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伯恩施坦社会主义改良思想观典型地反映在他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重新认识上：对资本主义的积极肯定和正面预设，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前所未有的认同；不同于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的社会主义概念；来自于资本主义自身内在的“相对改进”和“文明化”阶级斗争的社会主义实现道路；对于资本主义现时改良的相对注重，等等。“策略的错误在一定情况下也能够导致破坏原则”，伯恩施坦主义问题是一个关乎“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存废问题”。伯恩施坦社会主义改良思想观在社会主义运动中极其重要的影响，使得他成“哥德斯堡人的先驱”。
关键词：伯恩施坦; 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 改良主义; 历史影响
中图分类号：D1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2)03-0004-09
伯恩施坦曾经是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接受、坚持并且传播过马克思主义。正如列宁所说：“伯恩施坦成了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至少是到1895年恩格斯逝世的时候止。”①伯恩施坦从一个主张对现状实行彻底的革命变革的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者和社会主义改良主义的先驱，其变化典型地反映在他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重新认识上。
一、对资本主义的重新认识
从起源上说，社会主义最初是作为个人主义的反题而出现的②。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主义对个人主义的批判越来越把焦点集中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上。“社会主义一开始是作为一种与个人主义相对立的思想体系而出现的，只是在后来它才把重点放到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上。”③
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更批判作为资本主义精神实质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而伯恩施坦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积极肯定和正面预设，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前所未有的认同。
1?对资本主义的积极肯定和正面预设
伯恩施坦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积极肯定和正面预设，集中表现在其对资本主义危机和灾变的否认上。
伯恩施坦所处的历史时期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伯恩施坦对这个时期资本主义的发展表现出极大的信心和乐观。在他看来，历史的发展并不像马克思所预见的那样，而是相反，阶级矛盾将越来越缓和，再不会出现类似社会灾变的革命形势。“至少在较长时间内可以把像从前那种类型的普遍营业危机看成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了。”
伯恩施坦著，殷叙彝编：《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12、152、198-199、270、8页。
“随着经济发展的迈进，一般说来，我们将根本不再遇到一向的那种营业危机，并且必须抛弃一切把它当成巨大社会变革前导的那种冥想。”②正因为伯恩施坦认为，经济危机的发生不再可能，因此，由此而引发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总危机、总崩溃也就失去了可能性。“如果经济崩溃不是一种必然，那末社会危机也就不是一种必然性了，那末社会同样也可以继续发展下去而不致发生崩溃，那末社会灾难也就不是一种内在的、也即在事物本身中所固有的必然性了。”
伯恩斯坦：《今日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和实践》，何疆、王禺译，三联书店1965年（内部发行），第29页。
伯恩施坦之所以反对“灾变论”的原因在于，他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其适应性和稳定性都越来越强了。“目前的生产制度几乎在同时完全崩溃，这件事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不是可能性更大，而是可能性更小了，因为社会的发展一方面提高了工业的适应能力，另一方面（或与此同时）加深了工业分化。”
⑤ ⑥ ⑦
伯恩斯坦：《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马元德等译，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194、192、192、192页。
特别是卡特尔、托拉斯等垄断组织的出现，在伯恩施坦看来，不是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包含着“未来的更加剧烈得多的危机的胚芽”⑤，而是使资本主义有了“适应的能力”，可以避免经济危机。“至少就卡特尔和托拉斯而论，我觉得有不少情况是与后一假设抵触的。存在着十分多样的形式和适应能力……因此非常有可能，随着经济发展的迈进，一般说来我们将根本不再遇到一向的那种营业危机。”⑥
