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军35岁，在320厂做后勤，工作算不上辛苦，但是细碎，婆婆妈妈的。王林在电脑公司，做账，跟钱打交道要劳神点，比较累人。他们是夫妇。一对年轻的夫妇要寻找点真正的快乐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千万不要想当然地说他们在一起本身就是快乐的，简单的自然的绿色的快乐，至少会有那么一种快乐。他们一天之中厮守的时间不多。在一起的时候杜军也睡得很晚，在电脑前经常坐到次日凌晨时分，像个精力过于旺盛的强人，其实他只是不想那么早上床，听到妻子微微的鼾声他会心有灵犀微微吐口气。他不认为他的婚姻出了什么问题，这只是婚姻的一个部分而已，或者说婚姻就是这样的，相看两不厌了不起，有那么点厌倦也是正常的，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是好的，平和冲淡可能更自在。他也不认为自己在生理上有任何问题，男人在30岁后一寸寸消减，女人则一步步渐强，这是自然法则。与天斗据说其乐无穷，但是到头来吃亏的还是自己。日子是要长久过下去的，只争朝夕并不明智。他们结婚三年了，认识还要更久一些，他们准备明年各方面稳定下来再要孩子。能在两人世界建立微妙的平衡与和谐，不需要急急忙忙生一个孩子来维系婚姻，想到这点他有些许满足。谈不上真正的满足，但在人生的中途，拱门的顶点，学会满足是种务实的生活态度。
最近半年来他们的生活起了点变化，乐观的变化。这是从加入KB俱乐部开始的。一开始他没有多少兴趣，不过还是和妻子去了，妻子的几个同事也加入了这个俱乐部。她正是受他们蛊惑而来的。直接说吧，这是一个杀人游戏俱乐部，游戏里有三种角色，平民警察和杀手。当然，还有法官。法官是无所不在的。第一次游戏他坐在妻子边上多少有点懵懂，且不说保护妻子，第一轮自己就被人杀了，他留遗言“我真的已经死了吗？”法官说他真的死了，出局了。妻子恰如其分地摸了摸他的脸，以示哀悼。他不明不白死了，窝囊地窝在边上看他们玩，他发现妻子比他老练得多，显然不是第一次玩了，这点让他多少有些不悦。杜军不是一个蠢人，这个游戏也很容易上手。半个多小时后他又加入了第二局。这次他发到了杀手的牌。“天黑请闭眼。”法官说。“杀手请睁眼。”杜军睁开眼睛，看着周围戴着面罩的人，灯光下显得很奇怪，“杀手杀人。”几乎没多犹豫，他把妻子杀了。他并不是让她为曾经独自出来游戏付出代价，他不是那样狭隘的人。在接下来的发言环节轮到杜军时他说了，“我怎么可能杀她呢，你们知道她是我的发妻，终生伴侣，我爱死她了，你们知道这里的死是什么意思，没有她我怎么活得下去，杀她等于杀自己，是的，那是自杀。”他最后沉痛地请求杀手下一个就把他杀了，因为阴阳相隔对他来说太过痛苦。他的发言很生动，杀的人选择得也很高明，这只是一个游戏，大义灭亲无疑是睿智的选择。所以事后王林说他“那你真是无毒不丈夫啊”。语气嗔怪，神情却有几分钦佩。
这半年来的双休日他们都是在KB消磨的，他现在是5级杀手，她6级，不高那么多，只高一点点。游戏费了他们不少的钱和时间，有点疯狂，不过很享受。游戏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乐观地说是生活质量大大提高了。他起码年轻了十岁，不是说贪恋，而是好久以来他们都没联系得这么紧密过。一天两个杀手在床上动了柔情，他在上面，她在下面，他说天黑请闭眼。她水汪汪地看着他，他重复了一遍，她目光火辣辣地看着他。他说再看他要开枪了。她露出杀手本色又轻蔑又自得地说枪还在你手上吗？他提醒她没有枪。她则警告他缴枪不杀。这时她在上面，他在下面。做了杀手之后他们不光身体语言丰富了，语言本身也丰富了，有交流的生活是快乐的。她终于微微打鼾了，这个时候他已经先睡着了，其实不非要硬挺着，他是很容易睡着的。
他们原有的平衡和和谐被打破了，新的正在建立，可能是他们的快乐有些亵渎神圣，仔细思量甚至不止一处地方亵渎神圣，有的人依靠渎神来靠近神，不过神的平衡并不是容易忖度的。
星期一上午两个便衣警察找到这个杀手的时候他正在办公室，这之前他们已经打电话给他。他和科长一个办公室，科长和厂长去长沙了，过几天才得回来。虽然这样他还是愿意自己去公安局一趟，问题是他们已经到附近了。10分钟后他们当面向他表明了身份和来意。尽管有所准备杜军还是不大自然。他敬烟，倒茶，他们婉拒了。他关上门，给自己点了支烟，努力镇静下来，语速正常地说了那天夜里所见到的，当中回答了他们提出的几个问题，一共交谈了半个小时左右。临走前其中一个警察谢谢他的时候他突然问当天夜里你们出警了吗？这个小个子警察怔了下，说为什么这样问。杜军说随便问问。小个子警察说这是执行公务，过于随便是不妥当的。他顿了下又说他是刑警，刚刚接手这个案子。杜军掩上门，在椅子上坐下来，推开桌子上的日报，然后又扯过来，他看着图片上的目光很茫然，他又点了支烟，把视线移到窗外的墙头上。
两个姑娘，当时他只看见一个，四个歹徒，他看见三个，当时天很黑，隐隐约约他感觉还有，不止三个，甚至不止四个。黑夜站在他们一边。两个姑娘都是18岁，两个歹徒也是这个年龄，另外两个20岁，报纸上是这样说的，不过他们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成熟得多。他们现在三个在看守所里面，一个在逃。两个姑娘，一个死了，一个在市人民医院。报纸上有她在病床上的照片，她的侧面照，他只看了一眼，觉得她很美，但是他不能确定是抓住车窗的那个姑娘。那个姑娘的头发很长，一个男人抓住她的头发往后扯，她趴在车窗上，双手抓住窗沿，她说救救她，“他们要强奸我。”
上周五吃过晚饭他和妻子去了俱乐部，运气不好，等了一个小时才凑起人数，周末一般人气是旺的，这次是个例外。他玩了两局，还是运气不好，牺牲得比较早，留了两次遗言，但是并没给同伴指出正确的方向。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善良归善良，可是没个屁用。大约九点钟的时候单位打电话来让他去一趟，他那时刚好是个死人，他和妻子说他打个转看看，让她在这里等他。
