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学界从“国民国家”角度研究日本近代史，大致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并在90年代末期形成高潮，且其影响持续至今。这除了受当时的西方相关理论著述如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霍布斯鲍姆的《传统的创造》和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等影响以外，也与20世纪90年代初期因苏联、东欧国家的解体，马克思主义史学影响减弱的时代背景有一定的关系。为此，以国民国家的视角来解读日本近代史就成为了日本史学界近二三十年来的一个主要研究特征。
在相关代表性著作中，牧原宪夫的《客分与国民之间――近代民众的政治意识》一书从民众史的角度，对国民国家构建过程中民众的政治意识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和阐述，纠正了此前国民国家研究中所存在的仅把民众视为被动的客体这一问题。因此，该书一出版，就在日本学界产生了一定影响。日本史学界的权威刊物《史学杂志》1999年第5期的“回顾与展望”栏目就曾论及此书，认为该书着眼于民众的政治文化，描写了“客分意识”很强的民众“国民化”的各种途径，把民众作为拥有“客分意识”这样一种政治主体性的存在加以把握，而不是单纯的被统合对象。虽说该书出版已有时日，但至今仍被视为日本近代史、民众史研究者的必读书籍和参考文献，书中的一些观点也常被引用，可以说其影响即使在今天也并没有减弱。该书由序论、正文、结论和后记几个部分构成，而正文又分为四章。第一章为“民众的‘政事’”；第二章为“民众与自由民权运动”；第三章为“国民化的途径”；第四章为“仁政的去向”。因该书所涉内容较为庞杂，本文难以全面地进行深入分析，仅简要地评介一下该书的核心内容――近代日本民众是如何摆脱“客分意识”而拥有“国民意识”，从“客分”变身为“国民”的。
一、明治维新后的民众的“客分意识”
在该书序论部分，作者首先向人们介绍了1880年代的报纸所刊载的两段话：
听一下贫民们说什么吧。八公说现在一天能正经吃上三顿饭的要么是吃公家饭的，要么是骗子，不然就是强盗。熊的说：闹地震也好，西方外国佬耍威风也好，琉球人成为将军也好，只要米价便宜下来，像从前那样一天能吃上三顿饭，我等就别无所求了。([柬京日日新闻]1880年12月6日)
我三千七百万同胞兄弟，虽说有不少顽固不化之人为征兵和烟酒税而私下发牢骚，然而对于日本的对外关系却是毫不关心……。不管哪个占多数的党派在国会掌握政权，都与我无关。这真是一种无可救药的奴性……，这种安闲自定的人既然自己放弃了参政的权利，那就没有什么资格发牢骚了。这就是奴性的自作自受。像这种软弱的家伙，即使日本沦为西方外国佬的属国，也一定还是一副点头哈腰，卑躬屈膝的样子。实在是一群可恶而阜屈的家伙。([自由澄]1884年8月2?3日)
一般认为，在因1853年“培理来航”而被迫结束锁国状态的幕末日本，民众的国民意识在外来冲击下已经开始觉醒，而随着明治维新后近代国民国家的构建，这种国民意识在明治时代应是更为显现。然而，作者所引用的这两段话却告诉人们即使在明治维新十几年后的1880年代，除了一些政府官僚、知识分子和民权运动者以外，普通日本民众对政治仍漠不关心，尚未拥有强烈的国民意识。这对人们重新认识和考察日本民众国民意识的形成与发展历程都很有意义。
对于报纸上所说的民众对国事毫不关心的现象，牧原宪夫用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的一段话进行了解释和概括：“本来这个国家的人民分为主客两种。主人为治理国家的千人之智者，其余人则为万事不晓之客分。既为客分，则不必操心忧虑，依从主人即可，而不必担当任何道义。因此，即使忧国也不必像主人那般投入，而完全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然而，如果仅是国内之事尚好，然一旦与外国发生战争，其弊端则必然显见。虽说无智无力的小民不至于倒戈，但正因为以客分自居而会认为不值为此舍弃个人性命，就会导致大多数人逃跑。如此……，实在是很难实现一国之独立。”牧原宪夫认为，1880年代日本民众对国事毫不关心的现象就是福泽谕吉所指出的“客分”现象，其思想状态就是“客分意识”。
二、民众抱有“客分意识”的原因
