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听不少人讲起，鲁迅晚年从广州跑到上海定居，是为排除某些人为因素干扰，比如说规避与原配夫人朱安同处一地的尴尬等，与小自己18岁的恋人许广平共度新的人生。此说自有其道理在。不过，视角不免过于狭窄了些。1927年是中国现代史上极其重要的一个年份，那一年里发生了许多事，不少日子浸润着殷红的鲜血。他在这年秋赴沪定居，是思量再三后的慎重抉择，也可谓是顺应潮流之举。1926年秋他与许广平结伴离京南下时，还未曾有往上海发展的打算。之后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发生了许多令他意想不到之事。其中，最让他触目惊心的，莫过于当他欣欣然地跑到被称之为“革命策源地”的广州，本想在南国温暖湿润的气候里，培育理想人生中的芬芳之花，却不意经历了一场腥风血雨。在广州“四一二”事变中，他亲眼目睹了国共两党首次交恶。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那一场血的游戏中，他“被血吓得目瞪口呆”。
粗算起来，差不多在而立之年离乡北上，他一直在苦苦追寻理想中的人生，却一直处于精神与现实的双重飘泊之中。无论是在南京、北京，还是在厦门、广州，他似乎始终走在希望、幻灭、再希望、再幻灭的路途中。尽管在北京，他历经了后来被铸成中国现代历史丰碑的新文化运动，一度成为风云人物，但后来发生的一切，包括北洋军阀政治的黑暗和个人生活遭际，促使他远离那一片风沙蔽日的天空。诚如他1925年在《过客》一文中所写的那样：“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我就在这么走，要走到一个地方去，这地方就在前面。”他与笔下的“过客”的唯一不同之处，在于“过客”始终走在路上，而他则希冀在漂泊旅途中，寻找到一个可以真正可以安身立命的城市。直到差不多将近知天命之年，他才确定将生命的小舟驶向上海这个当时中国最大的港湾。理由非常简单，大上海不仅有他五四新文化时期的众多伙伴，而且因是国内最大的通商口岸城市，政治文化氛围较之其他城市似乎显得宽松，当然，他也希冀与许广平的爱情之舟能有个避风遮雨的港湾。但他怎么也没料到，相比以往的日子，接下来的岁月更为峥嵘，道路更为崎岖。他的人生中旅途，经历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惨烈的血与火的炙烤，与灵与肉的煎熬。
1927年9月27日，鲁迅和许广平从广州乘坐轮船，绕道香港，于10月3日抵达上海。到沪伊始，他即践行了当年“我可以爱”的誓言，与许广平双双人住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共和旅馆，几天后，又搬到闸北横浜路景云里――他们落脚上海后的第一个寓所，开始了共同生活，从此成为一对相濡以沫、患难与共的伴侣。许广平后来回忆说：“关于我和鲁迅先生的关系，我们以为两性生活，是除了当事人之外，没有任何方面可以束缚，而彼此间在情投意合，以同志相待，相亲相敬，互相信任，就不必有任何的俗套。我们不是一切的旧礼教都要打破吗?所以，假使彼此间某一方面不满意，绝不要争吵，也不用着法律解决，我自己是准备着始终能自立谋生的，如果遇到没有同住在一起的必要，那么马上各走各的路。”
登陆上海滩，鲁迅人生地不熟，好在三弟周建人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做事，一切均有赖其打点、安排。值得一提的是，抵达上海次日，他特意拉了周建人、老朋友林语堂，还有绍兴同乡孙伏园、孙福熙兄弟，与许广平一起跑到街上照相馆拍了一张合影，作为赴沪定居的纪念，也为后人留下了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最初的实物见证。作为许广平的师长、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教务长，以及鲁迅的老友、促成他南下教书的关键人物，站在照片正中的林语堂先生西装革履，微笑着，风度翩翩。令人感慨的是，在建国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林语堂被视为一位与鲁迅人生价值取向相左的角色，因此在这张珍贵照片上，人们始终寻不到他散发着书生意气的潇洒英姿。其实，细想起来，被人为遮蔽的，又岂止是林语堂先生的身影?
