铃声响后，奔驰班田老师以车间主任的身份召开晨会，并给大家宣读了一则公司生产部通告：“奔驰公司发现Unimog F200车型油底壳设计存在缺陷，设计人员对缺陷进行了改进，要求大家按改进后的图纸完成新零件的制作。”同学们在领取新任务后立刻行动起来，在班组长带领下，以生产班组形式进入工作状态，分析工作任务、查看生产进度看板……一切都按照企业生产模式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这里不是车间，而是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汽车工程学院“奔驰班”的课堂。这是学院结合德国职教模式开发出的新型教学法――基于车间学习的LBW教学法（Learning Base on Workshop，简称LBW）教学法。在“奔驰班”，诸如此类的创新性教育教学方法还有很多。当这些在德国常见的教学场景，原汁原味地呈现在中国学生的课堂上时，“双元制”顿时变得鲜活起来。
“奔驰班”诞生记：搭产业“顺风车”
“奔驰班”实际是北京汽车产业布局时不经意落下的一粒种子。作为亲历者，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吴晓川见证了这一过程。2005年，高端汽车品牌德国奔驰公司落户北京。作为配套工程，北京奔驰公司需要建立自己的培训中心，培养培训企业所需的技能人才。按照奔驰公司的通常做法，培训中心建立在企业内部，直接复制本土公司模式即可。然而，北京市政府却有着更长远的考虑。
“双元制”模式是德国经济复兴和崛起的秘密武器，为世界各国职业教育界所推崇。然而在我国，“双元制”始终难以生根发芽。为了破解这个难题，北京市政府在引进奔驰公司生产线的同时，从北京市职业教育发展的大局着眼，力争引进其“双元制”职教培训模式，以此带动北京市职教改革与发展。
将培训中心由公司搬到学校，除了进行职工培训，还要承担一定的学历教育。这是奔驰公司以前没有遇到过的情况。对于北京市教育主管部门而言，一家国际知名的外资企业与一所中国职业学校合作，同样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合作需要平台，当时北京市选定北京市汽车工业学校（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汽车工程学院前身，2007年并入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作为奔驰公司的合作方，由北京市教育局派人专赴德国洽谈相关合作事宜。
作为参与洽谈的成员，吴晓川没有想到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合作却演变为长达一年的“马拉松”式谈判。吴晓川用“古板”来形容德国人的做事方式，比如，对于北京市出资建设培训中心，德国人竟然无法理解。而“古板”的另一面，吴晓川看到了德国人的“认真”。在同奔驰公司董事会的会谈中，每一个合作细节，比如中德双方互派教师、实训设备的建设等，都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洽谈，“责任落实到了细节，条款落实到了纸面”。虽然当时对德国人的“较真”“低效率”不能完全理解，但从事后协议落实情况看，德国人“说到做到，严谨、细致可见一斑”。
校企洽谈的核心问题则是校企双方采取什么样的合作模式，如何才能使培养的人才符合企业的用人标准，满足企业的需要。双方经过协商，最终决定引进德国“双元制”人才培养模式，并采用校企合作的方式组建“北京奔驰汽车技术培训中心”，实现订单培养，形成“校企互融”式的合作模式。
“奔驰班”改变了什么？
2006年3月，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与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合作成立“北京奔驰汽车技术培训中心”。同年9月，在“北京奔驰汽车技术培训中心”平台上开办首届奔驰生产和售后服务两个试验班。
据王纪东介绍：培训中心的主要任务是为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提供职业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服务，职业学历教育按照“奔驰试验班”模式运作，为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培养技术工人，职业培训主要是培训在岗技术工人。
北京市政府、教育局对该项目给予非常大的支持力度。除了前期设备投入，后续几年中一直不断追加投入。如此费尽周折、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的项目究竟有何与众不同？与国内一般的校企合作相比，究竟有哪些改变？
