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不平衡增长的空间布局模式应是常态化的国家经济地理选择模式，不平衡的模式必须通过经济在特定区域范围内的集中或聚集来实现，实现经济集中的根本性途径是通过城市化来进行，而城市化水平处于何种水平又决定提高经济密度、克服距离和消除区域分割问题的政策工具组合选择，对于处于城市化中下等发展水平阶段的我国广大中西部地区，连接性的空间政策是一种克服距离问题的有效政策工具。
[关键词]区域经济集中；城市化；连接线空间政策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2)01－0001－05
一、经济增长的空间布局模式
关于经济增长在空间方面的布局模式问题，理论界已有各种讨论与观点，综合起来，无非有以下三种比较一致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增长在空间方面应当坚持长期推行平衡增长的空间发展模式，这种观点在很长一段时间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得到认同与肯定且在政策实践中得到不同程度的贯彻和执行，但实际的政策效果并不理想，而且相对地拖延了经济增长的时间，比较多的事例已经证明，平衡增长的空间发展模式往往过于理想化，但在实践中却是无法实现的经济空间布局逻辑；第二种观点认为经济增长在空间方面应当推行不平衡增长的发展模式，这种观点现为世界主流的学术界所认同和肯定，认为世界本来就是不平衡的，经济增长不可能超越自然地理空间的实然情况而能够达到平衡发展的理想状况，将一国或地区的经济资源集中用于某些特定的地域构造出经济增长的先进地区，再通过一系列的空间政策来促进落后地区与先进地区的联系，最终达到公共服务全民享用均等化的发展目标，对于小国而言，这种经济的空间发展布局模式特别适合其地理区域狭小的特点，因为狭小的地理区域决定了其无法将本来极其有限的资源用于在全国范围内均衡发展，相反是小国通过这种不平衡的经济空间增长模式而能够相对比较容易地实现全民共同发展的目标；第三种观点是认为经济增长的空间布局模式应当推行一国区域局部的不平衡增长与空间整体的相对平衡增长模式，认为强调绝对平衡增长的模式和强调绝对不平衡增长的模式都有失偏颇，特别是对于某些有着广阔的国土地理面积和人口众多的大国而言，应当因地制宜地把区域性不平衡发展的经济空间布局和在整体上相对平衡发展的空间经济布局相结合在一起，这样既能够发挥不平衡模式在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方面的优势，也能以平衡模式来解决大国的所面临的长期地区分化与分裂问题，更为关键的是，大国有足够的地理空间、人口数量和其他资源来为这种经济增长的空间模式提高所必须的基础。
在后面两种模式中，共同点是两者都强调充分利用不平衡的经济增长空间模式的优势来发展特定区域的经济。所谓不平衡经济增长的空间模式优势在于持有这样的一种思想，即认为在地理空间上，经济增长可以根据特定国家的特定情况推行空间不平衡经济增长模式，在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的前提下，通过推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方法在有利于形成聚集经济的地区发展形成本国经济的若干个增长极，利用增长极的辐射和吸纳的带动作，促进要素资源和商品的流动，力争在较短的时间内奠定本国经济的发展基础和财政收入基础，然后再通过国家的财政汲取能力，在经济增长极所带来的发展成果的分享方面，以和谐性发展为主线，在全民和全区域范围内推行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分享，最终实现经济集中和全国居民生活水平趋同并行不悖但又看似矛盾的结果。在上述的整个过程中，经济集中是经济发展的空间战略手段，公共服务均等化分享和生活水平的趋同是发展的目标。因此，不平衡增长的经济空间布局模式在其终极的发展思想方面，并不是以经济增长的空间分化来造成社会福利的空间分化，而是以经济增长的空间分化来实现社会福利的空间趋同，其最终的发展目标是为了能够实现全民平等地享有社会福利。
二、区域经济集中与城市化的关系
经济的聚集或集中在本质上表现为人类生产和消费活动的聚集，相对于经济在空间分散现象而言，人类在地理空间区域上的类聚和类居行为体现了人类的原始本性，经验的或实证的研究表明，经济在地理空间上的相对集中能够为经济增长的效率带来诸多的好处，因为集中能够创造更大的消费和生产需求，扩容并深化了市场；集中也能降低经济交易的成本和费用，节约了资源利用并同时加大了商品和要素资源的流动性；集中还能使人类引发产生新的思想和知识，加剧了人类的创新活动；集中同时会使社会分工得到更大程度的深化，使贸易形式更加多样、贸易活动更加频繁；最后集中能够充分实现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外溢性福利的好处，使单项经济活动所产生外溢性福利不至于在空间上白白耗散。