名人总有名人的效应，哪怕是在局势动荡的岁月，鲁迅的一举一动，时时牵动着大小媒体的神经。他到上海定居的消息，几乎在第一时间不胫而走。沪上文化教育界闻风而动，纷纷找上门来，邀请他到校演讲，或开设专题讲座。在最初一段时间里，他兴致不错，兴冲冲地跑到复旦大学、暨南大学等高等学府作了《关于知识阶级》、《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等演讲，还顶着冬日的寒风往返劳动大学，作了整整一个月的文学讲座，满足了校方与莘莘学子的渴望。不过，他并没想去任何学校任职的意思，尽管有不少学校争先恐后地向他伸出橄榄枝，意欲延揽。他吸取了在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任教的教训，面对哪怕是老朋友的盛情邀约，都一一婉言谢绝了。其实，赴沪之前他就有打算，往后专事翻译与写作，以一技之长立足上海滩。
蔡元培先生时在南京国民政府任大学院院长，某天听秘书长许寿裳先生说，鲁迅从广州中山大学辞职后跑到上海，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者，失去了固定的经济收入来源，二话没说，当即聘请他担任大学院特约撰述员，从事中国小说史研究，不必到院坐班，每月致酬三百元。蔡元培先生及时伸出的援手，使他一时解除了后顾之忧，可以一门心思地从事写作、翻译与研究。对此，他一直心存感激。这个不菲的待遇，直到1931年底随着他特约撰述员身份被裁撤而终止。现在总有一些人，或别有用心，或道听途说，说鲁迅拿过“国民党”的薪水，大概指的不外乎就是此事。这让人不由感慨万端，联想起他在上海，还一度被论敌在论战文章中诬言拿苏联卢布。两者之说虽大相径庭，却有异曲同工之妙，潜台词不言自明。大学院为当时国民政府所属最高文化教育机构，与某些文章中所谓的“国民党”，有较大本质区别。客观地讲，作为一名精神独立的知识分子，鲁迅与当时任何政党，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在现实层面上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只不过在意识上体现出某种倾向性。
上海文艺圈有许多鲁迅的旧友，如茅盾、郁达夫、林语堂、孙伏园、夏丐尊等等，不多久，他又结交了不少新朋，如冯雪峰、潘汉年、郑伯奇、胡愈之、柔石等等。众多旧友新朋中，既有文艺界风头正健的老将，也有后起之秀，既有爱国民主人士，也有中共党人。通过广泛的交往与接触，他很快熟悉与掌握了沪上文艺圈现状，信心满怀地准备一试身手。他深知文艺“同路人”团结的力量，与在五四新文化时期一样，非常看重文艺界队伍的联合。到上海不久，他很快与声名显赫的文学社团创造社打得火热，与创造社主将郭沫若等人联名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 后记》，特别指出：“在劳动阶级文学大本营的俄国的文学的理论和实际，于现在的中国，恐怕是不为无益的。”
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大上海确实不失为一个自由广阔的舞台，鲁迅1924年在北京参与创办的《语丝》周刊，此时遭到奉系军阀张作霖查封，在京城失去了立足之地，乃移至上海续刊。他在《语丝》上发表过大量杂文、随笔，对刊物怀有一份很深的感情，马上接手担任了主编。《语丝》是一份同人刊物，作者中有周作人、林语堂、钱玄同、俞平伯、刘半农等人，后来大多成为散文创作领域的佼佼者，对中国现代散文创作影响深远。他在《我和的始终》一文中说：“同我关系较为长久的，要算《语丝》了。大约这也是原因之一罢，‘正人君子’们的刊物，曾封我为‘语丝派主将’，连急进的青年所做的文章，至今还说我是《语丝》的‘指导者’。……这刊物本无所谓一定的目标，统一的战线……在不意中显了一种特色，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他发表在《语丝》上的许多文章，后来分别收入《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而已集》、《三闲集》等杂文集中。
相对安定的生活，相对顺利的事业，使鲁迅在先前寻路旅程中疲惫的身心，暂时得以休憩。乍看起来，似乎一切均在朝着他理想中的方向发展。在充满爱意的家庭，在宁静的书斋，根据兴趣喜好，尽情地挥洒文字，校勘图书。这一时期，他表现出对国外现代美术的浓厚兴趣，帮助柔石、崔真吾等文学青年创办成立朝花社，参与编印《朝花》周刊、《朝花》旬刊和《艺苑朝华》美术丛刊。他还亲自编选了《近代木刻选集》一、二集、日本《菇谷虹儿画选》以及英国《毕亚兹画选》，交由朝花社出版。然而，他怎么也没料到，老天没有给他更多的闲暇与欢娱，突如其来的烽火再一次燃起。他很快遭到来自同一营垒的猛烈狙击，劈头盖脸地挨了一阵莫名的刀箭枪弹，以致被迫卷入一场规模浩大的论争旋涡，并且再次成为旋涡的中心。
