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希望工程到行知学校，再到所谓的“心之光”社会企业，“公益界明星”黄鹤在公益路上的每次转身，都伴随着各种争议产生。这位“双面慈善家”将慈善做成了一门生意。
债主们一直以为，“黄鹤”一去不复返了。
1月31日晚，黄鹤出现在东方卫视“东方直播室”的节目里，他正慷慨激昂地大谈公益、陶行知、社会企业……节目的主题为“举债做慈善”，熟悉的语句、熟悉的表情，再加上黄鹤个人“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形象跃然屏幕上。
“他还在表演。”一位曾在行知新公民学校学习的学生看到电视里那张久违的脸时情绪有点激动。
“他太会演了，连孩子们都很清楚，捐款从来到不了我们这里。” 2月7日，在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辛店村行知新公民学校的小农工工作室里，美术教师谷孝臣正带着十几位学生进行速写练习。谷孝臣已在行知学校工作长达七年，曾任副校长。
谷老师示意孩子们继续画画，但他们的激动情绪难以平复。“他总是带人来参观工作室，许诺我们说，要建北京最好的画室，给我们打了那么多白条，没一项兑现。”
“教育家”办学
十几年了，黄鹤的嘴边依旧挂着那句“我是研究陶行知的”。
1993年，几度高考失利的黄鹤来到北京，找到4年前结识的一位作家，在后者引见下，黄鹤认识了被他形容为“公益事业引路人”的徐永光。徐永光时任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
根据纪实文学作品《我的课桌在哪里：希望工程进城》的记录，在徐永光的帮助下，黄鹤成为希望工程办公室的一名志愿者，在两年间考察了几十所希望小学，参与起草《全国希望小学建设和发展的若干意见》，并负责希望小学教师培训和模范希望小学的评选。1995年，在徐永光的帮助下，仅有高中学历的他得以到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读研究生。
经过“四年的流浪，三年的工作经验，六年的大学深造”，黄鹤认为自己“该去办学了”。2001年7月，黄鹤在北京创办了行知学校的前身“棚鹏学校”。
黄鹤自称与北师大几位研究生在2001年白手起家，以借来的2000元钱在北京创办打工子弟学校“棚鹏学校”(后改名“行知学校”)，对“希望工程”的五万元资助只字不提。
“如果不是徐永光在一次发言中提到这五万块钱，我们都被蒙在鼓里呢”，谷老师说。事实上，在2001年学校一度关停的当口，徐永光又以个人名义资助了3000元。
纪录短片《棚鹏学校》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那会儿的黄鹤要比现在干瘦得多，两颊消瘦，身体也还没有发福，谈论起教育理想时，眼睛里似乎都放着光。
“他确实是个很会表演的人，也很懂得利用媒体。我说的‘会表演’，不是一个贬义词，看起来他确实是个很有激情的人。我不知道如果摄像机不在场，他会是什么样子。”曾于2001年拍摄《棚鹏学校》纪录片的樊启鹏回忆道。
在片中，黄鹤与一位女记者就稿件中的措辞起了争执，黄鹤坚持认为自己作为北京人、“教育家”的身份没有被强化。黄鹤强调，“教育家办学和民工办学有质的区别”。
区别确实存在。最大的区别是，民工办学能挣钱，黄鹤的行知学校却一直在亏钱。依据黄鹤“七年募集海内外捐款1000万人民币”的捐款数量级，每年平均有130余万元的社会捐款被用于软硬件设施投入或弥补学校在经营上的亏损。
算不清的账
在黄鹤“执掌”学校的近七年中，学校曾几度因付不起房租、发不出教师工资而向社会求助。
据《南方周末》报道，一次偶然的机会，北京某国企副总张诚（化名）和妻子应黄鹤夫妇之邀，参观了行知学校。张诚被孩子们的穷困和学校的简陋打动了，决定要做点什么。在黄鹤的恳请下，张诚决定利用自己的资源，帮助行知学校，承揽该校的改扩建工程。