这是个火车拖来的城市，朝气蓬勃，同时混乱不堪。30年前这里还只是个小村庄，重要铁路动脉湘黔线和焦柳线及在建的渝怀铁路呈“大”字在城区交汇。他的单位地处城郊，原来是三线军工厂的厂区，在凤凰山的后面，打的要20分钟，只是出租车夜里不爱拉这边的活。来了之后他才明白根本不需要来，仓库的钥匙老赵那里有，老赵住在单位的。领导在电话里不说什么事，惜字如金，唯此为大似的，他为领导的神经心烦不已，这不是第一次了，军令如山倒般“有点事你马上过来一下”。军工厂倒了，遗址还在，这些破碎一定让领导把自己看成老将军了，他想下次如此这般一定要先问个清楚，“我大小也是个领导吧，我这样对待过下属吗？”后勤科的副科长这样自问又羞言了，不是他怎么待人，而是前一句，“我算啥子领导，不过我怎么说还是个人吧。”
给三个明天要出差的员工领好装备，厂里安排一辆面包车送他们回去，儿行千里母担忧，领导还要给出远门的员工开个简短的会，让他等等。这一等就等到10点20分，此时此刻他本来应该在杀人游戏里愉悦的，现在也无不同，枯坐在办公室里，他连杀人的心都有了。
事情出在回去的路上。车上包括司机一共五个人，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杜军没说话，闭目养神的样子，好在大家都没说什么话，不致让他显得突兀。他开始是佯睡，很快就真的有些迷糊了。车到山顶时的一脚急刹车让他清醒过来。他的头撞在前面的靠背上，在大灯的白光里看见了那个慌张奔跑的姑娘。她跑到车边上，拍打窗户和车门，说救救她，“他们要强奸我。”
“你们晓得，这路段治安不好，出租司机都不愿来，前些日子还有人打劫，”他对两个便衣警察说，“我当时不能确定发生的是什么事，姑娘可能是需要救助的受害者，也可能是个骗局放的幌子来故意拦车的，对不起，这是当时真实的想法，我们车上有两个女同事。不过我还是把车窗打开了。”
她几乎把车窗拍坏了。杜军偏过头说究竟是怎么了？他像是问自己又像是问车上的同事，没有人回答他。车厢里黑漆漆的，他迟疑了一下，打开一半窗户，“究竟是怎么了？”他对姑娘说。
姑娘几乎是在哭喊，瘦瘦的一只胳膊伸了进来。“救救我。快把门打开好吧？”
她的手打在他的脸上，他不无慌乱地侧过脸问几个同事怎么办。他记不得自己是否提议把她拉上车来，很可能说过，他记得他的手放在门把手上，随时准备很快地打开门。这时候女同事凄厉地尖叫了声，那个姑娘两只手都伸了进来，而且试图让身子从车窗里钻进来。女同事又叫了声，随即用手捂住眼睛和嘴。两个男人已经上来把姑娘的身体和瘦胳膊从车上拉开，她的指尖在他脸上很重地刮了下，冰凉的，很快又火辣辣地疼，他的头伸了出去。姑娘的哭叫声打在他头上。他大声说这是干吗呢，可不要乱来啊。一个拖拽着姑娘的男人有工夫伸出一只手指着说狗日的，老子女朋友要人管，下车来信不信一枪给撂了。
那声音通过戳过来的手指子弹般炸裂过来，平地惊雷后是寂静，除了姑娘的哭叫声没有别的声音了，还有山上的小风，在冬天山顶的风是呜呜地响，现在是夏天，风轻柔些，但是他听见了风的声音，姑娘的头发飞扬着，她的脸在穿过车灯的那一刻像风中的杨柳朝着后面。
杜军看着姑娘的脸说怎么办？他说得又轻又茫然，这样说的时候姑娘的脸已经转过去，被拖入黑暗中，只有男人低沉的咒骂声传过来。坐在他身边的女同事紧紧抓住他的胳膊。司机说别下车，还是让他把大家安全送到家。有人叹气，有人吸气。他屏住呼吸，几乎听不见声音了。
路已经让出来了。光往前移，极速向山下驶去。风从车窗里灌入，他轻轻地关好窗户，回过头匆匆看了眼。他什么都没看见。他注意到车厢里的沉默和严肃，敬畏和惊怵，仿佛保持镇定和安全不得不如此。这时候一个女同事呜呜地抽噎起来，没有人安慰她。
“听到枪声大家都怔住了，从来没亲身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到山脚下才清醒过来，”他对两个警察说，“所以我们马上报了警。”
车停在凤凰派出所的灯箱边，上面有派出所的电话。几个人都拿出了手机。接警的同志问了他单位和名字，他说了单位没说名字，接警的说必须说名字，他又说了名字。
“他不相信我，”杜军对小个子便衣说，“他开始甚至让我别报假警作弄他，我和他说是真的，要他们马上去，我和他说我们有车，就在派出所的巷子外面。他说他们有车。我们车在原地还等了几分钟，然后开走了。”
他没去俱乐部，直接让车送回了家。他坐在沙发上什么都没干，就像坐在黑暗的车子里一样。他还没能从车子里走出来。妻子回来很兴奋，冲凉后光着身子上了床，她现在是和他平起平坐的五级杀手了。她要小小地庆祝一番，避孕套前日业已告罄，她不以为意。他也没有意志在一个夜晚两次拒绝女人了。
“到时候你又怪我。”他忧心忡忡地说，“会出人命的。”
他所说的人命起码是九个月后的事，他们讨论过这个，她宁愿肚子挨上一刀。但是星期日的下午，他在晚报上读到两个姑娘出人命的消息。他的身体明显地弹了下，她们竟然从凤凰山的悬崖上跳了下去。悬崖高两百来米，断断不是生路，一个女孩儿却在树上挂了一夜，翌日早晨被人救起送到医院。另一个姑娘第三日中午才寻到。身子骨摔碎了，被四个人从崖底抬上来的。这就是说，她在冰凉的沟壑里躺了两天两夜，露水在上面，血水在下面，几个小时之前才被尸布裹起来。
他记忆里唯一和跳崖有关的是抗日时期的狼牙山五壮士。惨烈的战斗，英勇地赴死，还有一棵恰到好处充满神迹的树。总是有一棵树。他突然很希望那个挂在树上的姑娘是指尖划破他脸颊的女孩子。他把报纸折起来，头耷拉在双手握着的报纸上，闭着眼睛，把这个念头想了一遍。但是他更相信她已经死了，在经验里他期冀的事情很少有兑现的，不合辙，甚至南辕北辙。
他给那天夜里坐在他前面的同事打了个电话。同事在外地，手机关机，他犹豫着是否打给另外一个同事，他不知道说什么好，他也不知道他们能和他说什么，就像那天夜里一样。他拨弄电话，通话记录上保留着他打给派出所的电话，通话时间是22点59分。他继续往下翻，他盯着排列整齐的名字，不知所措，感到很孤独。
王林在厨房叫唤，他把报纸塞到放杂物的柜里。报纸上的新鲜油墨把手染黑了，他到卫生间洗手，然后用冷水抹了把脸。姑娘在脸上留下的刮迹结了痂，他对着镜子把它撕掉，斜斜地窥了眼因为日久有些发蒙的镜子里的脸。他到冰箱那儿倒了杯冰水喝下去，他和王林说头有些不舒服。王林一个人去的KB，她问他要不要带药，他说家里还有剩的。夜里躺在床上王林说他脸上的伤不像是车上刮的（前天他是这样和她说的），而像哪家姑娘家指头抠的。他说姑娘死了。王林说什么？他回了回神，说没什么。王林狐疑地看了看他，用指肚去摸他脸上的伤。她摸到一手的汗，她关切地问没事吧，吃药了吗？他说没事，觉得好些了。
