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主要论述了戴震在文献学方面的巨大贡献。其文献整体之贡献主要表现在对古代音韵的整理与总结，提出了古韵二十五部之说，积极从事古代典籍的整理，特别是其“训诂以明义理”的古籍整理方法的运用，使戴震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关键词：戴震文献学古籍整理
中图分类号：G256文献标识码：A
戴震（1724-1777），字东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献学家，安徽休宁隆阜（今屯溪）人。戴震曾师从于程恂、戴瀚、江永等大儒，一生整理了大量的古代文献，修订了《屈原赋注》初稿，撰写了《声韵考》、《孟子字义疏证》、《杲溪诗经补注》，先后编修了《直隶河渠书》、《汾州府志》、《汾阳县志》等志书，特别是五十一岁奉召入四库馆，从事校理古籍活动，达到了其学术生涯的最高峰。梁启超先生认为，清代学术到戴震方才成熟，戴震一生著、校之书近五十种，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知识最渊博、著述最宏富的学者之一，被誉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一“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音韵学贡献
戴震对中国古音韵学，特别是上古音的研究贡献十分突出。王国维在《周代金石文韵读序》中对戴震给予了高度评价，把戴震的“古罚之学”，谓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的音韵学著作《声类表》最终成书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五月上旬，距戴震谢世仅二十余天，乃是其一生心血的集中体现。《声类表》全书分九卷，合于戴氏古音分部九类二十五部。戴氏师承江永，力主以等韵审音和文献考证相结合的方法来分立古韵韵部。
戴氏首先对《广韵》音韵系统进行了严谨而细致的整理，并在整理的基础上，区分等韵洪细与韵类的异同，创古韵二十五部之说，戴氏充分利用等韵知识与条理来分析古韵目。戴氏在《答段若膺论韵》中云：“仆巳年分七类为二十部，上午以乎等考之，真至先、侵至凡，同乎二具四等者二；脂、微、齐、皆、灰，及祭、泰、央、废，亦同呼而具四等者二；仍分真以下十四韵，侵以下九韵，各为二；二脂、微诸韵与之配者，亦各为二。”在戴氏看来，每一古韵部，所包含《广韵》的韵部应仅止于四个等韵。如果具有两个以上的四等韵，则应另外分出一部来。经王力考订的音值，戴氏的二十五韵如下：阿、乌、垩、膺、噫、亿、翁、讴、屋、央、天、约、婴、娃、启、殷、衣、乙、安、霭、音、邑、黯、碟。戴氏的二十五部分法对中国古音韵的研究有很大的启迪和帮助，为他的学生段玉裁、王念孙所继承和发展，并且对后世音韵学产生了较大影响。
戴氏对古音韵研究最大的特色是整齐的阴阳人互配系统。戴氏是汉语史上指出汉语拼音系统的第一人，他在《答段若膺论韵》中说：“其前昔无入者，今皆得其入声，以入声为相配之枢纽。”他提出了入声是阴阳两两相配的枢纽的论断。他解决了入声的分配问题，也就是完成了阴阳入互配的系统。对于这一论断，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在《汉语音韵》中说，“到了戴震，入声的独立性才很清楚了。”王力早年主张古韵阴阳两分，到了晚年放弃了自己早年的主张，同意戴震的“阴阳入互配”的理论，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戴震音韵学理论是正确的，这对我国音韵学的研究乃至现代汉语拼音理论的形成，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古籍整理的杰出贡献
戴震一生致力于古籍的整理与校勘，在他早年著的《诗补传》中，就校勘了《毛诗》中的很多讹误。戴震大量地校理古籍是在三十三岁进入北京之后，结识了纪昀、王鸣盛、钱大昕等学术大家，获得图书资料也比较方便。在校勘中，戴氏不仅强调博学，而且要求具有识断、精审的能力，提出治学“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躐等”，反对不由文字考证而空凭胸臆、妄自解经的作法，指出：“凿空之弊有二：其一缘词生训也，其一守讹传谬也。缘词生训者，所释之义非其本义；守讹传谬者，所据者非其本经。”反对“缘词生训”、“守讹传谬”，而用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思想来反对唯心主义的凭臆凿空，师心自用，这是戴震治学的鲜明主张。戴震在校勘古籍之中，十分重视从古籍文本出发，反对臆测妄改古书。
