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诗人心目中的好诗有哪些特征?――对37份“同题作文”的扫描 王士强 诗是什么?好诗具有哪些特征?这样的问题显然是见仁见智、言人人殊的。但这并不等于这些问题就是虚假、次要的，而恰恰相反：这类似于诗歌的“元命题”，是每个诗人都需要做出自己的回答的。近来，诗刊社在评选第六届华文青年诗人奖的时候，便对候选者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结合你在诗歌写作与阅读中的体会，谈谈进入新世纪以来，一首优秀的现代汉语诗歌应具备哪几个方面或者应有哪些特点。”这类似于要求诗人阐述其诗歌观念和诗歌主张，2008年第5期的《诗刊?下半月刊》出版“华文青年诗人奖特辑”，刊发了总共37位获奖和入围诗人的诗歌作品以及关于上述问题的短文。本文将以这37份“同题作文”作为观照对象，以“关键词”的形式对这些诗歌观点进行梳理，从中可以发现当代青年诗人关注的诗歌问题，以及他们的价值取向和审美取向。这些观点肯定不是完整统一、条理清晰、逻辑分明的，但或许这些片段式、差异性的句子恰好可以让我们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A、心灵性、感动、感染力
许多诗人不约而同把诗歌的心灵性、心灵力量看作诗歌的重要特征。白连春认为“每一首诗都应该是心灵的慰藉”，诗“可以写得很小，可以写得很低，可以写得很土，可以写得很不像诗。不一定要影响生活，不一定要左右人们的思想，更不一定要向谁指出真理。但是，要能够抵达心灵，哪怕是一个人的心灵，哪怕是给这一个人的心灵一丁点儿慰藉。”郑小琼也提出好的诗歌应“深人人的内心隐密处”，“一首好的诗歌有一种莫名的力量，它穿越语言技术题材这些表面现象，直入人类的内心挖掘处，寻找人类内心最深处的共鸣，一首好诗应该有这种力量，这种来自诗歌的力量，能够挖掘到人类内心的泉水，写诗如同挖井，只有能触及到人类内心的源泉的诗歌才是真正的好的诗歌。”
同时，诗歌能否让人“感动”、是否具有“感染力”也被认为是一首好诗的重要因素。邰筐认为，好的诗歌应该“坚持一个基本点，那就是要打动人”。吴乙一则说：“喜欢一首诗有很多理由，我最愿意用的词是‘感动’，最期待的是，阅读某一首诗，不自觉就迷失在其中。它在急促或缓慢的呼吸间，成为了你，成为了你的。”熊焱也认为，“好诗是感人的。这样的诗歌应该是道出了大众的普遍经验，能让大众获得精神的相通与情感的共鸣。”尤克利则说，诗歌应“给寻常人以寻常的感动”，“一首好的诗歌就如一颗星星，悬挂在夜空，能够用微光给望星人以瞬间的感动。”林莉则认为“诗歌的感染力决定了涛歌的境界”，“诗言志传情必是魂魄相交，所谓笔落惊天地，诗成泣鬼神。从而和读者达成‘我在你的爱恨交加中’的共鸣。”与此类似的还有：“诗是心灵的艺术，有真心才有诗”(君儿)；“不管以怎样的手法，表达何种主题，一首使读者读而动心的诗即为好诗”(苏浅)；“越是感动的，越是诗的”(陈树照)：“我越来越坚信，诗歌不是写出来的，而是从诗人的心里流出来的。”(阿毛)……
B、真诚、说“人”话、抒情性
诚实、真诚也被诗人们视为优秀诗歌的重要品质。邰筐认为，“情动于衷，莫贵乎真，真诚是一首诗的品质，所以列为第一要素。”老刀则指出，“一首好诗它所呈现的情感必须是诚实的”，“诚实是指在写作过程中诗人心灵的绝对自由，不受功利和其他非心灵因素的影响，诗人放下了作为诗人的架子，诗人写下的每一个字，每一行诗句，都是情感和思绪的自然流露。”与此相类，尤克利则提出应进行“真情写作”：“诗歌是对生活中的真善美的颂扬和人们对自然事物悲悯情怀的感知与认同，是美好心灵的倾诉与表白，是作用于对故乡与异乡、天空与大地之间，时空流转所产生的审美过程的真实记录。真情的诗歌由于它的受众面广和亲和能力强而拒绝速朽。”徐俊国则对自己的写作做出了这样的设想： “若干年后，倘若有人说：‘瞧这个人，写得多真诚。’那将是多高的奖赏啊!”
