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从古籍文献、历史档案、现代出版图书和唐卡文献四个方面，回顾了以往的整理研究概况，进而提出在藏文文献遗产整理方面，应该增强文献保护观念，增加资金投入；使官方、学术界以及民间三者形成有机统一体；培养一支独立的古籍整理队伍；增加外文文献遗产。
［关键词］玉树地震灾区；藏文文献遗产；整理保护
中图分类号：G2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2）02-0078-08
基金项目：国家文化部2011年科技创新项目“玉树地震灾区藏文文献遗产整理保护研究”；西南民族大学2010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赞助项目“玉树地震灾区的藏文古籍文献传承及现状调查”（批准号：10SZYZJ07）。
作者简介：夏吾李加（1979-），男，藏族，青海热贡人，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博士生。四川 成都 610041
所谓文献，具有广义和狭义两层含义。广义的文献是指任何载体和材质上储存的人类记忆的总称，即石刻文献、纸质文献、胶片文献、音频文献、视频文献、电子文献等等，是现代文献学正在拓展的研究领域；狭义上的文献是指主要以纸张作为材质进行书写记录的文献，是古典文献学领域的主要研究对象，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各类典籍。在藏文文献史上，虽然有很多不同形态的文献层出不穷，但最主要的还是以纸质文献形式保存至今。在玉树地区有闻名中外的吐蕃摩崖石刻遗产、大世界基尼斯之最的嘉那嘛呢石刻遗产和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格萨尔史诗口传文献，然而成为玉树地区文献遗产主体的则是经典文献，也是玉树地区藏文古籍整理工作的重点和难点所在，主要可以分为古籍文献、历史档案、现代出版图书和唐卡文献遗产四大类型。
一、古籍文献遗产
历经千百年的文化活动，玉树地区积淀了难以计量的文献遗产，其载体和形态也各式各样。从目前的文献数量、种类、内容及传播情况等方面来看，藏族传统长条版式文献是玉树地区文献遗产的主心骨和支撑点。所谓长条文献，亦称梵夹版式，是藏文文献的传统经典版式，其外部装订形式和内部结构自成体系，源自印度的贝多罗树叶或藏族的桦树叶片上写书成册的版式。藏文长条文献的内容涉足宗教哲学、因明逻辑、医药化学、建筑工艺、天文历算、生命科学、文化教育、地理历史、语言文学、典章制度、绘画艺术、音乐舞蹈为代表的现代意义上的五十多个学科领域，具有极高的文献收藏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有些领域目前仍处在世界领先地位，绝非某些外行人士所声称的仅是开展宗教仪轨的“藏经”。
玉树地区收藏的藏文长条文献历史久远，目前能提供实物的就有一千年的古籍文献遗产。闻名于世的东仓藏文《大藏经》就是其中的一例，均属于金粉、银粉、海螺粉、朱砂粉等各类矿植物书写的手抄本。丹珠昂奔先生在《藏族文化发展史》上讲到，从图书量说，木刻《大藏经》是最多的，在形成后的发展中形成了若干版本系统。当然，无论石刻也好，木刻也好，都源于早期的手抄本。没有早期的翻译、手抄，就不会有后期的石刻、木刻。但是在木刻本、石刻本之后，手抄本仍然畅行于世。因为手抄《大藏经》本身是一种功德，而这种功德同样要耗费巨大的财力。因为这种手抄本，高档次的要使用金粉、银粉、朱砂粉等矿物质原料来抄写[1](P.867)。历经千年的沧桑岁月，玉树的东仓藏文《大藏经》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编纂完成的，足见其非凡的价值，手抄《甘珠尔》写本的特点参见拙文《写本形成的历史分期及编纂问题考辨》[2](P.67-79)。
图1 东仓《大藏经》馆藏之一角
（金巴仁青先生提供）
