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父亲老了。近两年来，他不断地生病，住院，体力和精力愈发不如以往。不然的话，在得知出版社编印他的文集的消息时，他一定会欣然提笔，为他这套文集作一篇自序，为他自己这一辈子的作品划上最后一个句号。
我感谢父亲对我的信任。虽然我没有资格为他的文集出版作序，但父亲还是把这作序的任务交给了我。在我对父亲的记忆里，几十年来，他似乎还从未这样信任过我。
2
我的童年，是在上海新闸路上一条名叫“沁园村”的弄堂里度过的。那条弄堂的两侧，排列着一幢幢形状大致相仿的花园洋房。用现今炒房发烧友的术语，那样的建筑被称作连体别墅。不少人家的围墙上，都伸出了夹竹桃红绿相间的枝桠与花朵。有的围墙里，还长着很高的桑树或枇杷树。解放前，每一幢三层洋房的铁门里，仅住着一户人家，自然都是些有钱人，资本家或洋买办什么的。解放后，政府将这里的房产做了调剂，一幢三层楼的房子里，一般都住进了三户人家。我的父亲早在1946年就加入了中共上海地下党，后来因为身份暴露，得到组织上通知，秘密撤退至皖北解放区工作。父亲悄无声息地离家出走，使祖母及全家人焦急万分。年迈的曾祖母还不顾她那双晚清年代裹缠成形的小脚行走时的困难，专程赶到城隍庙为她的孙子抽签拜佛。但一切祈祷与企盼都毫无作用，我的父亲当年就是这般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喧嚣的上海蒸发了。直至上海解放，父亲才穿着没有领章的军装，以革命干部的身份，雄赳赳气昂昂地重新跨进了大上海。我的祖母因此以革命干部家属的身份，领着我和我的曾祖母，住进了沁园村这条弄堂中条件很舒适的花园洋房里。那时，我们家住在三楼，一间大房子足有50平米，还有浴缸和抽水马桶等设施齐全的卫生间，还有一间楼梯旁的亭子间可供外地来上海的亲戚暂时居住。我记得，祖母当年对我说过：要不是你爸爸参加革命早，我们家怎能分到这么好的房子住呢？现在，我回想起来，祖母的话还确有几分依据。因为我们家当年楼下的邻居吴峤女士，也是位老地下党员，她曾在解放后出任过上海市总工会宣传部长。而吴峤女士的前夫丰村先生，早在上世纪50年代便是上海作家协会秘书长。至于我成人之后，读到丰村先生为此被打成右派的那篇著名小说《美丽》，则是后话。而在我童年的印象里，丰村先生好像是海军中校转业，他在与吴峤女士离婚之前，偶尔回到沁园村来看望他的子女们时，我曾在光线不甚明亮的楼梯口仰望过他那威严并高大的背影。丰村先生、吴峤女士还有我的父亲，他们都是在白色恐怖的年代里，或前或后地投入到了祖国解放的伟大事业之中。
当然，我做着如上叙述时，并非仅感恩于父亲为我的童年创造了良好的居住条件。更重要的，我是想表达我的生命中对父亲产生过的崇拜：因为父亲是一位革命者，是一个在血雨腥风中仍然坚持着自己信仰的人。
童年的岁月里，最值得留恋的时光是夏天的傍晚，我和祖母坐在阳台上乘凉，祖母摇着芭蕉扇，我依偎在祖母身旁听她讲那些连环画上的故事。祖母给我买了很多连环画，里面有《水浒》、《杨家将》、《说岳全传》；还有《红岩》、《铁窗烈火》、《永不消逝的电波》。我每读罢一本，便要缠着祖母为我再讲述一遍那本连环画上的故事。祖母对我不厌其烦，许多故事都超出了连环画上的文字说明，被她讲述得有声有色。自然，祖母的故事里还包括着关于父亲的故事。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祖母讲到做地下工作的父亲被特务跟踪上了，那时候，我们家不住在“沁园村”，好像住在一条名叫“万宜坊”的弄堂里，机警的父亲乘着特务尚未破门而入，便从阳台攀上屋顶，顺着陡峭的屋顶趔趔趄趄地跑出很远，然后跳到一家熟悉的邻居的阳台上，再从那家邻居的后门奔出弄堂，最终顺利地消失在两个特务的视线之外。于是，我在祖母讲述故事的声音里，视线落到了沁园村一排夜色浓重的黑黢黢的房顶上。童年的我努力地想象着：父亲就是在这般陡峭的屋顶上和特务们周旋的么？父亲真是太了不起了！他无疑就是和《红岩》里的陈然，《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李侠一样属于当之无愧的英雄！
