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和旅游事业的蓬勃发展，文物古迹的汉英翻译越来越引起学者们的注意，而解释学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文本诠释的方法，也受到翻译界的广泛重视。本文试通过剖析文物古迹汉英翻译的过程，对翻译过程中的解释学特征进行尝试性的建构，以期能给文物古迹的翻译过程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关键词：文物古迹翻译过程解释学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中国文物古迹众多，而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和旅游事业的蓬勃发展，这些文物古迹已经成为推广中国文化、进一步增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媒介，文物古迹的翻译也越来越成为多元文化交流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伽达默尔在1960年推出的《真理与方法》使得“解释学意识”成为20世纪以来最重要的思想观念之一，而随着解释学在中国传播和研究的日益深入，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文本诠释的方法，它也开始日益受到国内学术界的重视。本文认为，解释学的兴起与发展为文物古迹的翻译理论提供了新的思考，而剖析其翻译过程中的解释学特征，则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创造性的思路。
一解释学及主要概念
解释学的英语“hermeneutics”来源于古希腊神使Hermes的名字。Hermes的职责是把神的旨意传达给世人，因为诸神的语言与人间的语言不同，因此他的传达就不是单纯的报导或简单的重复，而是“解释上帝的指令，并且将上帝的指令翻译成人间的语言，使凡人可以理解”。正是这种最初的含义，使古代语文学家都用“翻译”和“解释”来定义解释学。因此，解释学实际上就是一种语言转换，是一种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的语言转换、是一种从神的世界到人的世界的语言转换、是一种从陌生的语言世界到我们自己的语言世界的转换。由此可见，翻译实际上就是解释，解释学一开始就包含“翻译”的意思。
解释学的理解观是其整个哲学解释学理论的核心问题，“前理解”、“前见”和“视域”是与翻译过程密切相关的几个解释学概念。这些概念由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分别提出，它们之间有着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并组成了哲学解释学中最重要的一个概念体系。“前理解”概念是海德格尔对解释学的一大贡献。在他看来，人们从来不可能对呈现在面前的事物做出无前提的领会，因此解释不可能是纯客观的，其本身受制于“前理解”。伽达默尔继承了他的观点把它发展为“前见”，“前见其实就是一种决定某个处境的一切要素最终得到考察之前所拥有的判断力”，一切理解都是会带有前见的理解。理解总是在“前见”的基础上进行。所以，我们自身经验的历史性使“前见”在其字面意义上构成了我们全部经验能力的最初方向，构成了我们对世界开放的倾向性。这种历史性，在哲学解释学中被称之为“效果历史”，实际上也就是“对我们具有一种视域并在某种特定的境遇里进行理解的意识”。由此，伽达默尔提出了“视域”（horizon）概念：“视域本质上属于处境概念。视域就是视力所及的区域，包括了从某个立足点出发所能看到的一切。”我们不是存在于任何地方，而只是存在于我们自己的时代、我们自己的视域之中，并且没有任何魔力能使我们转换到其他地方。我们对文本的理解就是囿于自己的视域范围内的理解，离开了视域，文本的意义就无法在我们面前显现。但视域并不是静止不变的，“视域其实就是我们活动在它里面，同时它与我们一起活动的东西。视域对于活动的人来说总是变化的”。我们的“前见”构成了某个现在的视域，现在的视域是在我们与过去或传统的接触中不断形成并被把握的。因此，“根本没有一种孤立的当前视域。理解其实总是这样一些被想象成独自存在的视域融合的过程。”
二文物古迹翻译过程中的解释学特征
