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社会现代化境遇中，重读恩格斯的晚年书信有助于挖掘其思想的当代价值。从社会哲学的逻辑定位看，社会发展作为一个整体，“四位一体”战略格局中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改革发展是有机统一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会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会促进经济领域的改革发展，最终为政治、文化等领域改革发展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民主政治建设与文化改革发展的及时跟上，对经济体制改革的纵深推进有巨大反作用，从而为破解当前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难题提供新动力和赢得制度保障；文化的改革发展释放了文化生产力，文化产业将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新契机。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晚年书信；改革发展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2）01-0044-05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它标志着我们党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对文化建设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和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把握达到了新水平。这也是对党的十七大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位一体”和“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战略布局的细化和落实。重读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原著，从社会哲学的逻辑地位出发，可以明晰的是，文化的改革发展始终离不开生产力的发展（当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关键）、生产关系的调整（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民主政治建设）。可以说，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历史唯物主义论述，不仅是中国正在深入推进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领域改革发展的重要理论依据，也具有直接的现实关照意蕴。
一、当前我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改革发展的理论依据
恩格斯的晚年书信主要写于19世纪90年代。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受到了挑战和歪曲，恩格斯为了捍卫、发展马克思主义并着重阐释历史唯物主义而写了一系列书信。众所周知，恩格斯晚年之所以写下了这些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信，直接原因是当时的德国资产阶级学者保尔?巴尔特对唯物史观的歪曲和攻击，另外的目的是教育和帮助社会民主党的许多领导人。基于这些原因，恩格斯在信中论证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在充分肯定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归根到底的决定作用的前提下，着重论述了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及其对经济基础的巨大反作用，提出了历史合力论的重要思想，以及在社会历史发展中，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辩证统一，明确指出唯物史观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不是现成的结论和僵死的教条。尽管恩格斯为“没有时间能像给报刊写文章那样清晰而明确的”[1]阐述这些问题而感到遗憾，然而这些闪烁着历史唯物主义光辉的思想为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改革提供了重大的理论依据和理论指导。
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人类社会的横向发展问题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2]。具体言之，“社会发展过程也便是由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等各个领域的发展所组成的综合过程”[3]。在社会哲学层面上，我国现在进行的各项改革有其比较严密的内在逻辑[4]。回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历程，我们不难发现，经济体制改革是各项改革的切入点，随后才逐步推行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等各方面的改革，这是符合恩格斯晚年书信所反复强调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其总和构成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样一组矛盾运动规律的。在此，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经济体制改革和上层建筑的改革（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和文化体制改革等）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经济体制属于生产关系的层面，经济发展方式当属于生产力的层面，相应地，政治体制改革（当前为民主政治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属于上层建筑的层面。这正印证了恩格斯晚年书信中反复阐释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两条基本原理，即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时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具有巨大反作用等。结合当代中国改革发展的现实境遇，许多疑问会迎刃而解。
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当前我国改革发展的中心任务
在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恩格斯认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5]591。在这里，恩格斯把经济状况看成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和基础性地位，用词的关键是“归根到底”四个字，当然说明它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是两种不同质的决定作用：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是最终意义上的，而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各因素有时也起一定的决定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始终都要把经济建设作为我们党的工作重心。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首先把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各项改革的切入点，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我国经济改革发展所取得的成就证明了“经济状况”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和占有基础性地位。
另外，在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恩格斯准确地解释了经济关系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我们视之为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的经济关系，是指一定的社会的人们生产生活资料和彼此交换产品（在有分工的条件下）的方式。”[5] 667。它既包括以科学技术装备为标志的生产力，也包括“地理基础”“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以及“围绕着这一社会形式的外部环境”。但是，生产方式的转变是起决定作用的，特别是生产力的发展变化。恩格斯的这一界定，更加深刻地说明了物质生产和经济基础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6]。
再者，此处的“经济关系”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概念――经济基础或者生产关系，它作为一种物质交往关系，它同生产力一样，也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质，即客观物质性。每一代人开始生产时，不能随意选择生产关系；同时，它的变革是由当时生产力的性质、水平和发展要求决定的。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当生产力诸要素所蕴涵的生产的可能性获得巨大增长时，相对稳定的生产关系就变得僵化起来，并阻碍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由潜在的转变为激化的形式，结果必然导致社会经济制度的改革或革命，或者在基本经济制度的性质不变的条件下对生产关系进行调整和改变，或者根本改变旧的经济制度而建立起全新的生产关系：前者是一种经济制度的自我完善即改革，我们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就属于这一种；后者是一种经济制度代替另一种经济制度即革命，历代王朝更替、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代替封建社会等都属于此类[7]。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我们建立的生产关系基本上适应了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但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不断推进，生产关系中的许多环节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而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即根本经济制度，也就是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根据我国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创造出在现阶段上与之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它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必须同时指出的是，它不是对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对其弊端的根本性的革除。我们改变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形成新的经济体制以适应当前生产力的现实需求，才能真正体现经济因素的基础地位，才能真正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增强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坚定性。当前我国正在经历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为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说到底，需要扫除旧的经济体制的障碍，把经济体制改革引向深入，这是我们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然要求。
