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古国幅员辽阔，文明璀璨。作为文明的最高反映，中华主流思想几千年来不断变化，经春秋战国时的诸子百家到独尊儒术后的两汉经学，再到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于两宋之时达到顶峰，形成了集大成的哲学化的新儒学――“理学”。程颢、程颐兄弟为理学奠基人，北宋时期，洛阳为全国文化中心，程颢、程颐在此讲学，杨时、谢良佐、吕大临、游酢为“程门四大弟子”。一次大雪天，杨时和游酢去拜访老师，程颐在屋中正闭目养神，杨、游二人怕惊扰了老师，就冒雪立在门外，等到程颐发觉时，门外已积雪一尺。这就是著名的“程门立雪”的由来。杨时学成南归时，程颢慨叹说：“吾道南矣！”意为我的思想传到南方去了。
“吾道南矣”一语成谶，北宋灭亡后，文化中心移往南方。程颢之学经谢良佐辗转传至张?，创立了湖湘学派，并在陆九渊、王阳明处凝结成“陆王心学”；程颐之学经杨时辗转传至朱熹，走向了极致，世称“程朱理学”。朱熹、张?与吕祖谦当时被称为“东南三贤”，朱熹更是成为孔子之后最著名的思想家，其学说被宋元明清统治者定为正统。1167年，朱熹从福建出发，不远千里，赶往湖南岳麓山，与张?进行了著名的“岳麓书院会讲”。岳麓会讲历时两月，盛况空前，一个问题能讨论三天三夜，池塘里的水都被马喝干了。在张?、朱熹等一代代儒学大家的经营下，岳麓书院成为“道南正脉”、文化中心，“惟楚有才，于斯为盛”。时间到了清朝晚期，传统中国迎来了自己的末世，作为传统文化代表的岳麓书院，面对挑战，痛苦地开始了思考和行动，从这里走出了以魏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为主导的湘军政治集团和洋务强国队伍，显示了传统士人在社会变迁中的卫道与革新。
曾国藩，湖南湘乡人，道光进士。胡林翼，湖南益阳人，道光进士。左宗棠，湖南湘阴人，道光举人。他们只是岳麓书院的普通书生，他们只是大清王朝的普通官员，在满人贵族执掌大权的清政府，他们竟迅速崛起，创建了庞大的军事政治集团，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开辟了洋务运动，挽救了清王朝的危亡，被奉为“中兴三大名臣”。清末评论认为：“数十年来朝野上下所施行，无一非湘乡之政术、学术也。”在其全盛之时，全国十八个行省的督抚中，湘军集团占据十三省。当清廷派不是湘军系的道光进士马新贻去接任湘军地盘的两江总督时，竟被神秘人物张文祥刺死，清廷半年多查不出真实原因，成为“清末四大迷案”之一。从湘军中走出的尚书、侍郎、总督、巡抚有三十多个，二品以上的武官数以千计，三品以下不计其数。湖南籍的就有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安徽巡抚江忠源、漕运总督彭玉麟、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曾国荃、广东巡抚郭嵩焘、直隶总督刘长佑、两广总督刘坤一、江西巡抚李续宾、陕甘总督杨载福、陕西巡抚刘蓉、云南按察使李元度、湖北巡抚唐训方等，外省籍的有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闽浙总督沈葆桢、江苏巡抚丁日昌、两广总督李瀚章等。他们大多是读书人，李鸿章、郭嵩焘、沈葆桢是道光进士，罗泽南是诸生出身，彭玉麟是附生出身，刘长佑是拔贡出身，唐训方是举人出身，刘坤一、刘蓉是廪生出身，李续宾、曾国荃、丁日昌、李瀚章是贡生出身。一群读书人，在岳麓书院的旗帜下，深刻地影响了近代中国。所谓“吾道南来，原是濂溪正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江余波”。
曾做过岳麓书院主持人的朱熹在办学时提出过一个学规，传播很广，影响巨大。该学规的内容包括：一、“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是基本准则；二、“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是“为学之序”；三、“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是“修身之要”；四、“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处事之要”；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是“接物之要”。这五条原则，概括了儒学思想的基本要义。岳麓书院作为儒学重镇，既传承了理学注重道德的精神，又形成了湖湘学派讲求实际的特色，明清之际的王夫之是其集大成者。