事实上事情已经有些严重了。警察找他的那个下午厂工会曲主席把他叫到四楼的办公室。等杜军坐定她说市里打电话来她才知道有这么个事，了解下情况。杜军说市里？她丢给他一支烟说市总工会打的电话，不过没人甩鞭子，工会也不能撒蹄子。她的样子像是已经完全知道这个事了。她有张柔和的脸，嗜烟，抽得用力的时候习惯眯起眼睛，烟雾散尽方才把毛茸茸的上下睫毛完全分开。他说要他说些什么呢。她说把事情经过叙述下，好整份材料送上去交差。“那两个丫头真惨是吧，”她说，“听说还只十几岁。”他说十八。“惨烈。不过也真性烈，我还以为像我这样的女人都灭绝了。”她说，“这真让人动容。”她问他当天是老孙开车？他点点头。她说呆会儿再找老孙。他把和警察说过的话复述了一遍。她陷在沙发里，几次眯起眼睛，有一次甚至完全闭上了。她让他写份材料，马上交给她。临走前他说他怀疑派出所并没有出警。曲主席说别把这个写上去，就写所经历的事，不然只会越扯越麻烦。他有点心虚地说不会很严重吧？她说应该不会，人又不是你们杀的。
这不能给他什么安慰，她的样子也不像是在安慰。他回办公室，目不斜视，盯着脚下的路，走得又快又认真。下楼梯的时候他想起她有个在读大学的独生女儿，还有她在办公室扇面前烟雾的手掌，木然的表情，好像那烟雾不是她嘴里吐出来的，好像扇的倒不是烟雾，而是他的脸。他感觉很热。
他在椅子上坐了半天，又翻出报纸看了看，头脑很混乱，几乎无法行文，几次一个简单常见的字一下子就不知道怎么写了，写出来也觉得不像。他写了一个多小时，涂改太多，不得不又誊写一遍。曲主席打电话下来问写好了吗？他说就好了。她说直接送到刘书记那里就行了，他要。杜军愣了愣，她不像愿意作出解释，接着他听到了刘书记的声音，他说他在书记室等他。这个时候杜军觉得问题有些严重了。放下电话急煎煎地抽了支烟，又看了遍自己写的东西。心里没底，感觉很糟糕。果然刘书记阅毕后眼镜拿在手上，眼睛瞪着他。问他写的是什么？他用食指点了点脑袋说怎么没有触及灵魂。杜军瞠目结舌，期期艾艾地说曲主席只是让写个经过。“好好想想这事，不是小事，几乎两条人命了。你们为什么不能伸出手，草木无情，连树都伸出手，人何以堪。”刘书记敲了敲桌子，再次重复了最后一个词。这是事实。除了那棵充满神迹的树，一切都很残酷。他沉默着，手指顶着鼻尖。刘书记再次问怎么不伸出手时，他很没底气地说他们有枪。刘书记说看见枪了？他没看见。“我知道，”他说，“我知道做得不好，我们可以做得更好，但这是几分钟之间的事情，那条路在夜里一直不安全。”他又说，“我们马上报警了。”刘书记说当时车上有五个人，完全可以把那个姑娘救上来的，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一生中不是总能遇见这样的机会，他年轻时做梦都盼着这样的机遇。他要这个年纪不光救姑娘，连那几个娃都塞进车生擒了。杜军相信这是可能的，他没做到。他为此难过。“那三个人也不要在外地学习了，思想不过关，学得再好有什么用。”他突然又说，“那天车上只有你是科长，你应该带头的。”杜军心中一凛，说他是副科，和那几个同事没什么区别。
“你们是没任何区别，”他生气了，“你们都一样的。”
刘书记在他印象里一直挺和气的，沉默了一阵，刘书记最后说写一份检查吧。触及灵魂。这样说的时候他把杜军之前写的那份一把揉掉了。在楼梯口杜军遇见老孙正往上走，出事后他们还没说过话，老孙拉住他涨红着脸说那天可不是他决定把车开走的，他一介车夫，听人使唤的老粗，一辈子谨言慎行，从来没作过什么主张。杜军脸也红了，好一会儿才把刚才的对话精神传达给老孙，说刚才确定了自己是车上的领导，他负领导责任。
当天深夜他在市电视台重播的晚间新闻上看到了关于这起案件的报道。刘书记打电话来让他看的。在报道的最后副市长和妇联主席分别接受采访，一致要求严厉谴责见死不救的行为。王林已经睡了，他听着她微微的鼾声把音量调到很小，怎么调还是觉得大，最后音量调没了。他站在卧室的门口，站了良久，耳朵里嗡嗡作响，像是气体从那狭窄的通道钻出来。他折到阳台，万家灯火和夜空的星辰并不像往常那样给人宁静和安慰，它们严肃地瞪着眼睛不再时明时暗闪闪烁烁。我已经人神共愤了，他想。他趴在阳台的栏杆上，勾下头，悬悬地看着楼与楼之间的深渊。几个窗户里还有光，依稀还有音乐，一楼的住户在自家的绿地里种有蔬菜，看不见，他知道是丝瓜和茄子。它们还未长成，手指般大小，悠悠地垂在菜架子上。他久久地看着下面。
接下来日报头版整版是这个案子。二版也是。他第一次在报纸上读到自己的名字，他细细地读，读过后用烟头把名字戳穿了。公司里的人们都在谈论这个事，待他走近又噤声了。也有人凑上来询问他，厂里一个穿工作服的老同志甚至抓住他胳膊问他是不是杜军？他和姑娘是一个村的，他几乎没说话，只是像妇人一样幽怨地瞅了眼杜军，意味深长地摇摇头。杜军也没有说话，待他松开手还兀自站在原处。杜军在工厂里没有朋友，更不用说真正的朋友了，这原因还不是他来这里时间不长，他缺乏和周围的人打成一片的能力。他和同事大致保持的是单纯工作上的关系，仅此而已。大学毕业后的十年他转了几个大城市，换了差不多上两位数的工作，去年初岳父帮忙回到家乡（说是家乡，其实他老家在距这里300余里地的小县城）地级市安定下来。他是真的想安定下来的，很快买了房子，跟一线大城市比起来在这里买房子像是捡了大便宜。这是一个补偿。
他决定打电话和妻子说说这个事。王林说她知道了。他说知道什么了？她说她知道这个事了，全世界都知道了，所以她就知道了。他说回来和她说。她说怎么当天不说呢。他还是说等她回来再和她说。她说你没事吧？他说没事，能有什么事。
他没能把检查交上去，他写了几张，写不好，全撕掉了。他做不了这个工作，或许电视报纸和其他人做的确更好些。他不想再写了。刘书记问他的时候他说给点时间容他想想。刘书记带两个挎着照相机的晚报记者来采访，他当时很恼火，请他们走开，他们固执地拿着采访笔并没走开，刘书记沉着脸说配合一下，随便说点心里想的吧。杜军说他很难过，他说不出什么，说完就自顾自走开了。他走到卫生间，出来的时候记者正端着机器候在门外，他捂着镜头说要是拍照的话他会把胶卷扯出来撕了。记者呵了声说还蛮凶的嘛。杜军放开手说不信可以试一试。一个戴眼镜的记者说还有什么好试的，难道大家还不知道吗？杜军恶狠狠地说你们知道什么？记者说他们不知道所以想知道，这是新闻工作者的自由和权利。“用不着威胁我们，我们习惯了，老实说现在还有什么好逃避的呢？”杜军说闭上你的嘴。他想说他会把舌头扯出来撕了，但是他急匆匆走开了。
