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本人参加了一个中学校长高级研修班，并有机会赴美考察美国的基础教育情况。考察期间，参观了美国的多所中小学，还在美国新泽西州泽西市一所中学当了几天“影子校长”。虽然事过一年，美国教育所给予的深刻启示仍印在我的脑海中。
一、干部职业化，学校管理机构可大幅精减
近年来，我国基础教育阶段正在实行绩效工资和岗位设置等人事工资制度的改革。在推进的过程中，某些地区和学校出现了不利于稳定的事件，有的甚至是影响较大的公共事件。究其原因，可谓错综复杂，但有一点基本是共性的，那就是在这一次的教师利益再分配过程中，干群之间矛盾比较突出。问题的主要焦点并不在于管理干部的能力水平，而在于管理干部的队伍庞大，人浮于事，有管理干部从教师“碗里抢饭吃”之嫌。
我国基础教育阶段的学校不论规模有多大，中层以上干部大多都在十人以上甚至数十人，中层机构设置方式也大体相仿。而在美国的中小学，我们通常概念中的那种各级主要管理干部在每所学校一般都只有3人左右，以校长、教学总监、学生发展指导教师三人架构为主。那么，我国为什么与之有如此巨大的差异呢？
笔者认为，一是源于我国的学校实行行政级别制度。其设置规模、方式几乎都是中国行政机构干部设置的翻版，所以，机关的作风和思想意识等弊病在学校当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为此，只有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才能改变将学校与行政机构同属性设置和管理的困局，做到一切以学校的实际发展需要为导向，不盲目、硬性地下达学校领导数、内部机构数等指标。事实上，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定量的机构编制指标，才导致了在我国不同性质、不同阶段、不同规模的学校中，中层以上管理干部人数编制和机构设置方式都无大的差异。这种僵化、固化的设置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正束缚着我国的教育事业科学、理性地发展。
二是因为我国各级学校的管理干部定位不准。我们往往要求管理干部管理、教学“双肩挑”。而在美国的学校中，很少有管理人员既抓管理又同时承担繁重的教学任务，他们把管理和教学人员的分工理得清清楚楚，这种做法也十分值得我们反思。事实上，“双肩挑”等于平均用力，没有重点，这既影响了教学水平的发挥，又极大地削弱了管理的效率、效果。因为这个原因，学校不得不大大增加管理岗位人数。
从优秀教师队伍中选拔管理干部即“教而优则仕”，这是世界各国的普遍原则。但必须警惕的是，在中国许多学校现还存在着一种怪象，笔者称之为“仕则教而优”。因为没有形成校长职业化的评价和考核体制，为了切身的利益，校长们不得不首先把自己“定位”为教师。其实，在走上管理岗位之后，校长们很难再潜心从事教学研究，否则，他在管理工作中将很可能变得不称职。但是，我们不难发现，许多人在成为校长后，个人的“专业发展”不仅没有被耽搁，反而还变得突飞猛进，他们往往能快速地集最高的职称以及各种荣誉和称号于一身。我们不否认，的确有少部分管理干部十分刻苦，他们在走上管理岗位之后，既兼顾了管理工作，又没有丝毫放松在专业发展方面的自我要求，但是，应该明确地说，此类群体所占的人数比例不会太高。现实中，教师们对于干部借助学校资源、权力资源为个人“谋利”的做法意见较大。此处暂且不去深入剖析这种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如果管理干部们都能够将用于个人专业发展方面的精力潜心用于管理工作中，则一定会更大程度地提升一个学校的管理水平与效率。这才能更好地为学校广大教师、学生谋利益，这才是作为管理干部的职责和价值所在。
所以，去学校行政化，走管理干部的职业化之路是美国教育给予我们的有益启示，也是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必须破解的难题。
二、以人为本，以堵为主的思维方式应改变
教育的本质是为社会培养合格的人。在教育领域，无论把“以人为本”的重要性提到多高，可以说都不为过。然而，反观我们的教育，“以人为本”有些时候还只是理念、追求甚至是口号，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在这个问题上还有许多事要做。
当前，应试教育的倾向未能从根本上扭转。“以人为本”的现实要求与大致道理大家都懂，但是，到了基层学校，落实起来就困难重重。就业形势、社会舆论、用人导向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可谓对应试教育推波助澜。从根本上说，应试教育是忽视、违背人本诉求的。虽然，教育行政部门在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方面已做了不少工作，各地的教育新政也亮点频现，但是，还往往是以堵为主，诸如不对中高考状元宣传、不按中高考成绩排名、实施飞行督查、直查快处等，这些举措在实施过程中，效果其实也并不尽如人意。