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许多革命文艺工作者几乎与鲁迅同步，在同一时间段里，纷纷从全国各地辗转流亡至上海，编刊物，写文章，演话剧，搞美术，涓涓细流汇成了一条文艺长河。其中，成立于1921年的革命文学团体创造社，联合刚在上海成立的另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太阳社，以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反映工农大众斗争生活为宗旨，首次擎起了“革命文学”的大旗。然而，由于受当时左倾思潮和教条主义、个人主义的影响，革命文学运动发展之初，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某些偏差。创造社与太阳社的一些年轻激进的革命作家，编辑出版《文化批判》、《太阳月刊》等刊物，生搬硬套一些马列名词，将斗争批判的矛头直指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于是在上海滩，一场有关“革命文学”的大论争，由此拉开序幕。
年轻激进的革命作家片面夸大文艺的革命功能，忽视文艺固有的特性，创作中呈现出十分明显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他们固执地以为，以反封建为目的的五四新文学已是昨日黄花，不再具有现实意义，进而认为五四新文学代表人物鲁迅思想停滞，观念僵化，业已成为眼下这个火热革命时代的绊脚石。就连鲁迅的代表作《阿Q正传》，在他们看来不但一无是处，而且简直是对中国社会底层劳苦大众的歪曲，固执地认定鲁迅在作品中否定中国农民的革命觉悟。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以郭沫若、成仿吾、冯乃超、钱杏村等人为代表的激进革命作家，为树立文坛话语权，欲以鲁迅来祭“革命文学”的大旗。他们将一顶顶唬人的大帽子扣到鲁迅头上，像什么“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有闲阶级”、“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以及“不得志的法西斯蒂”等等，并在众多文章中不惜采用讽刺、挖苦甚至于谩骂的极端手法，带有十分明显的个人情绪化倾向。
面对突然呼啸而至的密集炮火，鲁迅有点不知所措。他刚与郭沫若等在报上刊登《创造周报》复刊宣言，没想到刊物易名为《文化批判》，调转枪口，将他作为重点靶子。他实在想不明白，大家都属文艺“同路人”，为何对方偏偏要将枪炮对准自己，欲置自己于死地?不过有一点他做得非常到位，表现出少有的冷静，冷眼相对，没有逞一时之气急于还击。他致信远在北京的友人章廷谦：“有几种刊物(如创造社出版的东西)，近来亦大肆攻击了。我倒觉得有趣起来，想试试我究竟能够挨得多少刀箭”，之后不久又说：“革命文学家的言论行动，我近来觉得不足道了。一切伎俩，都已用出，不过是政客和商人的杂种法术，将‘口号’‘标语’之类，贴上了杂志而已”。语中表现出一种颇不在乎的自信。其实，这里还有另一重要原因，那就是他对来自西方的马列主义有些陌生，对狙击手文中高频率出现的诸多理论术语弄不太明白，不知如何应对。他深知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道理，也谙熟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战法，明白要想打赢这一回战役，只好先寻根究源，放下身段去当一回学生。
他再一次体现出惯有的严谨学风，一个猛子扎下去，沉潜于新的知识的海洋。他1928年《日记》中内附的购书账上，有关马列文艺理论的书籍一下子激增，多达六十余种。这些书籍大多购自上海北四川路上日本人开设的内山书店，以致他很快与书店老板内山完造打得火热。他很急切、投入地阅读了一批风靡一时的国外文艺理论著作，数量颇为可观，后来甚至还动手翻译了日本片上伸的《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苏联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文艺与批评》、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以及苏联文艺政策的文件汇集《文艺政策》等。