还有1143年诞生于今结古镇西航村的藏传佛教直贡噶举派的创始人觉巴?久丹公保，他的文集在《直贡噶举法藏》中编纂于第20-32（wa-khu）函之间①，共有13函，约一千部。同时，元代从西藏流传到玉树地区的贝叶经手抄本《喜金刚续之第二品》②，除去文献价值，作为元朝之前流传于西藏的贝叶经，其文物价值不言而喻。直贡噶举派、叶巴噶举派、索芒噶举派、尼多噶举派为代表的不少藏传佛教哲学流派源于今玉树地区，逐渐传播到全藏区，乃至世界各地，积累了丰富的文献遗产。其中仅尼多噶举派的创始人南曲?美居多杰在21岁圆寂之前就著有13函，共423部，他的上师兼门徒的噶玛恰麦作为尼多噶举派的主要创始人和传播者，对南曲?美居多杰13函的研究成果得以出版的就有60余函之多③，除了对噶举派本身产生影响，还成为藏传佛教宁玛派古刹白玉寺及其子寺的主要法脉之一。伏藏文献是藏文文献中独具特色又富有神秘色彩的文献遗产，其种类繁多，玉树地区的历代掘藏大师们发掘了丰富多彩的伏藏遗产，其中以天藏、意藏、岩藏、湖藏为首的伏藏文献闻名于世，仅在金巴仁青先生的《玉树地区名人名著录》中就收录了121函，约一千部[3](P.1-18, 57-71, 138-158, 270-283, 324-339, 392-399, 430-434)。
图2 直贡?久丹公布仁青白文集
（笔者摄于德格更庆寺新木刻版)
直贡噶举派的居日家族的叔侄传承方式，最终由活佛转世制度取代的仁增?曲扎的文集（kun-mkhyen-rig-vdzin-chen-po-chos-kyi-grgs-pvi-gsungs-vbum，1595-1659年），曾一直收藏于直贡梯寺，没有发行完整的木刻版，最后在“文革”期间不幸被毁。为了抢救他的文集，这几年直贡噶举派组织相关专家搜集整理，最终在玉树州囊谦县巴米寺（dpl-me-dgon）中发现了一套。该文集的跋语中记载，“更庆仁增?曲吉扎巴的亲传弟子洛?贡觉赤列朗杰，曾被邀请至囊谦嘉布的悟喇导师期间，在直贡梯寺抄写了文集一套，迎请于玉树囊谦地区”。由此可见，玉树地区除了本地区的历代学者的个人文集之外，还有藏区各地的典籍文献。目前，我们可以目睹的《直贡仁增?曲扎的文集》十五函版，就是以囊谦巴米寺的这一孤本作为蓝本整理出版的成果，共有334部，其中包括鲜为人知的大量论著④。
图3 通过玉树巴米寺手抄本整理出版的
《直贡仁增?曲扎文集》
（笔者摄于德里1998年版）
在玉树历史上较有规模的寺院均有大小不同的印经院，规模较大的有玉树县仲达乡境内的让娘寺和嘎拉寺，以及囊谦县子曲河南岸毛庄乡政府所在地的索芒朗杰泽寺和原囊谦千户府所在地的采久寺等的印经院，其中让娘寺不仅有印经院，还有三层楼的图书馆，收藏了大量珍贵古籍文献，居多康之最，“文革”期间不幸付之一炬，据当地人称燃烧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可见其收藏量之大。该寺的丹玛?洛桑曲央格西作为法尊法师的导师，他们首次合作翻译了数函《大毗婆沙论》，为汉藏文献翻译研究和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同时，玉树地区还有石刻版长条文献，《文博?才嘉的文集》⑤都是石板印刷的长条文献，这在藏区是极其罕见的文献遗产。无论从玉树地区长条文献的手抄写本、还是木板或石板刊印而成的长条文献，其数量和种类都很惊人，亟待整理研究。
图4 玉树地区石刻版文献遗产
（金巴仁青先生提供）
新中国成立以后，玉树州各级党政部门特别重视藏文古籍整理出版工作。1953年成立玉树藏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室翻译室；1962年更名为翻译科；1983年升格为处级单位，更名为州政府翻译室；1989年更名为编译局；1992年，为更好地发挥民族语言文字工作的职能作用，更名为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办公室，随后挂牌古籍办，以两个牌子一套人马合署办公，主要从事民族文字互译和古籍整理工作，成为藏文古籍整理编目的核心部门。玉树州图书馆作为全州主要图书资料馆藏机构，现藏有不同版本的藏文长条文献1000余函。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投资60万人民币修建的藏式二层“东仓大藏经藏经阁”，收藏具有玉树地域特色的长条文献遗产，被称为“中国政府首次为民间家庭收藏出资修建保护文物的建筑”。同时，在玉树州中学藏有以德格版103函的《甘珠尔》、215函的《丹珠尔》、39函的《宗喀巴三师徒全集》、15函《萨迦五祖全集》、7函的《隆钦七宝藏》为代表的2000余函藏文长条文献，这些藏文典籍20世纪90年代由金巴仁青先生从四川藏区收集馆藏于此。
