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图书出版业前后经历了兴盛与调整发展两个阶段。在兴盛阶段，图书出版经历了快速发展时期，图书出版集中度较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图书的出版是其重点。同时，也特别重视文化教育类和社会科学、政治类图书的出版。进入调整发展阶段以后，图书出版类型发生了变化，有关中国共产党的图书以及科学知识普及类读物增长明显。
[关键词] 延安 中国共产党 图书出版
[中图分类号] G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2012) 02-0098-07
[Abstract]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has experienced two stages of the prosperity and adjustment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Yan’an. In the prosperity stage, book publishing has experienced a rapid development period. It was a higher concentration of book publishing on Marxism-Leninism, Mao Zedong Thought books. Meanwhile, it also paid special attention to culture & education, social sciences, and political publishing books. After entered into the adjustment development, the type of book publishing had changed i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scientific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had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Key words] Yan’an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ook publishing
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出版事业，前后经历了约10年（1937年1月至1947年3月）时间[1]，这是中国共产党出版事业发展的第三个时期[2]，也是为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出版事业奠定基础的关键时期。延安出版的发展，大致可以以1941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1937年1月至1941年1月，为延安出版业的兴起与繁盛阶段，出版机构纷纷建立，书刊出版从无到有到多，基本完成了整体格局的构架。这既是文化政策宽松、出版环境自由的体现，也是延安文化人踊跃写作、延安出版人积极投身出版工作的反映。1941年以后，延安的出版工作进入调整与发展阶段，出版情况出现了一些较为显著的变化。本文力图详细梳理这两个阶段延安图书出版的基本情况，通过数据统计与定量分析，以期揭示延安时期图书出版发展的基本特点。
1 兴起与繁盛阶段图书出版情况统计与分析
中共中央在1937年1月进驻延安以后，先后恢复成立和新建了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和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通过建立健全出版管理机构来加强出版管理工作。在这个阶段，在中国共产党鼓励出版发展的政策条件下，在延安相当自由的出版环境里，延安出版得到迅速发展。图书出版机构纷纷建立。有专门的图书出版发行机构，如解放社、新华书店；有既编报刊又出图书的报纸杂志社，如解放日报社、八路军军政杂志社等；也有兼做编辑出版工作的机关团体学校，如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总政治部、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抗日军政大学、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总学委、边区教育厅、边区政府等。另外还有一些机关团体学校与组织设立了专门编辑机构，如马列学院编译部、军委编译处、鲁艺文学院编审委员会、延安自然科学院编译处、延安医科大学讲义书籍出版编审委员会等。根据现有资料，延安在此时期创建的有具体时间可查的出版发行机构先后有：青年书店（1937年3月12日创建，西北青年救国会主办）、解放社（1937年4月24日创建，中共中央主办）、新华书店（1937年4月24日创建，中共中央主办）、光华书店（1937年5月创建，中宣部、边区银行、中青委主办）、延安人民书店（1938年1月5日创建）、西北抗敌书店（1938年5月1日创建，中共绥德特委主办、大众读物社（1940年3月12日创建，边区中央局主办）等。还有以下出版机构可能于此阶段创建：延安文明书店、延安陕北书店、延安中国工人社、延安民族解放青年社、延安大同出版社、延安青年出版社、延安抗战书店、通俗读物出版社、陕西延安书店等[3]。随着出版机构的纷纷创建，大批图书被编印出来，延安图书出版进入了发展的小高峰。
1.1 兴盛阶段图书出版总量的对比分析
为了更直观地了解延安图书的出版情况，有必要进行量化统计以及相应的分析。由于延安出版活动是在战争环境下进行的，许多图书未能流传下来，因而目前统计的数字肯定有所遗漏。本文的数据来源主要依据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编辑的《解放区根据地图书目录》，并参照其他有关延安图书出版的资料整理而成。《解放区根据地图书目录》汇集新中国成立前解放区根据地出版的各类书籍和国统区出版的进步书籍，主要是1937―1949年（少量是1937年以前）出版的图书，其中一部分是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入藏的图书，另外还参考了全国其他图书馆的一些书目资料。见表1。
需要对这855种图书的统计，作六点说明。
第一，外地翻印的图书，但署名仍为延安出版机构的，因为在图书中没有加署外地翻印的地点，可能在统计时误列其中。图书记录项中出版时间仅仅署为1947年而没有月份可以参考判断的，考虑到当时延安出版环境的恶化，加之离本文考察的延安出版的结束时间只有3个月，所以在统计时没有将其数据计入。出版时间仅署为1937年而没有月份可以参考判断的，考虑到1937年1月即进入本文考察的延安出版时期，因而将其计为延安出版物。