通过阅读与翻译，他渐渐地变得自信起来，觉得那些自诩为革命作家的毛头小子们，只晓得拉大旗作虎皮，高喊一些空洞口号，搬弄图解抽象理论，于真正的革命文学并无多大裨益。诚如几年之后他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说：“那时的革命文学运动，据我的意见，是未经好好的计划，很有些错误之处的。例如，第一，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便将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能运用的方法，来机械地运用了。再则他们，尤其是成仿吾先生，将革命使一般人理解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他开始沉着应战了，写下《“醉眼”中的朦胧》、《文艺与革命》、《文学的阶级性》、《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等一批论争文章，一一进行回击。事实上，他对革命文学的理解，远比一帮热血青年来得透彻，诚如他先前在《革命文学》中所说：“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在《文艺与革命》一文中，他说：“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我以为当先求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不必忙于挂招 牌。”这场轰动一时的大论争中，创造社重量级人物郁达夫先生始终保持静默，非但没向他射来一枪一炮，而且对创造社同仁近乎狂热的举止，还颇有些微词。后来，郁达夫有感于创造社、太阳社对鲁迅的野蛮围攻，专门写了一首打油诗《赠鲁迅》：“醉眼朦胧上酒楼，彷徨呐喊两悠悠。群肓竭尽蚍蜉力，不废江河万古流。”
尽管论争剑拔弩张，火药味十足，双方你来我往，各不相让，但毕竟属于同一阵营内部之间的论争。正如古人所言，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等到了1929年春夏，创造社、太阳社先后被政府当局查封、众多革命作家遭到通缉之际，论争双方突然偃旗息鼓，旷日持久的论争戛然而止。鉴于当时形势发展和斗争需要，中共迫切希望广大革命作家团结联盟，集中火力，一致对外。鲁迅后来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说：“在左联结成的前后，有些所谓革命作家，其实是破落户的漂零子弟。他也有不平，有反抗，有战斗，而往往不过是将败落家族的妇姑勃?，叔嫂斗法的手段，移到文坛上。嘁嘁嚓嚓，招是生非，搬弄口舌，决不在大处着眼。这衣钵流传不绝。例如我和茅盾，郭沫若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事实上，这场论争为上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蓬勃兴起，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论争扩大了革命文学的影响，传播了马列文艺理论，推动了“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运动。然而，论争也不可避免地带来某些消极影响，比如说，后来他与论争中个别施放明枪暗箭的狙击手之间的隔阂，始终没有消弭。
在“革命文学”论战的那些日子里，鲁迅与中共党人冯雪峰始终保持着紧密联系。他平素最讨厌那些趾高气扬、飞扬跋扈之人，而这位浙江老乡与一班空喊口号的革命作家不同，虽有相当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为人却十分低调务实。他与冯雪峰合作编译了一套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书籍，取名《科学的艺术论丛书》，由水沫书店、光华书店出版。当时他们两家相邻而居，编译过程中切磋交流，过从甚密，很快成为一对志趣相投的朋友。1929年底，他从冯雪峰那里听到一个消息，说中共方面正酝酿成立一个新的革命文学团体，眼前一亮，感到十分欣慰。他其实已有些厌倦似无休止的文字之争，同时认为依照眼下的政治形势与上海文艺界现状，确有必要建立一个新的文艺联盟。关于新联盟的冠名，当时有两个选择，一是中国作家，二是中国左翼作家。当冯雪峰受中共方面的委托，跑来向他征询意见时，他几乎没怎么多想，认为用中国左翼作家比较好，如此旗帜更为鲜明。