我所考察的一所美国学校的校长告诉我，他们所在的地区，教育主管部门考核学校办学质量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指标，那就是看平均分或落后学生的数量，而不是看地区统考的高分，而且，他们还据此对各校进行公开排名，排名情况与校长去留甚至和学校下年度的财政拨款都有密切关联。这种“特殊”的考核方式，迫使学校不得不重心下移，寻求以兼顾全体为主要指向的、“以人为本”的教育策略。如果我们也能借鉴、参考、推行类似的考核制度，不把目光紧盯在几个尖子生的成绩以及较小比例的优生录取情况上，那么，教学中的“偏难繁”的现象自然就会大大减少了。须知，基础教育阶段是学生学业和人生发展的起步阶段，如果我们的教育只是以部分优等生的成绩、升学为导向，那么很大比例的另一部分学生就失去了今后参与公平竞争、发展的前提、基础，我们的教育对于这很大一部分的学生来说，都是不公平、不人本的。
上述举措的实施不仅能破解教学内容“偏难繁”倾向的怪圈，从而为减轻学生学业负担提供基础，还能为部分有潜质学生的自由发展、创造性提升提供更为广泛的时空，而后者的关键就在于相配套辅助措施的落实。关于此，美国的高中就为部分学有余力的学生开设了与高校课程接轨的“AP课程”，它就是对这种政策的一种有力补充。所谓“AP课程”就是指由美国大学理事会（The College Board）提供的在高中授课的大学课程。美国高中生可以选修这些课程，在完成课业后参加“AP考试”，得到一定的成绩后可以获得大学学分。
考核重心下移是以人为本，“AP课程”也是以人为本。通过这些，我们可以更深刻地体会到，怎样是“以人为本”，如何才能做到“以人为本”。面对我国基础教育阶段屡禁不止的应试教育倾向，教育行政部门到了有所作为、真真切切落实“以人为本”诉求的时候了。简单的堵压，几个“禁止”、几个“规定”，或者是将责任推卸给当前国情等客观原因是永远不能把握主动的，是永远不能彻底解决深层次问题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解决不好这些问题难道不是对教育事业的一种亵渎？
在美国考察期间，有次我还惊奇地发现，有一个学生竟然是在单独一间教室内由教师单独为之上课的。校长告诉我，经鉴定，这个学生在认知方面存在障碍，与普通学生之间有明显差异。根据美国法律规定，应当由专门的教师为其服务，由政府专门拨款用于此类学生的教育教学支出。此后的参观中我渐渐发现，这的确并非个例，基本上每所学校都有几个类似这样的学生，而政府和学校在这些学生身上所花费的精力、财力往往是一个普通学生的若干倍，但他们却愿意这样去做。校长们解释说，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在学生发展的基础阶段，通过政策的保护，为今后所有的学生升入大学乃至走进社会平等地与人竞争奠定应有的基础。相比较而言，我们对于成长起步阶段的学生往往缺少特殊保护措施或者措施落实缺乏力度，往往任之“自然”走上社会，而后再寻找政策、措施补救（如扶持救济等）。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举措谁合算？谁更能表达“以人为本”？不言而喻。在我国当前大力推进教育均衡、就近入学、平均分班的教育大形势下，美国的这一做法的确值得我们反思、借鉴。
此外，在我担任“影子校长”的学校，有位来自台湾的教师所讲述的事例也给予了我很大的启示。刚到美国不久，她所教的班级有一个学生因感冒未能到校上课，这位教师在下午放学后，主动打电话给那位学生的家长，告知当天所教的内容和作业。第二天，校长把她请到办公室，告诉她接到了这位家长的投诉，反映该教师在他孩子生病的时候还增加孩子的学习负担。对于这个案例，人们可能会有多种解读，我所得到的启示是，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确不能再墨守成规、延续一贯的传统思维了，而是应该结合时代的特点，反复琢磨怎样才是真正的、符合时代要求的“以人为本”，千万不要出现存好心办坏事的现象，也不能够总是借着“出发点是好的”“这是敬业的表现”等托词来为自己的失误袒护。简简单单的“一刀切”和“切一刀”的做法只能使我们的学校、我们的教育事业离人的发展规律和教育宗旨越来越远。
三、教育公平和均衡发展，学校并非越大越好