整个工程造价约100万元。据张诚介绍，他当时跟黄鹤口头约定，学校只需出60万元的料钱，40万元工钱等将由张诚以公司名义捐助，行知学校搞一个捐赠仪式即可。本应在工程启动前签订合同，但他出于对黄鹤的信任，他委托的建筑公司又是出于对他的信任，建筑公司先期垫付了全部100万元左右工程款。后来等张诚想起催黄鹤签合同时，黄鹤却屡屡回避。
2007年8月，行知学校改扩建工程顺利完成。
仅仅一个月后，行知学校便改名为“行知新公民学校”，由南都基金会改建。此前，黄鹤的“老师”、希望工程创始人徐永光脱离体制，转投南都基金会，并发起被誉为第二个希望工程的“新公民计划”。行知学校是其资助的第一所打工子弟学校。
2008年下半年，徐永光执掌的南都基金会对行知学校进行财务审计，结果发现四十万元钱款说不清楚。由于经济上的严重问题，徐永光大为光火，黄鹤被迫辞去行知学校校长职务。
2008年末，黄鹤悄然离开将他推向事业顶峰的行知学校，“把它无偿地捐给了社会”。黄鹤告诉记者，离开行知学校时，他不仅留下42万元的捐款，还为老师多发了16万元的工资，自己则背负了45万元的债务。
“行知学校是社会捐款筹办的，难道是属于黄鹤个人的？”一位深入参与行知新公民学校运作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新公民计划实施后，黄鹤每月领6000元工资，每月报销金额却高达两万元。至于接管之前的账目，只能用“混乱”来形容。
黄鹤离开前，学校曾对账目进行审计，“发现问题很大”。面对律师开具的“律师函”，黄鹤甚至扬言不惧牢狱，要做中国的曼德拉。
当年年底，为了解困，作为学校法人代表的黄鹤找到张诚，说服其同意把行知学校拖欠的部分工程款，转到心之光(北京)家政服务有限公司(下称“心之光”)，以此平账。
工程款债务转到“心之光”之后，黄鹤迟迟无法兑现还款承诺。此外，由于他离开了行知学校，当时承诺的捐建仪式自然也泡了汤。“那笔钱开始是承建公司账上挂着，但长了不行，我不能坑朋友啊，后来只能由我自个垫上了。”张诚说。
“后来他又找到我说，不如和他一起投资干‘心之光’，等到将来赚了钱再一并归还欠款。”张诚说，“他因为没钱给员工发工资，三番五次来找我，走哪跟到哪。我想前面套了几十万了，不进去就死了，帮活的吧，这又扔进去几十万”。
消失的捐助
由黄鹤管理的日新汪唯基金成立于2010年5月31日，是在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支持下，依北京道亨公司董事长汪唯遗愿捐助的专项基金，启动资金100万元。
依照捐赠方汪唯先生的遗愿，黄鹤作为捐赠方代表进入“日新汪唯基金”，负责打工子弟学校资助项目第一年100万元捐款的具体执行。
2010年7月13日起，日新汪唯基金每月为5所打工子弟学校的126名老师提供300-600元不等的工资补贴，使其月收入不低于协议约定的1800元；此外，还为每所学校新聘用的执行校长提供每月2000元的补贴。振华学校是其中一所。
三个多月后，振华学校校长万俊杰曾到日新汪唯基金办公室与黄鹤协商解决资助款问题，黄鹤承诺会尽快解决并履行相应义务，事后却拖而不决。2010年12月21日，北京昌平区振华学校以“公益事业捐赠合同纠纷”为由将日新汪唯基金的法人单位妇基会告上法庭，要求偿还协议规定的教师工资补贴、装修尾款、违约补偿共约27万元。
起诉状指出，黄鹤不仅拒绝支付经他自己确认签字的45名教职工2009年9月、10月、11月的奖教金(补贴)共计81000元，还以收回《日新学校资助协议》为条件，拒绝支付依协议进行的校园装修尾款26692元。此外，黄鹤在C C T V 7《阳光大道》节目中许诺捐赠给振华学校的1000套学生用课桌椅也并未到位，“属于诈捐行为”。
妇基会方面提供的财务记录显示，黄鹤在2010年9月至2011年4月间每月提走教师补贴8万余元，并以装修粉刷费用、教师节慰问活动、教师培训等名目分别提走总计约16万余元的款项。2011年8月，黄鹤还曾以借款方式提走7万余元，事后补充欠款使用凭证。
从账面上看，日新汪唯基金确实如协议规定支出了各项费用。不过，万俊杰却表示，除了一万元装修款，再未收到来自日新汪唯基金的其他款项，许诺给老师的工资只得由校方先行垫付。