鲁迅先前与任何政党组织均保持着适当的距离，但这一回，他积极回应中共方面的建议，与冯雪峰、夏衍、柔石等人发起筹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其人生历程上，树起了又一块非同寻常的里程碑。1930年3月2日下午，上海北四川路窦乐安路(今多伦路)中华艺术大学的一间大教室里，“左联”成立大会悄悄地召开，中共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由此翻开新的篇章。他与田汉、冯乃超、郑伯奇等七人被大会推举为常务委员，同时，他还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主席。他抽着烟，在会上侃侃而谈，作了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演讲：“第一、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第二、我以为战线应该扩大”；“第三、我们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最后，我以为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
先前的“革命文学”论战，迫使鲁迅自觉地阅读、研究和翻译介绍了许多苏俄文艺理论和文学作品，熟悉和掌握了一套全新的理论武器。诚如他在《三闲集?序言》中所说：“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的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马列主义历史唯物观和文艺理论，在他的精神世界里勃勃生长。他开始用一种全新的目光，来审视眼前的世界。在“左联”成立后的岁月里，他以实际盟主的姿态，协同广大左翼文化工作者，对政府当局推行的文艺政策，展开猛烈抨击；对一度甚嚣尘上的“新月派”、“民族主义文学”及“自由人”与“第三种人”鼓吹的资产阶级文艺观，开展针锋相对的激烈论战，一次又一次地挫败了政府当局为配合对苏区的军事围剿而在国统区进行的文化“围剿”。在一场紧接一场的论战中，科学的文艺观使得他如虎添翼，神勇无比。文坛如战场，他在论战中常常横刀跃马，身先士卒，他写的《“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论“第三种人”》等诸多论战文章，纵横捭阖，所向披靡，往往打得论战对手溃不成军，一次次败下阵去。论战惊心动魄，留下许多故事，让人回味无穷。比如说，“左翼”青年批评家冯乃超针对“新月派”代表人物梁实秋《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吧?》一文，及其一直鼓吹的“超阶级的人性”论，写了一篇批驳文章《阶级社会的艺术》，惜未击中要害。梁实秋颇为得意，反唇相讥：“《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哪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冯乃超在先前的“革命文学”论争中充当急先锋，在《文化批判》创刊号发表《艺术与社会生活》一文，挖苦鲁迅“常从阴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语中大有不敬。但鲁迅尽弃前嫌，拍马上前，为小将冯乃超助阵，写下《“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一文，说：“这正是‘资本家的走狗’的活写真。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如此犀利、刻薄之语，唯其鲁迅。
政府当局颁布《宣传品审查条例》，以极端专制之态，对革命的、进步的文化展开声势浩大的清剿，规定凡“反对或违背本党主义政纲政策及决议案者”，均纳入“反动宣传品”之列，统统“查禁查封或究办”。因此，“左联”成立伊始，即招致政府当局的无情打压，稿件被检查，刊物被查禁，书店被查封，成员被通缉。发展到后来，政府当局甚至动用了对革命作家拘捕刑讯、秘密杀戮等极端手段。