伯恩施坦认为，从欧洲经济普遍繁荣和19世纪中期以来不存在任何严重萧条的事实来看，资本主义本身产生了许多具有稳定作用的因素。这些稳定性因素表现在：信用制度、企业主组织、交通和通讯工具的发展、生产部门的不断分化、无产阶级中的一大批人成为中间阶层、工会斗争所导致的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的提高，等等。对于信用制度和交通发展，伯恩施坦肯定它们对生产和交换起到了良好的调节作用。他说：“在资本财富大幅增长下的现代信用制度的灵活性、交通机构的各个部门――邮政和电报、客运和货运――的完善化，……完全不能设想它们对于生产活动与市场状况的关系没有重大影响。”⑦
伯恩施坦尤其将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看作减少危机和灾变机会的决定因素。“就政治上说，我们看到一切先进国家的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的特权一步一步地向各种民主制度让步。…… 现代国家的政治制度愈是民主化，巨大政治灾变的必然性和机会就愈减少。谁只要坚持灾变论，它一定会像这一理论的彻底拥护者以前也做过的那样，尽可能反对上述的那种发展并试图加以阻止。”⑧
作为资本主义民主制主要形式的普选权和议会制，伯恩施坦也给予了极高的赞誉。他认为，普选权是能“使人民代表从人民的主人转变成人民的真正仆人的工具”⑨。议会制度是通向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走向完全政治自由的道路是通过议会制度，而不是绕过议会制度”，“带有种种缺点的议会制度在今天的德国毕竟是一切社会机构中最现代化的，任何教条的理由都不能使我们忽视这一点”⑩
。
种种的适应性和稳定性，让伯恩施坦断言资本主义有着更长的寿命和更强的伸缩性，在其《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1908年版序言末尾，他指出：“我们必须预计到现存社会制度有比过去所假定的更长的寿命和更强的伸缩性，并且按照这一预计来展开我们的斗争实践。这一思想正是本书的全部精髓所在。”
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23页。
2?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认同
在伯恩施坦那里，社会民主主义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批判性特征明显削弱，而认同性却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
伯恩施坦积极肯定自由主义，认为，自由主义不仅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原则，而且就是一种经由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而导致社会主义的普遍社会原则。“自由主义在历史上有过打碎中世纪的受束缚的经济及相应的法律制度对于社会的继续发展所加桎梏的任务。它最初获得的固定形态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这并不妨碍它在事实上表现一个更为深远得多的普遍社会原则，这一原则的完成将是社会主义。”
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三联书店1973年版，第200页。
在伯恩施坦看来，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有着自身的变化和发展能力，因而，不需要炸毁，只需要继续发展。他说：“具有各种僵化的等级制度的封建主义几乎到处都必须用暴力来炸毁。现代社会的各种自由制度同那些制度的区别恰恰在于，自由制度是有伸缩性的，有变化和发展能力的。用不着炸毁它们，只需要继续发展它们。为此需要组织和积极的行动，但不一定需要革命的专政。”
伯恩施坦著，殷叙彝编：《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84、273-276、136、495、494、326、309-410页。
伯恩施坦不再强调社会主义对自由主义，尤其是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超越性、批判性，而是强调社会主义对自由主义的继承性、等同性。他指出：“没有任何自由主义思想不是也属于社会主义的思想内容的”，社会主义就是“有组织的自由主义” ③。
的确，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两者之间在精神实质、价值内涵等等上的区分、界限在伯恩施坦那里均变得非常模糊不清了。美国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悉尼?胡克(Sidney Hook)在评价伯恩施坦时曾指出：对马克思思想中的革命性……特点的抛弃，则是改良主义者们最失败的地方。对于自己的理论，伯恩施坦也承认：“社会主义的敌人宣称它是压倒一切的证据，证明社会主义理论和对于资本主义的批评是靠不住的”④。 的确，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两者之间在精神实质、价值内涵等等上的区分、界限在伯恩施坦那里均变得非常模糊不清了。
正是由于失去了对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的鲜明的批判性，伯恩施坦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之间的界限也就难以区分了。也正因此，资产阶级对伯恩施坦及其理论表现出极大的赞同。当时德国主编反马克思主义刊物《援助》的自由主义政治家弗里德里希?诺曼就说：“伯恩施坦是我们在社会民主党阵营里的最前面的哨兵。”⑤ 《普鲁士年鉴》上的文章评论伯恩施坦，说他“所思考的工人运动自身连一个革命主义的原子都不包括在内”。英国资产阶级思想家波纳尔则在1899年12月的《经济学家》杂志上指出：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同资产阶级激进主义之间，“没有一丝一毫的基本分歧”。事实上，伯恩施坦自己也坦言，他的书“在资产阶级出版物中受到热烈的欢迎，各式各样的称赞雪片般地飞来”⑥。
二、对社会主义的重新认识
1?什么是社会主义？――一个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概念