公平与均衡是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的主题词，是国家以民为本、关注民生的必然战略选择。各地在落实公平均衡战略的过程中，出台了许多新举措，例如加大对薄弱学校的投入，采用名校托管或与名校联合办学的方式带动薄弱学校等等。但有一个现象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即，在这一轮义务教育均衡化发展的过程中，曾经在高中阶段出现的超大规模学校又在各地义务教育学校纷纷出现。许多地方政府以近年学生数量减少为由，大量撤并学校，使得经合并后的学校施教区范围越来越大，在校人数越来越多。再加上有的学校在施教区的布点不合理，学校并不处于该区域的核心位置，这就使得学生就近入学成为空话，并给学生带来了交通、住宿等一系列难题，甚至也隐藏着一些潜在的安全隐患。
然而，最根本的问题还在于，大量学生向少数学校聚集，学校里人满为患，学校管理、班级管理、课堂教学开展都受到很大的制约，教师投入在每一个学生身上的精力都被无形中减少了。这显然是不利于新课程的推进和教学质量的提高的，显然是与教育发展的科学性方向相悖的。如此下去，仅存表面的、肤浅的公平和均衡，又有什么实际意义？
我在教育考察期间，发现美国的中小学规模基本都在千人左右，学校距离学生家都不是太远，多数学生步行十五分钟左右就都可以到校。我也同时了解到，日本作为一个人口密度很高的国家，他们中小学的规模却一般也只在一千多人。据说日本有法律规定，如果学校规模超过30个班，就必须选址重建新校。
让我们“透过现象看清本质”。在我国的这一轮义务教育均衡化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学校撤并现象，表面上也许是源于生源人数的减少，根源上，可能往往还与经济利益有关。兴许，有的地方看重的是土地资源，学校撤并后多出的土地指标和改变土地性质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兴许，有的地方考虑的是财政负担问题，通过撤并学校可以减少原来若干所学校的公共财政投入。
在家门口、在优质资源均等的学校、在相同的班额中接受平等的教育，我认为，这才是实实在在的教育均衡，才能真正地体现民生，许多国家的经验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这也是人才培养和教育教学规律的内在需求。希望我们国家能通过顶层设计早作谋划，制定学校施教区范围大小，居民数、学校班级数、班额人数等刚性标准，将公平与均衡真正落到实处。
我在美国参观了十多所学校，发现只有一所学校拥有体育运动场，只有两所学校拥有两幢楼，其他学校均是一幢大楼，大楼内部教室、办公室、实验室、室内运动场一应俱全，而这些学校的占地面积和建筑面积在我国可能都是不达标学校。我们不禁要问：为何如此？我想，学校人数少固然是一个方面，但并非主要原因，主要原因还在于理念上的差异，美国的学校做到了：
第一，效率优先。例如，由于班级人数较少，美国的教室的后半部分一般就是实验室，所以他们没有独立的实验大楼，他们的一座楼其实已经同时囊括了多种功能。
第二，实用为主。我们没有见到一所学校拥有独立的图书信息中心，一般只有一个阅览室而已，能合用的就合用。相比较，我国的许多中小学建了图书馆、图书大楼，大有大学的气派，但其功能又能真正被利用多少？事实上，许多学校的图书馆连一个阅览室的功能都没能发挥好，公共资源极大浪费。而美国学校的许多后勤服务要么是社会化的，要么是由政府集中提供（如学生用餐）的，这样便可以极大地提高管理效率。
第三，资源共享。美国的许多社区都建有公共的文体服务中心，社区公共文体服务中心的很多功能既为学校所用，又对社区开放，这充分发挥了相关设施的使用效率，同时也为学生课余回到社区提供了活动空间。而在我国却恰恰相反，每个学校都力求做到大而全，实在不行也要小而全，学校各种场馆都追求着标准的高、规模的大，尤其是新建学校，场馆、设施更是力求齐全。这一方面确实体现了政府对于教育事业的重视、支持；可是从另一方面看，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对文化健身的需要也越来越高，而在我们的社区里，这些文体公共设施却严重不足。当社会、公众把眼光投向学校的这些设施的时候，却发现其向社会、公众开放实际上困难重重。所以，我建议，规划部门在制定新的小区和学校规划时，可以将居民住宅区的公共文化设施和学校布局综合考虑，将一些公共文化设施“请”出校园、走进周边社区，让学校和社区居民利用活动的时间差来用足用好这些设施。至于设施的维护保养投入，则由政府来承担。我想这应当是一个符合当前国情、多赢的好事。
我国当前的教育还不够先进、发达，需要完善的地方还很多。重视对照和反思，透过现象分析各国教育共性的规律以及可供借鉴的经验，取人所长补己所短，这的的确确是我们应有的态度。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通市第三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