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前一年，即2007年，出口对于中国GDP的贡献达到破纪录的35%，此后缩减了十个百分点。相比之下，2011年看起来同样意义非凡，至少，自2002年以来，中国在美国和欧盟的市场份额，尤其是生活消费品销售额，首次同时出现下降。
这些消费品中，服装销售额更突出了一个时代即将终结的苟延残喘之感。经过十年的高歌猛进―― 从2000年仅仅9%飙升至2010年的41%―― 去年，中国在美国纺织品和服装行业的市场份额第一次下降，降至40%（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下降的这部分市场份额几乎完全被越南、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和柬埔寨填补，尽管他们在美国服装市场的总份额仅占20%）。
对于出口商来说，2007年之后的几年无疑是糟糕的。然而，这次的下降不太可能伴随相同的痛苦。诚然，出口增长已经减缓，1月份甚至出现负增长。但是由于年初的数据受春节影响出现扭曲，我们目前无须太过在意。2011后半年的数据也体现了一定的稳定性。
考虑到其他地区的发展状况，出口市场似乎不太可能出现急剧下滑。我们从地方企业得知，美国的进口需求早在去年10月就开始逆转上扬。这种利好趋势在美国经济数据中得以印证，目前，经合组织（OECD）主要指标暗示体现利好已经足以抵消欧洲债务泥潭对于发达国家需求的影响。因此，未来几个月，中国的出口业绩很有可能将比预期更强劲。
由于出口对中国经济影响甚大，这一预期就显得至关重要。然而从出口对GDP的直接影响上来看,其对经济的影响程度也不尽然：我们估计，2011年，净出口对GDP增长基本没有贡献，相比之下，2004至07年，出口平均占GDP年度增长的4%。然而，间接影响不容忽视，出口仍占GDP的25%，总体上影响着国内就业以及个人消费。当然，目前正处于低谷期的建筑业仍然是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和提供就业的主要雇主。2008年，出口行业亦疲软不堪。这次，外 部环境的形势较好， 意味着出口至少能够弥补建筑业疲软带来的影响。确实，随着中国年轻人口数量的绝对下降，出口业的稳定应足以保持劳动力市场紧俏，从而推升工资上涨。
从短期来看，这种周期活跃度正是中国出口绩效的关键。然而，还有一些结构性因素支撑着外向型行业的前景。其中之一就是地域多样性，2011年中国向新兴市场的出口飙升近30%，相当于北美和欧盟销售额的两倍。
如此不俗的业绩不再能以低基数效应而一言以蔽之，新兴市场的出口额总计约4,500亿美元，甚至高于中国对北美和欧盟的出口总额，即3,500亿美元。总之，去年，新兴市场和亚太地区（除香港以外）占中国出口增长的三分之二。这种地域多样性很大程度上似乎反映了新兴市场经济在后危机时代的强劲需求增长。根据我们现有数据（难以取得综合数据），中国市场份额收益的减缓现象并不局限于美国和欧盟市场。至少，我们所掌握的四大新兴市场的数据显示确实如此。
这也符合直觉预期。尽管中国倾向于在这些经济体占有低于在美国和欧盟的市场份额，但整体规模依然不容小觑，且个人产品可能已经饱和。譬如，去年，中国占南非的纺织品进口量约50%，即使进一步增长，涨幅也有限。
对于中国而言，一段时期以来，传统消费品的重要性持续衰减。20世纪90年代末期，传统消费品的海外销售额占25%，去年，这一比例已经降至14%。由于服装和玩具等传统消费品属于重度劳动密集型行业，其地位下降亦在意料之中。因此，虽然传统消费品在一国出口崭露头角的初期通常起到促进作用，但随着工资上涨，重要性也将随之下降。这是东亚的普遍模式，消费品的相对贡献率出现迅速衰减。以韩国为例，传统消费品出口从1981年的24%降至2011年的不及1%，1989年之后的六年里暴跌17%。这种普遍转变反映在美国数据中，1989年，韩国占美国所有服装进口的11%―― 超过越南当今的份额―― 2011年，仅为0.9%。
这种模式也可能在中国重演，但是可能不会那么快，原因很简单，市场规模之大使中国比“亚洲四小龙”更具经济多样性。具体来讲，不断上涨的工资已经使中国沿海地区的低端制造业丧失竞争力，不过这一转变在中西部尚缓。
当一些公司从中国坚决地迁往越南（人口8,900万）等成本更廉价的国家时，另外一些工厂选择从广东迁址到河南（人口9,400万）等内部省区。不难看出。虽然近年来中国每年吸引的制造业直接投资总额约达500亿美元，但多数资金已经流向中西部地区。尽管经济底子薄，中部省区已经占据中国传统消费品出口的相当比例。甚至在那些传统消费品出口迅速下滑的亚洲地区，也未撼动宏观经济的基本面。诚然，总体出口增长放缓，但该行业并未崩塌，因为当地出口商已经从服装和鞋类生产转向机械和汽车制造业。
这种附加值链的上移当然并非易事，但在东亚地区，这似乎已经水到渠成，资本货物的重要性上升几乎成为消费品的重要性下降的镜像。这一过程也已经在中国隐现，但尚处于萌芽状态。2011年，资本货物出口（除IT设备以外，因为IT设备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占中国出口约14%，相当于1989年的台湾，以及更早期的韩国和日本。
总体上讲， 外部经济境况对中国具有两种影响。首先，从短周期来看，外部需求的稳固有利于抵消国内房地产市场的问题，暗示着今年的宏观经济总体上将不冷不热。经济增长无疑将放缓，但在出口的支撑下，即使没有宽松的政策，也不会崩溃。随着增长和政策丧失亮点，关注点将从宏观因素转向行业因素。外部发展驱动的结构因素将变得重要，诸如供不应求的劳动力市场（有利于扩大内需及产业升级），这对于促进机械和资本货物需求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