鲁迅树大招风，政府当局既恨又怕，只好对他采取高压政策，不准报刊杂志刊登他的文章，禁止书店出版、销售他的著作。他是何等聪明之人，轻易识破了这一拙劣伎俩，马上采取对策，不断变换笔名，写一篇换一个笔名，文章写好后请夫人许广平或别人代为抄写后投寄。曾经一度， 他许多如匕首、拟投枪的杂文如《病后杂谈》、《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等，发表时被“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书报审查官大幅度地删削。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的《病后杂谈》一文，居然被删去五分之四。他于心不甘，在后来结集出版时，不但补上那些文章中被删削掉的文字，而且还特意做上明显记号以示读者。他的《二心集》、《伪自由书》、《南腔北调集》、《准风月谈》等杂文集一度被删禁，其中《伪自由书》被查禁的理由为：“内共有杂感文四十余篇，多讥评攻讦政府当局之处，以《伪自由书》为书名，其意亦在诋毁当局。”《二心集》再版时遭删禁，他遂别出心裁地将删剩的十六篇文章另编一册，改名为《拾零集》出版，大有一副你奈我何之态。
1931年1月17日，“左联”五位青年作家柔石、胡也频、李伟森、殷夫、冯铿，在上海中共秘密联络点东方饭店与其他革命者举行会议时，遭到政府当局逮捕。鲁迅在翌日中午，从青年作家魏金枝那里得知消息。他心急如焚，打算马上托人设法营救，但忽然想起柔石在被捕前一天晚上，受明日书店朋友的委托，前来接洽出版自己译著之事，分手时自己抄了一份合同交与柔石，现在这合同肯定落在对方手上，有可能成为自己遭受牵连、迫害的借口。他静观了两天，发现外面的风声越来越紧，思前想后，不得不作最坏的打算，赶紧烧掉朋友们的书信，与许广平抱着不到两岁的儿子海婴匆匆离家出走。他找到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先生，在其安排下，跑到黄陆路上由日本人开设的花园庄旅馆，避难于旅馆楼梯下紧靠浴室的一间阴暗潮湿的小屋。
在长达一个多月的避难日子里，他茶饭不思，焦虑无比，时刻惦念着柔石等五位青年作家的安危。某天，他意外地收到柔石从狱中托人捎来的一封信。信上说，虽然已经戴上了手铐脚镣，但心情仍十分乐观，正在跟殷夫学习德文；信上还说讯问时果然问到他家地址，但推脱说不知道，请他不要挂念……他有些释然，但很快地，令人猝不及防的坏消息接踵而至。一天深夜，“左联”五位青年作家被秘密枪杀于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内一处荒场，其中，柔石身中十弹!
他得到噩耗，十分震惊，欲哭无泪。多么年轻活泼的生命啊，难道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消亡；几多才华横溢的青年啊，难道就这样离去而不复再见?他痛感自己失掉了好朋友，中国失去好青年。初春的深夜寒气逼人，他伫立在花园庄旅馆的庭院中，披一身惨淡月光，仰望寒星闪烁的夜空，长吁一气，低下头去，沉浸于无法自拔的痛苦之中。渐渐的，他在悲痛中沉静了下来，陷入良久沉思，未几又抬起头来，独自吟咏起这样的诗句：“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左联”五位青年作家被秘密枪杀的消息封锁严密，沪上众多媒体上未见片言只语。他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决定将这一血腥公诸于世。他历经了北京“三一八”惨案、广州“四一五”事变，见识了太多与自己息息相通的有为青年被虐杀――这是他最不能容忍而且最为痛心之处。他以极度悲愤之情，写下《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一文，揭露政府当局压制左翼文艺、迫害左翼作家的行径：“现在，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文艺运动，其实就是惟一的文艺运动。因为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除此以外，中国已经毫无其他文艺。属于统治阶级的所谓‘文艺家’，早已腐烂到连所谓‘为艺术的艺术’以至‘颓废’的作品也不能生产，现在来抵制左翼文艺的，只有诬蔑，压迫，囚禁和杀戮；来和左翼作家对立的，也只有流氓，侦探，走狗，刽子手了。”他将文章交给前来采访的美国女作家、记者史沫特莱，异常激愤地说：“这是我刚写好的一篇文章，恳请你将它译成英文，想方设法在国外发表。”史沫特莱见他面色苍白，头发和胡须都很零乱，深为感动，考虑到文章如果原封不动地发表可能会给他带来麻烦，善意地请他对文章再作一些必要的删改。他不同意，果断地说：“没关系!这几句话是必须说的，中国总得有人站出来说话!”史沫特莱后来在《追念鲁迅》一文中回忆说：“一面是表现他对中国一般创造的革命青年的至深的爱，同时又充满着他对于当时一般反动势力的强烈的憎恨，因为这种反动势力正在断送中国大多数优秀青年的生命。”文章经史沫特莱之手，很快发表在当年6月美国《新群众》杂志，在西方文化界引起强烈反响，纷纷谴责政府当局对进步作家的迫害。