三、当前政治和文化等上层建筑改革发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恩格斯在致康拉德?施密特的信（1890年10月27日）中，提出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核心――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有三个方面：同一方向、相反的方向和规定另外的方向[8]701。这说明，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在其经济基础所蕴涵的可能性范围内的选择本身也是一个动态过程。经济运动是一切政治斗争的基础，政治运动的根源毫无例外地在于一定阶级的经济利益，它必定要受经济的制约。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是，同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态势相比，同保护人民民主权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新要求相比，我国政治体制还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需要进一步加以完善，邓小平当年就明确指出，“重要的是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9]176，“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9]179。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依然面临着诸多困境，存在严重的滞后性。第一，党政不分现象大量存在。这是提了多年而未改的问题，其危害是政府难以行使职权，责权相分离，容易出现两张皮，遇到事情相互推诿，工作效率低。第二，权力过分集中问题没有很好解决。这是当前我国政治体制和领导体制的总病根。邓小平当年就痛斥过，解决党委尤其是一把手的权力过分集中在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构想中始终处于中心地位。可惜的是，1989年后，由于当时形势的变化，稳定成为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有所放缓。第三，制度设计好，具体落实不到位，制度的顶层设计与基层设计没有很好的结合。按理说，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先进的制度，但是，制度写在宪法文本里，落实的较少。没有结合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人民的政治参与水平做出相应的制度执行的合理安排，造成制度虚设和低效。
文化领域改革发展也是十分紧迫的。“当代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10]这表明，文化是人类特有的生存方式，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和社会进步的显著标志，文化现代化是我们正在推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化时代，文明相互认同的过程，亦是异质文化间相互激荡、互渗、融合、重构的过程。新世纪以来，尽管我国的文化体制改革有很大突破，精神文明建设、各项文化事业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文化领域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这里有一个尴尬的事实：一方面，我国成为“世界工厂”，同时，全国500多家出版社的收入总和，不及德国贝塔斯曼集团一家的年收入[11]。当下，“人们赞叹中国经济惊人的成就时，也日益强烈地感到公共文化服务的短缺。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文化消费极不平衡，‘精神饥渴’在物质满足的反衬下变得愈加强烈。”[11]可以想见，中国的崛起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能仅仅单是物质财富的剧增和中国经济总量的跃升，更需要助推中华文化的弘扬光大和提振中华文化的质量和影响力……助益于这些问题的有效求解的是，我们在进一步强化对现有文化体制改革的同时，还必须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阈下对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的改革发展诸关系予以审视。
四、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改革发展必须有机统一
恩格斯提出了“历史合力”思想，认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经济状况是基础，而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的反作用也起决定作用，虽然不是归根到底意义上的，正是这样组成了历史合力，从而推动历史的发展。在此，他充分肯定了构成历史合力的组成因素的作用。这就决定了我国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发展与政治改革发展、文化改革发展具有辩证统一的关系。
（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程度决定政治文化等改革发展的深度
在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恩格斯认为，“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8]732。这表明，不管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的因素对经济基础发挥什么作用，归根到底，经济关系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穿始终的、唯一有助于理解的红线”。在论述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关系时，恩格斯指出，人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的，正因为如此，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在这里通过各种偶然性而得到实现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我们所研究的领域越是远离经济，越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意识形态，我们越是发现它在自己的发展中表现为偶然现象，它的曲线就越曲折。如果您划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现，所考察的时期越长，所考察的范围越广，这个轴线就越同经济发展的轴线接近于平行。”[8]733这表明，不光是政治就连哲学、文学、艺术等文化领域表面看是远离经济，但是它们发展的曲线的中轴线与经济发展的中轴线几乎是平行的。
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两对社会基本矛盾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其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更为根本，后一对矛盾的产生和发展又根源于此。因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整个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在晚年书信中，恩格斯指出：“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8]695这些论断也是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初、百废待兴中率先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前提，后来的30多年的经济发展成就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所以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我们在经济领域的变革是彻底和深远的，直接为政治、文化等领域的改革发展创造了条件。一方面，为今后的政治、文化等领域的改革发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提供了有力保障。美国政治学家李普塞特有过这样一个假设：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是正相关的关系，在客观上能够为推动民主政治创造良好的条件。同时，经济体制改革也理顺和变革了经济关系，这必然要反映到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等上层建筑领域的调整。另一方面，通过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经济飞速发展，人民得到了从未有过的实惠，真正焕发了人民的创造精神，也充分体现了人民的主体地位。由于是诚实劳动、公平竞争，增强了人民的平等观念，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成就很大，但是存在不少问题，经济秩序较为混乱，经济发展方式较为粗放，经济犯罪日益严重等。之所以出现这些情况，原因是现行的政治体制不完善，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不配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是法制经济，要求公平竞争、规范有序，这必然要求我们完善各种法律法规，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同时，市场经济又是诚信经济，这要求我们在思想文化领域加强建设，提高人民思想文化道德水平，实施以德治国方略。这些都需要我们在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与文化体制改革。
（二）政治、文化改革发展的力度影响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进度
恩格斯在致康拉德?施密特的信（1890年10月27日）中，提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最终无非是促进和阻碍两个方面。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解决又依赖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的解决。社会有机系统演进的动力和根据在于生产力的发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须改变生产关系，但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是受竖立其上的上层建筑保护的。
