数？②在什么样的句法框架中提取价的指数？
③怎样来决定哪些NP该计入价的指数，哪些NP不应算入价的指数？
价反映了动词、形容词和有配价要求的名词对其他词项的支配能力，通过描写这些词语的价可以对它们的句法组合能力作出简洁的刻划。配价语法注重同一句子中不同成分的支配和从属关系，成为反映句法和语义之间的映射关系的一种直接而有效的研究途径。汉语配价语法的研究成果对计算机自动理解汉语、对于教外国人学汉语都有直接的应用价值。
汉语功能语法
从功能角度分析语法的思想在我国和西方都是源远流长的，但作为当代语言学主流之一的功能语法学是在最近20几年内成熟起来的。功能语法的兴起是反思形式语法的局限的结果，它突破了把语言看成是一个被结
功能语法的主要门类有：
1.语言类型和语言共性(Typology-Universals)研究；
2.语义认知语法(SemanticsandCognitiveGrammar)研究；
3.话语分析(DiscourseAnalysis)；
4.语法化(Grammaticalization)研究；
5.系统功能语法(SystemicFunctionalGrammar)。
在西方的功能语法方法传入我国之前，我国学者在追求语法形式化描写的同时，已有明显的重视功能因素的倾向。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商务印书馆1944)和《近代汉语指代词》(学林出版社1985)分别就表达功能的形式表现和指代词的篇章功能进行了详尽的论述。林焘《现代汉语轻音和句法结构的关系》(《中国语文》1962年第7期)、陆俭明《汉语口语句法里的易位现象》(《中国语文》1980年第1期)《关于"去＋VP"和"VP＋去"句式》(《语言教学与研究》1985年第4期)等论文，都已突破了句法结构的静态分析，把影响语法规律的韵律因素、语体因素引入句法分析，开拓了观察语法现象的新视角。
国外的功能语法方法，较早被介绍到国内的是布拉格学派(PragueSchool)的句子功能观、Halliday的系统功能语法和美国西部的功能语法方法。胡壮麟《语言系统与功能》(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程琪龙《系统功能语法导论》(汕头大学出版社1994)在介绍系统功能语法的同时尝试进行了汉语现象的分析。80年代中期，廖秋忠和陈平有意识地把话语分析方法引入汉语研究。廖秋忠《篇章与语用和句法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1991年第4期)、陈平《释汉语中与名词性成分相关的四组概念》(《中国语文》1987年第2期)《汉语零形回指的话语分析》(《中国语文》1987年第5期)为90年代汉语的功能语法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其后，张伯江、方梅《汉语功能语法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一书比较详细地研究了汉语的信息结构，揭示了主题、焦点、词序变化等一系列与功能密切相关的语法现象，并初步涉及了汉语语法形式的语法化问题以及词类范畴的认知基础和连续性问题。沈家煊《"有界"与"无界"》(《中国语文》1995年第5期)通过对数量概念语法表现的分析，使语法范畴的认知理据得到了透彻的揭示。语言类型学的思想传入我国较晚，由朱德熙《汉语方言里的两种反复问句》(《中国语文》1985年第1期)引发的汉语疑问句类型讨论已开始触及一些语言类型分析方法问题，袁毓林《正反问句及相关的类型学参项》(《中国语文》1993年第2期)有明确的类型学意识，用参项和泛时性系统说明不同形式的疑问句在方言里的分布。综合运用功能语法的认知研究、典型性研究、类型与共性研究等方法的著作是沈家煊的《不对称和标记论》(江西教育出版社1998)，该书从标记理论入手，使汉语语法中许多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得到了一致的解释，预示了汉语功能语法研究的广阔前景。
话语分析
话语分析(discourseanalysis，也作"篇章分析")是研究语言的一种方法。以大于句子的语言单位为研究对象，通过对
实际使用中的语言的观察，探索语言的组织特征和使用特征，并从语言的交际功能和语言的使用者的认知特征方面来解释语言中的制约因素。研究的课题如：篇章结构、篇章连贯、信息结构、句子的主位结构等。