实际上，“改变”在签订协议时就已经发生了。在协议确定招生人数时，吴晓川又一次领教了德国人的“古板”。按照奔驰公司的培训要求，每个班级招生人数的上限是24人，“一个班学员超过24人，免谈！”这在国内许多办学者看来，有些难以理解，因为国内职业院校招生班级规模大都在四五十人以上，目的是“降低成本、提高效益”。而且一个班级多一个人少一个人，也并没有太大区别，甚至认为多招人是好现象。而奔驰方面答复很简单：这是奔驰公司的“硬性”规定，因为按照他们的“经验”，人数控制在24人以内才能保证培养培训质量。
而接下来的改变则是“全方位”的。按照协议：奔驰公司向“奔驰班”选派了外籍教师，中方教师也到德国进行了实地培训；针对“奔驰班”的培养培训要求，奔驰公司专门组织人员开发了教材；师生们操控的实训设备也由奔驰公司提供……
可以说，“奔驰班”从教授到设备设施，都打上了“德国制造”的标识。而这只是看得见的变化，更大的改变发生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对于这一点，亲身体验过“奔驰班”课堂教学的教育部现代教育技术师资培训基地主任、职教课程改革专家戴士弘感触颇深。
“奔驰班”所采用的“准员工”人才培养模式，即文章开头描述的一幕，给戴士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认为，“这是送上门来的德国职业教育样板，我们可以从中学到许多宝贵经验”，“奔驰班”的经验明确了课程改革的“大方向”。
奔驰生产班以“乌尼莫克车模制作”为主的金属加工技能训练课程涵盖了汽车制造技术工人所需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如机械制图、机械基础、公差配合与测量等，这些课程的基本内容都融于“乌尼莫克车模”的零件制作和装配中，不再单独开设。
“这些教学内容，在我们这里通常会设置十来门课程，把它们按照学科体系的线索排列实施。德国的经验告诉我们，课程设计必须以能力训练为核心，不是以知识体系为依据。我们的课程设置必须进行‘能力本位’的改造。”戴士弘强调。
奔驰班全部课程设有“乌尼莫克车模制作”“机器人工作站的使用与维护”和“轿车模型”等几个大型综合项目。每个项目都涵盖了不同领域的诸多技术内容。戴士弘认为：“所有项目都是在仿真企业环境、转换师生角色的情境中进行的，因此可以承载被称为‘软技能’的‘职业核心能力’职业素质教育内容。这是传统的知识传授型课堂教学所无法解决的问题。”
除了课程和教法，“变化”还体现在教学过程和教学效果上。汽车制造系主任王京道出了“奔驰班”的诸多与众不同：教师以车间主任身份进行工作部署；学生以生产班组为单位讨论工艺步骤；教师讲解加工中需要用到的理论知识；在教师的指导下完成产品加工；教师以质检员身份检测工件完成情况，并及时反馈给学生；以生产总结会的形式讨论本日工作得失……
这些变化的教学效果如何？专业课教师马峻告诉记者：学生对工学结合的教学模式学习热情很高，能够在工件加工的过程中学到理论知识，培养职业素养。教学成果以产品形式体现，能满足学生的成就感。
对此，王纪东认为，唯有职业院校与企业共同建立相互融合的可持续发展的合作关系，才能实现“双元制”本土化，才能将工作导向的课程真正落到实处，使理论教学、技能培养与实际工作保持内容上的一致性和连贯性。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模式只能走校企合作之路。
“奔驰班”的示范效应
从以上种种“变化”，可以看出：规模不大的“奔驰班”已经注入了德国双元制的基因。
王纪东告诉记者：目前校企双方合作良好，除实现最初制定的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就业的目标外，已在学校专业建设、课程建设、课题研究、实训基地建设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更加深入的合作，并取得部分成果，比如，奔驰班被北京市教委确定为首批职业教育分级制度改革试点班。
据了解，受“奔驰班”的启发，德国戴姆勒股份公司依照“奔驰班”的模式，分别在福州、广州、上海等地也建立了奔驰汽车技术培训中心，并与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合作，针对奔驰汽车在中国的售后服务市场，成立了“戴姆勒中国汽车学院”，主要为戴姆勒股份公司在全国设立的经销网点培养汽车检测与维修方面的技能型人才。
而借助奔驰的品牌优势，汽车工程学院的人才培养能力得到很大提升，同时提高了社会影响力和知名度。从2006年以来，学院分别与法国标致雪铁龙汽车（中国）贸易有限公司、神龙汽车有限公司东风雪铁龙商务部合作成立了“北京中法雪铁龙汽车技术培训中心”，与KUKA机器人公司合作成立“KUKA机器人技术培训中心”等。