实话说，我和我的祖母虽然住在“沁园村”那条弄堂的花园洋房里，但我们家并非是这条弄堂里的富有家庭。弄堂里住着不少户解放前就开办工厂的资本家。公私合营后，这些资本家尽管只是靠着银行的定息过日子，但其日子的富有程度还是令人一目了然。他们的家庭一般都拥有冰箱，钢琴，还有面包烤箱。这在上世纪50年代的上海市民眼中，都属于生活的奢侈品。在夹竹桃花盛开的日子里，训练有素的钢琴声便会从弄堂深处悠悠然然地飘出。经常是在周末，这些家庭里走出的红男绿女会结伴同行去附近的凯司令、红房子或者国际饭店吃西餐。而当他们归来走到弄堂口的时候，还在大谈特谈西冷牛排与奶油蘑菇汤的美味，这自然使解放后搬进这条弄堂，早餐通常靠酱菜和泡饭度过的新居民羡慕不已。但童年的我绝不羡慕。因为我从来都将自己的父亲作为骄傲。我知道，父亲是一位革命者，是一个专门革资产阶级命的人，所以我怎么会羡慕资本家的遗老遗少的生活呢？现在回忆起来，我当年的想法固然幼稚可笑，但这确实是我真实与原始的想法。
3
父亲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是《书记大楼》。
以我今天的目光看来，父亲身上更多的潜质是诗人，而不是小说家。
虽然父亲幼年和少年时读了很多古典诗词，且都能背诵，直至80岁的高龄，他在这方面的记忆细胞仍未曾见退化，但在我的印象里，父亲好像从未公开发表过诗歌之类文体的作品。
诗人往往具有天真、浪漫、看待世界过分理想化的秉性。我的父亲也毫无例外。他以他的理想走进了新中国缔造者的行列中，他也以他的理想出现在新中国一个特定时代的作家队伍里。
《书记大楼》发表于1962年的《上海文学》。那时，国家刚从“三年自然灾害”的困境中走出来，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还十分低下。特别在贫困的农村地区，如何从灾后的土地上收获丰衣足食的日子，便成了公社领导干部必须向广大社员面对面交待的一个原则问题。这一年，父亲恰好去淮北农村参加工作队，他以诗人的慧眼，发现了一位在他小说里被称为“老徐”的公社书记。这位老徐住的所谓书记大楼，就是用几捆秫秆在田间搭起的三角形庵棚。借用小说里一位农村老大娘的语言来描绘：
你说老徐吗？他是公社党委书记，兼管这大队。他家在公社，这里也有间厢房，可他总没有个实在的住处。种什么试验田，他几捆秫秆一搭，就在红薯窖边；抗旱时，他又搬在抽水机的帆布篷下；这几天，发现菜园里有虫，他又和农业技术员在那边支了个棚子……
一位多么可亲可敬的农村基层领导的形象。
我相信，在理想主义的旗帜还飘扬于很多人心灵的年代里，这样的小说人物绝对不仅仅是艺术上的真实。在贪婪和索取尚未成为全民族的价值观时，这样的事迹与人物肯定会出现在你的身边或眼前。
在这篇小说的结尾，父亲以小说中那位大学生的口吻为“书记大楼”由衷地赞叹道：
你不是对建筑艺术有兴趣吗？那你看，此刻它象不象建筑艺术上的最高形式――纪念碑。当有一天，农村全是现代的建筑，要造一座艰苦朴素的革命传统的纪念碑，还能有什么形式比它更恰当？！
是的，父亲是位从未写过诗歌，却又是那么擅长于抒发他炽热情怀的诗人。从他充满诗意的小说里，我看到了当年支撑他参加革命的信念和信仰。
1963年，父亲为《安徽画报》去大别山采访。凭着采访的感悟，父亲写就了短篇小说《草鞋》。
这是一篇极精致的小说，只有四千余字，后来由《中国文学》以数种语言译介到国外。
《草鞋》的抒情不同于《书记大楼》，《草鞋》的抒情是含蓄的，《草鞋》抒情的动人之处是因为父亲巧妙地使用了“草鞋”这个道具。刘勰于《文心雕龙》里总结过：含蓄是美，一览无余也是美。尽管《书记大楼》与《草鞋》抒情的方式不同，但其美的特征还是共同凸显的。