伯恩施坦并不否认以社会主义制度的实现为目标。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以平等正义的法权关系和合作制经济为基本内容的社会制度，是现代社会继续发展不可避免的需要，是人类进步的必由之路。但是，伯恩施坦对社会主义概念的界定确实也不同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
伯恩施坦认为社会主义并不具有历史必然性。他说：“我实际上并不认为社会主义的胜利要取决于它的内在的经济必然性，不如说我认为给社会主义提供纯粹唯物主义的论证，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⑦ 针对《爱尔福特纲领》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论述，他反对道：“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纲领理论部分中我所反对的那几点，不仅经受不住科学的检验，而且从鼓动的角度来看也是没有必要的。”⑧
伯恩施坦认为：“没有一种主义是科学。我们用主义所表示的是观点、倾向以及思想或要求的体系，但不是科学。任何一种真正的科学的基石是经验，科学是建立在积累起来的知识之上的。而社会主义是关于一种未来社会制度的学说，因此它的特征恰恰缺乏严格的科学证明。”
② ⑤
伯恩施坦著，殷叙彝编：《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96、402、273-276页。
也正因此，伯恩施坦否定“科学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的合理性。“社会主义者声称，社会主义的内在必然性的证据已由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谁否认这一点，也就以此推翻了科学社会主义。…… 我认为这种证据并没有提出，而且实际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提出。”
②
与他的社会主义不可能是科学的观点相应，伯恩施坦强调道德因素或伦理因素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重要意义。他提出，社会主义只是一种“道德意向”和“伦理要求”。“在社会主义的学说中只有一点是社会主义所特有的：贯穿着它的判断的伦理观或正义观。”
《伯恩施坦言论》，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283页。
伯恩施坦从工人阶级的社会要求和自然意向、工人运动的实际需要和目的来定义社会主义。他提出：“社会主义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认识了自己的阶级地位和本阶级的任务的工人的社会要求和自然意向的总和。……但是运动本身从社会生活的现实基础，从构成运动的中心的那一阶级的实际需要吸取自己的力量和归纳出自己的目的……这些要求的精神总和、思想内容，我再说一遍，这就是社会主义。”
伯恩施坦：《什么是社会主义》，史集译，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4页。
伯恩施坦也从社会主义对自由主义的继承关系的角度来定义社会主义。他认为，自由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前辈，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深入发展，将是社会主义。他指出：“说到作为世界历史性运动的自由主义，那么社会主义不仅就时间顺序来说，而且就精神内容来说，都是它的正统的继承者。……事实上没有任何自由主义思想不是也属于社会主义的思想内容的。……社会主义不会创造任何类型的新的束缚。个人应当是自由的。……这种自由只有通过组织手段才成为一切人都能得到的。在这一意义上可以把社会主义也称为有组织的自由主义。”⑤
伯恩施坦还从民主的角度来定义社会主义。他认为，由于“民主这一概念包含着一个法权观念：社会的一切成员权利平等”
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190、191-192页。
，因此，“民主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它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手段，它又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形式”⑦。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1921年《格尔利茨纲领》的主要起草人之一，伯恩施坦在纲领中把民主和社会主义并列起来作为社会民主党的奋斗目标。
伯恩施坦甚至也从文化的角度来定义社会主义。在《什么是社会主义？》一文中，伯恩施坦指出：“社会主义是指一个巨大的文化运动，这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运动。这一运动集中表现为一个巨大的政党，在工人中间扩大社会启蒙工作，启发对国民经济的需要的理解，启发对那些为了继续推动社会沿着社会进步的轨道前进所必须采取的措施的性质的理解，它正是通过这些而为整体谋福利的”
殷叙彝编：《伯恩施坦读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485-486页。
2?如何实现社会主义
关于如何实现社会主义，针对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理论，伯恩施坦认为，社会主义的实现不需要通过暴力革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灾变方式，而只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通过政治和经济的改良、社会和道德的改进就可以了。他说：“我的看法是，社会主义的到来或将要到来，不是一场巨大的政治决战的结果，而是工人阶级在其活动的各个方面所取得的一整批经济和政治胜利的结果。不是工人所受的压迫、贫困和屈辱大大增加的结果，而是他们日趋增长的社会影响和他们所争得的经济、政治、一般社会和道德的相对改进的结果。我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从混乱中产生的，而是由于工人在自由经济领域中的有组织的创造同战斗的民主制在国家和地方自治机构中的创造和成就相结合而产生的。透过反动势力的一切抽搐和一切挣扎，我看到阶级斗争本身采取愈来愈文明的形式，我正是把阶级斗争即工人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这种文明化看成实现社会主义的最好保证。”
