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佳琼： 云南是个诗意丰饶的省份，映射、还原，或重现着人心中的某种渴望与理想，永远等在原地，绵延不绝。云南的晨昏、原野、森林、庄稼、山川、土地、河流、村庄，都有着温暖母体的安静姿态。除了用来感受、领会与进入，还可以在远离时用以想象和安慰。开阔平静的景象下，有巨大的潜流等待捕捉与生发。只有在其间生活过的人，才能体会那种自然对于人心的格外关照与弥补修正。
云南诗写者众，像遍布的星辰和野花，昆明、昭通、红河、曲靖、玉溪、普洱、大理……都有不少的诗歌创作者在沉默书写，这里我不一一提名了。我喜欢这种集体的诗写局面，喜欢这种“在一起”的感觉，对这种多年一直承续并已形成传统的普遍的沉默诗写心存敬意，正是这种“在一起”，形成了云南多元结构的诗歌体系。有时候，这种诗写的意义，也许并不在于写出多少经典，发出多么嘹亮的声音，我个人觉得，坚持写就是意义之一，意义就在“写”这个姿态上，只要从未停止探索和实践，云南诗歌就会形成自己独有的诗歌生态，从而获得延续、拓展、提升。
源一直在，流亦不绝。
除了云南诗歌大家们为我们留下的那些内生空间开阔的诗歌经典，就我个人有限的阅读和了解，从普遍的面上,个人感觉现下的云南诗歌，有情怀，少异质。情怀这个词还是有点大，但我愿意这样认为。落实到每一个个体的诗人那里，本性里的天真，天然流露的性情，有纯杂之分，无高下之别，都当得起这个词。基本上，翻开任何一个云南诗人的诗写文本，都不难发现深烙其中的地域或民族特质。以澄澈透明的写作方式，在生命与生活的自觉上，在心态的纯净上，心灵抑或文字都更加纯粹地完成了对云南大地和其上万物这个写作原点的延伸与返照。
远非素朴所能尽了。
但类似的写作取向，如果没有绵延千里，有时候也正是困境――抽离了云南基因，本土基因，和天真自然的价值本质后，诗歌出路何在？云南特征如何进行更好的呈现与传达?
如果仅剩下诗写的均质化甚至同质化，那么，明月清风何为？
需不需要在语言上下功夫？得到一种重新开始？
语言有点像内力作用于外，以期不以形役：以观物之眼体物之心关注身外这个世界,关注自己的内心体验，把古典、现代，民族的语言或表达方式深刻融合，赋予那些体验和思考一种异质化的语言生长谱系――融合共生的语料，辅以悬崖，辅以岔路，获得独创性，获得异质性，因各具其美而获得个人标识、个人气质，发出自己的声音。
优美如飞翔。
心有所动，明月当庭，神灵似在。
永远都不必慨叹：诗人远去 谁复咏歌？
未来一定是孕育于目前的现状中的。关于云南诗歌的展望，我感受到的还是更多的希望――终有一天，云南诗歌所以声音嘹亮，并不是由于量多，而是由于质高。
陈衍强：
我作为一个在小地方写诗的人，只知道埋头写，不懂得怎样说，特别是说云南诗歌，真有点为难。因为我出生并一直生活在滇东北，远离省城，是背靠四川的云南人，因为边缘而说不清不楚。
云南不仅是植物王国，也是诗歌王国。云南诗人，从于坚起，可以列出一长串闪闪发光的名单：雷平阳、贾薇、海男、唐果、鲁若迪基、哥布、樊忠慰……云南诗人，仅被诗人伊沙在网易微博《新世纪诗典》推荐的就有将近10位，云南因此与北京、陕西、广东、天津、山东、海南、河南、四川、湖北一起被列为中国十大诗歌省区。云南是诗歌大省，我一点也不怀疑，在诗歌大省写诗，诗人一点也不孤独。而且我始终认为，云南出诗人，而出诗人最多的地州市又数昭通。在北京的镇雄籍诗人乌蒙曾经问我是否赞成“昭通出两种人，一种是土匪，一种是诗人”的说法。我的回答是：昭通出土匪是解放前，那不是昭通的特产，座山雕就不是昭通的。昭通不仅出“云南王”，还出国学大师，也出鲁迅文学奖得主。我的家乡彝良也出过些人物，如电影《从奴隶到将军》中的那位将军，见义勇为英雄……而且彝良不仅出英雄还出美女。在这种地方适合写诗，出诗人并不奇怪。