就1880年代普通民众还抱有很强的“客分意识”的原因，作者在第一章、第二章进行了分析。首先，作者在第一章指出正是因为明治政府成立后拒绝了“仁惠的政事”即所谓的仁政而导致了民众的排斥，出现了诸如“放火”等示威行为。作者在书中介绍，“仁政”原本是江户时期远离政治的普通民众在身份制下对执政者的一种冀盼，可以说是一种人治的政治状态，而与“仁政”相对应的就是民众的“客分意识”。江户时期广为流传的“仁政为武家之职责，年贡为百姓之义务”就形象地描述了这种情况。可以说，在“仁政”体制下民众只能抱有“客分意识”。
那么，为什么在以消除封建的仁政体制，建立近代法制社会为目标的明治初期，普通民众还会抱有“客分意识”呢?作者在第二章对此进行了剖析和说明。作者指出，明治政府所推行的诸如征兵制、税租等“御新政”一开始不但没有使民众获益，反倒因为给民众带来新的负担而引发了民众的不满，从而加强了民众的“客分意识”。可以说，这是由明治政府想在不赋予民众以权利的情况下而创造出“国民”的政策所导致的。在该书的结论部分，作者也有同样的表述：“封建身份制的解体、中央集权行政制度的确立、产业近代化，都不能立即产生抱有国家归属意识的‘国民’。这是因为为保障自由市场经济顺利展开的政治、经济体系与民众所抱有的一些观念相对立，并且支撑其体系的财产选举制在制度上把民众推到了‘非国民’的位置上，增加了他们的客分意识。”
如果对作者以上的观点加以引申的话，我们似可做如下解释：如果说在江户时期民众是基于“仁政”的理念而抱有“客分意识”，对幕府的统治是默认与服从的话，那么明治初期的民众则是出于对明治政府的“不仁政”的新政策的不满而抱有“客分意识”的，其表现为对政府的排斥和不合作。即江户时期幕府的“仁政”和明治初期新政府的“不仁政”都导致了民众“客分意识”的产生。这看似是一种悖论，但却也合乎情理。因为二者的“仁政”和“不仁政”都有着共同之处，即都使民众远离了国事，使其只能作为“客分”游离在其外而无法产生出对国家的归属感和认同意识。也就是说，要想使民众摆脱“客分意识”而拥有国民意识，就必须要使民众参与到国事中来，抱有同国家共命运的一体意识。可是，1880年代的日本尚未完全具备这种政治环境和氛围。
三、“客分意识”的摆脱――从“客分”到“国民”
在介绍和分析了1880年代的日本民众尚抱有“客分意识”的现象后，作者指出到了1890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原本抱有“客分意识”的日本民众在进入1890年代尤其是在甲午战争后，开始摆脱“客分意识”而拥有了“我们日本国民”这样一种意识，从“客分”变为“国民”即“国民化”了。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其具体途径又是什么?在该书后半部分的第三章、第四章，作者对这个可谓是全书的核心内容进行了细致的阐述。
首先，作者认为自由民权运动在民众的国民化过程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 方面：(1)针对民众对政治漠不关心的情况，自由民权运动者将政府与国家分离开来，指出政府与国家是不一致的。因此，不要认为政府不好就对国事漠不关心，因为国家和政府是可以分开的，反对政府与反对国家是不同的。国家是人民的，正因为热爱国家才要和政府斗争。并且，自由民权运动者还积极向广大民众宣传和呼吁：要抛掉“客分根性”，要抱有爱国心，否则就不能说是文明国家之国民。(2)在自由民权运动的运动会上，民众通过模仿军队的队列行进，以及挥舞太阳旗，高喊“天皇万岁”等行为，以自己的身体感受到了“国家”的存在，“自发地”成为了“国民”。作者认为正是自由民权运动将天皇、军队、国旗等亦即“国家”浸透到了民众的身体感觉中，使民众切身感受到了天皇、军队、国旗等权威性。因此，可以说有效地统合了国民的是自由民权运动，而不是明治政府。
其次，作者认为1884年发生的甲申事件也使日本民众在兴奋中加强了“我们日本”这种意识和对中国、朝鲜的敌视与蔑视。这是因为“我国”、“我们日本人”这种集团自我认识在意识到其他国家、其他国民的时候会表现得更为明显。作者认为甲申事件的被害意识促生了日本人的一体感意识，对日本民众“我国意识”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意义。