⑤ ⑦ ⑨
伯恩施坦著，殷叙彝编：《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72、472、272、311-312页。
这就是说，一方面，伯恩施坦认为，社会主义不是来自外在于资本主义的革命变革，而是来自于资本主义自身内在的“相对改进”；不是通过资本主义的灭亡，而是通过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实现的。
在伯恩施坦看来，正是资本主义内部的种种发展即“相对改进”，使得社会主义一部分一部分地实现。这些“相对改进”表现在：社会义务范围的不断扩大，即个人对社会的义务与相应的权利以及社会对个人的责任的不断扩大；组织成民族或国家的社会对经济生活监督权的扩展；尤其是，资本主义制度内部已经生长起越来越多的新经济制度的萌芽，等等。他认为，只要通过立法，由资本主义国家采取若干改革措施，就能使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经出现的这些新的经济、政治和道德的“萌芽”即社会主义因素成长起来，从而使资本主义和平地进入社会主义。他甚至将社会主义的实现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富裕之间建立起必然的联系：“社会愈富足，社会主义的实现就愈容易而且愈有把握。”
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历史和理论》，马元德等译，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196页。
就所有制关系而言，伯恩施坦认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得到高度发展，同时，资本主义所有制将自动消失。“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将不是用暴力废除资本主义所有制的结果，也不是由于废除了资本主义所有制才建立起来的，而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将在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已经高度发展的时候消失。”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国际工运史研究室编：《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三联书店1981年版，279页。
另一方面，伯恩施坦认为，“文明化”的阶级斗争――即在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制度的领域和框架内，民主制度和议会斗争的方式，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最好保证”。
伯恩施坦将民主制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直接的社会主义因素。强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只要民主制度增加，就会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随着民主制度的增加，在我们其他方面的社会生活缓慢地但是坚定地开辟了道路的那种更为人道的看法，在意义更为重大的阶级斗争面前也将不仅不却步不前，而且同样要为阶级斗争创造出更为缓和的解决方式。在一百年以前需要进行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改革，我们今天只要通过投票、示威游行和类似胁迫手段就可以实现。”
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殷叙彝译，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7、194、239页。
只要“给我平等的普选权，作为解放的基本条件的社会原则就得到了”⑤。
正因为民主制度的增加有如此重大意义，因此，伯恩施坦认为：社会民主党所应当做的，而且今后长期所应当做的，是在政治上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和训练他们运用民主，为国内的一切适于提高工人阶级和在民主的方向上改造国家制度的改革而斗争。“如果社会民主党在理论上也毫无保留地站到普选权和民主的立场上来，并且接受由此得来的一切有关自己战略的结论，那么它就再也不能比这样更好地促进这一进展了。”
概而言之，从资本主义和平长入是伯恩施坦实现社会主义的方式，为此，使社会民主党成为一个改良主义的政党在伯恩施坦看来意义重大。他说：“社会民主党的全部实践活动都是归结于创造一些状态和前提条件，它们能够促成和保证现代社会制度在不发生痉挛性爆发的情况下转移为一个更高级的制度。”⑦ 社会民主党应当有勇气承认自己是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改良政党”，“一个力图通过民主改良和经济改良的手段来实现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政党”⑧。 他断言：“如果社会民主党有勇气从实际上已经过时的一套惯用语中解放出来，并且愿意表现为它今天实际上的那个样子，即一个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改良政党，那它的影响将比今天更加大得多。”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伯恩施坦的这一理论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尤利乌斯?布劳恩塔尔所评价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发生动摇转向改良主义，并非始于1914年8月，在此以前，它早已在本质上变为改良主义党，像英国工党，说到底像所有欧洲各社会主义政党一样的改良主义，尽管他们都标榜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例外的只有布尔什维克”