经济聚集或集中在地理空间上可以表现为多种程度的状态，从小城镇一小城市一中等城市一大城市一城市群一都市圈，集中状态在空间上接连起伏，当经济聚集的空间表现以在特定地理区域范围内出现城市群或都市圈的现象时，可以把这种城市群经济或都市圈经济视为经济发展在空间中的增长极，增长极的形成表明经济在空间上形成了聚集的中心或重心，是经济在空间上所呈现出来的最高集中形式。
城市化是指人口向城市聚集、城市规模扩大以及由此引起的一系列社会经济变化的过程，其实质就是经济、社会和空间结构的变迁过程。一般来说，经济集中可以通过城市化来实现，通过不遗余力地推行城市化发展，合理地减少农业和农村人口比例，充分释放土地的经济功能和活力，改变自然与分散的经济空间状况，是经济形成聚集的根本途径。在城市化发展的基础上，选择一些城市化程度比较高、市场力量发展充分且规模比较大、在地理空间上又很接近的特定地区推行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模式，以更进一步加剧集中并放大城市经济本身的聚集效应和城市经济之间的聚集效应，通过经济一体化发展所表现出循环累积因果关系效果，进一步提高经济发达区域对欠发达区域的辐射和吸纳力量，同时增加经济要素资源的流动性，而通过要素资源流动性的提高，可以达到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并增加本国居民收入的效果。当然，经济集中还可以通过国家之间实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途径使集中的程度得到更大程度上的强化和提高，地区经济一体化只是局限于一个国家之内的地理发展空间，但现代增长极聚集经济所体现出来的巨大的经济活动扩展能力和生产要素吸纳能力还需一个更为宽广的外部国际空间相依托，而在地理空间上的相邻国家进行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合作构造是拓展一国之内经济聚集外部空间的重要途径，是聚集经济在地理空间上破除国家分割阻碍并得以长期维持、深化、广化的重要动力。
根据以上述及的观点，经济在空间布局的模式选择方面，不平衡增长的空间布局模式应是常态的选择模式，不平衡的模式必须通过经济在特定区域范围内的集中或聚集来实现，而实现经济集中的根本性途径是通过城市化来进行，但城市化不可能一 蹴而就就能够实现，城市化的阶段和水平与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紧密相连，也对经济在区域空间上的集中产生比较大的影响，为使经济能够在区域空间上实现集中，应当根据城市化的阶段和水平来适当地选择空间政策工具组合，重视政策工具组合的空间响应效果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实现效果。
三、城市化与连接性空间政策的问题
按照世界银行发布的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中的观点，处于城市化不同阶段的国家或地区为实现经济的集中在政策选择方面应当有所不同，首先，对一个城市比例不足1／4、农村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或地区而言，政策重点应当首先促进地区的经济密度，但政府应当对不同地方保持中立态度，让市场力量充分发挥作用。城市化战略主要是实行无空间区别的制度，包括提供基本社会服务、建立市场制度、法律和秩序、保障财产权、高效运作土地市场、健全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对于收入水平低的国家，不应当采取明确针对地区的的政策来发展经济的密度区。其次，对一个城市比例介于1／4～3／4的城市化迅速发展的国家或地区而言，政策组合受到两重挑战，即如何提高密度和如何缩减落后区域与经济高密度区域的距离的两重挑战问题。两重挑战要求采取双管齐下的政策反应，即一方面要求继续建立无空间区别的制度；另一方面要求对连接地区的基础设施实施投资，以消弭地方化经济可能带来效率的堵塞问题。最后，对于一个城市比例超过75％、处于城市化高级阶段的国家或地区而言，城市化应当强调城市的适居性、创新性，应当努力推行城市社会一体化，政策组合面临三重问题挑战，即如何提高密度、缩减距离、消除城市内部和城市之间的分割问题。政策的推行应当继续以无空间区别的制度和对基础设施投资以提高密度和缩减经济距离，同时以针对特定地区的干预性措施应对分割问题，把公共制度、基础设施和干预措施进行和谐应用。