文物古迹的翻译是运用一种语言把文物古迹背后的历史文化隐语所表达的内容和意义准确而完整地重新表达出来的语言活动。其过程的本质是翻译主体对翻译客体（文本）及其文化的的解释与传达，这包含三个层次：译者进入文物古迹原文的历史视域――理解的开始；译者与文物古迹原语文本视域融合――理解的完成；目的语视域与再形式化――表达的完成。从本质上来说，文物古迹翻译过程中的解释学特征非常突出：
1译者进入文物古迹原文的历史视域――理解的开始
当我们试图理解文物古迹原文本时，筹划的期待之一就是该文本有某种东西要对我们表达，而这种东西又不是我们所熟悉的，所以我们就需要带着开放的态度去阅读并接受那些意料之外的东西。因此我们并不是顽固地坚持我们的视域界限，而是随时准备扩大与修正它，以期可以进入文物古迹原作的视域，理解文物古迹背后所蕴含的意义，扩大与原作的公共视域。因为文物古迹的翻译毕竟是译者对原文本及其所代表的历史背景与文化体系的阐释。译者的初始视域只是进入理解的先行状态和结构，它们是构成理解的重要因素，却不是理解自身，也不是理解的目的。文物古迹原文视域相对于译者视域，原文相对于译文，均具有存在上的优先地位，从而在整体上对译者的理解规定了方向。
每一个译者的视域都是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译者自己的个人视域，另一部分则是译者通过接受教育和自觉适应社会所获得的公共视域。每个译者都会通过他的独特视域从文物古迹原语文本中获得其他译者所无法获得的意义，从而对文物古迹原语文本进行与众不同的解释，形成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新视域。译者进入原文视域首先要消除的是“时间间距”和“空间间距”。消除“时间间距”就是将译者的“此在性”与文物古迹的“历史性”化作一种“同时性”。消除“空间间距”，就是原文的“异质性”和译者的视域化为“共同性”，也就是对所说的东西进行同化的过程，以使它成为自身的东西。所以说，理解某一文物古迹文本时，我们必须把它的意义进行内部翻译，使其进入到我们自己的语言视域内。但是进入并不等于理解，进入文物古迹原文的视域只是译者精神上与原作含义氛围的对接或融合，这时候原作意蕴所具备的力量会统摄译者的思想。这是译者视域和原文融合的初期，即以融入文物古迹原文的视域为目的进行的理解，此时译者的思索是内在于文物古迹原文视域，内在于原文存在的思索，并未脱出原文视域，所以这个阶段可以称为“内在解释”。在内在解释阶段，译者对意义“存在者”的把握只是对文物古迹原文意义“存在”形式的既成性或给予性的把握，也就是对其相信或接受。我们的接受性表示我们正想把文物古迹原文本的视域与我们此前的初始视域加以整合并把它们带入观念中，同化它们到文本所启示的东西上。但是，视域融合不是译者被动地接受，而总是以译者为主，以译者的视域去主动融合文物古迹原文视域的过程。
2译者与文物古迹历史视域融合――理解的完成
视域融合就是文物古迹特殊的历史视域和译者的视域合并为一个更高层次的、更普遍的视域。新的视域中，文物古迹的视域和译者的视域已融为一体，因而新的视域超越了所融合的视域中原来的问题或成见。通过视域融合这种解释学经验的范式，译者不离开旧的视域而获得了一个新视域，这种新视域扩大了可能观看和理解的东西的范围，打破了原来视域对“存在者”表现形式的限制，使我们能够更清晰地看到“存在者”的面目。在翻译中得以阐明的东西既非仅仅是文物古迹原文的意义，也非仅仅是译者的意见，而是一种共同的意义。这也是一个翻译主体理解文物古迹历史隐语的过程。文物古迹历史隐语就物质形式上讲，是翻译主体理解的客体，但这个客体不同于认识论中认识的客体――在认识论的客体中，人们要认识的是其本身的属性和运动规律；而解释学所要理解的文物古迹历史隐语，其本质是历史赋予的意义。因此，我们对文物古迹历史隐语的理解，实际上是译者与文物古迹历史进行的对话，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理解文物古迹的历史，实际上是主体之间的精神交流。“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对同样的文物古迹，不同的翻译主体有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翻译是正常现象，因为翻译主体有必要与他感受到的事物在真正的意义上保持距离。只有保持距离才能使翻译主体在自我和原语文本的作者之间、想象和绝对真实之间寻找一个平衡。“平衡并非意味着妥协性的折衷主义，而是为了在平衡中建构起系统性的翻译理论。