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权力话语体系不能撑起中国的宪政大厦，那该寻求何种支柱呢？这个问题让张千帆很是困惑，他想找到答案 近日，著名宪法学者、北京大学教授张千帆的最新力作《为了人的尊严：中国古典政治哲学批判与重构》（以下简称《为了人的尊严》）面世。
这是一本哲学宗教类书籍，读起来有些枯涩难懂。
“通俗地来讲，您写此书的目的意义何在？”《方圆》记者单刀直入地问张千帆。他没有正面回答，反问记者：“2011年的小悦悦事件中，那些围观者们都认为自己没有责任，这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现在大多数人没有树立所谓人格，更加没有道德义务感，中国新的伦理道德体系已经呈现真空。”他自问自答。
“承载着几千年文明的中国鲜有像今天这样没有信仰、没有是非、没有道德勇气、没有自我反省和净化的能力，贪官污吏鲜有像今天这样多如牛毛，空气鲜有如此浑浊，食品鲜有如此不安全，草原和湖泊鲜有萎缩得如此之快……”这样的国之现状，使得张千帆忧心忡忡。
如果社会缺少对基本道德规范的普遍认同与尊重，就不可能建起一个法治国家。张千帆想要做的，就是重塑一种新的伦理道德体系。而这种新的话语体系的核心，便是尊严理念。
“现在的人们人格上极度走偏，他们常被称为臣民、顺民，甚至暴民，恰恰却不是公民。”张千帆说，他所主张的以尊严为核心的话语体系，实为纠偏，希望人们能够成为真正的公民，一个有尊严的人。
张千帆曾拟马丁?路德金的名篇，作《我有一个梦――做一个有尊严的中国人》，呼吁每一个中国人都不要忘记做人的尊严，无论是官员，还是学者，还是普通民众。
十年一梦。为了这个梦，他走过了很曲折的道路，而且，他知道，正走的这条路还很长很长。
弃理从文
张千帆走上法律研究的路子，与鲁迅弃医从文的经历有着惊人的相似。
张千帆1964年生于江苏南京，童年时光大部分是在上海外婆家度过的。虽成长在文革期间，但他从小就爱读书，学业上从未荒废。1980年，他以高分考入南京大学物理系，学的是固体物理专业。
“当初选择学物理，是时代风气使然，尤其是李政道、杨振宁回国掀起的‘物理热’，对我的影响很大。当时百废待兴的中国，需要大量科学技术人才，学成报国是我从小的梦想。”张千帆说。
1981年，李政道在美国主持“卡斯比”考试，美国八十多所大学每年从中国大陆招收通过这一考试的一百多名学生赴美留学。1983年本科毕业后，张千帆顺利考取“卡斯比”，来到美国读硕士，学习生物物理。他的课程与科研工作都得到导师们的高度评价。1989年，他博士毕业，接着做博士后。
然而，在做博士后之前，张千帆的世界观已经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在做博士论文的最后阶段，张千帆突然对他以前工作的价值从根本上改变了看法。他发现以前的工作与成功只是一种自我陶醉，它和中国的现实离得太远。
这种现实就是，中国历来鼓励自然科学研究，而且中国人也很聪明，不缺乏自然科学人才，但社会科学方面却不一样，中国从来都缺少哲学家和思想家。有人将这解释为，中国人虚伪、不实在，思想浮于表面，喜欢人与人斗，所以中国盛产权术高手和人际关系高手，却诞生不了世界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
张千帆意识到，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或许不是传统的技术类科学知识（尽管他从来没有否定过它们的重要性），而是一种新思想、新知识。而对多年浸泡在西方思想里的他而言，或许能够在此方面作些努力。就在这些想法蹦出的那一秒，他开始认识到法律与政府学对中国社会的重要性，仿佛在一瞬间真正找到了自己的归属，并且决定在这方面做点事情。
然而，在作出上面决定时，张千帆的社会科学知识基本是零。所以，在做博士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张千帆开始抽时间系统地学习西方政治思想的课程。
一开始，他考虑着做一名“业余爱好者”，在从事自然科学的同时关注一点社会科学，但因为美国大学对论文发表的压力很大，自然科学本身又是一项很艰苦的工作，要求全力投入，“脚踏两只船”不现实。
“除了彻底‘改行’之外，别无选择。”就这样，张千帆毅然决定转向，弃理从文。1992年，张千帆来到马里兰大学法学院，开始为期三年的法科学习。
找到能够“安身立命”的东西
