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记，一向以来被认为是一种“真实”的写作。然而，这种孤寂的写作，很可能有了他者“偷窥”的危险与理想的隐含读者，从而有自我文饰倾向，借助他人构筑自我形象。日记作为不与他人交流的封闭性文本，在强烈的情感作用下，很多感受与事实被想象、强化或扩大，成为最具有主观想象的写作。文章紧密结合拉康的镜像理论，对日记这种“自我幻象”。性的写作进行深入分析。
关键词：日记；自我幻象；大众文化；写作状态
日记，“记”为记录之意，记录的第一功能就是为了抗拒遗忘；“日”，是一个时间词，时间是日记言说的标志及其最主要的文体特征。记忆给日记文体以真实可信的内涵，时间的刻录性更是强化了这种真实性。日记文体作为个人的、即时的一种“历史”，因其保留了往事的原生态和鲜活性，还常常被人看做历史研究的补充。
日记作为最纯粹的私人写作，是个人精神生活的隐秘领域。在日记中，一个人只面对自己的灵魂，决不容许有他者在场。因此，日记才能毫无顾忌，畅所欲言，赤裸裸写出事情的真相和表达真实的情感。近代以来，日记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关键在于它往往比其他流传下来的文字资料“更率真”，能够更真实、鲜活地反映事物或人物的原貌。
然而，这种孤寂的写作，很可能因有了他者“偷窥”的危险与理想的隐含读者，而有了自我文饰倾向，借助他人构筑自我形象；日记作为不与他人交流的封闭性文本，在强烈的情感作用下，很多感受与事实被想象、强化或扩大，成为最具有主观想象的写作。
一
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认为，由于人类的特殊性，人类的欲望与动物欲望的不同之处在于，人本能地想要得到他人的承认，希望成为他人所欲求的对象，同时欲求他人所欲求的东西，故主体最初是借助于他人构筑其自我形象的。在日记写作中，由于现实读者偷窥的危险与隐含读者的潜藏，日记中的写作主体可能并不是真正的主体，而极可能是借助现实读者或隐含读者所构筑的自我形象。现实中“出其不意的”读者的“偷窥”，是日记写作看得到的敌人。我们总是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日记文本背后作者那“警惕的”目光。纵观许多近代、现代和当代人的名人日记，几乎没有达到真正直面自己的灵魂，完全为自己而写的境界，几乎都不同程度地含有“立此存照”让人看的目的。既然是为了让人看，不可避免地主体消失了，潜意识里“想要得到他人的承认”而构筑其自我的形象。
周作人喜读日记却不能写日记，是因为在写下私密的文字时，总不免有些“做作”。刁斗先生因少年时代的日记被老师批评为“封资修”而改写革命日记；大学时代，怕被人偷看，从不褒贬同学；结婚后担心被夫人看，总是在日记中使用各种令人无法理解的表达方式，如代号等。对此，他感慨，日记实在成了一个人“怀里的刺猬或脚下的地雷”。
托尔斯泰婚后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一段饱含痛苦和悔恨的话：“我自己喜欢并且了解的我，那个有时完整地显身，叫我高兴也叫我害怕的我，如今在哪里?我成了一个渺小的微不足道的人。自从我娶了我所喜爱的女人以来，我就是这样一个人。这个簿子里写的几乎全是谎言――虚伪。一想到她此刻就在我身后看我写的东西，或者她可能趁我不在时看我的东西，就减少了，破坏了我的真实性。”这位文豪将日记藏在靴筒里，一家银行的保险柜里，直到最终离家出走，病逝在一个小火车站上。
随着接受美学理论的发展，接受美学创始人之一伊瑟尔相对于“现实的读者”而言，提出了“隐含的读者”的概念。他认为对本文来说，读者不是外加的，而是隐含的，是本文的形式，结构中就有的。这种读者不是真实的读者，但却是潜能的。因此他将之定义为：
它是相对于现实读者而言的，是指能够按照作者