改革开放以来，以玉树地区吐蕃时期的摩崖石刻、嘉纳嘛呢石刻和格萨尔口传史诗为代表的文献遗产，受到国内外藏学界的关注，亦有了一定的整理研究成果[4](P.117-122)。然而作为藏文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藏文长条文献，20世纪末期，在《甘青藏传佛教》[5](P.301-409)一书对玉树地区的189座寺院综述的同时，还对珍贵文献遗产的部分进行说明，可因为其非专题研究，缺乏整理研究的系统性。自1998年起，在国家民委古籍办的领导下，《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藏文卷》在整个藏区开展统一编目工作，在青海省民委和玉树州的大力支持下，玉树州民语古籍办基本完成了“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青海玉树卷”的收集编目工作，并交由青海省民委古籍办审查后转交给国家民委古籍办。但藏文文献遗产分布面广泛，学科门类众多，收藏数量浩繁，加上专业人才的缺乏，以及设备和资金的短缺等众多因素，玉树地区藏文文献遗产的收集编目工作也留下了不少缺憾。但有幸的是，2008年玉树学者金巴仁青编著的《玉树地区名人名著录》[3]中收录了95位学者的评传及其论著，这弥补了玉树地区没有古籍编目正式出版的缺憾。当然，如该书所言，“该书仅限于12-20世纪玉树地区出生或常住者的个人文集，其中也遗漏了不少文献，16-17世纪期间亦只收录到了两位学者的文集。除此之外，还未能收录‘格萨尔史诗’和‘石刻文献’，等等”。近年来，玉树地区各大寺院的学者们古籍整理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例如：2001年10月由青海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藏族十明文化传世经典丛书》噶举系列丛书20册和2009年7月由民族出版社的《噶举派先哲争鸣录》中编纂了32篇驳文，由囊谦县觉扎寺丹曲达瓦堪布主持完成；2004年2月由北京民族出版社和青海民族出版社联合出版的《藏族十明文化传世经典丛书》萨迦派系列丛书20册，由玉树县结古寺更嘎松保堪布主持完成；2008年1月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绒顿?释迦坚参文集》10册，由玉树县结古寺索朗才培堪布主持完成；2010年噶举派的《噶玛恰麦文集》长条版式60函，由玉树囊谦邦岗左若尼多桑俄曲培林寺整理完成；2010年1月开始陆续整理出版的《玉树名家文库》25册，由玉树州民族综合学校金巴仁青先生主持，现已接近尾声；等等。如果全面而系统地整理完成玉树地区的藏文古籍遗产，任重而道远，惟有联合高校、科研机构、出版单位和民间组织的力量，方能走出当前的困境。
二、档案文献遗产
由于不同民族和国家有着不同的政治文化观念，对档案的认识也不尽相同。根据其界定的出发点和角度来区分，可以归纳为法规型、辞书型、教科书型、专著型、论文型五种。在此专指法规型档案文书，即档案机关收藏的具有历史再现性的政务性文件。在玉树的历史上，这类档案文献以不同载体出现了很多，例如1987年“玉树藏族自治州首届民族文物展览会”[6](P.117-118)上展出的元代帝师噶?阿宁胆巴的藏文木刻版《诰示》、大清雍正期间的《青海总理番子等事务大臣会同玉树二十五族所定盟约》和中华民国四年的《玉树番族会明委员钤记》，以及第九世班禅大师在结古寺为抗战事业向国民政府和蒙古王公贵族致电资料；1914年民国政府官员周务学受命前往玉树调查川甘争界纠纷而撰写的《查勘玉树界务报告》和1919年周希武撰写的《玉树调查记》[7](P.209，20)；1935年方范九先生在《新亚西亚》第九卷上发表《青海玉树二十五族之过去与现状》、1943年著名边疆史地学者马鹤天在《新青海》发表的题为《青海蒙藏民族之已往与现状》和1946年李式金在《旅行杂志》上发表题为《青海高原的南部重镇――玉树城市生活素描》，以及1949年著名民族历史学家吴均先生在《西北世纪》上发表《玉树藏族部落之变迁》[8](P.418,499,764,410)；还有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康藏纠纷档案选编》、青海省档案馆