就我个人而言，我的写作是让诗歌回到说人话的一种努力。比如关于悬棺的诗，云南有好多诗人都写过，而我写的那首“悬棺”拒绝抒情和隐喻，我只说出。我的最后几句是这样写的：“因为悬棺/就是悬崖上的棺材/说直接点/就是?人的先人板板”。
我认为，云南诗人不分体制内和体制外，也不管诗歌是否民间，只认文本。“诗歌无好坏，诗歌有真假”。对于我来说，诗是我表达我的想法的最好方式。我的经历，我的痛苦，我的愤怒，我的隐秘，只有诗歌才能帮我说出。
对于云南诗人，多半是各走各的路，各到各的站，各开各的花，各结各的果。不管他们温厚不温厚，不管上网不上网，用不用WORD敲诗，或者跟土地亲近不亲近，存在都是合理的。当然，就我对云南诗歌的阅读视野来说，也不乏缺少特立独行的“个人化”写作，有的初学者没有方位感，丧失原生态，诗中多半携带别人诗中的影子，一看就是“同一首诗”。
云南诗人，需要一种“滇军”的威猛，威猛是情怀，有情怀才显才华。云南诗人，只要坚持，好钢用在刀刃上，大才大用，就无愧于诗歌大省。因为路线正确，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大诗人可以有大诗人。
晓龄：
我和很多诗人一起走过来。绝大多数未曾谋面，没有交谈。还有很多是纸上知己，我早已熟悉他们。
云南的诗歌，用一句话说，就是土里长出来的生命，猛地一见使人慌乱。也许来自形体，也许来自气味，也许来自电流或突然停电。于坚，海男，雷平阳，伊蒙红木。只要知道他们为什么写诗就够了，因为他们自己是不该知道的，只有摆一面镜子，他们才会看见自己。
云南肯定是个诗歌王国，跟中国别的地方不一样。那么多个民族生活在那片区域，当然要千姿百态，甚至风情亿种。端出每个民族的典籍，或者顺手捞起几句民歌挂在刺丛上，总会让几个人失魂落魄。那么多游客到云南来，来了又来，在云南时，他们的姿态跟以前大不一样，有点疯癫。这些都是诗歌吧？
要一个人站出来告诉别人怎么写诗，实在太尴尬了。诗句从诗人心灵的天空飞过时只有一瞬，它什么时候来，什么颜色，什么样子，飞过去了才知道啊。
我相信诗歌与最高智慧有关。世界的神秘性、价值感与美味来到人心里，小坐一会儿，像躲猫猫一样。游戏真的只是为了消遣吗？实际上，游戏已是存在方式本身。诗人，必须按照内心的指令来活，他们只是一群送信的人。
神性，巫性，鬼性，土性，野性……说什么都可以。云南的诗人，带着特有的基因行走大地，他们的皮肤、动作、姿态、声音上天堂入地狱，秘不示人。
最兴奋的是，他们话里有话，话外有话，没完没了。他们被一座座山头隔开，昆明一队，昭通一伙，小凉山一群，遍地宝石的瑞丽还有一堆……数不胜数，相对封闭，相对安稳，相对独树一帜，相映成趣，绝不言败。
一种远，走遍世界每个角落。一种远，如坠无底深渊。开放如天空，才有神灵现身。
大家尽管写吧，写的人多了，就会出现最好的了。
其实所有的诗歌没有价值大小之分，更分不出轻重，只有质感与美感的不同。诗歌最终要穿越存在之躯体之内核，到达时间空间的另一个展开式中。不断地到达，不断地打开，乐此不疲，这就是诗人的方向。
张雷:
现代诗歌已经成了生活的一种，也是一种意义纯粹的表达。在云南，我认识的诗人里，哥布、艾泥、泉溪、艾傈木诺、唐果、徒举袖衣、杨?、爱松、老六、符二、杨红旗、李冬春、和慧平、周志、麦田、巫鸦，客居云南的钱旭君、吴亚顺、周鸿杰等人，其作品都有富于魅力的表现。但谈论云南诗歌的现状，肯定绕不过于坚、雷平阳的作品和成就，但也正因为有了这两座高原之峰，容易让人产生一种简单化印象，或是把云南诗歌的未来看得过于乐观。
诗歌的创新，一是语言的，二是思想和感情的。当诗歌的书写，进入个人档案、家族史、地方志等领域，不仅是创新的需要，更彰显出一种开疆拓土般的雄心壮志。诗人用新的语言方式，重新叙述细节，记录感受和激情，见证曾经蒙尘的世界、大众和个体的位置，从而读者的记忆被唤醒，联想被调动，诗句里的东西变得能被血肉体会，这是多么奇妙的感受。阅读的参与，等于一场在全新视角下的观察、思考、记录和获取过程，读者因共鸣而喜悦，重新生发出对诗歌的热情。如果说诗歌的价值，我认为就在于它确实能改变点什么，即心灵的接受。
