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德赛图在日常生活实践中阐述了大众文化中的抵制思想；费斯克则极力推崇德赛图的抵制理论，扩大了大众的抵制作用，走向了修正主义；鲍德里亚对德赛图的抵制理论持一种谨慎和质疑态度，认为大众的抵制只是一种沉默的抵制，但只能使大众深陷其境，而不能改变自己的身份地位。因而，抵制和屈从作为大众文化应有之义，不应乐观地扩大，也不可悲观地质疑，才能指导今天大众进行文化实践。
关键词：德赛图；抵制理论；费斯克；鲍德里亚
中图分类号：B565.5; G0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2.02.028
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验现象学》中首次使用“日常生活世界”一词[1]，此后日常生活世界的研究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其中福柯就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揭示了日常生活中的微观权力。德赛图正是利用了福柯的权力思想，揭示了大众日常生活中的抵制，认为这是一种文化和象征意义上的抵制。德赛图所揭示的日常生活中的抵制理论，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受到了广泛关注，同样也引起了费斯克和鲍德里亚的关注。在费斯克看来，任何理论家都为其建构自己的理论提供了来源，于是他广泛吸收他人思想（包括德赛图的抵制理论）。同时，鲍德里亚关注的主要是后现代社会中的消费文化景观，但在鲍德里亚理论体系中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对于大众抵制思想的理解。尽管三位思想家都对大众抵制思想给予了关注，但是却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坚持、推崇与质疑。本文对他们的大众抵制思想进行系统的理论梳理和分析，以帮助人们正确认识大众的抵制，进而指导大众的文化实践。
一、德塞图的抵制理论
德赛图在《日常生活实践》中论述了大众在日常文化实践中所实行的逃遁和规避行为，也就是大众的抵制。德赛图的理论包含了三层涵义：其一是抵制的场域是日常生活实践，如游戏、步行、烹饪和购物等；其二是抵制的主体是社会底层的大众；其三是抵制的对象是压制性规训。这样，日常生活实践中的“抵制”意味着“既不离开其势力范围，却又得以逃避其规训”[2]，即“避让但不逃离”。避让的是文化规训，不逃离也是文化规训。正如西班牙殖民者成功地把他们的文化强加给了印第安人，而印第安人却无力反对西班牙殖民者的统治，无法逃离既定的社会秩序，顺从了西班牙人的统治，但对于西班牙殖民者的文化规训却采取了避让策略，也就是对强加给他们的风习、符号和法律等文化做出了一种完全不同于殖民者所要求的接受体系和所指，从而他们在没有拒绝和改变这种文化的同时却颠覆了文化规训，获得了属于自己的意义，这就是德塞图抵制理论的意义。
当然，德赛图是从大众的日常生活实践来论述抵制的。首先他认为在大众文化中制作和消费都属于生产。他说：“‘制作’属于一种生产，不过不是隐蔽的，而规范合理的，既扩张又集中的，喧闹的，引人注目的生产。此外，还有另外一种生产，被称为‘消费’。它是遮遮掩掩的，四处分散的，不过它在所有地方都暗示着自己的存在，静静地，几乎察觉不到，因为它不通过产品显示自己，而是通过使用产品的方式来显示自己，这些产品则是出于主导经济秩序而强加的。”[3]81，毋庸置疑，消费者的消费品是在受既定体制控制而制作、书写的。所以，消费品是既定体制在消费领域中建构的空间。在这样的空间中，既定体制的意图是控制和规训消费者。消费者在消费中也接受了来自电视、报纸和杂志等消费品所设定的既定规范，并使用这种由既定体制所设定好的规范化的模式。但是，消费者的轨道就像随意的句子，“描绘出了有着另一类兴趣与欲望的策略，既不受其成长于其中的体系的制约，也不被它俘获”[3]88。显然，这种不被俘获在德赛图那里就是消费者抵制规训者策略的结果。进而，德赛图认为日常生活实践中消费者不是盲从，而是进行抵制性的消费，获取了属于自己的生活意义。
事实上，德赛图在其书写――阅读的模式中将大众抵制思想进行了详尽的论述。他认为，在现实中，读者在他人的文本中加入愉悦和挪用的策略：他侵犯文本，进入它，像体内的咕噜声一样，在文本中分为数个自我。策略、隐喻、安置，这些生产同样属于记忆的“创造”。词语成为无声历史的宣泄或产品[3]92。可以看出，德赛图认为书写是制造文本，阅读就是被动地接受文本，这种观点是片面的，因为“文本只有通过读者才具有意义，且会随读者而变化；文本的编码要适应它无法掌控的读者的意见。文本之所以成为文本，是依存于它与外在读者之关系的”[4]。德赛图看出了文本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或者说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作者所制定的文本只有经过读者才能产生教化和规训意义，但是“‘阅读’在他的思想中被认为是一个不同的世界（读者的）滑入作者的空间”[3]92。这是读者对于作者的影响，是读者对作者文本规训进行抵制进而规训作者的意义。于是，作者和读者之间围绕着文本而进行着意义互动，这是一个双向过程。