中午刘书记专门和他谈了话，说事情出来了就出来了，人一辈子难免不犯错误，接受现实，把包袱放下来。他现身说法道要不是自己犯过小错误，现在应该是市里的副书记而不是这工厂的。“不过我终究还是书记，而且是正的。”刘书记和蔼地笑了。杜军试图笑笑，还是没笑出来。他说他努力放下来。刘书记说尽快把检查交上来，上面在催，还有就是尽量和媒体配合，态度诚恳些。杜军马上很诚恳地说他不会和媒体说什么，他受不了这个，他甚至连检查都写不出来。刘书记说这样就麻烦了。杜军说不麻烦的，他已经是一个被谴责的人。刘书记沉吟片刻说自己的压力不小，厂里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得不好，他有责任。杜军点着烟默默地吸，吸得很快，明知烟屁股烧手，还是猛抽两口。杜军说他不认为自己是见死不救，说没有见义勇为更恰当一些。他们只有三个男人，对方四个，有刀有枪，至少这是可能的，那条路一直不好走，就算没有两个姑娘，直接面对歹徒也是很危险的，再说车上还有两个女人。他说：“我不是见死不救的人。”刘书记蹙着眉头抽烟，“是不是见死不救也不是我说了算的，我要是有那么大能耐叫电视台报社听话，厂里做广告就不要花银子了。”杜军说要是救了就是英雄对吗？话未说完刘书记接过去说就是这样，怯弱还是勇敢，救还是不救，死还是活，决定了是英雄还是狗熊。杜军缩了缩身子，好像试图在形体上遮掩庞大狗熊的事实。他说这两者之间就没有别的东西了？“什么东西？”一些可怜的渺小的生物，他的眼神在窗台细碎的阳光上闪过，“没有东西。”他犹豫了下说，“我认为他们搞错了。”“错也错不到哪里去。”杜军说他不值得这样大书特书又是电视又是报纸的，配不上这样，他只是一个普通人。不好也不坏，很多时候还自认是个好人。刘书记惊诧地看着他，半晌才说这个态度太不恰当了，还是多做自我批评。“你难道不为此感到羞愧？”杜军低着头，冥想的样子。这些年颠沛流离东奔西走，觉得自己活得挺辛苦挺卑贱的，没有人模，只有狗样，好容易远离一切颠倒妄想安定下来，突然之间全世界都知道他的卑贱了，比自己知道的还要来得多些。这世界上有的事情只能自己一个人知道，顶多再让神知道，反正神是无所不知的，再不济你知我知，放在家里面，哪怕有点脏，相濡以沫的水原本也在土坑里。所有人都知是不可接受的，谈论本身就是羞耻。“我羞愧呀，”他很费劲地说，“我不接受采访，表示他们所说的我都接受。”
下午快四点钟，有两个提着摄像机的男子进了厂部办公楼，杜军正从办公室往外走，他直接走出大楼。一辆越野车停在门口，车身上是电视台的红字和标志。他躬下身子，系紧鞋带，脸庞感受到吸满阳光的粗糙的水泥地的热量。他关了手机，在厂外的交通点搭车回了城。
王林夜里加班九点来钟才回来。杜军做的饭，她回来的时候他正坐在书房的电脑前，回过头看见她站在门口注视他。她说你没事吧。他咧咧嘴没有出声。她走进去，一只手轻轻地搭在他肩头，他关了个网页，点开另一个。他们一起等待慢慢刷开的网页。过了能读完一则新闻的时间她说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他说他也不知道。她隔了会儿又说你没事吧。他移开鼠标，把椅子旋过来，舔了舔嘴唇，“事情你都知道了，差不多就是那样。”他说，“我真的不明白，你认为这是见死不救吗？”她仔细看了看他的脸，“你们当时有机会救那个姑娘吗？”她思索了一下才这样说。他说他不知道，任何可能都是存在的。“甚至我也可能被他们杀死。”她说报纸上说那几个歹徒只是半大的孩子。他说有18岁了，看起来比他还高大，又是夜里。“就是这些孩子才不想事，什么事都干得出。”他有些激动了，“你以后别看报纸。”“报纸上怎么只是你的名字，他们呢？”他说是他报的警，他们第二天就出差了。她埋怨说报纸的确有些过分了，欺负人呢，像是没有写的，真怕他会挺不住。他说会熬过去的，他甚至说，“你说我世上最坚强。”这是他们都熟悉的歌，后一句是我说你世上最善良，但是最善良的人有些忧虑地说，“你还有心思唱歌。”他说他哪里唱歌了，“我连哼都没哼呢。”他好像是在申辩自己坚强，一个咬紧牙关的铁汉形象。电脑嗡嗡响着，显示器因为鼠标半天没动噼啪着黑了下来。她说为什么总是我们碰上这样的事？他不知道，她也不知道，他们苦恼地看着对方，然后又把眼光撇开。她说怎么这几天她都没看出什么异样来？就是你从KB去厂里的那夜对吗？他点点头，她说他还比她先回家的，她想起了什么，说那天我们还那个了？他下意识地应，什么了？一说出来他就知道她指的是什么。“回来之后我们还在做爱？”她用一种难以置信的腔调说，“在那样的事之后我们在做这个？”“是你要的，”他点了支烟，喉咙有点涩，“我做得不好。那一夜我都没睡着。”她说他应该和她说的，她知道了就不会做。“在那样的事之后再马上这样是野蛮的。”他有些烦躁地站起来，一个业余诗歌爱好者把做爱看成作诗他无所谓，她半吊子的深沉和过分充盈的诗意有时让他觉得女人的简单可爱，偶尔也感到可笑，更多是习惯后的无动于衷。但是现在整句话里表达出的态度让他很不安。他说别再谈论这个，再谈下去真的受不了了。她站了会儿，然后朝卫生间走去。
上床前他忍不住问她遇见这样的事会怎么办？她说，“你说我？”“是他们遇见这样的事会怎么办？”“他们不是都没出声嘛。”他说他的意思是指大多数人。她很快地说她不管他们，他们和她无关。“那你认为我应该怎么办呢？”他固执地想知道。她吸了口气说那天夜里他根本不该离开她跑到厂里去，那样的话就不会有事了。她又叹了口气说别想这个了，该出事想逃也逃不掉，这算是一劫，没三长两短就是好的，这个事情总会过去的。“你认为我做错了吗？”他还是纠缠于这个。她停下了拍打床单的手，然后继续拍，转身上了床。
“睡觉吧，”她说，“我愿意你能救起那个姑娘，不过你为此死了或者重伤我宁愿你什么都不做。另外，以后有什么事如果不能一直瞒着的话尽早和我说，我也好有个准备。”
“我不是什么都没做，我马上报警了。”
他扯着喉咙让她注意这个，她安慰他，“对，你做得没错。”
她躺下去，睁着眼睛并没睡，过了会儿坐起来用一种深思熟虑的声调对在方凳上抽烟的杜军说她真的认为他做得没错，要是她在现场也不会让他下车的。“现在的治安太坏了，我好几个同事在大街上都被抢了包，没有一点安全感，自己保护自己都不容易。”她鄙夷地说，“我也不知道那些人怎么好意思大张旗鼓地去谴责老百姓，如果非要严厉谴责谁，倒应该是他们。他们应该道歉才对。还有那些警察，平时不管事，报了警还是管不了事。”她说，“我们说的话他们倒是都听不见的。”
