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机枪干什么？我要人！ 1935年8月底，中央红军历尽千辛万苦，走出了草地，到达班佑地区。 望着身后的茫茫草地，任红4师11团政委的王平深深地吁了一口气。然而对整个红军队伍来讲，还不能算是到达了“安全地带”。王平放眼看去，整个长征途中，疟疾、痢疾轮流与红军官兵作对，刚出草地，有些战士的脚已经让水给泡烂了，烂得都露出了骨头，每走一步都痛得钻心，加上过草地耗费光了身上的精力，有些人实在是寸步难行了。骑在马上的王平，不时看到有些战士拄着棍子停在路边，一边喘气一边小声地议论着什么，有些甚至说，自己的身子骨，再走下去大概真的要革命“到底”了。
王平正在走着，忽然一支队伍挡住了道路，他赶紧走上前去。“这不是唐亮吗？怎么成这个样子啦？”王平操着浓重的湖北口音吃惊地问道。
王平翻身下马，看到唐亮用棍子使劲地支撑着身子，吃力地把头扭过来，“啊，是王政委呵！”王平听到唐亮的声音非常微弱。
王平与唐亮是老战友了，王平当政委时，唐亮是团里的总支书记。
“你的马呢？”王平关切地问。
“早就丢了！”
“喂，警卫员，叫他们把驮机枪的马牵来给唐亮同志骑。”王平说着，往队伍里指了指。
“那机枪怎么办呢？”警卫员有点为难。战士们的体力消耗都很大，那么重的机枪谁去抬呢？
“把机枪丢掉不要了！”王平果断地说。
“不要丢，我自己还能走。”唐亮一向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再说这时候的一匹马，可是贵若千金啊！
“我要机枪干什么？以后打仗还可以缴。我要人！”王平斩钉截铁地说。
唐亮牵着这匹马，望着远去的队伍和王平政委骑在马上的身影，心里猛地翻起一股热浪。他不是一个轻易动感情的人，但此刻他的眼眶湿润了：一匹马，在此时此刻就意味着生的希望，就是一张生存许可证呵！一群人，只有当他们为同一目标所系，为共同理想而战的时候，才会焕发出这种生死与共的力量。
王平舍弃了一挺机枪，却成就了一位将军。1955年唐亮成为共和国的开国上将。
与毛泽东“讨价还价”
王平任红27军政委后，上级命令王平率部队从富县出发向正宁开拔，接防黄永胜的红2师。从富县到正宁要在国民党统治区里走三天，沿途只能买粮食吃，而红27军直属队和两个团，总共只有100元。
没有粮食，怎么办呢？
王平给中央发电报请示，中央回电说没有钱。王平又给毛主席打电话，请求给红27军3000元，没有3000给2000，没有2000给1000也行。
毛泽东说：“没有，我一块钱也没有。”
“没有钱怎么办呀？”王平问道。
毛泽东说：“那就想办法嘛，一个人想不到就两个人想，两个人也想不到就三个人想，还想不到就睡觉，睡起来再想。”
毛泽东有令，王平只好苦苦地想办法。
在红27军驻地有个联保主任，他有个土围子，专门囤积粮食，当地百姓和驻军都向他买粮，他有个规定，买粮先交钱，还不能进土围子，只能在吊桥上接，不然他们的人就开枪。
王平知道这一情况后，就与战士一起去向他买粮。战士往吊桥上走，对方就鸣枪警告。这下王平可抓住他的把柄了。王平正告他：“我们是抗日军队，你打枪就是汉奸，帮助日本人打我们，该当何罪？”
王平和军长贺晋年去富县质问县长：“红27军要买粮上抗日前线。他打枪是什么意思，你县长管不管？”县长见军长、政委亲自上门来了，吓得直哆嗦，连连说：“这是他的不对，他不对，请二位放心，我一定管，好好教训他。”
县长立刻派人把那个联保主任叫来。贺晋年和王平一个唱“黑脸”、一个唱“红脸”，贺晋年严厉地训斥了联保主任一顿，还打了他一记耳光。
县长忙打圆场说：“军长息怒，军长息怒。”
王平在一旁连忙插话：“这事本应严办，鉴于这件事是他手下人干的，我想联保主任也是不愿做亡国奴的，还是宽大处理吧。”
县长接着王平的话说：“你是认打，还是认罚？”
联保主任连说：“认罚！认罚！”最后，由县长担保，罚他500担粮食和5000块钱。三方签约，联保主任如数交付了粮款。
这一下子粮食问题解决了，王平高兴地打电话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哈哈笑了，接着说：“钱你们不能全带走，你原来不是说1000元也行嘛，剩下4000元给延安送来，我们这里也没有钱用呢！粮食你们能带多少就带多少，剩下的全给中央，我派人来接收。好不好？”
王平一听赶忙说：“主席呀，那可不行，我们只留1000元，太少了！解决不了当前的困难。”
毛泽东说：“好吧，你们带2000元吧。”
最后，王平上交了3000元。王平想，当时党中央正和国民党谈判拨款问题，经费也确实有些紧张。
朝鲜战争压轴戏
王平作为志愿军第20兵团政委，是在朝鲜战争后期率部入朝作战的。
1953年4月，彭德怀从朝鲜回国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并继续兼志愿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一天，彭德怀把王平和杨勇召去，开门见山地说：“我考虑让你们俩到志愿军第20兵团去，一个当司令员，一个当政治委员。”