《草鞋》的大致内容是：土改那年，工作队派何刚到山里办小学。一位名叫邢月兰的小姑娘很想上学，却由于父母被地主逼死了，奶奶为小月兰的父母哭瞎了眼睛，于是，十岁的小月兰不但要挑起家庭的重担，还要精心照顾双目失明的奶奶，根本就没有上学的机会和条件。一天，何刚借着为小月兰砍柴与背柴，问清了小月兰不肯上学的原因。原来，小月兰付不起学费。何刚便亲自来到月兰奶奶面前，说：“如今文化和土地一样，属穷人，学校可以照顾……”奶奶则不相信，说：“你们读书人，城里口音，穿长袍子的，嘴上讲得蜜糖似的。”月兰便在一旁哧哧地笑了，她告诉奶奶，这不是私人办学校，是政府的，老师和庄稼汉一样打扮。奶奶啐了一口，说：“你就欺负我看不见。”结果，何刚左劝右说，奶奶只是不答理。月兰无奈，伏在奶奶膝上哭了。奶奶便哄着孙女说：“别急别急，如今免了租子，我缴得起学费。”何刚乘势说：“老大娘，我收你的学费。”奶奶问：“几斗米？”何刚说：“你送我一双草鞋吧。”“你，你穿草鞋？”奶奶放下手中编制的草绳，颤抖着那双枯蒿似的手，蹲下来，摸到了何刚的脚。果然，这个老师穿的是草鞋，而且是旧的，鞋耳都快磨断了……
这篇小说如果到此戛然而止，便已经取得了十分感人的效果。但于这篇小说中才华四射的父亲，在他四千余字的空间里，将《草鞋》的历史又整整往后延伸了十年。
十年以后，紫凤山小学已经有十大间瓦房。
月兰现在自己是老师了，何刚当校长，最近被当选省人民代表。
到省里开会的那天，何刚又到了月兰家。
月兰奶奶的头发已经银丝一样白，脸上的皱纹却似乎平复了许多。她站起来，摸摸何刚的棉袄，摸摸何刚的小包袱，没有说话，一个劲地把花生、瓜子、黄烟朝他包袱里塞。
临了，她摸索着，从墙上取下一双新编的草鞋。
“奶奶”，月兰笑道，“何老师当代表，进省城，还穿这个。”
“怕他不回来呢！带着这双草鞋，常常记得我们。”
何刚笑了，从心里感到一阵温暖。他亲手接过草鞋，小心翼翼地裹进了包袱。
以上这段文字，我引用了父亲小说的原文。
我们可以看到，这篇小说的结尾是多么含蓄，多么抒情。就短篇小说的精湛、隽永、耐人寻味等艺术特征而言，我认为，《草鞋》完全可以和那个时代短篇小说的名篇，如王愿坚的《七根火柴》、茹志鹃的《百合花》、陆文夫的《小巷深处》等作品相提并论。
当然，父亲对《草鞋》艺术上的把握，当年已完全胜任，以上的文字便是明证。但《草鞋》伸发出的思想意义，当年的父亲却是始料未及的。因为在商品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在我们党的肌体日益受到侵蚀与威胁的今天，一双草鞋还能够维系住沉甸甸的干群关系吗？执政党如何在和平年代里继续受到人民群众的真诚拥戴，其实，《草鞋》早在1963年便显示了它的警醒作用和寓言般的告诫。
1964年之后，父亲为体验生活，举家搬迁到安徽东南面的一座城市――马鞍山。
这是1956年才建市的新兴工业城市。国家的第三个五年计划，使马鞍山迅速发展成为960万平方公里版图上的一个大型钢铁基地。父亲的足迹遍布了马钢的矿山、车间、炉台，甚至一根根延伸到长江边的工业用水的管道旁。父亲为新中国工业化的腾飞而欢欣鼓舞，为马钢日新月异的变化而夜不能寐，文思如涌。父亲在马鞍山期间相继创作了《哨音》、《春水》、《儿子》、《矿山的路》等短篇小说。与前文提及的农村题材作品一样，父亲的工业题材小说依旧具有浓郁的抒情风格。
《哨音》是行车领航员的哨音。在巨大的车间里，前后左右，有三十几部行车在驶动，有三十几只铜哨被吹响，要绝对无误地听准指挥自己这部行车的哨音，无疑是件极不容易的事情。但小说中的主人公，年轻的女行车工赵兰与张秀琴，为着八千吨轧钢机的吊装成功，练兵硬是练到了耳朵终于完全具备这种准确无误的分辨能力。
读罢这篇小说，反倒轮到我无法分辨，这个故事究竟来自于父亲诗意的想象，还是现实生活中曾经有过的真实？
《儿子》写的是老矿工谭嘉祥的儿子谭小龙。儿子从不愿当矿工，到当上了好高骛远的矿工，直至成为一名敢于出生入死的真正的矿工，其间，老子谭嘉祥目睹谭小龙如何像一块矿石，最终被熊熊炉火冶炼成合格的有用之才。