二、费斯克对德赛图抵制理论的推崇
法国思想家德赛图抵制理论的诸多论述受到了美国大众文化理论家费斯克的极力推崇。正如尼克?史蒂文森所说：“米歇尔?德塞尔托（即德赛图――引者注）的著作与费斯克的研究方法具有一种特殊的共鸣。”[5]费斯克不但吸收了德赛图的抵制思想，而且还对大众的抵制抱有乐观的态度，并认为大众文化中大众的抵制是大众进行权力分配的有效方式。他说：“大众文化不仅保留了社会差异，也保留了这些差异的对抗性，以及大众对这种对抗性的意识。因此，在合适的社会条件下，它能赋予大众以力量，使他们有能力去行动，特别是在微观政治的层面，而且大众可以通过这种行动，来扩展他们的社会文化空间，以他们自己的喜好，来影响权力的（在微观层面上的）再分配。”[6]169这里，费斯克认为大众文化的差异性为大众进行抵制和对抗留下了空间，并在合适的条件下，必将给大众的政治行动提供某种意义，也正是这样的文化活动赋予了大众进行符号抵制的可能，从而瓦解了权力集团进行的文化专制，反映了大众文化的另一面。
其实，费斯克和德赛图一样，也是从关注大众的日常生活和实践来阐述大众文化理论的。费斯克自己也坦言：“大众的日常生活，是资本主义社会相互矛盾的利益不断得以协商和竞争的空间之所在。德赛图便是思考日常生活的文化与实践方面最精深的理论家之一。”[6]39可见，德赛图在费斯克心目中的地位是很高的。所以，费斯克完全援用了德赛图权且利用，大众的抵抗，大众的各种游击战术，重视日常生活实践等许多的观点和方法。费斯克将这些思想和方法运用到具体的大众文化实践的分析之中，对大众的许多行为进行了解读，试图说明日常生活实践中包含着大众抵制。由此，在《解读大众文化》中的购物、海滩、电子游戏、麦当娜等，《理解大众文化》中的狂欢节、摇滚和摔跤等，甚至在《电视文化》等著作中，费斯克都给予大众文化正名，说明大众的抵制及其积极意义。正是费斯克的大众文化研究视角关涉到大众日常生活实践的方方面面，从而展示了他的日常生活实践中的大众抵制，并且能做到细致入微，灵活多变。
此外，不能忽视的是费斯克的“读者式”文本也是借鉴了德赛图的书写―阅读模式的论述。费斯克接受了德赛图关于“大众是‘主动生产者’”，的观点，借以反对“原子”式的被动大众观。他说：“正如艾柯指出的，体制越庞大，耍花招便越容易，而它对体制内部的活动者进行控制的可能也就越弱。”[6]52，费斯克认为文本有“读者式”倾向与“作者式”倾向之分。读者式文本在费斯克那里是消极、接受式、被规训的读者，只接受文本意义。这体现的是统治者规训的意义。作者式文本则是要求读者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不断地进行重新书写和创作，志在阅读中建构属于自己的意义，展现的是大众创作和抵制意义。显然，费斯克更倾向于作者式文本，他说：“在封闭与开放的力量之间，在读者式与生产者式之间，在被偏好的意义的同质性与解读的异质性之间进行斗争的文本。它再生产和再创造了社会秩序的规训权力和对此权力进行多重抵抗之间的斗争，这是由下而上的多种力量对单一的由上而下的力量的反抗。”[6]135而且，文本作为既定的东西不可能是本身就是抵制和规训的，只有和读者进行结合，才能说文本具有社会意义，也就是社会大众作为大众文化的读者，最终在大众文化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决定了大众文化文本是抵制的还是规训的。这样，费斯克就把德赛图的抵制思想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三、鲍德里亚对德赛图抵制理论的质疑
法国著名的理论大师鲍德里亚虽然也是从关注大众的日常生活实践――消费来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的，但却对德赛图的抵制理论提出了质疑。鲍德里亚认为，今天是一个被商品包围的社会，是消费社会，所以人们不得不对物、服务和物质财富等商品进行无休止地消费。而“消费是一个系统，它维护着符号秩序和组织完整：因此它既是一种道德（一种理想价值体系），也是一种沟通体系，一种交换结构”[7]69。可见，在鲍德里亚的思想中，消费不像德赛图所说的那样是大众的抵制行为和意识的一种反映，而是一个符合系统，是对既存价值体系进行传递的符号系统。所以，他认为大众是在既定规则下的一种活动，不是随意的自由交换。尤其是他在分析购物时认为，作为一种受到事先规范的活动，购物中包含了一个是个人变动的、不一致的需要体系，另一个则是产品符码化、分级、不连续、相对一致的生产体系，两者之间没有互动，结果就是需要的体系被生产体系强行整合。这也就意味着消费是在既定规则下的活动，不是根据消费者的需要和意愿而进行的随意行为，而是按照生产体系所规定的体系进行消费。显然，鲍德里亚表明的是生产决定消费，而不是消费决定生产。因而，这种在既定规则中的抵制自然不会像德赛图所说的那样乐观。