王夫之，世称船山先生，湖南衡阳人，明末求学于岳麓书院。受书院山长吴道行影响，王夫之“喜从人间问四方事，至于江山险要、士马食货、典制沿革，皆极意研究”，他还与同学旷鹏陛等创办“行社”，强调躬身实践。王夫之是一个卫道士，他说：“历代亡国，无足轻重；只有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了。”清兵南下，王夫之以书生之躯举兵抗清。兵败后，为躲避“剃发”，王夫之改名换姓，四处流亡。后来隐居于山乡草堂，拒绝清廷的利诱，钻研学问三十年。王夫之著书上百种，共400余卷，内容广博，见识高深，被认为是传统中国的最后一位大师。谭嗣同说：“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王船山认为“天下惟器而已矣”、“无其器则无其道”，主张行是知的基础，“知行统一”。王船山还强调纲常伦理，推崇豪杰人格，以“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自许，体现出了巨大的使命感和牺牲精神。王船山的思想对湖南读书人影响很大。
清朝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权，特别是雍正皇帝登基以后，为了加强统治，兴起了文字狱。雍正自己很勤奋，事无巨细，包办一切，把天下兴亡系于一人之智。最终雍正也由于刚愎自用地迷信丹药和过劳，英年早逝。中国的传统学问主要是义理、考据、辞章，理学着重义理，经学着重考据，文学着重辞章。在雍正诸人的铁腕下，汉族士人噤若寒蝉，不敢涉足义理领域，转而埋首考据。以思想见长的理学停滞，以考据见长的经学兴盛，形成了著名的乾嘉学派。考据在清代的兴盛使得国家缺乏战略研究和思想家，人民很呆板，从而难以防范、应对危机。
岳麓书院偏居一隅，与学术潮流拉开了距离，保持了自己的传统，朱熹、张?的理学与王夫之的实学一直在湖南学人中流传。岳麓书院的主持者明确要求学生修炼道德、研习经典、关心实际、经邦济世。湖南籍学人王文清前后主持岳麓书院十余年，在教学方面他强调经史和时务。上任伊始，王文清就制订《岳麓书院学规》，规定：“日讲经书三起，日看《纲目》数页；通晓时务物理，参读古文诗赋。”没有强调八股技艺。王文清把经书作为经纶之源，以读史来解除困惑，他还把礼、乐、兵、农等科列为必修。因此，岳麓培养的人才既通晓经史，又明达时务，有境界，有本事。
继王文清之后不久任山长的罗典也是一位大家，他主持岳麓书院长达27年。罗典将修身与济世结合起来，提出“务令学者陶泳其天趣，坚定其德性，而明习于时务”。罗典做过御史，对政务非常了解。他的学生严如?虽然只取得“优贡生”的中等功名，但却成了十九世纪初期很有影响力的学者。严如?原来是教书先生，在1800年的一次殿试中，他长篇大论地批评了征剿白莲教的正统军事战略，主张改用地方民团和土地分配政策，他的思想被接受，以后官至按察使。严如?不仅懂兵法，而且精通地理学、民俗学，他写的《苗防备览》对苗族地域有深刻的分析。严如?后来做了平定南海海盗的顾问，对沿海的防御产生了兴趣，编纂了《洋防辑要》。此书论述了中国沿海的战略地理，主要取材于戚继光、顾炎武、顾祖禹等人的著作。严如?这两方面的研究显示了岳麓书生注重实际、经邦济世的传统。
严如?的两位岳麓师弟、同是罗典学生的陶澍和贺长龄就比严如?幸运得多，一个官至两江总督，一个官至云贵总督。陶澍是理财大师，贺长龄是著名学者，二人都颇有廉名。罗典之后，袁名曜做了岳麓书院的主持人。袁名曜曾在皇帝身边工作过，对时务很了解。他的学生罗绕典在岳麓书院读书十二年，考取了道光进士，最后官至云贵总督，著有《黔南世略》等。袁名曜的另一个学生魏源则做了幕僚，追随岳麓师兄贺长龄、陶澍，成为当时著名的海运、河工、盐政、币制等方面的改革专家和影响深远的思想家。
魏源是湖南邵阳人，他二十二岁时走出湖南去了京师。在京师，魏源师从刘逢禄，与龚自珍同学，他们“托经议政”，以经书解释当世政治及学术，通过研究今文经学的形式表达变革社会的思想。魏源与龚自珍被时人并称为“龚魏”，是呼喊“九州风气恃风雷”的著名改革思想家。由于龚自珍死于鸦片战争前，他的视野限于国内社会问题，成为古代中国的最后一位思想家；而魏源则“睁开眼睛看世界”，成为近代中国的第一位思想家。魏源主张“通经致用”，“以经术为治术”。他认为，经书仍是指导现实政治行动的极则，如果没有经典做最后依据，就无法确立新的政治秩序中的方向。他坚定地相信，历史上变化无端和独特的形势所产生的决定性意义，都必须在经书中找到理论上的根据。魏源认为，历史情况常变，必须调整旧制度以适应每个时代新的需要。魏源指出，“天下事患常出于所备之外”，中国出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困难，如外国势力入侵造成的货币与军事危机、庞大的文官候补队伍、不断攀升的军费开支、无法控制的黄河、管理不善的漕运。魏源认为，如果能发现合适的人才并使用他们，这些新问题也是能够解决的，但制度上并没有对新问题作出新反映，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中国文人的精力尽“出于无用之途”。魏源响亮地提出了要用经世致用的态度来实行改革，但一切要在不偏离忠君原则的范围内进行。