在《春水》里，从疏浚队来的技师杨洪，当过潜水员的唐澜，还有从海军转业的军人高涛，为着大型钢铁企业水泵站的顺利运转，都不顾个人安危地潜入几十米深的江水中，及时排除了抽水管被堵塞的故障。于是，喜欢写诗的女电工秦晓梅便为他们三人由衷地吟诵着：同志，你可觉得这江水有点暖意？啊，焙热它的是水泵工人的身体……
在《矿山的路》上，“上下班的工人，纷纷沓沓的脚步声，仿佛是湍急的流水，哗哗地淌着……朝矿井去的人，总是大步流星，从矿井回来的人，却是慢慢悠悠，似乎舍不得走完这条路……”
从以上作品呈现的抒情的特征来看，除《书记大楼》之外，其余作品的抒情基本上都是比较含蓄的。
上世纪60年代，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60年代初，全国人民还笼罩在三年自然灾害的阴影里。等老百姓刚过上两年好日子，所谓的阶级斗争的警钟又被敲响了。一些识时务的作家立即以《千万不要忘记》、《家庭问题》之类的作品，产生着一时风光的轰动效应。但父亲没有趋炎附势，他仅是以一个新中国建设者的豪情和一位诗人的激情，真诚讴歌着他视之为宝贵的信念和理想。也许父亲是太单纯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发生的一切巨变，在他眼里都显现得那么美好和充满诗意。
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父亲最初的黄金创作时期随之结束，他被从马鞍山调回省文联参加那场人人都逃脱不了的运动。
是“文化大革命”的经历，使单纯的父亲的思想变得深邃起来。倒不仅仅因为睡过牛棚，受过关押，成了被揪斗的对象。有了那么多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之后，他思想的钻头便必须向现实的深层次开掘；而确确实实是出于一位知识分子的良知，他必须像当年参加党的地下工作那样，重新擦亮眼睛，重新审视我们社会的肌体上究竟长了什么样的毒瘤。
这期间，父亲没有写作一个字的小说，他也没有发表小说的权利。
“文革”结束，父亲恢复了工作。但由于几部推脱不掉的电影文学剧本的创作任务，使父亲与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当代中国的中短篇小说最能吸引广大老百姓眼球的那个文学爆炸时期失之交臂。直至1983年，父亲才重新提起笔来写小说。当年，我在《当代》杂志上读到了父亲发表的中篇小说《钢锉将军》。这是一部颇具思想锋芒的小说，依然有着父亲擅长的抒情风格。只不过抒情的诗人在小说里已变成愤怒的诗人了。
李利是《钢锉将军》里的主人公。李利在弥留之际发出了生命最后的呐喊：
有些好心的朋友说像我这样的人生不逢时，我说，适逢其时也，有谁能像我们这一代人经历那些壮烈的大起大落，有谁看过中华民族历史这样奇妙的折叠，短短几十年，能展开一整部进步与落后，文明与愚昧，经纬交织的历史！
你，或者你们这一代人，可以冷静，甚至冷峻地站在一旁，评头论足地指责父辈这样不行，那样不行，我们绝对不能这样无情，因为在你们眼里看到的千秋功过，正确的与错误的，可信的和荒谬的，样样都掺杂着我们这一代人的血汗。
四个现代化的前景，我是在昏迷中看到的。对我，是可望而不可即了。即使望，也不时怀疑自己老眼昏花，这大概是大锅饭把我的胃撑坏了，谁能砸掉大锅饭的铁饭碗，谁就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大英雄，就是党的栋梁。
我从李利身上看到了父亲的身影。这是一代革命者的身影。无论十年浩劫对他们有过怎样的摧残，都无法动摇和改变他们参加革命之初建立起来的信仰。只是经过那一时期的磨砺，他们的思想显得更为深刻和成熟了。