按照上面在理论上提出的以不平衡增长的空间经济模式为指导，通过城市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来实现经济的集中并最终在某些特定地区形成经济的增长极来推动区域经济的增长，达到公共服务实现全民均等化分享的目的，在这个过程中，实现经济集中的根本途径是大力进行城市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为提高城市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和水平，需要针对特定区域的城市化和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具体情况，合适的公共制度、基础设施和干预措施等特定的政策工具组合，但这样的理论能不能在实践中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我们需要作比较可靠的实证分析来印证这种理论上的实际效果。下文以重庆市作为例子来对上述理论和政策建议作一些实证分析。
重庆市为我国目前4个直辖市中农村人口最多的城市，因为其特殊的地理区位情况，承受着带动广大西部地区的艰巨发展任务，要实现该任务，首先必须要不遗余力进行大规模的城市化建设，提高城市化的程度，实现经济的集中和聚集并最终在西部地区形成经济的增长极。在这个过程中，提高重庆市的城市化水平和程度是实现西部地区经济集中的关键环节。但因为历史上的原因，重庆市城市化的初始性的基础水平比较低，在1997年中央决定对重庆进行直辖管理以来，重庆市的城市化水平逐年提高。表1为重庆市近13年以来的城市化水平的变化情况，反映了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数据变化情况。
从表1中可以看出，近13年以来，重庆市的城市化水平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农村人口减少了近600多万，相应地城镇人口增加了600多万，城市化比例从29.5％提高到近50％，正好处于城市化的中级阶段水平，在这样的阶段中，面临着如何提高经济密度(集中度)和如何缩减落后区域与经济高密度区域的距离的两重挑战问题。但是，从表1关于常住人口的数据栏中，我们看到重庆市的常住人口在近13年中并没有发生多大程度的变化，甚至在绝对数量上减少了近36万，这样的现象说明了重庆市的城市化水平在近13年来虽然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但对重庆市以外的周边地区乃至整个西部地区的人口集中并没有产生什么聚集效果，而只是在重庆市辖区之内，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有了较大程度的数量转移，市辖区内的人口向城市的集中已经发生了较为明显的集中效果，这种在区内有人口集中效果而对区外无人口集中效果的现象说明，经济集中对于改变西部广大落后地区人口向先进地区的转移并没有产生较大的积极效果，但这还不能说明这种人口流动现象中没有起到经济集中的效果作用，因为经济在空间中的集中不仅体现在人口在城市的集中，更体现在生产要素资源和商品在特定空间中的集中与流动，而生产要素资源和商品在特定空间中的集中与流动可以通过连接落后地区与先进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及其利用的程度体现出来，为进一步考察重庆市的经济集中度的情况，我们可以从重庆市的空间连接性的基础设施建设来作进一步的分析。
从表2的数据中，可以反映出以下信息：在连接性的基础设施投入方面，重庆市为缩短落后区域与先进地区的距离，在港口吞吐能力和公路的运载能力等方面在近13年来作了较大的投入，交通方面的基础设施有了很大的改善和提高；同时，重庆市在近13年来的对世界范围内的信息交流与沟通情况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和提高。这说明通过空间的连接政策贯彻和实施，无疑会为区域的生成要素、商品、人员的流动提供了物质的保障，使经济在区域的集中得到较大程度的实现。表2中所体现出来的各项业务数据指标的连年递进表明：通过现代连接性的空间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来克服距离的问题，对区域的经济集中发挥了正向的效应，起到了较为积极的效果。
四、结论
以上通过重庆市近13年以来的城市化过程的例子分析表明：城市化虽然能够促进经济的集中，但若不采取可行的连接性的空间政策进行交通和信息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区域经济不一定会真正实现生产要素资源和商品的流动和集中，即使某城市有可能发生较大规模的区域内的人口转移，但不会对该城市区外产生人口吸纳的力量，从而使得经济的聚集的外溢效果只是在区内发生作用，对改进区外落后地区向区内先进地区的人口迁移状况并不能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对于人口稀疏但经济落后的区外地域而言，这种经济的集中和城市化并没有产生明显的正向效应，而对于人口稠密但经济落后的区外地域而言，连接性的空间基础设施建设是唯一可以传递城市化所带来的空间福利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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