诗意存在于每个人的身体之中，存在于每一片形貌各异的土地上。翻阅新出期刊、民刊，点开博客、邮箱，每天都能看到新诗歌的诞生。这时候，诗歌属于很多人，他们的语言、意象、形式，既随意、有限，又特别强烈。
诗歌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既取决于生活的环境，也取决于写作者的态度。有人说，云南高原，大地厚重、神秘，生态原始、多样，民俗风情迥异不同，而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天生就浸透着诗性的本能。一个人，只要能找到一种恰如其分的语言方式，就能将存在的诗意渐次呈现出来，生活与诗产生了联系，诗的维度直接作用于生活。可以这样说，能生活在这样一个高原，写作属于自己的诗歌，是云南人的福分。与此同时，也很可能没有人意识到，在这片高原上，绵延横亘着无数座山峰与河流，按某种随意的方式划分出各自封闭的区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创作者目光的眺望与交流。地域的独特性就是如此，它成就我们，也在扼杀我们。确实，假如画地为牢能够成立，时间就会变得空虚乏味，心灵顿感困乏，低着头的生活方式会把人变成一种依附体，地面上苔藓，卑微无根，诗意更是荡然无存。对于诗歌这种本身需要突破空间，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再创造一个未知空间的文本而言，抱残守缺、固执孤僻、山头本位都是致命性的戕害。
希望诗歌写作可以像生活一样，尽量自然一些，随意一些，多宽容一些，再自由一些。写作者则要改变那种依附于地域、依附于高峰、依附于生活表面的状态，要不计功利得失，不带任何前提，独自去贴近大地，体验那些真实隐藏在日常生活底部的感受，把握原初和最本质的诗意。事实上，一首充满生命力的诗歌，不取决于里面是否缀满了山川草木、花鸟鱼虫；不取决于起点是高峰，还是平台；也不取决于每次写作都要去创造一种新的写法，而在于专注地、恰如其分地恢复、或重现出生活本身具有的意味。
温酒的丫头：
说实话，对于一个简单忙着生活的人，诗歌是我不急于结果的分枝，健康的植物需要的是遵循自然的生长，果实可小，可丑陋可无疾而终，这株分枝承载的使命从不会因此丧失掉意义。对于有着这样“理想”的我，写这样的题目似乎太大，我只能从自己接触的一点范围里聊聊自己的感受吧。
大约10年前的网络，现在回头看，算是诗歌边缘化时期的新渠道，更担当了聚集同好的作用。在继朦胧诗潮后，网络的平台提供了回归民间和草根的机会，大部分带着实验性的诗歌模式从简单的诗歌爱好者手里拿出来展示，聚集在网络论坛里，像原始丛林里无序的生命，狂野自如，优劣参差，这种状态，倒是释放了诗歌原本不需要承担的压力，更在一定程度上清理了名利的毒素，所呈现出来的自由和真诚，是我个人感觉十分可贵的。
近几年来，从网络向传统印刷文本过渡的诗人也越来越多，这种变化无非是为新一拨年轻的诗歌爱好者拓展出更广阔的土壤。在云南特有的文化气息和边缘性，提供了多重环境上的滋养。好比，云南原本远离文化中心所带来的落后，在当今的社会浮躁中，反而成为了某种优势，就好像高原的空气和日照一样。有很大一批诗歌爱好者们，包括少数民族诗人们，他们延续着自由和真诚。他们是焦土里的青稞，赤裸的月亮，灰扑扑的手艺人。是大碗喝酒而清醒着的人，是这个时代渺小的嗓子，唱带着土壤腥气的歌。（呵呵，貌似离题了？）
好吧，说到未来，我个人对云南的诗歌发展挺乐观的。不是因为对某某诗人的期待，而是一种对家乡，对高原的依赖吧。这里也有疯盖的大楼，拆这拆那的标志，但安静的时候，或者你走出城市不远，就能找到好吃的原味小吃，就能找到一两个边吃烧烤喝着酒边聊诗歌的朋友，就能感受到云南人的某种顽固和骄傲。