同样，《纸铐》，于本世纪初，父亲未扩写成长篇小说在台湾出版之前，1985年，还是以中篇小说的面貌在《当代》杂志发表之时，《纸铐》也是部富有抒情意味的中篇小说。
何为纸铐？作品中的主人公朱竞芳对此曾有过大段的议论和抒情：
发明这种折磨人的刑具的人，如果在中世纪，罗马教皇应该封他做红衣大主教。我不知道它的发明权该属于谁，但在这里是伍玉华的杰作。太简单了，也太聪明！随便拣一张纸，挖两个窟窿，叫他想给戴的人戴上……也许您会觉得那玩意儿算什么狗屁，轻轻一抹不就断了？可是当时被戴上纸铐的那些大走资派，大权威没有人敢挣断！他们老老实实听着伍玉华的吆喝：“拿张纸！”谁都老老实实拿起一张纸，又是一声吆喝：“挖两个洞。”又谁都急急忙忙在报纸上抠了两个窟窿。“把手套上！”一个个乖乖地把两只手伸进了自己挖的洞眼……您信么？……您也许会安慰自己：这只是一种象征性的惩罚，比货真价实的脚镣手铐好些。不！不！象征？象征什么！象征愚昧么？不对！被一张纸两个洞拷得老老实实的人当中，有博古通今的大文人。象征权力么？又不对！被铐住的人当中随便哪一位都握着一个部门甚至几个部门的大权……在他们当中，还有曾经南北征战叱咤风云过的英雄好汉，在敌人的飞机大炮面前都没有眨过眼，那时也居然听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念几段红宝书之后，像被人用符咒使了定身法，直挺挺举起双手，大汗淋漓，生怕套在手上的那张纸撕破了。他们真像中世纪的天主教徒，生怕撕毁了他们好不容易弄来的赎罪券！……
这是对十年浩劫多么有力的控诉！正因为其思想的深刻性，这部中篇小说后来获得了两年一度的《当代》文学奖，便绝不是偶然的机遇和事件了。从中，我们不难发现，经过整整十年没有权利发表小说的沉默，父亲对当代中国的体制、政治、传统、文化反而有了更深刻的反省。于是，他小说中的抒情和“文革”前小说的抒情也便有了质量和意义上的根本性区别。
在对父亲的中短篇小说做罢如上梳理与回顾之后，我想说的是：出于父亲革命者的经历和诗人的天性，他小说创作的成就，更多的是体现在中短篇小说创作中。因为长篇小说就其形式的本质而言，完全是一门叙事的艺术。尤其是中国的长篇小说。而父亲恰恰不是叙事的高手，他很难通过从容或者不动声色的叙事，制造一个具有多元思想意义的长篇小说文本。因此，中短篇小说倒更容易发挥他诗人的天性，更容易在有限的篇幅里将某种情感和思想抒发到极致，从而构成他独特的充满诗性的中短篇小说创作风格。
4
父亲的散文可分为三个系列。第一个系列，是他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出版的散文集《淮河两岸的鲜花》；第二个系列是他在五十多岁之后创作并出版的散文集《梦去有痕》；第三个系列是他晚年游历澳洲与美洲时，为收藏与鉴赏各种国内所无法寻觅的艺术品而写下的六篇散文，总标题取名为《艺术的巡回》。
至于父亲的第一本散文集《淮河两岸的鲜花》，早已从家里的书架上失踪，所以这次编印父亲的文集时，也无法将父亲这本散文集里的作品收录进去。我还是从1978年日文版的《人民中国》杂志里，看到一篇介绍父亲创作生平的文章，在提及父亲的作品档案中，有过那本书的明白无误的名字。上世纪50年代中期，是我刚刚出生的年代。那时，父亲在治淮委员会工作，任政治部宣传科长，工作的足迹几乎遍布了淮河两岸。那本散文集肯定是父亲在这一时期创作的，可惜我一直没有读到这本书。父亲是个不善于保管自己作品的人，我记得“文革”后父亲还发表过几篇短篇小说，但在文集的目录中都没有见到，可能也是被他弄遗失了。他曾经开玩笑地对我说：丢了活该！如果真有流传的价值，那么肯定便会在民间流传。如果不流传，那么说明这部作品本身就没有什么价值。这种玩笑的口吻很符合父亲的性格。他天生就具有诗人的秉性，他更看重的是自己激情和生命有质量的燃烧，在燃烧的过程中，他的精神和灵魂都得到了升华。