“到底是个算账的。”他从沙发上欠了欠身子咧着嘴说。
“算起来就生气。”
她皱着眉头修正了开始的想法，认为那夜的欢娱也没有什么不妥当的。“有时候这也是反抗世界的一个方式，”她认真地说，“我们为什么要背上他们的十字架？我们的一点点快乐容易吗？”
这话在他看来大而不当值得商榷，不过容易接受，他觉得自在了点，刹那间甚至拾遗补缺了男人的自尊：归根结底我是她的男人，我还是她的男人，其他人的看法又有什么所谓的呢？
他爬上床。他总归还是能证明他是男人的。最近半年来他们在新的节奏里琴瑟和鸣，摇滚了点，音准还不错，有人听到好音乐三个月不知肉味，反过来能在肉味里找到音乐亦为不易。他不是没想到过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老人言，但是在渐渐和谐的主题音乐里加入某些音符很不恰当，为什么要像个看天的老农那样忧患呢。上个月某夜两个杀手兴之所至在准紫禁之殿的阳台上野合了一回，躺在微有凉意的薄毛毯上仰望星辰，他觉得生活还是有意思的，日子还是值得咀嚼的。
“想到你会出什么事我就受不了。”
“没有那样悲观。”他说。
“不，我从来就不悲观。”
他认为她说的是真话。所以她只是业余诗歌爱好者。
他们静静地躺着，她转过身用手指划过他的胸脯和肋骨，稍后她的手指拂过他脸颊的时候他忽然颤抖了一下，就像打出一梭子弹后身体不由自主的反应，一个从尾椎奔袭而上的冷战。他抓住她的手。
她说还在想那些？“不，想到你我就觉得好过些了。”
“你还从没对我这样说过。”
“是吗，”仿佛正因为从没说过，这样说出来让他觉得胸腔空了一块，他虚弱地两眼一闭，“睡吧。”
他还是交了份深刻的检查上去，不是特别难写，在内心深处他隐隐觉得自己还是做错了，和别的没关系，他起初就这样觉得。他的确可以做得更好一些。至少现在把检查写得更好些是有道理的。中午刚上班的时候刘书记打电话把杜军叫出去，他在办公楼外的大众车里等他。杜军拉开后排的车门，坐在驾驶座上的刘书记示意他坐在前面来。空调飕飕吐着冷气。刘书记说一起去政府打个转。杜军看着引擎盖上的一块光斑，车往后倒，光斑越来越大，整个引擎盖都明亮了，亮得眼睛受不了。他继续说市里并没说见死不救，而是涉嫌见死不救，调查清楚就好了。杜军说就他一个人去？刘书记说不是还有他嘛。杜军去年调动关系时到政府去过几次，但他根本不熟悉那里。车很快拐上了盘山公路，杜军把遮阳板打下来，身子完全靠在坐椅上，说稍稍靠会儿，然后闭上眼睛。
在政府大楼里他真的睡着了。他们一起走了两个办公室，然后刘书记去找人，他在五楼空无一人的接待室里等。接待室的沙发大概是新换的，有很重的皮革味，阳光稀疏地从百叶窗里透进来，他开始正襟危坐，心下忐忑。后来点了支烟让自己松弛下来，再后来不知不觉地就迷糊过去了。刘书记叫醒他的时候他茫然不知所措地站了起来。“这些天没睡好吧？”刘书记拍了拍他的肩头说，“走吧。”他跟在后面坐电梯下了楼，他看了看时间，几乎睡了半个多小时。坐上汽车后杜军说再去哪里？“你要是没事就回家休息，我回厂里。”杜军说不要问话了？刘书记说监察局的领导临时有事，他和办公室的主任交流了下，应该不会再问话了，该说的都说了，检查也呈上去了。由他们定夺吧。“反正我今天是给你当司机了。”杜军说实在给您添麻烦了。刘书记没说话，把空调扭到大档。
他在小区门口下了车，在报亭买了份晚报，走了进去。在楼下他注意到一根丝瓜和婴儿的胳膊一般粗了。回到家他摊开报纸，记者采访了公安局，那夜派出所只有一个人值班，而且车没在所里。没有具体的出警经过记录，公安局宣传科拒绝了记者进一步了解情况的要求。关于见死不救的讨论要热闹些，占了一个版面。不过调子已经定了，也热闹不到哪里去。他后悔买了报纸，这是和自己过不去。他把电视的有线接头用刀弄松开。没找到螺丝刀，只能用刀蛮干，一把单刃匕首。杀手的老巢有点刀枪是题中之义，枪是塑料制的，但极其逼真，还有纯钢的枪形打火机。这些差不多都是去KB后买的行头，一个高明的杀手光玩脑壳是不够的，至少差点什么。有段时间他们去KB身上都暗揣武器，感觉立体一些，微妙一些，更加真实刺激。他打开电视试了试，每个台都花花的，同唱“我的世界开始下雪”。他心下戚戚地呆了会儿，想王林可以凑合着看碟，或者他把电脑让给她。当然，她也可以去KB。
做完这些他接到妈的电话，听到她的声音他想家里一定知道这事了。妈不知道，她是说上次寄的钱，她的声音在电话里总是显得有些激动和颤抖，就像不是通过电线而是琴弦传过来的。妈很少打电话来，他知道每次打电话来不是她上个夜里做了梦就是右眼皮跳得厉害。是迷信，也是自以为和儿子心心相通，她的感觉大抵都是对的。她问最近还好吧。他乐观地说挺好，比过去还结实，就是黑了些。她说不要再麻烦寄钱过来了，其实每次寄的钱她也是帮他存起来的。他说这是干吗呢，钱是给人花的，趁牙还好想吃点啥就买点。他还笑着说人一辈子说不好的，可要及时行乐。妈说她乐着呢。他说他现在有钱了，有很多钱呢，而且做了科长。他停顿了一下，捏了捏鼻子继续说，犯不着和别人讲的，她老人家知道就行了。妈说王林还好吗。关心完儿子媳妇她开始关心孙子，杜军说快了就这一两年之内的事。挺忙的最近，事多。她说以后她可以带的，在家也没什么事。他说别太操心了，以后有您忙的，王林还想要双生子。挂了电话之后他把手机放在茶几上，抹了把脸，还是望着电话，他有两年没回去了。他看着电话又说妈真的没什么事，真的好好的，您放心吧。
他开始早起跑步。他依稀记得初一的第二个学期清晨绕烈士公园跑圈子，然后对着书店买来的李小龙《截拳道》比划招式，因为放学路上被大同学往嘴里塞了一只从肉案上捉来的苍蝇。他打不过大同学，甚至屈辱地无法挣脱。他最近一次跑步还是大学将毕业和女朋友分手的时候，不是谁抛弃了谁，只是现实的阴差阳错让他们不可能再回到起始的衷情，准确的说法是阴错阳差，她的错他的差，或者说，因为他差所以她才会犯错，反过来她犯错证明了他差。这样解释行不行？狗日的逻辑。他甚至觉得所谓的衷情都可疑可笑，不堪回首，回不去，却也很难跑开。他跑了一个月长跑，才从那种撕心裂肺的痛楚中挣脱出来。后来他就一直在东奔西跑。真长啊。