乾隆皇帝曾经专门为戴震古籍整理题诗，称赞他曰：“悉心编纂诚堪奖，触目研摩亦可亲。设以春秋素臣例，足称中尉继功人。”乾隆三十八年（1773），戴震受协办大学士、《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昀的力荐，以举人的身份特召入《四库全书》馆任纂修官。
戴震对古籍的整理以对《水经注》的整理最有代表性。戴氏精于地理之学，在研究方法上独辟蹊径，于古舆地学书的校勘十分精湛。段玉裁说：“国朝之言地理者，于古为盛……而先生（戴震）乃出其上。”戴震认为，清代流传的《水经注》错误很多，经过深入研究，其错误的原因是：“自唐代以来，《水经注》经、注互讹，混淆莫辨。”戴震找出了区分经、注的三个定例：“一则《水经》立文，首云某水所出，以下无庸重举水名，而注内详及所纳群川，加以采摭故实，彼此相杂，则一水之名，不得不屡为另行再举之；一则经文叙次所过郡县，如云‘又东过某县南’之类，一语实赅一县，而注则沿溯县西以终于东，详记所径委曲；经据当时县治，至善长作注时，县邑流移，是以多称故城，经无有言故城者也；一则经例云‘过’，注例云‘径’，不得相淆。”戴震依据早年研究《水经注》得出的经、注分别之例，并在自定《水经》、《水经注》的基础上，广泛搜集各种版本进行校勘。戴震校定《水经注》主要依靠两个本子：一是刊自浙东而成于京都的自刻本，一是《永乐大典》本。孔继涵说：“东原氏之治《水经注》……刊于浙东未及四分之一，而奉召入京师，与修《四库全书》。又得《永乐大典》内之本，兼有郦道元自序。乃仍其四十卷，而以平日所得详加订正。”朱筠说，戴震“初征入四库馆，以其生平所校《水经注》本”，参照各本对《水经注》进行了再一次校勘，校正了千年以来《水经注》经、注互讹的问题，最终形成了堪称善本的武英殿本《水经注》，这是迄今为止研究《水经注》最权威的注本。
四年中，戴震通过考证，精心勘校了许多颇有价值的书籍，整理和保护了古代的大量文献资料。他亲手所校之书主要有《九章算术》、《五经算术》、《海岛算经》、《骨髀算经》、《张丘健算经》、《五曹算经》、《夏侯阳算经》、《缉古算经》、《算术记遗》、《孟子赵注》、《孟子音义》、《方言》、《仪礼集释》、《仪礼识误》、《大戴礼记》、《水经注》等近二十部书籍。
三“由训诂以明义理”的研究方法
戴震的治学方法是“由训诂以明义理”，主张在对古文献进行研读的时候，要从文字、音韵等训诂方法入手，要理解文献中每一个字词义，然后再阐释典籍整体的大义。这种方法主要是针对当时程朱理学“空言说理”、“轻凭臆解”的解经风气而言的。戴氏这种方法要求“求之古经”、“求之训诂”，其特点有二，其一是“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其二是“一字之义，当贯群经、本六书，然后为定”。前者侧重于由个别细节的理解上升到整体的理解，后者侧重于由整体的理解指导个别细节的理解。二者结合在一起，对文献的解读就是由微观到宏观，然后从宏观到微观的过程，这样对文献的理解就会更加准确。
戴震主张在研究文献的时候应该将“考据”和“义理”结合起来。戴震在《与方希原书》中，对汉儒与宋儒的经学予以评价：“古今学问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于理义，或事于制数，或事于文章。事于文章者，等而末者也……圣人之道，在《六经》。汉儒得其制数，失其义理；宋儒得其义理，失其制数。譬有人焉，履泰山之巅，可以言山；有人焉，跨北海之涯，可以言水。二人者不相谋，天地间之钜观，目不全收，其可哉？抑言山也，言水也，时或不尽山之奥，水之奇。奥奇，山水所有也；不尽之，阙物情也。”
戴震分别评述了汉儒与宋儒的得失。他认为，宋儒对经典的解释是形而上的义理之学的弘扬，汉儒的成就在制数方面。所谓“制数”，主要指的是经典中形而下的典章制度，也就是训诂、考据的对象，有时也可以指代考据或考核。实际上在这里，戴震把汉经学（主要指东汉经学）与考据学等同起来，把宋经学与义理之学等同起来，强调汉、宋经学不可偏废。并且把义理与考据以泰山和北海作比，认为只有“履泰山之巅”、“跨北海之涯”，“天地间之钜观”方全收于目，否则就会“阙物情”。戴震认为，既然圣人之义理存于经典，训诂考据作为解读经典的手段，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求得义理的惟一途径。训诂义理两分的观点，其错误就在于将目的和手段分开，也就是说，离开义理，训诂考据便失去其存在的意义，而离开训诂考据，圣人之义理也无从求得，这样，训诂与义理便以经典文献为中介统一起来了。
