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尔达?索利斯读高中时，一位职业顾问对她母亲说，女孩子不是上大学的材料，应该考虑当一名秘书。这话令索利斯很恼火。作为工薪阶层移民的后代，她与其他六个兄弟姐妹不同，有着远大的抱负。经过长年不懈努力，索利斯不仅上了大学，而且成为国会议员，目前担任美国劳工部部长，是有史以来第一位进入内阁的拉丁裔美国公民。
在工会法律部上班的第一天，塔里亚?哈洛宁接到一位男子打来的电话。对方听到是女性的声音后，要求找一位律师谈谈。她告诉他，与他通话的正是一位律师。后来，哈洛宁以律师的身份，在芬兰国会工作了20年，自2000年起，她开始担任芬兰总统，是该国首位女总统。
听了上面两个故事，你可能以为本文又要讲述老掉牙的女性励志故事。非也！诚然，索利斯和哈洛宁都是从上世纪70年代起步，克服现实中的重重阻碍，并最终跃上事业巅峰的女性，但在今天，40多年后的2012年，尽管时空已经变化，观念已经进步，女性在职场的上升阶梯中仍步履蹒跚、举步维艰，大多数人止步于公司中层。在高层，难觅女性芳踪。这种情况不仅在商界、政界、学术界、法律界、医学界和艺术界普遍存在，在你想象力所及的任何其他领域，也比比皆是。
如今女性从政不再那么令人意外，如上文提到的芬兰总统塔里亚?哈洛宁以及阿根廷总统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利比里亚总统埃伦?约翰逊?瑟利夫、智利总统米歇尔?巴切莱特、巴西总统迪尔玛?罗塞夫、澳大利亚总理茱丽亚?吉拉德……只是数量上还凤毛麟角。但相比政坛而言，男女的最大差异依然存在于职场。2011年11月，总部位于瑞士日内瓦的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了最新的年度《全球性别差异报告》，从四大方面对比了135个国家在性别平等上所取得的进展。在健康和教育领域，男女的差距已在明显缩小；在政治方面，差距依然很大，但相对而言，进步的速度已经加快；但在第四个方面――职场领域，转变形势却令人沮丧，不仅在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也是如此。
止步于中层
从表面上看，女性已经为进入职场做了充足的准备。当意识到男性由于受教育程度更高而获得较好工作时，女孩们争相涌入大学；在很多国家，女性的从业人数已经与男性不相上下；她们进入商界，从事专业工作，更多人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但是，绝大多数女性就此停下了前进的脚步。
其中缘由复杂多变、因人而异，我们权且尝试梳理一二。
首先，多数机构的组织形式仍沿用数十年来适合男性的工作模式。尽管随着时代变迁，许多新家庭已经打破了原来的组成结构，但在大部分公司的董事会里，女性仍然不被重视。世界大企业联合会高级研究员、《女人不可小觑》（Why Women Mean Business）的作者艾莉森?梅特兰指出：“我们应该让工作体系适应女性的需要，而非反其道而行之。”事实上，很多男性也希望工作更具灵活性，以便生活得更好。
其次，生理构造决定了男女有别，母亲的角色天注定，女性也不必否认生育宝宝对其工作的影响。虽说现在的女性推迟了生育期，孩子的数量也在减少，但她们常常正是在朝着事业顶峰冲刺之时，开始思考建立家庭。多数组织在选拔未来领导人（如成为合伙人或加入董事会）问题上，均设有严格的年龄限制。确有一些女性为了事业放弃家庭，但她们一旦暂时停止工作，去组建家庭，以后就再也赶不上了。尽管听上去十分不公，但这是女性必须正视的无奈的事实。
第三个原因貌似有些令人费解：女性最大的敌人是自己。与男性相比，女性容易缺乏自信，不善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因此，经常得不到称心的工作、升职或加薪。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依瑞斯?伯奈特教授说，与男性不同，女性往往不愿意为自己争取利益（尽管她们很善于为别人出头），也不倾向于在胸有成竹前轻易发表看法。曾有一家公司聘请哈佛商学院的罗宾?伊力教授调查公司女员工流动率居高不下的原因。结果表明，该公司的管理非常混乱，工作时间很长。并非只有女性不快，男性员工也心怀不满，但他们都会安静地重新安排好工作，让日子尽量过得舒服些。而女性则会选择兼职，或索性辞职。