他又拾起了长跑。他起得很早，街道空旷，人行道几乎没什么人，他沿着街道跑，一条街道又一条街道，一直跑到城郊的柏油路上，他看着凤凰山上深红色的太阳，自己都没料到跑到这里来了。他站着喘息了一会儿，抄小路爬上了山。到了山腰他拐上公路，跑过那天拦住车的一段，沿山壁一条便道朝里面走。他不能确定她们是从哪儿跳下去的，他继续走，T恤贴着身体，走了百来米他在一块悬出去的巨石上坐下来，汗液把全身浸湿了。山底的溪流像根细线蜿蜒着，大树郁郁葱葱，小鸟在其间啾啁翻飞。他坐了大半个小时。太阳完全升起来了，他觉得它离自己很近。
回到公路他往单位的方向走去，电视台的越野车从身后驶过，扬起的黄尘把他裹在里面。他站在山顶上，山脚下的厂房和办公大楼像些玩具房子。他转身走到山腰，沿小路下山，回家后打电话请了假。
这天夜里九点钟他又到了凤凰山。王林看碟的时候他说下楼去买包烟，他买了包白沙烟，站在马路牙子上撕开锡纸咬出一支，吸到一半9路车在面前停下来，下了几个人，司机像是在等他上车，鸣了声号，他仿佛不好意思拂了人家的心意，把半截烟捂在掌心里就跨了上去。那天他也差不多是这个时候上的车。那时他是个死人。十几分钟后公车在山脚下转弯，他下了车，心里有点后悔，因为回去很可能没有公交车了，出租也少，但他还是上了山。走了大约一半他突然觉得所做的一切近乎病态，而且为黑夜里独自行走莫名地感到恐慌，他没有他想象的勇气。他折返回去，甚至跑了起来，刚刚跑起来有人喊他站住，他吓了一跳，第一反应是跑得更快一些别让人抓住了。黑暗里埋伏有人，很快把他截住，按在地下，远处还有人嚷嚷再跑就开枪了。杜军在土路上挣扎着咒骂着，脸刮在小石子上，双手在背后铐住后才被扯起来。数把手电筒光在脸上晃动，他们是警察。一个警察在他身上搜了个遍，然后问他要身份证，他没有，没有就带到所里去，“我是320厂的，”他大声说，“还有没有天理了？”他又羞又愤，从嘴里吐出一粒沙子。他们怎知他是320厂的？“夜里在这里跑什么？”他认出是见过一次面的小个子刑警。“别用手电筒照我脸好不好。”他说。他的手铐被打开了。小个子刑警对他说对不起了，还有个人没抓到，弟兄们挺着急的。杜军甩着胳膊，想说点什么，喘着粗气，什么都没说出来。他很快地朝山下走去，比那天的车慢不了多少。他想报了警今天终于抓到人了，你们狠，杂种。他恨自己当时没想出这句话来，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他只想快些走开。看到一辆出租车趴在山脚和公路的交叉口他有得救的感觉，同时疑惑这都是老天（还有山涧中姑娘的亡灵）安排好的，比如那辆送他来的公交车，一切只是为了羞辱他。一个惩罚。回到家王林蜷缩在沙发上问怎么买烟去这么久？他说又去买火了。她说家里不是有枪吗？她指的是打火机。这时他已经在浴室脱得光光的，闭着眼睛，仰面任由带漂白粉味的水冲刷下来。他呻吟着。
他请的三天假，连周末一起五天。网上有在线的杀人吧，他做不到静心玩这种智力游戏，他玩简单的练级游戏，挖矿或者杀羊，冶炼武器，苦力活。下午到菜场买菜回来做饭，五点半钟和王林一起吃晚饭，休息一个小时后去附近的一所医科专业学校的操场跑步，他把晨跑改在傍晚，二十个圈子，计划是每天累加一个。八点左右再走回去，有时和王林一起看碟，只是容易跑神，好在那些碟子不费什么脑筋，随便接起来又能看下去。王林睡了他继续玩练级游戏，实在支撑不住了才上床，这样他总在她之后起来。一次她清晨出门前在他脸上摸了把，就像是给死人合上眼睛，撇开死活不提，他的眼睛已经是闭上的，她为什么要这样呢。但是他很快品到了咸咸的味道，他整夜都在出汗，仿佛睡梦里还在做苦力。汗流到眼睛里，格外刺痛。
周四刘书记给他打了电话说应该没有什么大事的，市里的朋友私下和他通了气，市里现在在调查公安方面的情况。他让杜军不要背上太沉重的包袱，如果不想上班不妨多休息几天，但是手机要开着，随时保持联系。杜军保持缄默，他不知道说什么好。他最后说“好的”。
跑步回来王林邀他去KB散散心，杜军拒绝了。她也没有去，她不会在这个时候把他一个人丢在家里。他和她说网上有在线的杀人游戏，她不感兴趣。她说我们说说话吧。她今天算错了账，不过最后还是纠正过来了。她单位的一个女同事这几天从七级升到了五级，快得难以想象。她甚至怀疑自己怀了孕。说到后来他们还是在网上玩了一局，过后她说还是和真人面对面来得刺激。洗完澡她穿着宽松的T恤，没穿短裤。她比原来要性感而且知道怎样性感，相对半年前，像是换了新鲜的血液，换了个人。他们差不多有一个星期没有同床了，这不符合惯常的生活节奏。她夸张地坐在他的腿上。他看了看她的眼睛，说这样是野蛮的。她嬉笑着说我是你的野蛮女友。“别撩我，”他站了起来，“我先去洗个澡。”他在浴室里揉搓自己，出来后湿淋淋地一言不发地进入了她，她温柔体贴地说书上讲了这是解除压力的最好办法。他没说话，默认了。他们一起呻吟。她总归是愿意陪着他一起呻吟的。他的声音此时无妨恣肆些，他就是这样做的，不怕她听见，也不怕别人听见。这时的呻吟和体液与怯弱和痛苦没有关系，所以到末了他几乎允许自己哭出来。不过真正哭出来还是后一天的事情。
说是不看报纸他还是看了报纸。他在晚报的跟踪报道里读到还在病床上的姑娘对记者说，她不怨恨那夜没有对她施以援手的人。她没说原因，他决定去医院探望她。
她在四楼外科的一间单独的病房。他在医院门口的街道买的花篮和水果，他担心记者，怕人多，心下惴惴的。还好只有一个瘦弱的中年妇女坐在床前的方凳上削梨，姑娘静静地靠在床上，床边有几个业已枯萎的花篮，看见这些他又觉得凄凉了，好像她还挂在大树的枝丫上。妇女把方凳让给杜军，自己坐在床脚。他直接和她们说了他是谁。他说真的……真的对不起。姑娘的眼睛很大，看着他，好像回忆似的，“是你啊。”她说，“我有点记起来了。”这样说来她就是那个把他脸划破的姑娘了，那天他并没有看清她，现在他肯定就是她了。“那夜我做得不好，糟透了，”他的头和声音都放得很低，他没看她的眼睛，“我本来可以拉你上车的，至少我应该尝试这样去做。你就不会这样遭罪了。”沉默了好一会儿，大家都没作声，他抬起头发现她在饮泣。中年妇女摸着她的头轻声说着话，然后把削好的梨搁在小柜上走到门外。他不知如何是好，她抹了下脸，坐直了一点。“那夜我要是不和他们出去就没有事了，小红也会好好的，我只怪我自己，我不应该那么蠢的，”她抽噎着，“都是我想得太简单了，我真想死去的那个人是我。”他说别这样说。“我好恨自己。”她说。他的鼻子一下酸得不行，他想忍，头往下勾得更深一些，他模模糊糊地望着地上一双拖鞋，鞋面上充满童趣的卡通蝴蝶愈发让他不能自已，他捂住脸，眼泪就那样流了下来。他第一次发自肺腑地觉得人们对他的厌憎是有理由的，他恨自己。“你怎么了？”她说。他笨拙地抹了抹脸，“你伤得怎样？”她左小腿腓骨骨折，软组织挫伤，身体倒无大碍。中年妇女说老天保佑，已经是个奇迹了。“我能帮上什么忙吗？”说出来后他惭愧地补充说，“我现在能为你们做些什么吗？”她们没有什么需要他做的，那个妇女有点迟疑地说如果不急的话等下帮忙把姑娘移个房间，换到大病房去。单间的病房贵，这伤筋动骨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出院的。医药费需要她们先自己出，妇联送了慰问金，政府也来人看望过，她们对政府及时抓住罪犯已经很感欣慰。“老天保佑。”这个妇女又一次这样说。