尤利乌斯?布劳恩塔尔：《国际史》第2卷，杨寿国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254页。
三、引起争议的公式
伯恩施坦说过：“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这句话一向被认为是否定社会主义运动具有最终目的的“修正主义公式”。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外都对这一说法进行了尖锐的抨击。列宁的批判非常典型，指出：“伯恩施坦的这句风行一时的话，要比许多长篇大论更能表明修正主义的实质。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变的基本特点，为谋取实际的或可以设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页。
但是，从争论的具体情况来看，伯恩施坦与其批判者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对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这一概念的理解上的不一致，甚至可以说是严重的分歧。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大多数人都将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理解为夺取政权。倍倍尔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就指出：“党的最终目的，即推翻今天的实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资产阶级社会。”
《国际工运史研究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01页。
威廉?李卜克内西和蔡特金在斯图加特大会上的发言也与倍倍尔一致。卢森堡更是如此理解，她说：“夺取政权仍然是最终目的，最终目的仍然是斗争的灵魂。”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未来社会之前必须先解决的问题，即夺取政权”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国际工运史研究室编：《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27、38页。
然而，从伯恩施坦自己的解释来看，首先，他所谓的“最终目的”，并非指社会主义的原则、目标和方向，等等，也不是指夺取政权，而是特指未来社会的“最后形态”、“未来图景”、“单纯的远景”或具体模式而言。第二，他这句名言的本意并非是否认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而是认为社会主义没有固定的模式。他说：“明摆着的是，它不可能是表示对社会主义原则的最终实现漠不关心，而只是对事情将采取‘什么样’的最后形态漠不关心”⑤， “我对未来，除了一般原则以外，从来没有太大的兴趣，我没有能透彻地理解任何有关未来的图景。我的思想和行动所关心的是当前和不久将来所应负的责任。单纯的远景，只有在它能指出我们目前所应采取的适当行动路线时，我才会关心它”
转引自G?D?H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第3卷（上册），何瑞丰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291页。
。 他甚至表示：“如果这句关于最终目的的话的形式会容许人把它解释成宣称任何表述为原则的工人运动的一般目的毫无价值的话，那么我乐意放弃这种形式。”
伯恩施坦：《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殷叙彝译，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196页。
第三，正因为伯恩施坦认为社会主义没有最终意义上的固定模式，所以，他“极为重视”“当前运动”，强调现实运动的重要性高于一切。 “因为我坚决相信, 各民族的发展中的重大时代是不能跳过的, 所以我极为重视社会民主党的当前任务，…… 我当时就是在这一意义上写下这句话的：对我来说运动就是一切，人们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
伯恩施坦著，殷叙彝编：《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4页。
在1901年卢卑克党代表大会上，伯恩施坦又强调：“你们希望把最终目的放在心上，我承认这一最终目的，如果你们希望有一个理想的话，但是我认为，这个理想就存在于一步一步向前迈进的实践运动本身之中。”
《德国社会民主党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421页。
可见，就伯恩施坦的本意而言，他这一著名的表述并不是说他对社会主义原则的最终实现毫不关心，而只是表明：相比社会主义的最后具体形态和模式问题而言，他更关注当前的运动，即对资本主义的现时改良。但是，这句话及其所代表的思想在当时及以后的社会主义运动中所产生的实际影响却远非如此。
四、伯恩施坦改良主义的历史影响和后果
“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这一著名表述无疑集中反映了伯恩施坦的改良主义思想。以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为坐标，这一名言及其所代表的思想在时至今日的整个社会主义运动中，都带来了社会民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渐行渐远、“把党引入迷途”的影响力。以伯恩施坦自己当时为这一名言所作的解释为坐标，在以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一名言及其所代表的思想确实无可挽回地引发了误导――现实社会主义运动与通常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原则和方向等等越来越深广地脱离开来。“把争取改良的斗争同争取最终目的的斗争割裂开来，这就是伯恩施坦的说教实际上将导致的结果。”