的创作动机，理解作者的本义，把本文提供的可能性加
以具体化和实现的读者。……尽管这种预想有时是自
觉的，有时可能是不自觉的。
《安妮日记》是生活在残酷的纳粹时期的犹太小姑娘安妮写的。它以书信形式展开，每一篇都是写给“亲爱的吉蒂”这位好友的。安妮在日记中解释道：“我有善良可爱的父母，有一个十六的姐姐……我有亲戚，有可爱的姑父、姑母、舅父、舅母，有一个美满的家庭。本来我什么也不缺，除了知心朋友!……为了更增强在我的幻想中向往已久的知心好朋友的想法，我不想像其他人那样只记下一些事实，而是使这本日记作为我的知心好友，这个好友名叫吉蒂。”从文中看出，作者要求交流要求理解的愿望的迫切性，在日记里便自觉地明确地为自己限定了一个隐含的理想化的读者――“亲爱的吉蒂”。吉蒂是作者在想象中创造出来听自己说话的人。“她”必须与她年龄相当，与她有共同的生存环境、共同的生存经历。
可见，日记如果没有现实中的读者危险，在本文结构中却仍有一个隐含的理想化的读者的存在。理想化的隐含读者的不同身份决定了日记的不同自我幻象倾向。如果这个隐含读者是公众，那么其自我幻象倾向当然是自我的公众形象。如果这个隐含读者是亲友，其自我幻象倾向当然是表达情感，增进友谊，消除误解。
我们看看《雷锋日记》中的一则：
一九六。年八月二十日
望花区成立了一个人民公社，我把平时节约下来
的一百元钱，支援了他们；辽阳市遭受了洪水的灾害，
我把省吃俭用积存下来的一百元钱寄给了辽阳灾区人
民。有些人说我是“傻子”，是不对的。我要做一个有
利于人民、有利于国家的人。如果说这是“傻子”，那
我是甘心愿意做这样的“傻子”的，革命需要这样的
“傻子”，建设也需要这样的“傻子”。我就是长着一个
心眼，我一心向着党，向着社会主义，向着共产主义。在雷锋的日记里，大多是这种模式，表态与议论尤其多。他在向谁表态?向谁解释自己心里的斗争?向谁剖析自己?又在向谁展开议论?这只能是日记里潜在的读者。这位读者仿佛无声无息，但实质上“他”无处不在，“他”就是党。如雷锋所说，“在我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里，都渗透了党的血液”。于是，他的日记处处都显示着党性，其借助“党”这样一个隐含读者构筑了自我形象。
如果说在现实文本中的隐含读者是作者自己设定的，那么在网络空间里的隐含读者却是无处不在的。当我们在网上QQ空间里写日记时，就是写给自己限定的几位好友看的，或者就是写给随时可以进入到空间里的未知的读者看的。这些隐含读者所欲求的东西，将会深深影响写日记者的选题与选材。
由于在网络电子文本中隐含读者的倾向远远高于现实文本中的隐含读者，因而，网络日记中的自我文饰与自我幻象性也远远高于现实日记中的自我幻象性。
在界面中想象自我的程序是，主体首先假想自己是他人，然后再以他人的视角想象自我。即自我在以电子文本书写自我时，实际上是在将自我作为他者来描述的。故关于自我的电子文本所表达的与其说是主体对自我的想象，不如说是主体假想他者对此文本的诠释。因此，网络界面不仅是了解世界的窗口，也成为主体之间寻求相互理解、形成交互主体性的界面。
由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我们受到的启发是，在界面上 想象自我的过程实质上是从他人的角度获得自己的身份。界面上想象的自我是没有深度的自我，它不是笛卡尔强调认知的自我，也不是梅隆?庞蒂强调知觉的自我，而是由主体毫无反思地任意虚构的自我。这种自我想象不是一种个体行为，而是群体性的想象，或者说是个体对群体的屈从。
鉴于网络界面上自我想象的形式是电子书写，故它又是一个共同创造符号和相互交换符号的文化过程。而符号的使用，则进一步使得在界面上的自我想象发展为一种象征性的活动，它们不仅仅是对真实生活的仿真，而且会导致对新的集体生活形式的共享。值得指出的是，这种共享是亚文化群体层面上的共享，其基础是对某种亚文化群体的想象性认同。