在消费社会中，鲍德里亚认为我们的消费不是一种商品的消费，而是一种符号消费。他说：“我们所‘消费’的，就是根据这种既具技术性又具‘传奇性’的编码规则切分、过滤、重新诠释了的世界实体。世界所有的物质，所有的文化都被当作成品、符号材料而受到工业式处理，以至于所有事件的、文化的或政治的价值都烟消云散了。”[7]133这种符号消费意味着人们所消费的是一种既定的编码符号，大众在接受这种既定的编码符号过程中必然进行细致的解读，或者说接受文本的原意，进而才能谈及抵制。否则，大众如果连文本的原意都知之甚少，一知半解，就去进行抵制，无非是盲动，也不切实际。但大众在解读文本的过程中，没法逃脱既定的编码符号的影响和规训，甚至任何一种反应和举动都是既定编码符号所设定的。而既定编码符号作为一种技术化的意识形态在大众的接触中就为大众所了解，大众传媒所造成的某种类型推论的剪辑模式和媒介自身的连接模式也将媒介信息内容中性化，由此大众的抵制受到了限制。所以，既定的编码符号所具有的社会作用和规范就在消费者的消费过程中被消费者接受和内化了。最终结果就是他认为的“在编码层次上是不可能有革命的――或者说，革命每天都在发生，那就是‘模式的革命’，它们是非暴力的而且不影响其他”[7]90。
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问题，鲍德里亚还论述了阅读实践。鲍德里亚在谈及广告时认为，广告瞄准的是它们所指实物的缺席状态，而阅读成为一种特定的满足系统，而在其中不断被玩弄的是挫折。他还认为形象运用的结果就是持续的挫折助长了罪恶感和梦幻式的满足。所以，在到处充斥着大众传媒的世界里，由大众传媒而驯化的大众只能接受大众传媒制作的形象，最终把自己塑造成平面化和单向度的人，而不是主动的参与到意义的生产流程中。正是基于此，鲍德里亚认为，在这样一个被符码支配的信息时代里面，大众几乎是无力的。“在信息时代媒介的交流取消了语境，也就是说媒介传递给大众的信息是片断式的，甚至可能是断章取义的同时这种交流又是独白式的，单向度的，没有反馈的”[8]。由此，消费社会的最后结局（并不是因为技术官僚们的某一种马基雅弗利主义式的诡计，而只是单纯因为竞争的结构游戏），在于消费者本身的功能化，在于所有需要的心理独占事业――消费上的一致性，而这一点毕竟和生产上的集中和绝对指导主义可以和谐地配合[9]。正由于消费和生产的共谋关系，消费者无法改变，只能身处其中，抵抗也就无从说起。可见，“鲍德里亚强调的不是抵制，而是‘沉默的大众’的‘被动’和‘不抵制’策略”[10]。
四、费斯克与鲍德里亚大众抵制思想分歧的根源
作为现代社会中对大众文化理论进行分析的两位理论家，对德赛图的大众抵制理论得出了不同的理解，这是有着其深刻的内在缘由的。费斯克是站在大众的立场上，对大众文化进行分析，其目的是要分析大众文化中的大众积极主动性，从而更多地是要说明在大众文化中大众的参与精神和民主意识的增强。他认为，“大众文化是由那些处于从属地位的人们为了从那些资源中获取自己的利益而创造出来的……大众文化是从内部和底层创造出来的，而不是像有些大众文化理论家所认为的那样是从外部和上层强加而来的。在社会控制之外始终存在着大众文化的某种因素，它规避了或对抗着霸权力量。大众文化始终是一种关于冲突的文化，它总是关系到生产社会意义的斗争，这些意义对从属者而言颇有益处，但并非是主流意识形态所钟意的那种，这场斗争的胜利，不管它是怎样地稍纵即逝，也不管它受到怎样的限制，最终总会能够创造出大众的快乐，因为大众的快乐始终是社会性的和政治性的”[11]。可以看出，费斯克强调大众文化是从属者自己创造的，它产生于从属者内部和底层，而不是外部和上层，反映的是一种从属者对抗霸权的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说，它还是一种涉及种族、性别的微观政治文化[12]。正是因为费斯克看到了大众文化中的大众参与意识和作用，所以他极力推崇德赛图的抵制理论和思想。
而鲍德里亚关注的是消费社会及其对当代人们生活的影响。他认为：“消费世纪既然是资本符号下整个加速了的生产力进程的历史结果，那么它也是彻底异化的世纪。商品的逻辑得到了普及，如今不仅支配着开动进程和物质产品，而且支配着整个文化、性欲、人际关系，以至个体的幻象和冲动。一切都由这一逻辑决定着，这不仅在于一切功能、一切需求都被具体化，被操纵为利益的话语，而且在于一个更为深刻的方面，即一切都被戏剧化了，也就是说，被展现、挑动，被编排为形象、符号和可消费的范型。”[7]225正是由于鲍德里亚看到了在后现代消费社会中，人们已被商品所左右，是商品的消费和信息的交流主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所以，在这种状况下，鲍德里亚试图建立自己的《物体系》，于是对大众的抵制作用产生了质疑。大众的力量在于他们对意义和参与的拒绝:在选举投票和民意测验中，大众采取不合作、观望、弃权与沉默来“游戏”、“调侃”和“报复”媒体[13]。可以看出，鲍德里亚关注的是一种沉默抵制，认为大众只能采取一种沉默的方式进行抵制。然而鲍德里亚的沉默实际上是大众被动式的抵制，也是大众一种被迫的无奈选择，降低了大众的抵制意义。