《列宁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5页。
1?“策略的错误在一定情况下也能够导致破坏原则”，把党“引入迷途”――恩格斯晚年关于和平改良与暴力革命的立场
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 恩格斯就批评了“现代的社会正长入社会主义”的观点，认为“这样的政策长此以往只能是把党引入迷途”。在恩格斯看来，改良主义、合法斗争和暴力革命的策略都是必要的。“用来奴役别人的手段，也应该允许用来摆脱奴隶的枷锁。只要一方面存在着剥削和统治的民族与阶级，另一方面存在着被剥削和被统治的民族与阶级，那么，权术和暴力的运用对双方都是必要的，反对这样做的任何道德说教都是没有力量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505页。
恩格斯尤其强调：合法斗争仅是革命的策略之一，其运用取决于斗争的形势，决不能将合法斗争当作唯一的革命策略和方法；在现实运动中利用合法斗争只是为了集聚力量，而不是放弃革命权。他说：在决战时刻尚未到来之时，无产阶级不应贸然实施“枪响剑鸣”，只宜采取合法斗争策略以集聚力量；但利用普选权决不是“放弃自己的革命权”。必须懂得，统治者“在制定新的法律反对颠覆”，而“社会民主党是靠遵守法律来从事颠覆的”。恩格斯认为合法斗争和暴力革命是必须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而转化的。“我根本没有说过什么‘社会党将取得多数，然后就将取得政权’。相反，我强调过，十之八九我们的统治者早在这个时候到来以前，就会使用暴力来对付我们了。而这将使我们从议会斗争的舞台转到革命的舞台。”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27页。
直到临终前，恩格斯也一如既往地捍卫着自己关于辩证运用革命斗争策略的一贯原则和立场。针对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力求“仅仅在合法范围内进行活动”的作法，1895年3月8日，恩格斯在致理查?费舍的书信中尖锐地批判道：“我认为，如果你们宣扬绝对放弃暴力行为，是决捞不到一点好处的。没有人会相信这一点，也没有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政党会走得这么远，竟然放弃拿起武器对抗不法行为这一权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01页。
1895年3月30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目前革命应怎样进行》的社论。这篇社论未经恩格斯同意，从《卡尔?马克思〈1848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中进行了断章取义的摘引，使得恩格斯变成了一位“无论如何要守法”的捍卫者。对此，恩格斯极其气愤。在4月1日写给卡尔?考茨基的书信中，他说：“使我惊讶的是，今天我发现，《前进报》事先不通知我就发表了我的《导言》的摘录，在这篇经过修饰整理的摘录中，我是以一个爱好和平的、无论如何要守法的崇拜者出现的。我特别希望《导言》现在能全文发表在《新时代》上，以消除这个可耻印象。我将非常明确地把我关于此事的意见告诉李卜克内西，也告诉那些（不管是谁）事先一个字也未通知我而给他这种机会来歪曲我的观点的人。”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32、436页。
4月3日，在给保尔?拉法格的书信中，恩格斯又一次对此事作了批评，“李卜克内西刚刚和我开了一个很妙的玩笑。他从我给马克思关于1848―1850年的法国的几篇文章写的导言中，摘引了所有能为他的、无论如何是和平的和反暴力的策略进行辩护的东西。近来，特别是目前柏林正在准备非常法的时候，他喜欢宣传这个策略。但我谈的这个策略仅仅是针对今天的德国，而且还有重大的附带条件。对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来说，这个策略就不能整个采用。就是对德国，明天它也可能就不适用了”②。
恩格斯的这些书信都是在《导言》发表以后，且是围绕着《导言》而写的。这就可以说明，那种认为恩格斯晚年变成一个为伯恩施坦主义提供依据和辩护的改良主义者的说法是不成立的。
事实上，尽管恩格斯生前没有直接针对伯恩施坦改良主义提出批评，但是，其实质和后果却是恩格斯早就警示和预见到的。“对于作为革命者的我来说，一切可以达到目的的手段都是有用的，不论是最强制的，或者是看起来最温和的。……因此，在我看来，……把首先纯属策略的问题提高到原则问题，这是不正确的。而我认为这里原本只是策略问题。但是策略的错误在一定情况下也能够导致破坏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22页。
2?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存废问题”――卢森堡的批判
从表面上来看，伯恩施坦改良主义仿佛只关乎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并不关乎对众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的否定。但是，如前所述，由于伯恩施坦改良主义的变革道路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及其社会制度超乎以往地肯定的基础上的，这就意味着资本主义的精神实质和内涵――自由主义及其个人主义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肯定，而这又必然使得作为个人主义反题的社会主义目标的削弱甚至消失。在以后的历史尚未逐渐证明这一点之前，卢森堡以其特有的极富预见性和犀利的眼光看到了。