第二，在《解放区根据地图书目录》中无出版时间和出版单位的则不计入，但是若可以明确判断是在延安1937年1月至1947年3月这一时间段出版的图书，如有些出版机构或组织机构只在这一时段存在，仍然将其计算在内。
第三，在《解放区根据地图书目录》中作为不同版本图书单列的图书，因本身标注的方式各异，在统计时也作为不同的图书出版物计入数据中。此种情况包括修订版图书，因其字数或校订者的改变，故作为一个单独品种计算在内。如果没有明确的要素显示图书为相同的内容，但其出版时间却署为不同年份，如以现代出版概念的界定计，只能算为重印图书，但考虑到延安当时独特的社会环境和自然条件，一般而言，每出版一种图书，由于条件的改变，导致其编校、印刷与前一次面临的条件不可能完全相同，因而复制时不可能像现代出版那样生产出几乎相同的版本，所以还是作为不同种类的图书对待。因此，表1中统计的延安出版物的数据总数与有些研究成果中所确定的延安出版的图书只有500―600种的说法，有一定的出入。
第四，《解放区根据地图书目录》中标明为油印本的图书也计入数据中。油印本图书有着特殊的情况，有些图书为油印本大多是因条件所限，但其出版的目的仍然是供读者阅读，与某些情况下不以发行为目的的油印本图书有一定区别，因而本文统计时也将其列入统计数据中。
第五，外地翻印的图书，既署名为延安出版机构又标明了外地的图书，统计时不列入数据中。但是在出版要素中，同时标明延安出版地和外地经销（经售）的，即认定为延安出版的图书，计入统计数据中。
第六，署名为尚待甄别的延安出版地，如延安青年出版社，又名（延安）中国青年出版社、延安中国青年社，现有资料不详，但基本上可以判断是在延安出版的，因而也计入数据中。此类样本数量较少。
在总计855种延安出版的图书中，各类图书所占比例不尽相同，图1是各类图书所占比例情况的对比图。
在表1与图1延安出版的图书中，按照时间的划分，属于兴盛阶段出版的图书情况如表2所示。
兴盛阶段出版的各类图书及所占比例情况如图2所示。
对比以上两表、两图，可以分析得出兴起与繁盛阶段延安图书出版的基本情况。
第一，兴盛阶段出版图书326种，占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出版图书总量的38.13%。虽然仅从数字上分析，其数量未能达到总数的50%，但结合兴盛阶段只有不到4年时间的实际情况分析，兴盛阶段出版的图书数量与其后的调整与发展阶段出版的图书数量保持了大体一致。因此，如果仅仅从图书的出版数量来分析，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图书出版的两个阶段基本保持了数量发展的平衡。
第二，兴盛阶段出版的图书，分别属于17个不同的类别，但其中5个类别（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社会科学、政治，历史，军事，文化教育）的图书有295种，占兴盛阶段出版图书总和的90.5%。特别是前3类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社会科学、政治，历史，共有图书245种，占兴盛阶段出版图书总数的75.15%。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一个类别共出版图书142种，占兴盛阶段出版图书总数的43.56%，份额大致接近一半。这充分说明延安时期兴盛阶段出版的图书集中度较高，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图书的出版是其重点，这与当时加强理论思想学习，急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类别的图书来教育党的干部息息相关。
第三，同样是这5个类别，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整个图书的出版是700种，占总量的81.87%，所占比例与兴盛阶段的90.5%相比稍低，但还是保持了较高的比例。说明了兴盛阶段以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图书著作呈现一定程序的放缓趋势，这与第一阶段出版马列主义经典图书，奠定了一定数量基础有关。
第四，从兴盛阶段出版的图书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出版图书总数的对比分析入手，就图书出版的分类排名来看，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出版兴盛阶段出版的图书数量排名依次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社会科学、政治，历史，军事，文化教育。但统计对比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图书出版总数，其排名依次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历史，社会科学、政治，军事，文学。社会科学、政治类图书下降到了第3名，历史类图书上升到第2名，文化教育类图书未进入前5名，其位置由文学类图书代替了。这说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出版兴起与繁盛阶段出版的图书对文化教育类和社会科学、政治类图书的重视，这是这一阶段图书出版的特色之一。
1.2 兴盛阶段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著作出版的情况分析
由于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这一类别的图书的高比例与绝对数量，因而重点分析这一类别的图书，对了解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图书出版，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见表3。
表3 延安时期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图书出版情况
对上面的统计数据深入分析研究，可以看出：
第一，斯大林著作与生平传记类图书比例最高，达80%，毛泽东著作与生平传记最低，只有30.93%，反映了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出版的兴盛阶段，对毛泽东思想著作的出版尚未成为当时图书出版的热点与焦点。