多位诗人谈到了诗歌应以“人”为本、说“人”话的问题。刘川强调诗歌的“人本性”：“诗是人之言。人本，方有诗本。人本中不仅包含着最基本的人性关怀和道德坚守，还应该包含对人的精神、情感及肉体三个方面的深切尊重与深刻挖掘。”孔灏则指出，“诗歌要说‘人’话”，“当前，假冒诗歌的名义不说人话者大有人在，他们或者把诗歌当作行为艺术来表演，或者把诗歌写成不知所云的昏乱呓语，或者在诗歌中尊崇失去人的基本道德底线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话语……这一切，都与诗歌无关!诗歌从来都应该散发出作者灵魂的香气，而绝不是陈腐之气、腥骚之气、恶臭之气。”辰水也认为诗歌“说出的话都应该是‘人话’，不是鬼哭狼嚎，不然尽管声音很大、很怪，但却没有人能听得懂。”蒋林提出，诗人“必须低下头俯下身子，必须眼中有人。”“说‘神’话和说‘鬼’话，都不如说人话。”周鸣则说，“诗歌是人写的，也是写给人看的。诗人要说人话，那些故弄玄虚、装腔作势的‘兽语’与‘物语’，均与好诗无缘。好诗要靠真诚打动别人，要靠美感愉悦人心。一首优秀的诗歌，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好人，既能关怀别人，也能得到别人加倍的敬爱。”
真诚、说“人”话、心灵性，其实都与诗歌的“抒情性”有关，有诗人专门谈论了诗歌的“抒情性”。三子认为“诗歌在本质上是抒情的”，“汉语在抒情中闪耀动人的光泽。虽然也会有叙事，但叙事是一种手段，是另一种抒情。诗歌的抒情，又应该是节制的、准确的，是用简约的文字、炼金式的表达，直指人的内心。”白连春也认为，“抒情是诗的核”。同样，苏浅也强调了诗歌的“抒情性”：“生命和生活是饱满的，无论是痛苦还是悲伤，是爱还是不爱……所以，一首好诗的每一个字都是必要的，有情的，出自写作者内心不可抑止的表达诉求。”
C、眼泪、疼痛、爱、担当
诗歌应该写出人的眼泪、疼痛，这既是“个人”的、“身体”的，同时也是“现实”的、“生活”的，与人的现实遭遇和心路历程都密切相关。马行指出，“诗是有眼泪的。”白连春也指出，“要有温度和气息在诗中。”蒋林说，“生活的疼痛，诗人必须说出来。说出来，就会有共鸣。”李寒也说，“好诗应该传达出来自灵魂深处的疼痛，让承载它的白纸也颤抖起来，让读到它的人如同遭遇电击。”阿华认为，“一首好的诗歌应该有诗人的个人风格。诗歌，它是我们个人的呼吸和泪水，它是我们个人的平原和大海，它应该带着我们个人的体温和心跳。”吴乙一则认为好的诗歌应该是“尖锐”的：“像一根针，透着光。你一靠近那光芒，你的眼睛、血液突然变得滚烫；或是它深深扎在你的心头，让你莫名地疼痛，手足无措地悲伤。”
同时，诗人们认为，诗歌应该包含人类的爱、悲悯、责任与担当。阿毛指出，诗歌应该“心怀大爱与悲悯。包含朴素与圣洁的情感、理想”，应该有着“对时代、现实及其相关事物关系的揭示。”郁笛所“希望的诗歌”是这样的： “疼痛，爱和悲悯，明朗、健康，持续的感动。”徐俊国认为，“一首好诗应该是让人看到诗人的良心。不能 很好地改善人类心灵质量的诗不是好诗。”林莉也认为“承担或重建”是“一首诗歌的责任”。郭晓琦如此论说诗歌中的“承担”：“一首优秀的诗歌必需要有所承担，承担起现代人精神世界的广阔，承担起现时精神的高度与深度，要能体现出写作者对广阔的关注和对现实生活的从容和坚守。那些空洞的、无关生存痛痒的诗是无根的。”风子心目中的好诗则具有“命运的质感”：“好的诗歌绝不会源于苍白的想象，它必须扎根大地，直面生存。诗人的指责就是敢于将生存的不屈、精神的执著、命运的苦痛担当……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决定了一首诗歌的精神质地。”
D、母语、民族文化特征、想象力
“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许多诗人谈到了现代汉语诗歌中的语言问题，尤其是对其中的“母语”“汉语”、现代性等特征进行了强调与论述。孔灏指出，“诗歌要说‘汉，话”，“现代汉语涛歌永远是有源流的诗歌……他的诗歌要有继承，也要有发展，并最终以其对于华夏文化和汉民族思想情感的传承融入世界文化之中。”孟醒石也强调，诗歌的语言应该是“真正的母语”，“如家常话般慈祥善良的母语，如太史公般简洁恢弘的母语。这种母语就是自己从小到大说的话，经过抽象落到白纸上。往前上溯是红楼、三国、水浒、三言二拍中的白话，再往前上溯是唐诗宋词、诸子百家的文言。不搞怪，很干净，没有任何脓包暗疮的语言。”三子则强调了“现代汉语诗歌”中的“汉语性”与“现代性”：“现代汉语诗歌，都毫无例外地秉承了东方中国的个性‘口音’，且与时代共生，形成了新的‘发声’方式。”