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青海省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史料目录》、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民国时期西藏及藏区经济开发建设档案选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目录》（满、藏文部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目录》（汉文部分）、四川省档案馆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四川省所存西藏和藏事档案史料目录》、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共7册）、赵心愚教授等的《康区藏族社会珍稀资料辑要》（上、下）等出版的档案史料中也有不少收录，这些主要是新中国成立以前的档案文献遗产。
据《玉树藏族自治州概况》记载[9](P.220-222)，1959年玉树州档案馆成立，由州委和州委办公室代管，编制3人。1984年组建玉树藏族自治州档案局，与档案馆两个牌子一套人马合署办公，编制7人，行政上受州委办公室领导。1963年全省档案工作会议在西宁召开，根据会议精神，全州各级档案部门大力开展了档案收集整理、立卷编目、归档利用工作，到1987年全州档案总数由1984年的47210卷增加到58021卷。1988年根据青办发《关于改变档案工作领导体制的通知》精神，州委、州政府确定全州各级档案部门划归各级人民政府领导，全州共建立档案局和档案馆共7个，机关档案室50个，系统收集科技和专门档案，截至1996年，各种载体的档案文献由1989年79098卷新增到档案88228卷和资料5325册，包括58个州直机关所属单位的文书档案21402卷（册），会计档案6133卷（册），图片档案415张，撤销单位公章20枚，地图140张，毛主席纪念章275枚，八一八袖章18条。
2005年以来，青海省财政连续5年拨付专项资金，省发改委又批准立项6个县级档案馆建设项目[10]。为了档案管理规范化和借阅利用简便化，先后编制了《机关文书处理和档案工作试行细则》、《玉树藏族自治州档案暂行简则》、《关于乡级人民公社文书处理和档案工作暂行办法》、《文书立卷办法》、《档案保管期限表》、《机关档案工作条例》、《案卷目录》、《案卷卷内文件目录》、《馆藏档案示意图》、《全引目录》、《专题文件目录》、《资料分类目录》等科学而实用的规章制度和文献检索工具。藉此，档案资料收藏管理和借阅利用的效率大有长进，1979至1984年为编写《玉树藏族自治州概况》提供了1235卷；1987年拨乱反正，为平反纠正冤假错案，提供1323卷，2382人次，使79人的历史问题得以澄清；1992至1994年为编纂《中国共产党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组织史资料》提供2358卷。截止目前，全州7个国家综合档案馆累计提供近20万卷，接待查档借阅者约15万人次。
这些档案文献遗产涉及自治州地理历史、生态资源、政治经济、宗教文化、教育卫生、交通运输等领域，大大丰富了玉树地区的档案资料。但作为藏族自治州，除解放初期的宣传资料和行政公文的翻译资料，以及囊谦千户家谱为例的少量藏文档案以外，未能收集或馆藏藏文档案文献遗产，亟待将来补充完善。
三、现代出版图书
新中国成立以来，先后由北京民族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西藏人民出版社、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青海民族出版社、四川民族出版社、甘肃民族出版社和云南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的藏文各类图书资料，本文暂拟名为“出版图书文献遗产”。这些图书文献最早也只能追溯到上个世纪50年代，是近六十年来整理出版的现代图书。就其内容而言，70%以上都是珍贵古籍整理出版，也就是在党和国家的支持下完成的藏文古籍出版的成果，由新华书店负责推销，由图书馆负责收集馆藏，为文献遗产的整理保护开发利用提供服务。