从物理学到法学的跨越，曾带给张千帆强烈的阵痛感。虽然预料到这个选择会带来一段艰难的过渡期，只是没想到，这个过程如此记忆深刻。
在转向之前，张千帆靠着做物理学博士后的工资，存了一部分积蓄。但来到马里兰大学后，就失去了稳定的收入，而法学院又学费昂贵，第一个学年就花光了他银行里所有的积蓄。“那是我一辈子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心里产生了恐慌。”张千帆回忆说，虽然一开始在马里兰没能解决“温饱”问题，但他没有放弃法学的继续学习。后来，他幸运地在大学计算机中心找了一个底薪但还算清闲的咨询工作，勉强“糊口”。
第二年和第三年，因为没有经济能力注册，张千帆靠着旁听完成了三年的法科学习。
经济上的压力只是一部分，对张千帆来说，更大的痛是学习的压力。因为“改行”时对社会科学的知识是“一穷二白”，完全重新开始，要吸收的知识量很大。同时，文科对于阅读与写作的要求比理科高得多，这让他很不适应。
有一次，写一篇政治经济学期末论文的时候，张千帆坐在电脑前，尽管知道要写什么，但却一个词也打不出来。“自己对写作不够自信，好像有一种无形的压力把自己罩住了。”但后来，那篇论文还相当成功，得到了老师很高的评价，并构成了他第一本书的思路。
从此 ，张千帆利用空余时间收集大量的资料，开始写作。在马里兰大学第三年的学习结束时，看着一个又一个同学都在兴高采烈地参加毕业典礼，张千帆却一个人默默地带上书的草稿，开始计划下一段的生活。
“在马里兰的三年，是非常充实、相当多产的三年，我目前已经发表的成果，绝大多数是在那个时期完成的。”张千帆说。
1995年，张千帆来到德克萨斯奥斯汀政府学院，读政府学博士，解决了个人的经济危机。之前三年的积累，也让他的思想获得了一次很大的飞跃。在此后相对宁静的三年，他选修了自己一直感兴趣的哲学课，并坐下来对困惑自己的一些基本问题作一个比较深入的思考，可以说找到了自己一直在寻求的世界观，一种让他感到能够“安身立命”的东西。
这种“安身立命”的东西或是一种信仰，与宪政有关，与法律有关，更关乎中国权利保障的实现问题。
没有谁会否认，中国公民的权利意识在一步步觉醒。网络便是一个重要证明，近年来，通过网络监督权力、参与政治，已成不少中国人权利意识觉醒的鲜明注脚。作为一个宪法学者，张千帆当然不反对谈论权利。“事实上，宪法成天在谈论各式各样的‘权利’，尤其是在中国人的权利保障还很不到位、个人权利和政府权力仍然严重失衡的情况下，更有必要大张旗鼓地宣扬人权理念。”
但他以为，任何事情都需要把握一个度，即便权利也不例外，“权利”谈太多了，也会出问题。因为，“权利”在本质上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话语体系，它有其局限性，比如，权利话语暗含了自私人格，它会使得人们一味地享受权利，而不注重履行义务，而这恰恰是实现中国权利保障的最大障碍。
倘若权力话语体系不能撑起中国的宪政大厦，那该寻求何种支柱呢？这个问题让张千帆很是困惑，他想找到答案。
十年一梦，为了人的尊严
带着困惑，从1995年到1999年间，在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研习期间，张千帆完成了哲学经典的阅读，思考着、寻找着解决之道。
那些日子，张千帆像是着了魔，整日扎在书堆里。他清晰地记得，1996年夏天，他去密西根大学担任ICPSR(美国校际政治与社会研究联盟)暑期班助理时，某天晚上，他从密大的东亚图书馆抱着一大堆中文资料下楼，遇到一家“老外”，笑他会“遭抢”。因为他当时是一副应接不暇、完全无助的样子。
1998年，张千帆写作的《儒学的重构――中国古典中的人格尊严观念》一文，在波士顿召开的第二十届世界哲学大会上发表。在文章中，张千帆提出了“儒家的人格尊严概念蕴含着更为平衡和连贯的权利与义务概念”。除此文章外，张千帆还通过多篇论文，梳理并评价了墨家与道家思想对尊严理念的独到贡献。
“中国古典哲学的共同主线是人格尊严这一永恒理念。”张千帆通过展开讨论儒家、墨家、道家不同学派的诸多差异，得出三个思想流派只是体现了一个共同道德原则的不同方面的结论，那就是人是作为目的的自身，而不是仅仅作为其他目的的手段。这种内含人格尊严的道德愿景只有通过适当的社会和政治制度才能得以实践。
“作为新的话语体系核心，尊严理念不仅是建造中国宪政大厦的起点，也将成为沟通中国与世界文明的桥梁。”这是张千帆长期思考的结晶。