卢森堡指出：伯恩施坦的“全部理论归结起来实际上无非是劝大家放弃社会民主党的最终目的即社会主义革命，而反过来把社会改良从阶级斗争的一个手段变成阶级斗争的目的”。因而，“伯恩施坦所理解的社会改良还是革命这个问题，对社会民主党来说，也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同伯恩施坦及其追随者辩论的问题（党内的每一个人必须弄清楚）不是这种或那种斗争方式的问题，也不是这种或那种策略的问题，而是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存废问题”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1、131页。
在卢森堡看来，对于改良手段和策略的过度推崇和绝对化，必然导致手段和策略变成目的；而当手段和策略变成为目的以后，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必将自动消解。“谁要是用合法改良道路同夺取政权和社会革命对立起来，那他事实上选择的不是达到同一目的的比较温和的、稳妥的和缓慢的道路，而是选择了另一目的，这就是，不是要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制度，而只是要在旧制度中作些量的变动。所以，从伯恩施坦的政治观点中和他的经济理论中都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从根本上说，都不是以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只以改良资本主义为目的，不是要消灭雇佣劳动制度，而是争剥削的多些或少些，一句话，是为了消灭资本主义的赘疣，而不是为了消灭资本主义本身。”
⑤卢森堡认为，改良主义在今天也许只是“一种暧昧的态度”，但是，明天就可能演变成“对社会主义的背叛”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卢森堡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23、327页。
，从而“把无产阶级革命阉割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⑦。
确实，伯恩施坦主义并不是不要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但是，由于他对于“现实运动”的注重和高举正是基于对社会主义最终目标的含糊其辞，因此，其结果必然使得“最终目标”自动消解。
3?“哥德斯堡人的先驱”――伯恩施坦主义与当代民主社会主义的源流关系
尽管，伯恩施坦始终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只是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观点，并没有完全推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而建立一个完整的与之相对立的社会主义改良主义理论体系。尽管，由于与马克思主义的尖锐对立，伯恩施坦改良主义的理论和观点无论在当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内还是在整个社会主义运动中都一直受到批判。他在1921 年主持起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格尔里茨纲领》，在四年之后就被《海德堡纲领》所代替。“当修正主义在20世纪初开始出现时，绝大多数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是加以摒弃的。”
《论民主社会主义》译文集，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43页。
但是，伯恩施坦社会主义改良思想观却得到了第二国际各国党多数领袖的支持，也成为当代民主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来源。
维利? 勃兰特于1979 年11 月14 日在波恩发表的纪念《哥德斯堡纲领》20 周年的演说中，明确地指出了伯恩施坦思想与当代民主社会主义之间的源流关系。他说：“在近几年来社会民主党的理论讨论中就伯恩施坦发表了许多意见，恰好也从哥德斯堡纲领的角度谈到他，一再把他称为这个纲领的鼻祖。实际上，伯恩施坦所作的反对马克思――首先是反对某些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分析有许多部分是说对了的。他那句像雷鸣一样响彻全党的名言‘运动对我说来就是一切，目的是微不足道的’使他看起来像是一个‘哥德斯堡人的先驱’。这句话的意思是：社会主义、民主、改良是持久的任务。”
转引自殷叙彝《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下）――概念的起源和历史演变》，《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1年第4期。
在1964年社会党国际纪念第一国际成立100周年的大会上，德国社会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成员卡尔洛?施密特就指出：“爱德华?伯恩施坦已在全线取得胜利”。当代德国著名社会民主党理论家托马斯?迈尔也指出：“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观的基本结构今天已经成了大多数西欧社会民主党（自觉或不自觉地）的纲领基础。”
殷叙彝：《民主社会主义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246页。
“195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通过的哥德斯堡纲领使修正主义的主要内容成为现代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和纲领大体上也是具体表述和进一步发展修正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观点。”
托马斯?迈尔等著：《论民主社会主义》译文集，刘芸影等译，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第44页。
（责任编辑：李 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