所以，云南会有更多的诗人出现，更多有质感的作品出现，还会有更多年轻的朋友加入这个不算庞大，但足够亲切的话题里来。
因为，云南是这样的方式，诗歌也是这样的方式，这种一致是自我存在的方式。不是么？
祝立根：
地域性的话题需从地域说起。云南地处边疆高原，山高路远，在历史上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较晚较慢，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被视为中原文化的化外之地。这是云南文化的历史事实。云南诗歌亦然。
但塞翁失马，山高路远除一方面使云南拥有了独一无二的地域文化之外，同时也使当年来之不易的中原文化在内地近乎无存的当下于云南得存了一丝血脉（云南大地上还在烧的青瓷、还在唱的腔调在内地已然绝迹），两者历经千百年错综复杂的交融发展使云南形成了思想文化领域的局部性兼容并蓄，这已然形成了云南文化的传统。这也是云南诗人之福，她使云南诗人拥有了一块得天独厚的文化自留地。同时滋养出了云南诗歌历史以来的最高水平。
传统宛若草木之有根。
就以我粗陋的见识来看，包括许多民族诗人创作的诗歌在内，云南诗歌至少保留了两个好东西：一是还有心，诗言志。志，在心为志。云南诗人很少会诗及自身经验以外的事物，这使得云南诗歌更为纯粹、真确（在云南诗及经济政治都是比较不靠谱的）。如同手工作坊做东西，细手细脚做出来，虽然产量低欠规整，但是有灵性，耐看，耐得住时间的打磨。一天几首、十几首批量生产的诗歌其可靠性是值得怀疑的。“诗歌是有门槛的”（雷平阳语）警醒的是我辈，同时也指向每一首诗。二是还诚心，难于想象在抬头大山低头大河的云南，诗人们可以肆无忌惮地放言人定胜天。同时在历经了太多的祭神如神在的婚喜丧伤、祭祖跳神的精神洗礼之后，云南诗人大都保有了对天地鬼神的敬畏之心。诗人有敬畏之心就会心诚，就不机巧，穿凿附会只会使诗歌走向诗意的反面。不机巧的诗歌可能显得笨拙，但至少能以诚待人。站在一个虔诚的阅读者的角度上，我庆幸我读到了许多云南诗人打动人心的作品。
“当时代之潮将退，隐隐露出河床的石头乃是巨石”（于坚言）。就云南的诗歌现状而言，其实，一个时代已经到了水落石出的时刻，几位不必提名的云南诗歌巨挚已经立在了这个石头堆砌的高原上。同时许多优秀的诗人和诗歌依然 “像六月雨后松林里的青头菌，不经意冒出几个，不经意又冒出几个”（《滇池》某期编前语）。这已经很好了，对一个写诗的人而言，生于此时代或许是不幸的，但生于此时代的云南却是不幸中的大幸。君子之泽，云南诗歌这块种了多年的生地终于种熟。假如天假如年景，假如滔滔的一体化未能伤及云南诗歌的命脉，这块土地上还能长出些什么是很值得期许的。
唐果：
云南地属偏远，古称“蛮夷”，而我居住的德宏就更是“蛮”中之“蛮”，“夷”中之“夷”了。让一个坐在井底的人细数整个天空的星辰，除了猜测、臆想，好像也没有别的办法好想了。
呈现即现状，比如德宏，写诗的除我之外，还有艾傈木诺、吴佳琼、杨启文、何从江、扬弃、朗昌辉、排建军等。名单中有汉族、傣族、阿昌族、德昂族、景颇族，诗人们从事的职业有公司职员、政府公务员、律师等等。保山有赵振王，大理有郁东和麦田，临沧有杨红旗，丽江有侯俊、阿卓务林、鲁若迪基，香格里拉有李贵明，昭通有陈衍强、夏吟、尹马，曲靖有艾泥等等。在昆明居住诗歌写作卓有成就者估计我扳完十根手指也数不过来。
云南诗歌写作者众，诗歌质量参差不齐，最近十年，在诗坛上活跃的仍然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诗人。