据妇基会综合办公室副主任南静介绍，只要汪哲认同并签字，款项支出不违背公益理念和公益流程，便会经过妇基会内部的财务审批流程进行款项拨付。
事实上，在妇基会“日新汪唯基金”的存档文件中，保存着一份2011年3月16日开具的署名汪哲的委托函。该委托函称，为提高工作效率，日新汪唯基金的事务委托黄鹤全权代理，“此后关于日新汪唯基金的工作，直接与黄鹤同志联系”。
2012年2月28日，记者通过电话与汪哲核实相关信息。汪哲表示，自己对两起针对日新汪唯基金的起诉毫不知情，而她个人以及道亨公司均未开具上述委托函。
今年2月20日，退休教师徐某向北京市昌平区法院递交民事起诉书，将其曾供职的汇蕾学校和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妇基会”)“日新汪唯基金”同时告上法庭，要求被告偿还拖欠工资补贴、垫付活动费、误工费和精神损失费等共计近三万元。
诉讼状并没有送到妇基会，而是被黄鹤拦下。黄鹤告诉徐某，他不会应诉。至于欠款，他“正在积极筹钱”，会在3月10日前还清。与此同时，这位颇具争议的“负债慈善家”黄鹤，眼下还在为偿还高达60万元的“高利贷”欠款而四处奔波。
向社会伸手要钱
让一位熟知黄鹤的旧日同事很意外，昔日三句话不离陶行知的“教育家”黄鹤如今已摇身一变成为“社会企业家”，身边替他还债的妻子也由清华教师换做“刚刚出站的女博士后”曹明秀；不变的是，他依旧在以公益之名“向社会伸手要钱”。
2011年10月曹明秀发出第一条“女博士后借高利贷做公益”的求助微博后，引来媒体的多方报道，“女博士后干保姆”、“借债办慈善”等字眼频频出现在媒体。黄鹤夫妇接受采访时直言，“要对建设多年的家政女工培训项目以及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师提供支持，我们已经债台高筑，共欠款近60万元。”
不过，此次黄鹤似乎不太遂愿，他对记者感叹：“原来在行知学校的时候，只要媒体报道一下，十万、二十万的捐款没问题。现在根本不行，受郭美美事件影响了。”
2006年8月6日，黄鹤注册了“心之光”，投身家政女工事业，并改称自己为“黄家政”。根据黄鹤最初的设想，“心之光”要打造中国家政第一品牌，规范北京家政市场，解决农民女工就业。
女工培训项目立即运作起来。在北京望京的两个家政点开张后，又有两位熟人加盟，总共在北京开了四家分店。然而，黄鹤的心思并不在发展“心之光”上。据工商注册数据显示，2007年下半年，“心之光”变更注册信息，行知学校出资入股35万，其他初始股东的股金凭空缩水为8000元。仍为行知学校法人代表的黄鹤，成功完成了一笔公益款项的挪移。
事情败露后，股东纷纷撤资。“心之光”仅留下一个家政服务点苦苦支撑。据工商信息显示，“心之光”自2009年起便未经企业年检。
2008年，黄鹤结识曹明秀。这位经济学女博士后在与黄鹤的接触中，第一次听到“社会企业”理念后迅速被吸引。两年后，二人结婚，开始搭建升级版“心之光”绿色心之光社会企业。这一次，他们使用了“社会企业”这个时髦的方式来阐述观点。
2010年8月6日，时值日新汪唯基金运转的第三个月，曹明秀以100万元注册自然人独资的“安秀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两个月后，她又以50万元成功注册另一家家政企业――绿色心之光(北京)家政服务有限公司。
黄鹤夫妻对外声称，为了办公益，他们共负债100万，这显然不是事实。但黄鹤仅欠张诚一人的钱，本金就高达130多万元，至今一分未还。“我只是他的朋友圈中的一个，而像我这样的债主，不知道还有多少。”张诚说。
据工商资料显示，黄鹤夫妇名下共拥有注册资金190万元的三家公司。通过网络检索，还可查出署名“黄先生”，并登记有黄鹤手机号码的房屋出租信息，地址为北京市区繁华地段的四套房产。时至今日，两夫妇也没有拿出“绿色心之光”的一手账目，也无法算清几十万的亏损究竟是如何得来。“因为交不起房租，房东收房了，资料都在房间里呢”，曹明秀对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