彭德怀接着说：“现在朝鲜停战谈判又恢复了，仗不会打很久了，中央考虑没有到过朝鲜的老同志都要去轮换一次，接受现代战争的洗礼，积累一点现代战争的经验。现在20兵团司令员杨成武已经回来了，郑维山在那里代司令员，张南生政委在那里也很久了，你们俩就去接替他们。”
很快，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签署了王平的任职命令。当天，王平和杨勇到中南海向彭老总告别并请示工作。彭老总说：“没有什么指示，朝鲜的情况你们自己去了解，不给你们戴框框。”彭老总只叮嘱千万要注意安全，要选一个有经验的好司机。彭老总还介绍说，朝鲜的道路不好，尤其是20兵团那里多是山路，再加上美军飞机经常轰炸，有个好司机就相对安全一些了。
王平乘火车从北京到安东后，稍事停留，于5月11日进入朝鲜。
王平入朝后的第一仗，就是夏季反击战役。根据毛泽东为夏季反击战役确定的“争取停、准备拖，而军队方面则应作拖的打算，只管打，不管谈，不要松劲，一切仍按原计划进行”的指导方针，王平在兵团中做了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这些工作对准确贯彻中央军委的作战意图起到了重要作用。王平认为，部队有两个口号欠妥当，一个是“打好最后一仗”，因为当时还在谈判，结果如何还难以预料，这个口号不符合毛主席“应作拖的打算”的指示。再一个是宣传学习黄继光时，对学习黄继光舍己为人、不怕牺牲的精神强调不够，而简单地提倡学习他堵枪眼。黄继光是在没有别的办法的情况下，为了掩护战友才去堵枪眼的，学习黄继光应该把学习他的不怕死精神和钻研技术结合起来，把消灭敌人和保存自己结合起来。
第20兵团按照志愿军总部“稳扎狠打”、“由小到大”的战役指挥方针，先后组织了两个阶段进攻作战。第一阶段作战，主要攻占敌前沿支撑点，歼灭敌人连以下目标。作战中，王平认为采用“抓一把”的战术，打了就撤，我方损失大，得不偿失，他和杨勇司令员研究之后提出坚守打反突击的战法，事实证明，这是行之有效的。这一阶段，兵团所属第67军和第68军，共进行了19次战术反击作战，攻歼了十几个连排支撑点的敌人，并打退敌人一个排至两个营兵力持续一周时间的反扑，毙伤俘敌3000余人。
部队稍事休整后，即按照预定方案开始第二阶段反击作战，重点打击北汉江两侧的李伪军营团阵地。这次反击作战，第20兵团连同第19兵团、第9兵团一起，在北汉江两侧占领了敌三个团正面12公里、纵深3―6公里的防御阵地，促使停战谈判有了进展。
此时，彭德怀司令员从北京到达平壤，原准备参加停战签字仪式，面对李承晚的撒野，彭总立即致电中央军委，建议再给李伪军一点教训。毛泽东指示：“同意再歼伪军万余人，很有必要。”这就是抗美援朝战争最后一仗的夏季反击战役。这一压轴戏的任务，光荣地落在了第20兵团的肩上，王平作为兵团政委，从国内赶到前线，走马上任才50天。
当时，在第20兵团正面金城以南，西起金化、东至北汉江的四个师伪军防御阵地向北突进志愿军的防线，如果不消灭敌人这个突出部，将给朝鲜人民军留下一个隐患。第20兵团党委经过反复研究决定，以现指挥的五个军，发起第二次反击作战――金城战役，歼灭金城以南敌军，摘掉敌人的突出部，拉直防线，迫使敌人在停战协议上签字。
7月13日晚，杨勇司令员和王平政委一声令下，金城战役打响了。第20兵团的勇士们顽强奋战，向敌人展开了猛烈攻击，先后打退敌人从一个连到两个团规模的反扑1000多次，顶住了敌机1万多架次的空中轰击。经过14个昼夜激战，金城反击战，这场朝鲜战争最后的压轴戏，终于以志愿军的胜利而告终。胜利的消息传来，在王平的组织下，山上山下响起巨大的欢呼声，响起了嘹亮的志愿军战歌声。
7月22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国务卿杜勒斯相继发表声明，被迫接受停战。27日10时，双方代表在板门店签下了停战协议。美军克拉克将军在签署停战协议时哀叹：“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议上签字的将军。”当晚22时，朝鲜全线停火。金城反击战役果真成了最后一仗。彭老总到板门店代表中方签字后，王平到志愿军司令部向彭老总汇报，彭老总说，这一仗打得很好，取得了很大胜利，但美中不足就是俘虏敌人少了一点。
朝鲜战争停战后的一段时间，杨勇和王平升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政委。他俩率部帮助朝鲜人民重建家园，在朝鲜半岛奋战五年之久，于1958年10月26日全部撤军，返回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