他在医生那里领了辆推车过来，和中年妇女一起把姑娘抬上车，在另一间大病房安置好，临走时他摸出预先包好的500块钱塞给妇女，他后悔钱准备少了，说过些天再来。在医院的门口，他在衣服上发现一根淡黄色的细长的头发，小心地拈下来，在食指上绕成圈，然后放进衬衣的兜里。
下午晚些时候，他和妻子说他想给那个姑娘送笔钱，“五千？”她嚷了起来，“你疯了吧。”她看着他，用一种做出来的冷漠说，“如果你有钱，你要送给谁那是你自己的事。”他说存折上还有多少钱？“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她说，“凭什么要送这些钱？”他说她在医院可能需要钱，“我们不是在KB花了不少钱吗？”“这是两回事，你用不着这样，我们不是有钱人，你不能用钱去买不值当的东西。”她说，“也买不到。”他说他要去买什么东西？她说你知道是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他阴沉地说，“你有点让我生气了。”
她没和他生气。“这段日子我也不好过，这是我们家的事，我不比你松活。”她说，“这不是钱能解决的，而且很可能带来麻烦，他们会认为你需要作出赔偿，甚至可能为此打官司。”
“事情已经够复杂的了，不能再复杂了。”他求饶似的说，“或者我再搞复杂一点，我喜欢那个姑娘。”
“这样反而简单，我们离婚你想给谁就给谁。”话说得平静，表示并不在乎，但是在妻子面前说喜欢另一个女人，妻子反击一下也是有道理的，她说，“你配不上她。”
他掂量了下，点点头，“我都觉得配不上你了。”他语气里没有讥讽的意思，有的是疲乏和倦怠。
她无法再装着平静和冷漠了，“我们别这样说话好不好，”她走过去抱住他，“原谅我，我们别想这个了，我们就像原来那样好不好？”
多久之前的原来呢？他没说好还是不好，但是人软了下来，他不想说钱了，他能接受，是冲动了。她说中午她到白圆寺给他烧香祈福，住持说他流年不利，明年就一切顺遂了。她说她还给那个死去的姑娘烧了纸。他说谢谢。
“明天我们去俱乐部好不好。”她说。
他不想去。他用手指卷着她的头发，还是答应了她。
星期六他们去了KB，出发前王林给自己派发了一把小手枪，就像过去电影中女特务坤包里的勃郎宁。她和他说高兴一点。他说他都觉得自己不适合去那地方了。她说你又来了，她把电视边那把单刃匕首拿在手上。自从在吕克贝松的电影里听到高明的杀手只用一把刀后他只带这个，如果他要带的话。事实上去KB他们也不是常带这些家什。她是太想尽善尽美了。她说我给你先放在包里？他拿了过来随手插在背后的腰带中，而不是用皮带从刀鞘的扣中穿过。这样一来裤裆前后都吊了个东西。他还在寻找平衡。
事后据妻子回忆当天夜里并没有人问起那件闹得沸沸扬扬的事，碰见的几个熟悉的“杀友”也只是友好地寒暄：“你好”、“还好吧”、“好久没见啊”诸如此类的。杜军没怎么说话，更多的是点头致意，带着略微拘谨的笑。问题出在后来的游戏过程中，他两次被人首杀，尤其一次竟然是被公投“投”死的。这在过去他还是新手时不是没遇见过，但这样对待一个经验丰富的五级杀手的确过分了点，从游戏的角度来说，这样对大家的技艺提高也是有害的。杜军的第一次遗言是“我运气不好”，第二次是“我没有什么说的”。他看起来不像为此生气，说的话也格外冷静。他坐在旁边的沙发上啜饮料，抽烟。“我想他还是心情不好，第二局还没完的时候我问他我们走好不好，他说事不过三，既然来了就玩满再说。”她说，“我们总是玩三局才回家的。”第三局开始的时候刚好九点半，法官说天黑请闭眼，接着说杀手睁眼，说了三次，后来大家面罩拿掉，眼睛都睁开惊奇地看，杜军是最后睁开的一个，他拿下面罩，就像在做梦一样，他把手上的牌丢在桌面上，“我是杀手，”他站起来，说，“你们赢了。”说完拉开包间的门走了出去。“我马上跟了出去，他很认真地说他要一个人走走，他要我玩满了自己回家。”她说，“我说我不玩了，他说想一个人走走，我问他去哪里，他说走走，走回家。”她哀伤地说，“他说得很坚决，甚至让我害怕。”
他走后他们并没玩好，因为坐下来没多久她趴在桌子上哭了，大家放下面具转而安慰她。“杀人如做人，到最后拼的是人品”，这是KB广为流传的两句名言之一。他们都是有教养的人。他们的话起了作用，或者说她想起了她的杀手身份，她止住了泪。他们一致决定今夜到此为止，同时决定由一位男士送她回家。她不要人送，宁愿独自回家，但是盛情难却，大家都如此有教养，老是不领情反而粗鲁了。KB的另一句名言是“玩到最后成为伟大的演员”，“最后”和“伟大”不提，至于演员在哪里都是一样的。在座的各位中最适合这任务的是那位加入游戏不久的小警察，说小是因为他年轻，其实他身材高大魁梧，有男子气，很警察。他腼腆地微笑着接受了。他的确很年轻。
杜军没想好往哪里去，只是往来的路走回去，开始走得急，慢慢步子就缓了下来。他买了包烟，拐进一家酒吧，要了两瓶冰啤，很快地喝了下去，然后要了瓶二两装的“衡水白”，又要了瓶。酒吧生意不错，一些男女在幽暗的光线里窃窃私语，杜军看着手上的酒杯，轻轻地旋转。透过落地窗能看到大街上的行人和商铺招牌上闪耀的霓虹灯。他的眼神迷离，任何灯光都有了霓虹的效果。他不得不擦了擦眼，效果不明显。他干脆不看，继续喝酒，他从来没爱过酒，仔细回想起来，上次独自买醉也是大学毕业的时候，醉了才好睡着，这和跑步有异曲同工之妙。毕业之后找工作和工作本身就像没完没了的长跑，疲倦得不行，所有都是能忍受的，都是可以往肚里吞的，没有必要再来杯酒，谢天谢地，而且总能睡着，就像很多东西竭力想忘记还是能忘记的。这些在他的意识里都已经模糊了，他又朝外面看了看，揉了揉眼，他担心眼睛出了什么问题，他的担心很快转移了，接着他想出了什么问题没看见是最好的了。他把手从眼眶移到桌沿上，王林和一个健壮的男人并排从他身边走了过去。男人微笑着，得意地笑，他认出来了，他认出了那个年轻的警察，只有这样的年轻人才会在大街上有这样的笑容，快乐却不偷着乐，仿佛这般可以动摇因为偷所以乐的性质。王林在说着什么，是说我吗？他看不见王林的脸，他们给他留了个背影，这个年轻男人有个好身板。王林的身体他清楚，他是越来越清楚了。我离开有几分钟了？有几个一分钟？他困惑地看着，不能肯定这是什么意思，不敢肯定，他不是一个狭隘的人，但是现在脑壳仿佛淤塞了，只留下条弯弯的曲径。他深刻地感到现在脑子转一圈的时间要来得长，确切地说，自转来得快些，公转来得慢些，而且相互干扰得不轻。他的呼吸一下急促得像跑了好远的路，仿佛他已经开始长跑了。他喝干酒，走了出去。