魏源将农民谋生与候补文官谋职并列，认为解决不好这两个问题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农民愚昧，轻易不会出乱子，一乱就无法无天；候补文官则是小乱不断，必须得分一杯羹给他，一旦这个队伍成了规模也是大问题。事实上，农民和士绅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两支主要力量，中国传统上作“士农工商”四民排序，几千年来政府一直在士绅和农民的利益间徘徊。
1824年，魏源三十二岁的时候，国家发生了漕运危机，应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请，魏源上书提出了海运的方案。同年，贺长龄又委托他编辑一部关于经世致用的文集。这个编辑计划于次年完成，书名为《皇朝经世文编》，在清代文章中进行了广泛的挑选。《皇朝经世文编》分为八个部分，前面是关于学术和中国政体性质的理论文章，后面是论述制度和行政方面的专题，按政府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权限来分类。《皇朝经世文编》内容集中在财政、公共工程和军事行政方面，该书影响很大。《皇朝经世文编》刊行之后的三十年，魏源研读了大量的官方档案和私人收藏，写出了关于制度改革方面的各种建议。魏源不仅提出要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工业技术，而且认为应该鼓励自由贸易，允许民间自办新式工业，以完成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全过程。
鸦片战争后的1842年，魏源完成了一部名为《圣武记》的著作。这部书叙述了清代从开国到道光朝的主要军事战役。魏源写《圣武记》的目的不仅在于记录战事，他还分析了清代政治体制中的问题，这些问题预示了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战败。魏源特别关心充实军事人才的问题，当时汉人只偏重文职，民族界限又把清代军事组织分成了两半。魏源主张采取新政策以提高士兵特别是军官的素质，给予优厚薪饷和特殊社会待遇以及对各地区实行灵活变通的征募办法，消除军事腐败，像西方那样建立常备海军等。魏源引用古书中“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希望战败后能够知耻后勇，重振国威。《圣武记》具有强烈的经世色彩，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并流传到了日本。
1844年，魏源在镇江见到被革职的老友林则徐。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痛感清朝闭关锁国的弊端，有志作《四洲志》，将真实的世界介绍给国人，他把这一理想交托给了魏源。魏源以林则徐提供的材料为基础，综合各方面资料，编撰出中国第一部世界地理、历史著作《海国图志》。《海国图志》介绍了南洋、印度、非洲、欧洲、美洲的史地情况，兼及西方的地圆说、议会制度、铁路、银行等新知识，使中国人对陌生的海外世界有了宏观的了解。《海国图志》中还有《筹海篇》等论述性的内容，阐明了对敌策略。在《筹海篇》中，魏源提出了“调夷之仇国以攻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著名口号，这是近代以来最早提出的向西方学习的主张。事实上，中国和西方都存在着自我中心的观念，中国称欧美是“泰西”，欧美则称中国是“远东”。魏源的《海国图志》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被很多人所接受。《海国图志》传到日本，对日本明治维新思潮的形成也起了积极作用。
魏源、严如?、陶澍、贺长龄这些岳麓弟子讲求兵农河漕、边防海防等实用之学，推动了晚清经世致用学风的兴起。他们是近代的第一批士人，在他们之后崛起了一支更大的岳麓队伍。这支队伍的教师爷是欧阳厚均，曾在户部任职十五年，有着丰富的政务知识。欧阳厚均在岳麓书院掌教二十七年，门下弟子超过三千人。同时，另一个湖南士大夫官员唐鉴积极鼓吹恢复宋代伦理哲学，呼吁士人坚持心性修炼并为国效劳。唐鉴还认为：“礼乐兵农、典章名物、政事文章、法制度数，何莫非儒者之事哉。”欧阳厚均和唐鉴的学生曾国藩继承了老师的思想，湖南士大夫集团开始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