话语分析这个术语最早可以追溯到1952年美国语言学家Z.S.Harris发表于Language上的名为"DiscourseAnalysis"的论文，这篇文章讨论了如何通过分布和句法转换等手段找出篇章的基本组成单元、以及篇章的形式结构与其使用的语境之间的联系。Harris的转换概念为以后的句法研究发扬广大，但话语分析方法却没有产生多少影响。60年末以后在西方逐渐形成体系的现代话语分析，学术承传来自欧洲注重语言交际功能的布拉格学派，其代表人物V.Mathesius是话语分析奠基人。
国内对话语分析理论的介绍始于80年代，较有代表性的有陈平《话语分析说略》(《语言教学与研究》1987年第3期)、廖秋忠《篇章与语用和句法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1991年第4期)、胡壮麟《语篇的衔接与连贯》(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4)、徐赳赳《话语分析20年》(《外语教学与研究》1995年1期)。这些论著对国外话语分析的理论背景、研究课题和主要成果作了系统的评介。
运用话语分析的方法研究汉语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吕叔湘成书于40年代的《中国文法要略》中对汉语指称和替代关系的描述，以及最终成书于80年代的《近代汉语指代词》。但总体上说，80年代以前汉语的话语分析只是零星地见于语法研究的个别问题上，如复句研究、句群研究，而且往往是以修辞、逻辑分析为主。比较深入的专题研究还是80年代以后。研究课题有：
1.篇章结构。廖秋忠《现代汉语篇章中空间和时间的参考点》《篇章中的论证结构》，徐赳赳《篇章中的段落分析》(《中国语文》1996年第2期)等。
2.篇章连贯。研究较多的是篇章中名词性成分的从缺、照应规律及其与篇章连贯性的关系。如：廖秋忠《现代汉语中动词支配成分的省略》《篇章中的框-棂关系与所指的确定》和《现代汉语篇章中的指同表达》；陈平《汉语零形回指的话语分析》、徐赳赳《多动词小句中的零形式》《叙述文中"他"的话语分析》等。
3.信息结构。对信息结构特征的表达手段的分析。徐杰、李英哲《焦点和两个非线性语法范畴：“否定”“疑问”》(《中国语文》1993年第2期)，刘丹青、徐烈炯《汉语焦点结构?quot;连"字句》(《中国语文》1998年第4期)，方梅《汉语对比焦点的句法表现手段》(《中国语文》1995年第4期)。
4.主位结构与话题结构。张伯江、方梅《汉语口语的主位结构》(《北京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沈家煊《不加说明的话题--从对答看"话题－说明"》(《中国语文》1989年第5
期)。
5.词语用法与言语策略。屈承熹《汉语副词的篇章功能》(《语言教学与研究》1991年第2期)，廖秋忠《现代汉语篇章中的连接成分》(《中国语文》1986年第6期)，沈家煊《"判断词语"的语义强度》(《中国语文》1989年第1期)，方梅《北京话句中语气词的功能研究》(《中国语文》1994年第2期)、徐赳赳《叙述文中"他"的话语分析》等。
尽管这些研究的切入的课题不同，但一般都是针对那些与语境密不可分、不用话语分析的方法就难以结决的问题，从静态特征和动态特征两个方面进行细致的刻画。这些研究有以下特点：第一，在研究类型(type)异同的同时，重视各种类型所占实例(token)的量，既定性又定量的分析结果往往表现为一种规律性或倾向性，而不是一种规则(rule)；表现为范畴间的渐变的连续体(continuum)，而不是截然分明的对立。第二，不仅仅把分析对象看作静态的成品(staticproduct)，更注重把分析的对象看作一个动态的过程(dynamicprocess)，除了分析句子组成成分间的关系系，更重视认知策略对话语组织的作用。。第三，要求分析材料是从实际使用的书本材料或录音材料中选取的自然素材，在传统语法分析中被视为非语言因素而忽略不计的现象，如停顿间隔的长短、句子当夹带的语气词等等，在话语分析中都被视为反映说话人心理过程和话语组织展开过程的重要依据。第四，密切联系语句的使用环境，包括与所分析对象相毗临的语句，整段谈话的主题、目的、谈话人的相互关系、当时当地的情景，以及谈话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