“左联”五位青年作家遇难后一个多月，鲁迅与冯雪峰、茅盾、夏衍等人联手，秘密编辑出版“左联”机关刊物《前哨》。《前哨》第一期即推出“纪念战死者专号”，刊登柔石等“左联”五位青年作家的照片、传略、遗作和悼念文章。他饱蘸浓墨题写了“前哨”两字刊头，还为“专号”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柔石小传》，为年轻朋友短暂的一生留下了文字记录，另一篇即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他用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笔调，将压抑不住的愤怒情绪化作直接明了的文字，这样的文字在他以往的笔下十分罕见：“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今天和明天之交发生，在诬蔑和压迫之中滋长，终于在最黑暗里，用我们的同志的鲜血写了第一篇文章。……我们的这几个同志已被暗杀了，这自然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若干的损失，我们的很大的悲痛。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却仍然滋长，因为这是属于革命的广大劳苦群众的，大众存在一日，壮大一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也就滋长一日。我们的同志的血，已经证明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革命的劳苦大众是在受一样的压迫，一样的残杀，作一样的战斗，有一样的运命，是革命的劳苦大众的文学。……我们现在以十分的哀悼和铭记，纪念我们的战死者，也就是要牢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历史的第一页，是同志的鲜血所记录，永远在显示敌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启示我们的不断的斗争。”
到了这一年秋天，因《前哨》(后易名《文学导报》)出版几期后很快遭到政府当局查禁，“左联”不得不另行创办机关刊物《北斗》杂志。出刊前，主编丁玲请他帮忙提供一些插图，他有意识地挑选了一幅德国革命女画家珂勒惠支的版画《牺牲》，写上说明送过去，刊登于《北斗》创刊号卷首。画面上是一位饱经忧患的年轻母亲，悲哀地闭着眼睛，伸直双臂，双手托着自己年幼的孩子献出去。图画寓意深沉，但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是无言的抗议，默默的悼念。他后来在《写于深夜里》一文中如是说：“这幅木刻是我寄去的，算是柔石遇害的纪念。他是我的学生和朋友，一同绍介外国文艺的人，尤喜欢木刻，曾经编印过三本欧美作家的作品，虽然印得不大好。然而不知道为了什么，突然被捕了，不久就在龙华和别的五个青年作家同时枪毙。当时的报章上毫无记载，大约是不敢，也不能记载，然而许多人都明白他不在人间了，因为这是常有的事。只有他那双目失明的母亲，我知道她一定还以为她的爱子仍在上海翻译和校对。偶然看到德国书店的目录上有这幅《牺牲》，便将它投寄《北斗》了，算是我的无言的纪念。”
纵观鲁迅性格，可谓坚强刚毅至极。然而，纵使他心硬如铁，也无法摆脱失去年轻朋友的悲戚情绪的缠绵。巨大的伤悲始终如影随形，怎么也挥之不去。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他一直未能清除心中伤痛，眼前不时浮现出柔石那张敦厚的笑脸，耳边时常回响起殷夫翻译的裴多菲诗句“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直到事情过去两年之后，他还未能从阴影中走出来。1933年2月7日，是“左联”五位青年作家遇害两周年纪念日。这天夜里，他静坐窗前，抽着烟，回想往事，思念故人，悲从中来，不禁提笔写下一些文字，这就是后来被视作传世之篇的《为了忘却的记念》：“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纪念，而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