近来网上出现了一种新型日记本叫“漂流日记本”，它频繁活跃于民众生活圈，给他们提供了用文字跟陌生朋友分享心情的途径。所谓“漂流日记本”，就是让有意参与的人通过网络把联系方式发给活动主办方，主办方会根据地理位置排好顺序，然后让第一位参与者在日记本上写日记，之后主办方会把第二位的联系方式给他，让他向下一位参与者当面交出日记，如此一直接力，互相分享日记里的故事。很明显，这是将日记的隐含读者，在现代社会主动转为显性读者的典型案例。我们更可以确定的是，这种新的倾向，更加剧了日记的自我幻象性。
人始终是社会的人，实际上，在人生存的全部时间里始终存在着社会，人从不存在于社会之外。即使是写日记单独面对自己的时刻，我们也在渴望与人交流，渴望获得理解。隐含的读者的存在向我们显示的是人类内心深处的愿望。
二
拉康的镜像理论分了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分别为：想象境界与象征境界。即将自我想象成他人，又将他人指认为自我的过程，严重混淆了真实与虚幻的界限。由于他者的不在场，使日记成为一种话语霸权式文本，从而作者极容易在拉康所述的“自我幻象”矛盾中完成自我的塑造。
日记作为一种写作行为，从构成写作行为系统的四要素“写作主体一写作客体一写作载体一写作受体”的角度看，它不具备写作受体这一要素；从文学活动构成四要素“作品一作者一世界一读者”的角度看，它不具备读者这一要素。在这种意义上看，日记形成了一种自我封闭的文本。它隔断了与外部世界的信息交流，成为倾诉个人秘密的庇护所。个体私密无法言说的永恒困境作为一种普遍存在，便是日记存在的根本原因与动力。“他人就是地狱”、“人人都是座孤岛”等随处可见的哲学命题是对日记长盛不衰的一种诠释。于是，我们只能在日记里倾诉。日记的独语性与私密化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定规和法理。
当日记叙说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和所思时，是无视听者、读者和他者的存在的。就像任何体系没有了监督者，人们因无法自律而陷入混乱一样，日记文体也因这种自言自语的结构而产生了随意性与无序性、想象性。言说主体对于言说空间的“绝对”占有，日记之所记的“真实性”也就没有了任何客观的参照和验证。这样，日记的私语言说就成了人类语言活动中最典型的话语霸权，日记的言说者成了所有言说主体中最主观最富有想象性的话语独裁者。因为它从根本上违背了语言的交流本性，其私语言说的可信度也就同历史文本所强调的客观真实性大相径庭。
相较已有的被公开的日记，卡夫卡的日记应归入最好的作品之列，也是迄今为止极少数我们可以信赖的私人日记。这是因为卡夫卡始终努力使日记与内心生活保持一致，正如他意识到的，“写日记的一个优点是，能够令人宽慰地、清楚地认识各种变化过程。……在日记中可以找到证据，证明人们曾在今天看来难以忍受的境况中生活过，环顾过。”即便如此，临终前卡夫卡仍然恳求勃罗德毫无保留地、不加阅读地予以烧毁，部分原因是“由于它仅仅是指定限于我自己看的，我在有些地方说了谎话，我无能为力，无论如何，说这些谎话丝毫不是故意的”。卡夫卡意识到了日记作为一种个人言说空间的绝对权，会进入到颇为“主观的”自我幻象的意识形态之中。这种主观是作者自然而然的行为，因为每个人都是“主观的”自我幻象的个体。
另外，由于他者的不在场，日记作为带有强烈情感的写作状态，往往易于扩大与强化自我的情感。当人们处于热恋、失恋、痛苦、失败、成功的情感下时，最喜欢拿起笔来写日记抒发个人情感。由于“情感活动所产生的体内生理变化在大脑皮层上引起兴奋，这就既可能加强个体对引发情感活动的特定信息的注意，又可能唤醒大脑这个信息库中所储存的许多有关信息，于是信息与信息之间又可能建立各种暂时联系”。所以不论从神经机制或从心理过程上看，一定的情绪反应很可能使大脑处于活跃状态。一定的情绪状态和情感活动能引起回忆，而回忆又可能加重原有的情感，或使之发生新的变化。“情感是多么有力地推动着想象，而想象又是多么有力地加深了情感。”