他站在一棵绿化树下，酒喝得太冲，几乎要从鼻孔和眼睛里喷出来。现在他们之间有了一定的距离，是杜军和他们之间，他们之间的距离因为他和他们之间距离的拉长反而显得更近了一些。毫无疑问，科学地看如果他们这样走下去在某一个点上就会重合，而且会和过去的某一点重合。王林的高跟鞋扭了下，那个男人敏捷地伸出胳膊扶住了她，走了几步他才放开手，他们继续走下去，这样杜军和他们的距离又拉远了一点。他握紧拳头，抵着树干，站在阴影里。他们在他视线里消失的时候他蹲了下来，他呕吐了，酸的酒液混合着胃里黑的物质吐在树根上，他盯着脚尖边的秽物，觉得这辈子所有隐秘地遗忘了的痛苦都借尸还魂摊了开来。他张开手指，扶着树站起来，他的手指抠着树皮，他想他连一根稻草都没抓住。“我犯了什么错，到底什么地方错了，”他含含糊糊地对着树说，“不要让我看见啊，我不想看见，不要全错了。”树的枝条在夜风中拂动着，仿佛在对他碎语，又仿佛试图在遮蔽他。但是，但是那里有那么多充满神迹的树呢。
“他从来都不是小气的人，”王林说到这个忍不住哭，“他一直很依我很善良的。我们一直很快乐。这真是鬼摸头，我的神啊。”
他们上了过街天桥，杜军跟在后面，他们下桥时他紧走几步，可能出于前车之鉴，在台阶上那男人扶住王林的胳膊，这对他来说是件很轻松的事。杜军跑了起来，在他们下完桥之前赶上了，他飞起一脚踢在小警察的屁股上，由于他们的手搭在一起，结果两个人一起跌了出去。杜军冲上去大声地吼着，又快又急，就像百米冠军撞线后那样激动，听不清吼些什么，词语和脸一样扭曲着。小警察狼狈地爬了起来，他的衬衣拉了条口子，这样他顺理成章地撕破了脸，王林则坐在地上，她的脚真的扭了。这时警察训练有素的一面体现了出来，他们从天桥边扭到人行道上，小警察还是冷静的，并没有打架，而是强悍地把杜军抵在一棵法国梧桐树干上，他说杂种你赔我衣服，他说你这个缩头乌龟，后来干脆就说乌龟。杜军想说话，说不出，好像丢了个眼神，实际上是一双眼珠要丢出来了。刀把子硌着他的脊椎骨，他站得笔直，和脑子里的那根筋一样，那把刀子逼得他容不得他再弯下去了。他艰难地抽出刀来用力挥打眼前已经模糊的脸。木制刀鞘裂成几块掉在地上，仿佛急于寻找一个刀鞘。杜军把赤裸的刀重重地送进对面庞大得让他窒息的身体，插到了底。太不合适了，他抽出来重新试了一次，他准备这样做，听到的却是轰然倒地的响声。
杜军的眼前依然一片模糊，仿佛那只手还掐在脖子上，他眨了眨眼睛，再闭上，然后睁开。他用左手拍了拍额头，隐约看见霓虹灯，停下来的车辆，地下的妻子，远远聚拢的人群。好多法官在嚷嚷杀人了杀人了，他想跑，恍惚记得下午已经提前跑过了，在运动场上一个套他圈的女学生还调皮地和他说快跑快跑快跑。他往前走两步，走到大路上，他又什么都看不见了，而且这种看不见的感觉在往里走，浸到身体里面。他缓缓地进退失据地扭过脖子，脸色却是异常镇静。这个形象上了第二天报纸的头版，一个摄影发烧友的作品。记者终于得到了他们想要的照片。
“真危险，”一个记者拿着排好的样报说，“真的是个狠人，他威胁过我们呢。”
“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有时候不得不作出巨大的牺牲，”另一个严肃地说，“甚至生命。”
原载《西湖》2012年第2期
本刊责编 章 颖
作者简介： 修正扬，男，本名陈波，苗族，湖南沅陵县人，现在本地交通运输管理所工作，业余从事小说创作。作品散见《民族文学》《人民文学》《文学界》《小说选刊》等文学刊物。
创作谈：两个跟帖
修正扬
这个小说写于2006年或者更早，我没有在作品末尾注明某年某月的习惯，记忆也不牢靠，只是那时年轻，写点东西喜欢贴论坛，现在搜下还能找到。小说下面有两个跟帖，一个说：“小说的确很有想象力，一种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艺术想象”。一个说：“小说不尽如人意，纠缠于命案的调查过程显得冗长，读者会失去阅读耐心的。可读性是小说很重要的质检标准。望你今后扬长避短。”
事实上，这个小说来源于报纸上读到的一则真实的新闻报道，需要我去想象的不多，更多的是把自己放在小说人物的困境之中，设身处地经历一回。小说的主人公是个普通的小人物，和大多数人差不了多少，我们也难免落入这样或那样的困境，承受诸般压力，所以体察这个并不困难。看看这个世界，横的纵的，有所谓强者和伟人，但是很多时候不得不喟叹的是，人类是多么孱弱的生灵。
在我们的时代，不得不说生活本身是很有想象力的，甚至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反过来这种超出了我们想象的生活限制禁锢了真正的想象力，不止是想象力，连真实都做不到了。这样的结果就是现实里能看到小说，小说里却看不到现实。如果我们的物质生活里充斥着假货和毒害，牛奶鸡蛋猪肉都不能幸免的时候，怎么要求精神生活独善其身――这句话是不是把逻辑搞错了，说反了？在普遍的说假话的语境里，说反了才得到正？我很生气，气糊涂了，所以我没耐心再谈什么“读者的阅读耐心”和“可读性”，更别提什么“重要的质检标准”。大而不当的话已经说了，再舍本逐末，缘木求鱼，太荒谬。
前面说了这是好几年前的作品，这些年来写得很少，我在努力学着宽厚平和。我还承认，尽管这是个没什么想象力的不像个样子的小说，听到人说很有想象力还是很高兴，说不尽如人意就不高兴。不高兴归不高兴，就算再尖刻再直率些也不用担心谁会翻着法律，条例，纪律起诉治罪――尽管我是唱着“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长大的。
2012-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