而《艺术的巡回》，我认为是父亲没有写完的一组很精彩的系列散文。根据他晚年收藏和鉴赏异国他乡艺术品的经历，他在这方面的思考、感想、认识应该留下更多的文字，可能确实因为年事已高，写不动了，便干脆搁笔，仅仅是以继续收藏各种艺术品，来阐释他内心对美的特征和艺术规律的应验与判断。
因此，到目前为止，父亲的散文创作，还是数《梦去有痕》最能代表他在这方面的成就。因为这是他创作巅峰时期的作品，在那一时期里，他的思想和才华都得到了最有效的呈现与展示。
我前面说过，父亲的中短篇小说的创作风格是抒情，那么在他的散文创作上，思想的价值便大于抒情的价值了。当然，出于他诗人的天性，他的散文也往往是抒情和阐发思想认识并举的，但其中突出的还是思想的锋芒。如今，不少散文家都提倡散文要含蓄，要有多元的思想意蕴；而父亲在《梦去有痕》的散文里，其每篇表达的思想恰恰是单一的，但因了他抒情的炽热，倒使他每篇散文里所要表达的思想竟被渲染到力透纸背的地步。
在《蟋蟀草》里，童年的父亲发现不规矩的斗蟋蟀者，即旧上海某些游手好闲的“白相人”。他们使用的象牙柄的蟋蟀草中，居然装着一根细细的肉眼不易发现的铜丝，只要对手的蟋蟀异常凶猛，自己的蟋蟀即将败北，这根蟋蟀草中的细铜丝便像弹簧一样弹了出去，两下子就把对手蟋蟀的牙齿戳痛了，最终使得对手那只蟋蟀立即失去了角斗的威风和勇气。童年的父亲也喜欢斗蟋蟀，曾养过一只名叫“双枪陆文龙”的蟋蟀，这只蟋蟀曾有过战无不胜的记录，可最终还是败在了那根神不知鬼不觉的装有细铜丝的蟋蟀草之下。于是在这篇散文的结尾，父亲感慨良多地写道：
我算懂得了什么叫“白相人”。
我也从蟋蟀草里，懂得了什么叫阴谋。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领悟了阴谋的含义。
《陀螺》写的是那种抽一下，转几下的陀螺，也是父亲孩提时代的玩物。但父亲对这种玩物一点都不留念，反而在这篇散文里讽喻道：“北方的那种陀螺，却一刻没有停止过转动，懒洋洋，摇晃晃地转着它那古老的身躯。那根抽动着它的鞭绳，也古老得不能再古老了，我甚至怀疑那是明朝哪一位太监的半截裤带。可是，那枚跌跌爬爬滚着的陀螺，却离不开古老的鞭绳……”
《炮仗》是描写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沦陷之后，所谓的租界便成了一座孤岛。但孤岛内的某些居民，逢年过节照例燃放着炮仗。于是父亲在这篇散文里感叹道：火药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却历来只用作放炮仗，而日本人“确实小器，舍不得花钱买了火药塞进红红绿绿的纸壳，却是实实在在塞进了炮弹和炸弹壳子”，或许正是有着太多的像父亲这样思考的人，中华民族最终才没有整体沦为亡国奴。
《广告》同样是父亲对孩提时代的回忆。父亲十一岁那年得了肺病，因为市面上已有一种“奥斯得灵”的西药，父亲通过一个疗程的注射，身体便恢复健康了。当时，父亲的邻居阿薇姐也害着肺病，但阿薇姐的母亲不相信西药，只相信中药，更相信宫廷里传出的祖传秘方，结果耽误了阿薇姐的病情，阿薇姐不久便死了。于是在这篇散文的结尾，父亲幽默地写道：
大概因为我活着，而和我同时得了病的“林妹妹”竟已是九泉之下的古人，不由得我在一种庆幸的心理之后出一身冷汗。
在翻阅了众多的报章杂志和浏览了众多的马路广告牌之后，我终于有了点发现：
外国人做的广告，喜欢讲“最新发明”。
中国做广告，喜欢讲“祖传秘方”。
这已经是四十余年前的事情了。而今信息时代，广告凭藉着现代化的媒体，已近铺天盖地。究竟有何变化，我是真想继续研究研究……
我们不难发现，父亲这批凭借对孩提时代回忆所写成的散文，其实都是针对国民性里的某种缺失的。可惜的是鲁迅先生写作那批针砭国民性的杂文和散文，先生在30多岁的年纪时便已达到一个民族的高度了，而父亲是在他50岁之后，才有了这样自由的思考与写作，这期间的差距，究竟是一个革命者的经历所造成的，还是一个曾经被禁锢的极左社会，完全扼制了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能够发出正常的呼吁和呐喊？