改革和完善现有的政治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归宿和保证。邓小平在《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一文中谈到：“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9]176这一思想与恩格斯的“国家权力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思想的第二点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政治体制改革即变革国家权力的运行机制，从而带动经济体制改革即改变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不管经济调整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它们的落脚点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和社会发展的成果都会得而复失。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与政治两个领域的改革都相应取得了很大成就。就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看，从上世纪人民公社体制的废除和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取消，到本世纪初的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和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等等。但是，这项改革与经济社会新发展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是不相称的。正像邓小平当年告诫的那样：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9]164。现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喊了十几年，但是成效甚微、举步维艰，让人时时刻刻感到力不从心的是体制机制的障碍，还有经济发展领域的拓展。比如说，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方面的行政体制改革，新中国成立后也搞过几次，但是成效不大，反复出现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问题。行政体制不改革，就不能真正做到党政分开、政企分开，也不能做到权利过分集中的现象。结果是以党代政、权力集中，办事拖拉、遇事推诿，政府施政时常缺位、错位、不到位；严重地与民争利，造成官民对立，威胁党的执政之基。这些都说明，民主政治建设亟需加强，否则，直接会影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进度。原因是它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保证的缺失。一方面，政治体制改革能够保证市场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市场经济，但是它必须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才能减少市场的缺陷。但不完善的政治体制是难以胜任的，政企不分、权力集中等已经导致了不少的丑恶现象，贪污腐败、权钱交易等不胜枚举。这就要求我们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改革政治体制，实现二者有机统一、有效结合。
同时，文化领域的改革发展也是我们党责无旁贷的文化自觉。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同发展，推动文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我国文化改革发展，显著提高了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显著增强了国家文化软实力，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10]这充分体现了我们民族的文化自主性，更体现了我们党的文化自觉和我们国家在文化建设上的显著进步。发展着的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即将成为支柱性产业。
（三）政治、文化等的改革发展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有机统一
恩格斯在致康拉德?施密特的信（1890年10月27日）中，突出强调的是国家权力与经济发展朝着同一个方向起作用，那么经济社会发展得就比较快。这就昭示我们，两个改革必须相适应，相协调、相促进。但是，如何具体处理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才能促进社会的进步，这个问题多年没有真正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与以前的社会基本矛盾有着本质的不同，它是社会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我们可以通过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社会历史发展是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中向前推动的，而它们之间的矛盾是始终存在的，表现形式主要有较为激进的革命的方式和较为渐进式的改革（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也是一场革命）。这就要求我们，主动调整二者之间的关系。但是，“它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8]247。在改革过程中，我们要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结合，强调经济与政治文化的改革发展相协调并不是齐头并进，而是有先有后、有主有次。30多年来，我们一直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就要求我们把经济体制改革放到首要的地位。随着经济改革的基础性地位的确立，必须着手政治与文化的改革，这是有重点的“两点论”中的统一。
必须指出的是，这几项改革之所以需要相适应、相协调，首先是因为它们的性质与目的是一致的。无论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与文化改革，它们不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而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旧体制进行根本的变革。虽然它们的方式方法各有不同，但是它们的目的就像邓小平所说的，“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9]134；“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9]241。其次，这几个改革在前提、原则和标准上也是一致的。在此不必赘述。再次需要指出的是，改革的进程大体上是一致的。虽然在具体环节上不是环环相扣、高度一致，但是既然它们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总体上要前后照应，事实也证明我国的改革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唯此，才能真正保证我国的改革大业不会顾此失彼、相互掣肘。
现阶段，我国经济改革发展的攻坚阶段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它已经成为经济政治生活中的重中之重，可谓是一场深刻的变革，也是综合性、系统性和战略性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体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在结合，是经济改革发展的当务之急。而民主政治建设是改革发展的必然要求和最终方向，处理是否得当会直接影响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进度。我们在分析经济发展方式与民主政治建设关系的同时，还需要积极推进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因为文化领域的改革发展可以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带来新契机；同时，文化新业态也将成为国民经济的新的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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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任浩明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Chines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The Interpretation of Letters in Engels’ Later Years in Current Situation
LI Chengbao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Beijing 100091)
Abstract: It is helpful to discover the modern value of the letters in Engels’ late years in current situation when we reread them. From social philosophy perspective,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reform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of economy,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is an organic unity.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will liberate and develop the productive force further and stimulate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in economic area which could establish a solid material foundation for political and cultural reform and development. With the combination of democratic politics construction and cultural reform and development that push forward the economic system reform positively, which could be a new motivation force and system guarantee for the difficultie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Meanwhile,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culture stimulate cultural productivity and cultural industry become a new growth point for national economy which is also the new opportunity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Key word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Engels, letters in later years, reform and develop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