保持距离也并非意味着逃避，而是为了更客观、更冷静地审视翻译”（傅敬民，2002）。探问原语文本想要表达什么（或者它所说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即“创造的诠释学”五个层次中的第二、三个层次：“意谓”与“蕴谓”层次，在“意谓”层面开始发生主体移位，研究者的诠释意向初步显现，进入狄尔泰所谓的“随后体验”的状态。通过语义澄清、脉络分析、前后文意的贯通、时代背景的考察等，尽量“客观忠实”地了解并诠释文物古迹的历史隐语，探问其意向、意指如何，“蕴谓”层次则考究原作者可能要说什么（或者他所说的可能蕴涵是什么）。这一层面已跳出文物古迹本身，完成了对其历史隐语的理解。
3目的语视域与再形式化――表达的完成
翻译的目的是为了表达，表达也是理解的一种表现方式，是目的语文本存在的意义。文物古迹汉英翻译中的表达必须是译者脱离文物古迹历史隐语视域后在英文语视域中进行的表达。在视域融合阶段，译者要主动地用自己的视域去融合文物古迹的历史隐语视域，在翻译过程中，解释和转换使文物古迹的历史意义脱离原来的语言形式，所以表达必须在一种新的语言行为中“再形式化”，而不是机械地复制原文的含义。也就是说，对文物古迹历史隐语的理解是一个视域融合的过程，表达则是一个视域分离的过程，理解是一个解构的过程，而表达是一个结构的过程。这时，译者要试图置身文物古迹历史文化隐语视域之外，因为如果走不出原有视域影响的话，就很可能失落在原文的世界中，无法回到英语的视域中来。所以，翻译实质上是一种“二次创造”，在此过程中译者把个人对文物古迹历史隐语的知觉和想象以及目的语文化的归依因素等等融入视域之中而形成一种融合后的新视域。这种译者在具体翻译中最终形成的新视域是通过对原文“存在”的还原，更加接近“存在者”的视域。
译者在表达过程中或多或少总是会把他自己也写进去，这就从解释学的角度对翻译主体的多元文化修养提出了较高要求。文物古迹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它受着文化的影响和制约，翻译中对文物古迹原语文本的理解，远远不是单纯的语言理解问题，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对某段文字理解的正确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有关文化的了解。翻译主体必须深入了解文物古迹的历史内涵，才能够用自我的语言对原语文本进行忠实的表达。对于译者来说，没有文物古迹的历史文化知识，就无从谈起对语言文字的正确表达。当然，基于文物古迹文化的历史性与语言的若干特点，翻译工作所能完成的只能是尽可能多的文化传递，“文化传真”则是一种理想的境界或者说终极的目标。
三结语
西方的解释学是近十多年来才为我国学术界所重视，随着人们对解释学研究的深入，其意义和作用将日益显著，理解文物古迹汉英翻译过程中的解释学特征也将加深人们对翻译过程的理解，同时经过科学解释的文物古迹必将大大提高文化传递效率，加速不同地域之间的交流以及人们对多元文化的理解。本文对文物古迹汉英翻译过程中的解释学特征仅仅是从过程的角度进行了尝试性的建构，希望能够抛砖引玉，促进我们对文物古迹汉英翻译研究的发展。
注：本文系2011年度保定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课题编号：201103050）；2011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课题编号：201103037）的研究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 王岳川：《现象学与解释学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2] 张思洁、余斌：《翻译的哲学过程论》，《外语学刊》，2007年第3期。
[3] 许渊冲：《文学翻译的心路历程》，《中国翻译》，2003年第4期。
[4] 白靖宇：《文化与翻译》（修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作者简介：董力燕，女，1979―，河北邢台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语言文化、翻译，工作单位：河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