他的这一理念与北京大学哲学系已故教授张岱年的研究理念不谋而合。在他关于中国古典政治哲学批判与重构的论文英文写作期间，张岱年曾对其指导和鼓励。
“张先生博学儒雅、平易近人，在我这个不知名的学生面前没有一点架子。他对人格尊严理论素有研究，还专门写信嘱我深入探讨这个论题。”张千帆在书的引言中写道。
1999年，张千帆拿到政府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先是在南京大学法学院当教授，2003年，调入北京大学法学院任教授。张千帆说，他调入北京工作后，张先生年逾九旬，平时他人不便登门叨扰，不想此后不久便溘然长逝，留下了永久的遗憾。
此后的多年里，张千帆陆陆续续的将人格尊严理念的论题英文版本翻译成中文，并于2012年3月集结出版，即为《为了人的尊严》。
“该书的最终出版也算是自己对张先生嘱托的一个交代，亦或是其未经事业的一个延续。”张千帆说。
何为公民尊严
不少人曾问张千帆，何谓公民尊严？他从宪政层次角度给予了解释：尊严，简单地说，就是公民权利和义务的平衡。
“一个只是主张权利而不尽自己义务的人是没有尊严的；但是反过来，如果一个人只知道履行义务，而没有权利意识，那也不是一个有尊严的现代公民。”在张千帆看来，不管是在古代，还是现代社会，公民都未能真正实现尊严。
张千帆解释说，中国古代哲学对“权利”不够重视，例如，儒学是一种义务导向哲学，主张人要履行与其身份地位相称的义务。相反，霍布斯以来的现代西方自由主义哲学偏向“权利”，不够重视“义务”。
“如果仅将西方的‘权利’话语简单照搬到中国，不足以实现尊严。只有中西结合，达到权利与义务的平衡，才能实现‘尊严’的理想。”带着这样的想法，张千帆通过《为了人的尊严》一书重构了以尊严为中心的新话语体系。
但对民众来说，很难理解这种“以尊严为中心的话语体系”，因为可能每个人对“尊严”的理解都不一样。
古人说：“衣食足而知荣辱。”作为个人，吃饱穿暖是尊严的前提，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如何去谈尊严？
再者，现实中，人们对尊严的理解还停留在较低的层次中。譬如，哪天我的房子没有任何商量就被拆了，补偿又不到位，造成生活十分拮据，那么我的尊严就显然受到侵犯；即便补偿到位，没有经过协商和同意就拆我的房子，同样也侵犯了我作为公民的尊严。
张千帆对这种现状表示理解，但他认为，虽然物质基础是尊严的必要条件，但却不是充分条件，而且只要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尊严其实与金钱或物质生活关系不大。因为，在一个共和国，公民的尊严更体现在能通过理性的公共参与去影响更高层次的国家政治生活，使这个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而不是像一只微不足道的蚂蚁那样任人践踏、碾压。
从选票开始
“但目前，公民参与不够积极，因为他们觉得参与没有太大意义。这种情况下，公民如何去提升尊严呢？”《方圆》记者问张千帆。
“从选票开始。我曾多次说过，改变中国，就从你的选票开始。”张千帆接着说，“选举权是最重要的公民权利，也是尊严的重要体现；没有选举权就只能是臣民，是不可能有尊严的。村委会选举、居委会选举、基层人大代表的选举，公民都应积极参与。”
有一次，张千帆的一个学生向他抱怨，说自己所在的地区选举过分流于形式，负责选举工作人员给选民每人一张人大代表的提名候选人名单，要求选民从中挑选几人，而选民连这些候选人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
“当工作人员拿一份候选人名单让你选几名时，你可以提议让提名候选人公开演讲为自己争选票。一个人的这种行动力可能很小，提出的建议甚至不被有关部门理睬，但当越来越多的公民都行动的时候，就能促使政府有所行动。”张千帆如此回应学生。
张千帆自己也身体力行地践行着。2005年，他对河北省石家庄东营村进行的村民代表选举进行了一番考察，并深入探讨了在农村基层选举中被普遍忽视的问题村民代表的选举和村选区的划分。
“现在选举问题是很多，但我们要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局面，这需要公民和政府的合作，但公民要先行动起来。” 张千帆始终相信，“我欲仁，斯仁至矣”，尊严公民的未来，就掌握在每个人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