当然，二人的学术背景的不同也是他们出现分歧的缘故。费斯克与伯明翰学派之间的渊源关系使他深受伯明翰学派的影响，接受了伯明翰学派的威廉斯、霍加特、霍尔等人的思想，因而坚持了大众的抵制和快乐的思想，试图为大众参与大众文化寻找一条道路。而对于鲍德里亚，英国的鲍德里亚的研究者M?甘恩认为鲍德里亚早期是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与此同时，他也受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成员之一――马尔库塞的影响[14]。所以，他们思想的分歧也透视出法兰克福学派和伯明翰学派的理论差异。
五、结 语
布尔迪厄曾说：“当受支配者对级别的寻求使他们断定是什么使他们脱离出来，本即他们藉以被支配、被界定为庸俗的名义时，我们必须谈抵制吗？换句话说，如果为了抵制，我除了在我自己受到支配的名义下对此提出要求外，别无他选，这是抵制吗？第二个问题：另一方面，当受支配者尽力消弥将其标识为‘庸俗’的东西，并滥及那些让他们显得庸俗的因素（例如，在巴黎操巴黎口音），这是屈从吗？”[15]可见，今天在符号支配的世界中，本身包含了抵制和屈从的矛盾性。费斯克正好看到了大众的抵制，但却夸大了大众的抵制作用。正如约翰?斯道雷说:“费斯克这种新修正主义是文化研究发展的最新阶段:其主题是快乐、授权、抵抗和大众鉴别，他代表着一种‘从更具批判力的立场的退却’的阶段。”[16]而鲍德里亚对大众的抵制所持谨慎和质疑态度，强调了大众被动式的抵制：沉默。然而大众这种消极的抵抗行为根本无法改变他们身陷囹圄的既成事实，戴着温情假面，缠绕着“恶之花”环的大众传媒，将诗意化的陷阱布满了人们每一个可以隐匿的角落[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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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文 格）
Respect and Question of De Certeau’ Resistance Theory
――The Comparison of the Popular Resistance Thought
between Fiske and Baudrillard
SHI Kai-bin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14，Jiangsu,China)
Abstract：On the basis of daily life,De Certeau elaborated his theory of mass culture,then presented a resistance idea of popular culture.Fiske adheres to the position of the popular,and respects De Certeau"s Resistance Theory,and expands the role of the public resistance,and goes into the revisionism.Baudrillard believes that popular resistance is a silence one from the impact of the popular life on consumer society,and resists to take a cautious and questioning attitude towards De Certeau"s Resistance Theory.But this resistance can only make popular bogged down in it,rather than change their own status.As a given part of popular culture,resistance and submission should not be enlarged or questioned,only in this way can this be used to guide the present population.
Key words：De Certeau;resistance theory;Fiske;Baudrill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