2011年11月，我去丽江参加滇西笔会，参会的大多是诗人，济济一堂，绝大多数是我不认识的，生生把我给吓着了。会上还收到不少诗友赠阅的诗集，会后没事可做便拿出来翻阅，说心里话，对我是有所触动的。诗歌有魔力，一些人因为诗改变了命运，诗除了是他们生存的需要以外，心理需要应该是最主要的，诗有镇静作用，能拓宽自己的人生，让人对生命的无常少了一些恐惧。每个地州都有不少诗歌写作者在自己的土地上默默耕耘，把各个诗人放回自己那片土地就是一幅诗歌地图，把他们的诗选出来编成集子估计不亚于一部《全唐诗》，把他们的照片贴在一个展板上就是一幅幅生动的众生相。
在我居住的云南，有对诗歌本身做出卓越贡献的于坚，有因贴近泥土对云南进行赞美而获得广泛赞誉的雷平阳，有“苦情诗子”，有“逍遥神仙”，有中国女诗人代表海男，有先锋女诗人贾薇等等。
云南山高路远，从一个地州到另一个地州往往需数小时的车程，由此云南诗人扎堆的机会相对较少，所以至今没有形成一个整体或者流派。
就最近这段时间对云南诗歌的阅读，我得出以下结论：成熟的诗人均未突破以前的成就，而那些处于成长期的诗人也没能写出让人眼睛一亮的作品。看似活跃，诗人比任何时候都多，诗歌产量每日需以“吨”计，但真正堪称经典的作品如凤毛麟角，貌似鲜活，实则死水一潭，这不仅是云南诗歌的问题，乃是整个诗坛的问题。
至于云南诗歌的未来，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对我前文说到的问题，我尚没有看到任何改观的可能性。我一面欢喜着：云南有这么多人在写，诗坛的几面旗帜仍然在云南的山头飘扬；一面又抱怨：怎么老是这些人在写，怎么老是换汤不换药。
胡正刚：
我能记诵的古代云南诗歌有两首，一首是汉朝的《渡澜沧歌》，歌曰：“汉德广，开不宾；度博南，越兰津；渡澜沧，为他人。”另外一首是唐朝的“冬时欲归来，高黎贡山雪。秋夏欲归来，无那穹赕热。春时欲归来，手中络赂绝。”
这几句出自民夫、商旅行人之口的句子，或许称之为歌谣更准确一些，但其中的情绪却像一把锋利的刀子，直插我的心脏，这切肤而入的肺腑之痛让我相信，只有这样的文字，才具备诗歌的品质。这来自山水之间的哀叹，是云南土生土长的诗歌。
2010年春天，我在红河州的一个边境县做一份文职工作，每天的生活内容就是整理和上报各种工作材料。那是一座燥热、拥挤的山城，从单位走到我租住的房子需要六七分钟，那是一幢四层高的砖房，每层分成狭小的六七间房屋外租，房租每月80元，房屋四周是一片玉米地，屋前一条小河，暴雨之夜，水声整夜激荡不息。回租住的屋子要经过一片荒地，那里立着几座坟茔，为冲淡羁旅之苦，几乎每个夜晚我都和我在小城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在城里喝酒，尽兴之后恍恍惚惚地走回来，路过那片坟地时，常已是深夜，有时我走着走着就会突然狂奔起来――有些什么事物总是会让我内心溢满恐惧。一个暴雨之后的清晨，我路过穿城而过的一条河，看到有人站在开阔的河床里淘金，我写了一首充满了荒谬的浪漫主义的诗歌。
能打动我的诗歌应该是具体而精准的，准确到一片山野、一条河流、一个村寨、一座庙堂、一种从内心出发的喜慰或者悲悯，由情感支配和复活文字。特别是在云南，做一个虔诚的写作者，他的作品应该是接地气的，而非对虚无的哀怨和膜拜，这也是我一直努力希望达到却始终未曾抵达而只能选择观望的境地。
由于写的少而差，所以虽然生活在昆明并以文字工作谋生，但我对诗歌的了解却并不多，也深感自身缺乏一种写作自觉性。我想，汉、唐时候的云南诗歌是在诉说山水相隔的生命之痛，而今，随着内心的逐渐崩塌和干涸，我们内心曾经高昂壮阔的山水也无可避免的随之崩塌和干涸了，虽然谁都不愿意做一个悲观的理想主义者，并需要时刻奋力拽紧生命之中每一缕细小的喜慰，但我们身边的一些诗歌写作者，注定会将这些山水之痛继承下来。
责任编辑 李泉松 段爱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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