据《玉树藏族自治州概况》记载[8](P.218-219)，1953年12月，新华书店青海省分店在玉树州结古镇租民房定点供应，1954年10月，在人民政府的协助下，新华书店玉树区分店正式成立。1955年销售图书5000余册，“文革”期间图书发行量增长较快，主要是藏、汉两文的领袖著作、毛主席语录和像章。改革开放以后，图书品种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加，1985年发行9万册，1990年发行13万册，1996年发行9万册。但是，改革开放以前玉树地区的藏文出版图书发行数量较少，之后有了改进，截至20世纪九十年代末，藏文图书发行达2万余册。因此，1986年以来，新华书店玉树分店被青海省新闻出版局多次评为“全省图书发行先进集体”。改革开放以前，玉树州图书馆是隶属于文化馆或文化工作站的科级事业单位。1976年正式更名为州图书馆，但仍与文化工作站以两个牌子一套人马合署办公，1984年8月21日撤销玉树州工作站，保留玉树州图书馆，从此图书馆成为名副其实的公益性事业单位。图书馆下设行政、采编、阅览、图书四个办公室，编制10人，馆藏图书65047册。为了建立具有地域特色的藏书体系和抢救民族文献遗产的图书馆，州政府拨付专款，从玉树各地和四川德格更庆寺印经院等地购置了以103函的《甘珠尔》和215函的《丹珠尔》，以及历代藏族名家的个人文集为代表的1000余函。这些藏文文献大多阐述藏族传统十大学科门类和玉树各地相关的自然资源、地理概貌、风土人情、部落变迁、诵经乐谱、唐卡绘制等方面的内容。近年来图书馆的总流通人次、图书外借人数与册数、新办借书证均有递增的趋势，为读者举办各种学习班10余次，参加人数近万人。同时，为提高馆员的专业素质和业务水平，全馆职工先后接受了青海省图书馆和中国社科院科技培训中心的多次培训，并荣获青海省文化厅颁发的“文明图书馆”称号。
丹珠昂奔先生在《佛教与藏族文学》中所述的：“藏区没有现代意义的图书馆，在过去的年代里，靠什么保存文学典籍？靠寺院。一座小寺院仿佛一座小图书馆，一座大寺院如同一座大图书馆。它不光保存着不同朝代的文学典籍、公文档案，也保存着天文、地理、历算、佛学、医学、历史诸方面的历史文献，像甘丹寺、布达拉宫、哲蚌寺、色拉寺、萨迦寺、塔尔寺、拉卜楞寺、德格印经院等，都是大的藏书馆。据有关方面估计，按目前的人力，光拉萨的藏文图书，编一次目录，就需要六七十年时间。可见蕴藏量之大”⑥一样，在藏族历史上，藏传佛教寺院扮演着文化教育和传播的重要角色，也收藏了大量具有重大文物价值、文献价值、学术价值的藏文文献，实为藏族传统典籍馆藏的图书馆。因此，玉树地区的各大寺院在原有馆藏的基础上收集整理了不少藏文文献遗产，并有对外借阅的良好传统。将来如何建立官办图书馆和民间收藏机构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合作，最终达到资源共享的问题，应该作为一个崭新的课题，加以尝试。但从整个藏文图书出版发行的现状来看，玉树地区收集馆藏品种和数量少之又少，不到10%，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四、唐卡文献遗产
唐卡，是藏语布料彩缎装裱而成的卷轴式绘画艺术的音译，现在按照艺术风格将所有藏族绘画艺术包括在其中，是从广义层面加以理解的。唐卡艺术的材质有布料、纸张、金石、墙壁、木简等各类载体，其中盛行以布料彩缎装裱；艺术形式包括堆绣、雕塑、壁画、版画、石刻、酥油花、朵玛等多种形态；题材涉及政治、经济、历史、民俗、文艺等无所不包。学术界一直没有把唐卡艺术列入文献遗产，进行有效探讨。无论从藏族唐卡艺术的内涵到外延，均符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施的“世界记忆工程”中文献遗产的情况，故将其作为研究对象，试图引起文献学界的关注。
玉树州境内有近200座藏传佛教寺院，每座寺院都是艺术的殿堂，收藏了包括雕塑、绘画和壁画为代表的大量弥足珍贵的唐卡艺术。鉴于这样的史实，丹珠昂奔先生在《藏区寺院的社会功能及其改造》中有这样的论断：“没有寺院的这种文化储存功能，我们的传统文化或许是一片空白。文学、音乐、美术、舞蹈、博物、建筑等是最基本的文化形式，也只有在寺院中才能领略到藏族艺术的迷人风采”⑦。同时，藏民族作为玉树地区的主体民族，大部分藏族群众又信仰藏传佛教，因此几乎每户家中都建有佛堂，在佛堂之中除了主要收藏佛典文献之外，佛塔、塑像和唐卡艺术也是必不可少的内容。此外，平时的农耕放牧至婚嫁丧礼各方面都要使用唐卡。由此可见，玉树地区唐卡文献遗产的收藏量之众多，影响面之广泛。