关于现代汉语诗歌的文化特征与文化根脉，诗人们更多是倾向于在传统的、民族的维度上做出强调。周鸣着重指出，诗歌“要有民族特色。作为一个汉语诗人，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历史和文化，已在他的心灵深处打下了烙印，他写出的每一首优秀诗作，都应该给世人带来纯粹的母语气息和清醇的民族血汁。”与此相类，黄金明也认为，“一首好诗，它必须接续东方文化的精神根脉和本土经验，它是从传统中来的，但它总能突破狭隘的地域性或传统的羁绊，汇入新的传统中去，并成为世界文学的一个部分。”
还有诗人谈论了诗歌中想象力的问题，如果说“民族文化特征”代表了诗歌的“根”与“归属”，那么“想象力”则代表了诗歌“自由”的一面，是诗歌的“翅膀”与“灵魂”。沙戈认为，诗歌应该“想象人们想象之外的”。苏浅则引用了艾吕雅的话“这是一种有翼的语言，它在某种天空中飞来飞去”来讨论诗歌的想象力。吴海斌则指出，“想象力在任何领域都是进发出来的火花，它远不是一把钥匙能打开一把锁的那些齿痕所能代替的，它在诗歌中体现一个诗人的素质，是正确的意外，是意外的正确，不是比喻，不是修辞，是一种能力，是发动机转动的心脏。”
E、独特性、创造性、自由
一首好诗应该是独特的、唯一的、有创造性的，许多诗人对此有明确的自觉。刘川如此强调诗歌的“创造性”：“严格意义上讲，每一首诗的完成都应如一次发明，文本得以成立也在于诗的独特性、不可复制性与唯一性。也就是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诗，只有对诗的可能的一次次接近。张扬个体气质、生命前瞻状态与创造活力的诗，毫无疑问是好诗。”白连春指出诗歌应该“有独特的对生活的感受”“有独特的表现：真诚，简单，干净，直接，深刻。”孙方杰也提出，“诗要抒发对生活的独特感受和对生命的深刻体验”。老刀认为，“一首好诗必须要有属于它自己的东西，也就是说一首好诗应该呈现出异质性的审美来”。周鸣则强调，诗歌“要有创造意识。一首诗歌的优秀之处就是创新，从形式到内涵，无一例外。”
从更“高”的层面来说，诗歌是对“自由”的一种表达，是“灵魂的艺术”。如邓诗鸿所讲，“诗歌本质上是灵魂的艺术，于诗歌而言，灵魂显示出至高无上的自由价值。”李寒则指出，“好诗让灵魂获得自由的空间，成为可以与命运抗衡的工具”。熊焱认为，诗歌应该具有能“给人警示和启发”的“先锋意识”，并指出它具有“两种向度”：“一种是向后的重塑与建构，另一种是向前的探索与奔跑。”叶晔强调了诗歌作为艺术品的“难度”与“高度”：“对诗歌而言，只有成品和非成品，这与工艺品不同，不可能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次品’，我坚决反对‘次品’写作!”黄金明则指出，“一首好诗是开放性的，触及源头的，境界开阔的。它有多种阐释的可能性及足够的解读空间。”
我们看到，诗人们对好诗特征的讨论是多方面、多角度的，也是各有侧重、互有差异的，他们所关注的问题有不少都是当今诗歌界所谈论的重要问题与前沿问题，这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他们思考的水准和有效性。本文将如此多的观点汇集、并置，或许能够具有一种“互证”和“参照”作用，这不仅对37位参与的诗人是如此，而且对更多的人也可能有所启发和提醒。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许多“关键词”是相互关联的，文中将之分成五个部分主要是出于行文上的考虑，其实各部分之间的关联是远远大于其区别的，多种诗歌因素的融合才构成了诗歌的有机体，同时，还有不少精彩的观点因篇幅原因不可能一一述及，这也是让人遗憾的。此外，或许还有另外的一些问题，比如诗歌与现实的关系、“技艺”与“难度”、写作伦理、诗歌与大众文化、诗歌艺术自律等等，诗人们似乎关注与阐释得还并不多，在现有的格局之外是否还有值得诗人们进一步思考和探索的地方?不过，这仅仅是我个人的一种期待，而且它或许已经属于另外的问题，就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