在戴震的“由训诂以明义理”的方法中，训诂和义理的地位是不同的。在这种研究方法中，训诂仅仅是一种手段，而义理才是真正的目的。章学诚在《书朱陆篇后》中也客观地记述了戴氏晚年对义理与考据关系的看法：“余于训诂、声韵、天象、地理四者，如肩舆之隶也。余所明道，则乘舆之大人也。当世号为通人，仅堪与余舆隶通寒温耳。”戴震把“义理”比做“乘舆之大人”，而“训诂”则为“肩舆之隶”。可见在戴震心中，两者地位之高下一目了然。《孟子字义疏证》就是戴震在对经典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建立的义理之学的代表。《孟子字义疏证》从形式上看更像一部字典，但它实际上是讲概念的，上卷专门解说理，中卷解说天道、性，下卷解说才、道、仁、义、礼、智、诚、权。他在每个范畴标题下都标明了条数，以此说明这是采取了考据学的方法，这也是他的书以“疏证”为名的用意所在。《孟子字义疏证》所提到的范畴都是宋儒提到过的，但戴震以新的方法将其重新概念化，赋予新的内涵。如在讲“理”这一概念的时候，在下方注“十五条”。也就是说，对“理”的解释有十五条。首先是对理念本身的阐释，接着戴氏又使用训诂学的方法广泛地征引古代文献资料对“理”的解释，通过对比各家之言，使我们知晓“理”的本义以及在先秦的几个发展义。这对我们认识“理”的根本内涵有着非常深刻的指导意义，戴氏在最后得出结论：“古人所谓理，未有如后儒之所谓理者矣。”戴氏又以问答的方式对“理”的义理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这种问答式对“理”的义理的探讨，主要包括了三大方面：1、对古代与“理”有紧密关系的词汇的异同进行了探讨，如“天理”和“理”的关系、“理”与“情”的关系以及“理”与“义”的关系。2、后代之学特别是宋儒对“理”的种种认识。3、杨、老、庄、释等非儒家学派对“理”的认识。这样，通过训诂知道了“理”的本义，又通过阐释知道了“理”在后世的引申发展义。我们通过戴震这种“由训诂以明义理”的研究方法对“理”有一个非常透彻、全面而明确的认识。
戴震学术由于建立在对古籍的整理校勘基础之上，这样就改变了明末王学的空虚，其学术是“由训诂以明义理”，以义理作为学术的导向。戴震学术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扬，以至于民国甚至今天的学术都深受其益。例如：其音训考据之学，主要为段玉裁和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所传承，世称“戴段二王”；其典章制度之学，主要为任大椿所发扬；其义理之学，则主要为阮元、焦循、汪中及清末民初的章太炎、梁启超、胡适、刘师培等人所发扬光大。故“戴学所被，不徒由皖而苏而浙，且及于齐鲁燕豫岭海之间矣”。
注：本文系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大清畿辅书征》与清代畿辅学术史研究，课题号：HB2011QR77。
参考文献：
[1] 张家 、阎崇东：《中国古代文献学家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2] 王国维：《王国维论学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
[3] 戴震：《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4] 王力：《汉语音韵》，中华书局，1991年版。
[5] 章学诚，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94年版。
[6] [日]村濑裕也，王守华译：《戴震的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作者简介：王天彤，男，1976―，山东德州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学术史，工作单位：燕山大学文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