5
父亲是个多才多艺的人。
父亲读中学时，读的是意大利教会学校。因为喜欢音乐，放学后，他常会趴在窗台上，痴迷地看着高年级同学组成的铜管乐团在教室里排练和演奏。他一副可怜巴巴的模样，终于博得了乐团指挥的同情，那位满头金发的洋人指挥便将幼小的他也招进了铜管乐团。从此，父亲结识了贝多芬、柴可夫斯基、勃拉姆斯、德沃夏克、西比柳斯、格里格……直至晚年，在他一只耳朵失听的情境下，那些大师们作品的旋律却都能从他鼻腔里倒背如流地哼出来。
中学毕业后，父亲考取了上海市国立工专，学的是建筑设计专业。尽管由于加入了地下党，为从事学生运动而没有学完全部课程，但他在美术和设计上的天赋，终究还是没有妨碍他日后在这方面取得的成绩。首都人民大会堂安徽厅的室内装潢设计，便是父亲的作品。而于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内，至今还悬挂着父亲和翁元璋先生共同创作的巨幅油画《大别山农民起义》。
上世纪50年代末，父亲奉组织之命，创建了《安徽画报》社，在摄影世界里，又留下了不少他拍摄的具有史料意义的画面。
父亲在音乐、美术、设计、摄影等领域的修养，其实后来都融入到他的文学创作里，其中突出的表现是在电影文学剧本的创作上。因此，他的文集的编选，电影文学卷已成为他才华展示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们不妨摘录他发表于《收获》杂志的电影文学剧本《初夏的风》里的一段文字，以验证我对他这方面创作的评价和判断。
山城。
春天的早晨。
整个城市沉浸在宁静的雾中，高低错落的建筑物，浓浓淡淡。
带着淡淡的忧郁的音乐，从天外飘来。
一个姑娘纯情的独白：“我降生到世界的时候，就失去了母亲，父亲和国外的一个同学结了婚，走了，在我的记忆里，几乎没有父亲的面貌和声音。从小我和外婆生活在一起，相依为命……外婆希望我成为一个钢琴家……”
屋舍、楼宇、大街、小巷、在飘忽的雾中，有时朦胧，有时清晰……
画外音又出现：
“世界上再也没有比一个钢琴家失去手指的灵活更痛苦了……命运把我抛到了废品公司，五年，整整五年啊……”
音乐渐渐隐去……
传来自远而近的梆声：卟！卟卟！卟！……单调的梆声，越来越清晰……
雾中出现了一个姑娘的身影。她拉着一辆收废品的太平车，敲着挂在车把上的木梆，缓缓地走着。
她走出了一条石板小路，转过弯，是一条稍宽的街道……
单调的，重复的梆声。
在梆声中，有几家的门打开了……
太平车停了下来。
陆陆续续走来一些卖废品旧货的人。
破布，废纸，鸡毛，鱼骨……
乱七八糟的废品扔到车上。
收货，过秤，付钱……
姑娘在忙碌着，背后的废品逐渐增多。
她的一双细长纤巧的手，扶着秤杆，稳着秤砣……
忧郁的音乐声重新出现……
依旧雾色朦胧……
由远而近推出片名：《初夏的风》。
如此的文字，如此的画面，这部电影所要叙述的故事，在片头里便有了一个生动烘托的氛围。当然，父亲本身就是以这样的文字组织画面的高手，因为在这样的画面里，父亲自少年时代积累起来的各种艺术素养都可以得到充分的调度与呈现。所有喜欢和习惯于阅读纸质媒体的人，读着这样的电影文学剧本，已根本不担心这部剧本日后还能否被拍成电影，因为他们在阅读中，便已体验到观看电影般的赏心悦目的享受。
随着商品经济的加速发展，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电影界出现了一股风气，即愈来愈讲究电影题材的重要性。越是猎奇的题材，越是受人追捧，越是有人敢于掏腰包投资。唯独淡化了文学在电影中的作用，忘记了如何施展文学的手段去打动和感染电影观众。其实，电影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瘸掉其中任何一条腿，都无法获取最终的理想的艺术效果。在当前电影的拍摄设备与技术越来越现代化的条件下，仅凭着一位三流导演手里的分镜头剧本，最后拍出的仍然只能是一部粗制滥造的电影。