也就是说，人们在抒发自我的情感时，在一种隔着时空的想象与自我诉说中，浪漫变得更浪漫，怨恨变得更怨恨。人们处于感情的巅峰状态时，仿佛要用最恶毒的词语才能让内心减少痛苦；用最伤感的语气才能表明内心的忧郁；仿佛任何词语都无法表达你内心的情感。当日记成为一种“心理治疗”的工具时，便构成了日记极度失真与幻象性的一面。当事过境迁，时过境迁，“我们”甚至都无法理解、无法确认这是自己写出来的“日记”。
当人们沉浸于某一情感时，是不能自我控制的，他迅速进入话语的“狂欢状态”，便不自觉地强化与扩大了某一情感。这种日记可称为个人的“黑色记事簿”，近似一张病历卡，，只要不太过分，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有利于心理平衡和精神健康。它为个人提供了一名随叫随到的亵友，一个家妓或一个忠实的奴婢。
在强烈的情感状态下，人们的理性因素在减少。个人情感的抒发，犹如一种神经质的自言自语。神经质与客观性往往是相悖的。在日记的写作中，情感的适度，才能更接近事情的原样。情感虽同认识紧密相联，然而不能机械地认为情感的强度必定与认识的深度成正比。情感越是强烈，人们越无法进入“零度”写作状态，无法只显示生活与事件而给予客观的评断。
在某种情况下，为了安慰自身，甚至写假日记的现象也会出现。追星族在日记里幻想着与偶像幽会与亲吻；懦弱的大学生幻想着自己向心中的情人表白；一个生活无法挽救的人可以在日记里建立一个理想国。假日记作为一种心理补偿，获得了现实中不能得到的东西以自慰。这更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自我幻象”。
网上日记一族把自己的私生活放上网，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暴露狂和自我沉溺的表现。年青一代在表达自己方面更加自在，不害怕别人的眼光。他们根本不在乎将自己的丑事甚至是性生活暴露在大众面前，因为在他们眼里这是一种宣传，一种自我炒作。通过网上日记自我宣传与自我炒作的现象将欲演欲烈，不仅是一种最为典型的自我幻象，更加成为一种自我欺骗性。
至于风靡网上的“九宫格日记”，将问题设定好，只要花5分钟对每个问题一一简单做答，就能完成了。简单的文字与事件概括，当然不再浪费那么多时间与情感去展现内心与细节，从而也不再有日记的自我幻象性存在。这种高效的现代的整理方式，当然也就失去了日记的基本功能，只能称做记事本。
注释：
①《托尔斯泰全集》(第48卷)，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64页。
②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高等教育出版1992年版，第438页。
③安妮：《安妮日记》，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④雷锋：《雷锋日记》，海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
⑤⑥卡夫卡：《卡夫卡日记》，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5页。
⑦⑧金开诚：《文艺心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5页，第184页。
(作者单位：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文学院。本文系广东技术师范学院2011年校级科研立项课题“大众文化叙述策略”的部分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