第二，解放社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出版兴盛阶段出版的图书为112种，占解放社出版的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著作的60.22%，占所有兴盛阶段出版的这一类别图书的73.20%，说明解放社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著作出版中的重要作用与贡献。
2 调整与发展阶段图书出版情况的统计与分析
1941年以后，延安出版赖以发展的大环境已经悄然改变，延安出版业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期――调整与发展阶段。这种环境的改变首先源于延安边区面临的险恶的政治形势。国际法西斯势力的猖獗、日伪对根据地封锁的加强、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摩擦的频频出现，导致边区政治、经济更为困难。为了适应外部环境的改变，中国共产党中央适时调整了政策方针措施，以应对复杂的政治局面。其措施包括宣传出版工作的集中统一，党报党刊管理的加强，以及对出版物内容、形式的改革，加强出版领域的整风教育等。同时，中央对出版管理机构进行了调整，以达到精简机构、提高效率的目的。
随着延安这一时期出版形势的变化，图书出版类型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如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文学类图书出现了显著的增长，整风运动以后整风文献与有关中国共产党图书出版的增长，以及科学知识普及类读物的增长等，都是调整阶段图书出版的特色。具体图书出版情况见图3与表4。
图3 延安调整阶段各类图书所占比例情况对比图（%）
表4 延安调整阶段图书出版情况表
对以上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出，延安调整阶段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历史，社会科学、政治3个类别的图书分别位列前3名，这与此前的兴盛阶段的情况完全一致，也与整个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图书出版的发展情况相一致，说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图书出版的产品类型前后没有发生较大的改变，图书出版产品的基本思路与图书出版重点没有改变。我们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出版的两个阶段图书放置在一起进行对比，见图4。
图4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出版两个阶段各类图书所占比例情况对比图（%）
从上述对比图结合两个阶段具体图书出版数据可以看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调整阶段中，哲学，社会科学、政治，军事，文化教育，文学这些类别图书所占的比例反超兴盛阶段，特别是文化教育类图书的增长势头最为迅猛。在自然科学图书出版方面，包括地理、自然科学、医药卫生、农业科学技术等图书，调整阶段出版的图书增长明显高于兴盛阶段。通俗读物的出版、印刷与发行数量较大，“仅1942年至1944年夏，出版的《司药必揣》《配伍禁忌》《解剖学》《耳鼻咽喉科学》《王大嫂养胖娃娃》等六种医药卫生读物和宣传材料就发行7.82万余册”[4]。这些都反映了这一阶段图书结构的发展变化特点。
在社会科学与政治这一类别的图书中，有关中国共产党著作的出版，前后两个阶段的变化亦十分明显。表5是有关中国共产党著作出版的情况。
表5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著作的出版情况
从上述数据来看，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出版调整阶段有关中国共产党的图书为38种，占这一类别图书总量的73.08%。而在有关中国共产党的图书中，党的文献类图书的出版，调整阶段比兴盛阶段多了50%多。这些数据说明在延安出版的调整阶段，切实加强了有关中国共产党著作的出版，特别是有关整风文献的出版，作为特定阶段的历史产物，其总量占出版图书总数的21.15%，这是调整阶段最大的发展特色之一。
注 释
[1]有关延安时期的起止时间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其中最广义的理解是从1935年遵义会议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4年。狭义而言，它是指1935年10月19日党中央率领工农红军到达陕北至1948年3月23日党中央离开陕北。实际上中共中央在陕北不足13年，但人们习惯称陕北13年或延安13年（张竹兰：《中国共产党延安时代历史线索》，https://www.省略/ReadNews.asp NewsID=736，2006-05-20/2008-06-18）。而笔者认同的延安时期，是从1937年1月党中央由保安迁至延安，到1947年3月国民党进攻占领延安止的这段时期。这一时期，不仅是完全意义的地域上，还是在政策措施的实施上，均可视为一个独立的延安时期。
[2]前两个时期分别为上海时期与苏区时期。
[3]根据以下有关资料整理而成：赵晓恩.延安出版的光辉：《六十年出版风云散记》续编[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2；常紫钟，林理明.延安时代新文化出版史[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叶再生.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3卷）[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张彦平.延安中央印刷厂编年纪事[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赵生明.新华书店诞生在延安[M].西安：华岳文艺出版社，1989
[4]张彦平.延安中央印刷厂编年纪事[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179
（收稿日期：2011-12-03）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出版史研究（1937―1947）”（10YJC860025）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刘苏华，博士，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