最后，作者指出除了学校、军队这种培养国民意识的正规途径，和使民众自发地成为国民的自由民权运动以外，日本在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中的胜利以及为此而举行的提灯游行庆祝会，加之此前的1874年的宫崎中教院的开设、1898年4月10日的东京都奠都30年庆典等一系列庆祝与祭祀活动也都极大地催生了日本民众的国民意识。但同时作者指出有趣的是参加这些庆祝与祭祀活动的民众大多并不对活动内容感兴趣，而只是为了一时逃避日常生活才参加的。但正是在这样一种非政治性的气氛中，普通民众的深层意识发生了变化。作者指出，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期间的庆祝活动。日本的连战连胜使作为近代社会之弱者和失败者的民众，也有了作为强者之一员的自尊心和一体感，这是此前甲申事件所不能相比的。为此，作者认为民众与其说是在政府和地区领导者的说教中，毋宁说是以他们自身的庆祝与祭祀的愿望等为媒介，相互影响之下而自发地成为了“国民”。对于甲午战争给日本民众所带来的影响，日本学者原田敬一也有着类似的论述。他认为正是甲午战争使当时的日本民众摆脱了“客分意识”而抱有了“国民意识”：“有关日清战争的报道在日本全国各地掀起了‘战争热潮’，并由此产生了一体感。原本只有‘客分意识’的民众开始拥有了‘国民意识’。明治维新后的二十多年的近代化尚未产生出‘国民’，然而通过在前线和后方参加甲午战争，民众直接间接地知道了作为他者的‘外国’而拥有了自我认同意识，‘国民’便如此产生了”。
四、“宪法祭”的意义及“国民化”的其他背景与途径
在第三章的最后，作者还单独对“宪法祭”进行了论述：在1889年2月11日，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之日所举行的庆祝活动即“宪法祭”极大地加强了民众的国民意识。同其他庆祝与祭祀活动一样，尽管大多民众并不知道宪法的内容，但还是参加了庆祝活动。活动中众人一齐高举双手呼喊“天皇陛下万岁”的行为给予大众的心理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可以说其在瞬间创造出了一种“共属感觉”。虽说宪法的颁布反倒使一些人无法成为“国民”(指当时规定只有直接缴纳国税15元以上且满25岁的男子才有选举权)，但“万岁”一词解决了这一问题，它将天皇、国家、人民等全部联系到了一起，“万岁”的这种“共属意识创造机能”产生了被瞬间一体感所包含的“国民国家”的共同幻想，本来在制度上只能是“非国民”的民众在不参与政治的情况下就被吸收到“国家”之中，拥有了“我们日本国民”这样一种感觉，难道还有比这更好的途径吗?作者指出能够直接捕捉到听觉、视觉、手势等身体感觉的“君之代、万岁、御真影、日之丸”这“四件套”在狂热的庆祝与祭祀空间中一同出现，并使很多民众一齐加以感受，就是“宪法祭”的历史意义。为此，作者指出赋予民众以国民意识，并使其成为果敢之士兵的正是“国民”自身。
在该书的第四章，作者还就民众国民化的其他背景和途径进行了补充论述。作者首先指出，明治维新后，随着“文明开化”的推进，日本一些传统的东西开始消失和解体，如伊势神宫参拜的衰退、都市改造与街区共同体的解体、地区性人际关系的解体、德义力量的消失等，都导致了普通民众的孤独化，使民众很难再有不依附任何人的气骨，也很难保持自足于“客分”的矜持。为此，民众的自我认同开始出现动摇，而这种动摇加强了他们对一体感的渴望。可以说在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中所出现的提灯游行等各种国家庆祝活动，也正是民众的不安所造成的。除此以外，作者还就国民化途径的多样性进行了论述，指出除了庆祝与祭祀活动以外，还有其他国民化的途径。作者举了乡村青年的例子，认为像乡村青年这样的民众，正是因为被“近代”所抛弃，才愈要将自己和国家捆绑在一起，以试图再次确立已经动摇的自我认同和归属感。作者对此概括道：在1890年代，抱有“被抛弃在路旁”想法的人们，正因为有着被驱至边缘的感觉，才愈加想要与“中心”相连。
结语：民众的主体性及其主体责任