在玉树历史上，历代工艺美术大师们在《造像度量经》《佛说造像度量经疏》《绘画度量经》和《造像度量》“三经一疏”的美术理论的基础上，创作了丰富多彩的唐卡文献遗产，将玉树藏族美术推向了高峰。当前的玉树“藏娘唐卡艺术”就是其中代表性传承之一，主要包括绘画、泥塑、石刻、木刻、制陶、缝纫、金银器加工等形式，采用天然矿、植物颜料，由动物皮胶或骨胶作为胶类，所以色彩经久不变。在以藏娘地区为代表的玉树艺术历史上，继承前述传统的基础上，凸显风格各异而特色鲜明的唐卡艺术家层出不穷。我们试从十九世纪以来的代表人物作一梳理，1830年出生于乃藏寺附近的更登大师（1830~1900年），由于其巧夺天工般独特的艺术造诣，被贡珠?云丹嘉措赋予“天工幻化妙笔”（sprul-pvi-lh-bzo）；更登大师之高足噶尔周，1860年出生于那木达地区，身怀精湛的雕刻技艺，在一颗谷粒大小的?檀木料上，可以雕刻惟妙惟肖的金刚橛明妃双运体及其所有细致入微的法器；普康活佛?蒋杨格勒平措（1878~1971），出生于拉扎斋古村，自幼在藏娘桑珠德钦林寺闻思求学，二十岁时游学于后藏俄氏艾旺寺，后移居尼达喀多的赛增禅修处，也就是藏传佛教噶当派创始人仲敦巴及其早期上师喇嘛赛增居住点。在此修习的同时，他还主持石刻文献的雕刻工程，最终形成长八十五公尺，高三公尺，宽四公尺的雕塑作品。他还在桑珠德钦林寺亲自创作了凸显藏娘艺术风格的宝帐怙主和吉祥天母，以及白贡扎木艘为代表的塑像。简而言之，他以具超群的造像艺术天赋而著称；文增?金刚持贡噶，1901年出生于藏娘地区，自幼在桑珠德钦林寺出家为僧，二十岁时前往后藏俄氏艾旺寺，在阿旺洛珠贤攀宁波足下，接受比丘戒。他在艺术方面极具天赋，无论是绘画艺术，还是造像艺术，或者雕刻技艺，无一不通，彰显了自成体系的藏族传统教育模式下，所培养出来的“复合型”人才。等等[11](P.150-153)。当然，以上这些大师级艺术家们，并非仅是绘画造像的民间手工艺者，他们中大部分人是学贯五明，学以致用的大家。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近代的伦珠巴觉大师（1877~1952年），他在理论研习的基础上，将玉树当地所产的矿植物，科学地配制使用，使其作品成为绝世珍品。同时，从形式和内容各层面将四个不同语种融会贯通的书法艺术，还有藏医药学和绘画颜料，陶器制作与塑像技艺，都得以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得藏娘文化艺术集于一身[3](P.99)。然而，目前由于近代以来藏娘唐卡的需求量和艺人外出机遇的减少，纯正矿物颜料的使用也随之减少，加之化工颜料色彩的艳丽和低廉的成本，使得传统矿、植物颜料的加工和使用技艺在年轻人中濒临失传。截止今日，除王琼瑶在2008年7月25日《青海日报》上的《藏娘唐卡：民族文化的瑰宝》和唐仲山在2009年3月13日在《青海日报》与2009年3月31日的《中国民族报》上的同题《歇格村的藏娘唐卡艺术》，以及中国民协主席冯骥才主编的《中国唐卡艺术集成?玉树藏娘卷》以外，还未发现有玉树唐卡文献遗产方面系统调查研究的成果。
目前，与被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贡艺术”相比，玉树藏娘唐卡艺术看似没能走出通天河流域，面临失传的危机。但作为传承千年玉树唐卡文献遗产的藏族画家吾要，带着玉树唐卡艺术的精粹走出三江源，他的艺术成就被西藏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等权威媒体多次采访，也为《美术》《民族画报》《当代中国画》《设计》和《美术之友》为代表的专业期刊重点报道，他创作并自行设计的作品集《无色界――嘎玛?多吉次仁（吾要）作品》，荣获国内出版界最高奖项――“中国出版政府奖?装帧设计奖”。现任中国民族出版社美术编辑，兼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装帧艺术委员会常委、中国少数民族美术促进会理事等职务。从藏族画家吾要的成果，可以看出玉树唐卡文献遗产的生命活力。只要各级政府组建独立的整理研究机构，从宏观上抢救保护其文化价值和艺术品味，从微观上开发利用其旅游资源和经济潜力，必然完成玉树地区唐卡文献遗产的保护利用工程，走出国门，为繁荣中华美术事业，乃至人类记忆工程做出自己的贡献。