忽视了电影文学剧本的文本价值，我想，这可能是中国电影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低迷徘徊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我们今天重新阅读父亲当年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可以清晰地发现，这位具有多种艺术修养的作家，实际上早已把他创作的电影剧本的文本价值是放到一个如何不能忽视的位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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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理说，我出生在一个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家庭，祖父是公费派出留美的博士，父亲是位多才多艺的作家，这样的家庭，做长辈的对于后代事业上的成绩肯定是瞩目的。但我的印象里，父亲好像从未督促过我，他只是在我背后默默地注视着我。我曾经想过，父亲难道真的对我个人事业有无进展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吗？
我清楚地记得，1979年元月份，我去合肥出差，顺便把父亲接回马鞍山过年。恰巧那年元月号的《延河》杂志上，发表了我的一篇小说，父亲早在《光明日报》和《文汇报》刊出的广告上看到了，于是父亲见到我，便高兴地说：“嗬，学会写小说了，不容易。你可能还不知道吧？《延河》在‘文革’前还很有影响呢，吴强的《红日》、茹志鹃的《百合花》都是在那本杂志上发表的。”我听着，心里美滋滋的。回到家，正好稿费单汇来了，我便倾其所有，花了70多元钱，给父亲买了一条当时百货公司里最贵的纯羊毛围巾。母亲见我捧着这条围巾走进家门，问清了价格，便有些心疼，责备我说：“你这个孩子，太不会过日子了！”我知道母亲责备我的理由，因为我当时每月的工资才42元。而父亲见到围巾，极度满意，一把取过来，立刻围到他的脖子上，嘴巴都笑得合不拢了。春节期间，曹玉模叔叔等人来家中与父亲相聚，父亲指着他脖子上这条驼色的围巾，对曹玉模叔叔等朋友炫耀着说：“你们看，这是我儿子买的，他在元月号的《延河》上发表了篇小说，拿了70多元稿费来孝敬我的。”这时，我望着父亲脸上洋溢着的那种无比幸福的表情，才真正明白：一位知识分子的父亲对于儿子的心愿，其实是不可能轻易表露的，只有在这样的机遇和场合里，他方能彻底地释放一回。
可惜的是我此后与父亲一起生活的日子不多，我没有创造更多孝敬他的机会。更可惜的是我没有他那样的天份，我没有在事业上获取更多的成就。从而让他在心底里对我真正的放心和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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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刚开了个头，我便接到父亲病危的电话，只得搁了笔，连夜赶到北京。我在他病床前喊了一声，他微微睁开眼，好像是听到了。但父亲已是奄奄一息，没有能张嘴和我说话。第二天，父亲便咽了气。临走前，竟未能和我说上一句话。
我万未想到，这篇文章竟成了我对父亲的悼文。
我但愿自己为父亲文集出版写就的这篇序言，父亲能感到满意。我但愿父亲在天堂里会对我说：儿子，你才是理解了我的作品和心路历程的人。
安息吧，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