通览全书，我们可以发现牧原宪夫的《客分与国民之间――近代民众的政治意识》一书，较为全面地分析和论述了处于1880年代和1890年代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的普通民众在国民国家构建过程中如何摆脱“客分意识”而拥有“国民意识”，从“客分”变身为“国民”的过程和途径，向人们揭示了近代日本民众的政治意识的特征和变化的内在机制。与以往多认为国民国家的构建基本上是由政府所推行的一种自上而下的行为，民众只是被动的客体的研究观点不同，该书作者以丰富的史料和缜密的论证告诉人们，在近代国民国家构建过程中，民众并不是单纯的客体存在，而是以自身的主体性和自己的方式参与其中的。关于这一点，作者在书中有着这样的论述：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近代日本民众那么容易地被“国家”所“捆绑”呢?我不想将其归结于天皇制、权利的弹压或者是反体制运动领导者的背叛，也不想将国民仅看做是单纯的受害者，而是想从历史内在方面明确民众的主体责任。对于国民国家论的“如果没有国民化，总体战是不可能的”这种观点，我是抱有同感的。如果没有民众的“国民”化及其“保护”，法西斯主义是实现不了的。为此，作者认为重视国家统合的国民国家论总是把民众视为被国家逻辑所统合、所压制的对象，而将其所有言行归之于国民国家，这就有容易陷入新的还原论的危险。可以说，作者的这些论述正是该书给人以启发，并使人深思之处，对人们认识和理解“草根法西斯主义”、日本民众与近代侵略战争的关系等都很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除此以外，该书值得注目之处还有：第一，作者看到和肯定了自由民权运动对日本民众的国民意识的形成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并对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虽说日本著名的民众思想史学家色川大吉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曾经主张过：诚然，在近代日本是明治维新首先点起民族自觉之火，唤醒草莽阶层的。然而，真正使民族主义渗透到全国各地的农民阶层，以主体性的热情自下而上地大规模唤起民族主义的只有自由民权运动。但是，该书的不同之处在于作者以大量的笔墨全面、深入、细致和形象地分析了自由民权运动在民众的国民化过程中的具体表现和作用，从而使人们深刻地认识到了自由民权运动与民众国民意识的产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第二，以往的相关研究仅仅注意到了明治政府所推行的一系列国民国家建设措施催生和加强了民众的国民意识这样有利的一面，却没注意到其所带来的不利的一面。但该书作者却独具慧眼地注意到了这一点，指出明治政府的某些近代化政策和措施，起初实际上不仅未有助于民众成为国民，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阻碍作用，这种观点有助于人们认识到国民国家构建过程中的复杂性、艰难性；第三，通过附录在书后的“文献导读”可以看出，作者除吸收和继承了诸如安丸良夫的《日本近代化和民众思想》、《近代天皇像的形成》等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以外，还借鉴和参考了西方学术界的一些研究成果，如汤姆逊的《道德经济学》、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霍布斯鲍姆的《传统的创造》、卡内提的《群众与权力》、莫斯的《大众的国民化》、博德纳尔的《镇魂与祝祭的美国》等。可以说，这些著述都为该书提供了很好的理论框架与支持，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该书也可以说是作者以西方的相关理论对日本近代民众的政治意识进行解释和分析的一次尝试；第四，作为原始史料，该书作者发掘和引用了当时的一些报纸，如《自由灯》、《自由新闻》、《东京日日新闻》、《朝野新闻》、《新漏新闻》和《时事新报》等，这既丰富和夯实了研究内容，也让人们从中看到了报纸、杂志等媒体作为史料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
当然，该书也有不足之处：一是对江户时期的“仁政”、明治时期的“不仁政”和“客分意识”的内在关系缺少足够的论述，没有对“仁政”、“不仁政”二者都导致了民众的“客分意识”这一现象进行深入的解释和说明；二是在重视民众的主体性的同时，还应对明治政府在日本近代国民意识形成过程中的相关作用加以说明，否则有矫枉过正之虞；三是该书内容驳杂，但写作体例不甚清晰，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读者的阅读与理解。
责任编辑：宋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