五、玉树地区藏文典籍文献遗产类型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尤为重视古籍文献遗产的保护利用，玉树州也相继获得九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些都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至今还没有申报或入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和“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之列的代表作，这对拥有丰富文献遗产且具极高收藏价值的玉树地区来讲，不应该出现这样被动的现状。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反思和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在文物保护问题上，相关单位缺乏科学的保护观念和基本的保护设备，资金严重短缺，必然影响文物的及时抢救和修复工作。第二，在文献遗产的整理实体上，没有明确的界限。官方的整理重点放在民间文学和歌舞为例的口传文献[12](P.18-25)上，学术界的整理重点放在摩崖石刻文献上，民间的整理重点放在历代学者的个人文集上，三者没有形成有机的统一体或合力。第三，在专业人才培养问题上，没有独立的一支古籍整理队伍，现有的古籍办附属于民语办，只能在党政文书翻译之余从事古籍整理，严重缺乏专业技能和足够的时间。第四，在文献整理研究问题上，除了藏汉两种语种之外，还应该增加外文文献遗产。从元代至新中国成立期间，有不少西方探险家经玉树欲入西藏，其中包括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法国、荷兰、俄国、美国、英国、日本等国人，他们当中大多数回国后撰有游记，涉及玉树的地理历史、民俗民风、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内容。如果能够加以系统收集翻译，必将丰富玉树文献遗产。
注释：
① 关却嘉措《直贡噶举派法藏编纂史》（藏文）第25叶阳面第2行至41叶阴面第5行之间，拉萨长条印刷2004年6月版。这套丛书包括《编纂史》共有151函。
② 2010年8月，对玉树著名文献专家金巴仁青先生的访谈所得。
③ 囊谦邦岗左若?尼多桑俄曲培林寺整理编纂的《噶玛恰麦文集》2010年版。
④ 贡觉丹增更桑赤列《更庆仁增?曲吉扎巴的全集?编纂史》第1叶阴面第1行至6行之间，在德里由尧然仓?宗主僧格负责编辑的1998年7月9日版。
⑤ 2010年8月，以玉树州民语办和金巴仁青先生为代表的访谈及问卷调查所得。
⑥ 丹珠昂奔《佛教与藏族文学》第90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12月版。同时在1992年《中央民族学院学报》第6期的《藏区寺院的社会功能及其改造》和《藏族文化散论》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12月版第105页上也有同样的高见。
⑦ 丹珠昂奔《藏区寺院的社会功能及其改造》，1992年《中央民族学院学报》第6期，转载于《藏族文化散论》第106页，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12月版。同时在《佛教与藏族文学》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90页上也有如是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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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2-01-15 责任编辑：许巧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