目前，已有160余名奔驰班毕业生工作在北京奔驰公司和奔驰4S店，成为不同岗位的骨干。截至2010年底，北京奔驰汽车技术培训中心已为北京奔驰公司完成中级工技能鉴定培训、北京奔驰公司技师培训等共606人。“奔驰班”学生在学习期间就已经熟悉公司的工作岗位，就业后能很快上岗熟练工作，缩短适应期，进入公司后能很快融入公司。
对于“奔驰班”的办学成果，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汽车工程学院副院长王霆认为，“奔驰班”开发出了一套较成熟的“双元制”本土化人才培养模式，获得了与国际化高端企业合作的经验，证明了“双元制”本土化的可行性。
而在吴晓川看来，“奔驰班”的合作，尽管规模小，但却具有标志性意义。“奔驰班”开创了外资企业与公办学校合作的先河，并为企业和地方产业培养出了所需人才，是校企合作方面的成功探索和突破。
谈及合作成功的原因，王纪东认为这得益于校企双方的共同意愿与共同努力。在他看来，企业对校企合作的愿望和职业教育的认识是实现“双元制”本土化的关键。“正是因为德国戴姆勒公司、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对于校企合作有着强烈愿望，才能与我院签订紧密合作的协议，才能在校企合作上有了本土化的创新形式；正是它们舍得在职业教育上的投入，才能与我们合作共建奔驰汽车培训中心，才能开设奔驰班，才能在学生来源、学生与企业的关系、学生身份、学生待遇等方面有了本土化的创新形式。假如没有北京奔驰公司的深度参与，“双元制”本土化的创新根本无从谈起。”
而另一方面，王纪东认为职业院校是实现“双元制”本土化的基础。共建奔驰汽车培训中心、开设奔驰班、坚持小班教学，校方在经费、师资、教学设施、管理等方面投入增大。“作为职业院校，在校企合作中，首先想的不能是企业能够为你做什么，而是你能为企业做什么，要更看重社会效益，这样有利于双方达成共识，有利于合作的深入。”
奔驰班作为一个“个案”，毕竟规模较小，如果放在职教改革的视野下，又有哪些示范意义呢？对此，有关专家学者认为，“奔驰班”所探索的教学模式符合中国国情和职业教育发展实际，具有一定的推广和借鉴价值。通过“奔驰班”的实践和所取得的成效来看，“双元制”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本土化的，能够取得同德国本土一样的教学效果。据介绍，通过几年的实践，汽车工程学院获得“双元制”模式和本土化的“工学结合、订单培养”模式的比较数据，为下一步工作的改进和提高提供了分析依据。此外，学校已成功将德国“双元制”的一部分项目课程的教学素材转化为能够在本土开展教学的物化成果，形成部分项目课程完整的教学方案和文件文档。
曾在德国工作、生活过12年的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研究员姜大源认为，德国是一个“思辨的民族”，基于此，如果认为企业跟学校合作就是“双元制”，未免失于肤浅，这只是外形和外延的东西。他强调，德国“双元制”基于德国的民族基因。实际上，与德国原味的双元制相比，“奔驰班”合作在本土化过程中也做了一些改革。这些改革基于中国职业教育的客观实际。
比如，德国“双元制”，包括一些发达国家职业教育模式，都有法律做保障，而在我国职业教育中没有前执行的、要求企业必须参与的法律体系，因此，“奔驰班”的合作是建立在校企合作协议基础上的，以保证了教育教学的顺利进行。此外，在教学过程中，专业教师承担理实一体化课程，理论与实训课程双肩挑，虽然加强了双师型教师的培养，但也凸显我国了“双师型”教师队伍的薄弱。
对此，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和震认为：在没有利益可言，企业社会责任不强而又没有法律机制保障的情况下，企业参与合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较低就不难理解了。
有学者坦言：校企合作缺少了法律的保障，就丧失了深入合作的根基。即便“奔驰班”取得了成功，作为典型个案，也难以大范围推广。显然，这些问题，已经超越了“奔驰班”甚至职业教育的范畴，应该站在更宽广的视野来审视职业教育问题。
在姜大源看来，对于双元制的“本土化”需要进行深入的思考。我国的职业教育是以学校为中心的，是公益性的，倘若由市场的功利性调节教育的公益性是否科学？因为需求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企业、社会的功利性的需求，一个是个人本性的教育需求。中国企业作为职业教育的主体目前还做不到，所以，我们需要思考中国的模式应该是什么？本土化不是简简单单能够做到的。从这个层面上看，“奔驰班”的探索距离本土化还有距离，但不管怎样，也迈出了重要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