第四，性别歧视仍然存在，只不过手段更隐蔽。调查发现，职场上提拔男员工的标准，往往是看他的发展潜力，而对女员工的提拔，则主要依据她们的当前表现，因此，女性的升迁更为缓慢。女性调整自身，以便适应事业发展的缓慢脚步，这反过来更影响到她们的进步，男女双方的差距也随之悄然拉开。
在人类活动范围内，女性显然远远未能人尽其才。其实，她们天生具有与男性同样敏锐的感知力，然而，她们的兴趣和风格迥异，更趋多元化，能使工作场所的气氛更赏心悦目。2011年年初，德意志银行行长约瑟夫?艾克曼曾要求增加女性董事，使董事会变得“更加美丽和丰富多彩”，想必这会大大提高男董事们的工作效率。此外，由于大多数富裕国家的工作人群日趋老龄化，未来，对女性人才的要求势必越来越多。于是，人们面前出现了一个亟待解决的新课题：如何引领女性走向高端？
“金裙帮”兴起
百多年前，挪威剧作家易卜生在其名剧《玩偶之家》中，描写了美丽的家庭主妇从信赖丈夫到与丈夫决裂，最后终于脱离“玩偶”家庭的自我觉醒过程。如今，如果文学大师泉下有知，一定举双手赞成挪威从2008年开始实施的新政策：所有上市企业的董事会，必须有四成以上的董事是女性。在挪威480家上市公司里，至今仍有75家的董事会“阳气太盛”，若限期不改，就得等着吃官司，甚至关门大吉。
四年过去了，挪威企业的女性董事比例从7%升至36%，远高于欧洲大型企业（9%）、英国富时100指数企业（11%）和美国500强（15%）的平均值。为了达到法律要求，挪威企业必须找到1000名女性担任公司董事。许多企业都抱怨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市面上一些最优秀的女性，有的甚至身兼二三十家企业的董事，因此被冠以“金裙帮”（golden skirts）的称号。
挪威的做法很快被多国争相仿效。西班牙计划在2015年，强制将女性董事的比例定为40%，法国的时间表为2017年，德国也在做这方面的考虑。去年年初，英国政府的一份工作报告建议公司自行设定女性董事目标，但半年后，鲜少公司响应，这一计划不得不重新评估。欧盟的裁决委员会理事薇薇安?雷丁已经授意欧洲商业领袖，应主动提拔更多女性，否则，他们免不了“敬酒不吃吃罚酒”。
立法的确能够起到很大作用。在过去几十年间，不论是富国还是穷国，都通过了一系列法律，保障女性的同工同酬。客观地说，这些法律法规未必都能实现立法的初衷，但却实实在在令性别歧视大幅减少。比如，在过去30-40年里，多数国家的男女工资差距已经大大缩小，尽管近些年来这种进步缺乏连贯性。
除此之外，各国政府也正在通过多种途径提供帮助；确保在税收上对双职工家庭没有歧视；立法设立合理的产假和陪产假；调整学生在校时间，使其父母均可上班工作等。在将儿童教育划为公共福利范畴的同时，对幼儿保育进行补贴，或者至少实施减税。
未来的老板
“当妈妈最烦心的事，莫过于留宝宝一个人在家，我却不得不出门。”萨拉?勒克莱尔说。作为一名在家办公的律师，她还要兼管一家国际防火公司，业务的繁重可想而知。此时此刻，4岁的儿子正在看电视，刚出生的小女儿则在呼呼大睡。坐在装修精致的赫尔辛基家中，喝着咖啡，勒克莱尔解释说，计划跟公司请一年假，其间，她仍会与公司保持密切联系，并在一年后恢复全职工作。她的丈夫佩卡在另一家公司担任律师，也会承担部分家务。在当今世界中，男性和女性都要解决事业和家庭的平衡问题。
女性在转变，男性也在转变。英国公益联合会主席海伦?亚历山大表示：“我们现在时常听说，一些高薪女经理的丈夫在家照顾生活。”20年前，这绝对是不可思议的。
与父辈不同，如今刚刚踏入职场的年轻男性正以全新的视角看待世界。他们不想玩命打拼，更愿意在工作和生活之间寻求合理的平衡。从此再不用抱怨“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这也许是多数女性梦寐以求的。如果男性和女性都努力寻求这种平衡，雇主们将不得不做出改变，最终结果将皆大欢喜。在双职工家庭中，夫妻公平地分担家庭责任，离婚率更低，性生活也更和谐。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这样的平衡仍是一个遥远的梦，即使在发达国家，很多女性仍要遭受不公正待遇。甚至在欧洲，不少女性仍没有投票权、歧视横行、从事着低档工作、与男性的报酬相差悬殊。这种局面可能还要持续很长时间，但可以肯定的是，女性的生活已经改善很多。听一听一位中国女银行家的心声吧：她每天从早忙到黑，照顾家人，赡养老人，没时间顾及自己。但她仍然觉得自己是幸运的：“下辈子我还想做女人。”
[编译自英国《经济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