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化软实力”问题的研究，如果本着一种客观、严肃的理论态度，必须先行澄明其立论和论证逻辑的理论前提设定和价值目标吁求。目前，学术共同体尚缺乏基本的人类学立场和应有的普世情怀。面向未来的文化软实力问题的研究，应将全人类的福祉作为文化软实力的内在特质和终极追求，并敦促全人类努力践行。
关键词：文化软实力；共同福祉；意识形态
作者简介：袁祖社，男，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B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2)01－0016－05 收稿日期：2011－12－10
“软实力”是近年来国际关系领域最流行的关键词，它深刻地影响了人们对国际关系的看法，使人们从关心领土、军备、武力、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地域扩张、军事打击等有形的“硬实力”，转向关注文化、价值观、影响力、道德准则、文化感召力等无形的“软实力”。“软实力”(Soff Power)的概念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小约瑟夫?奈伊提出来的。1990年，他分别在《政治学季刊》和《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变化中的世界力量的本质》和《软实力》等一系列论文，并在此基础上出版了《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Bound to Lead：The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一书、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小约瑟夫?奈伊指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软实力”。
如果说，软实力理论是国外学者率先明确提出来的，那么，“文化软实力”则是中国学者着力丰富、深化、完善的一个概念。中国学者在文化软实力问题上表现出的超越“现代性话语范式”、确立中国文化的话语主导性努力，以及普遍的对文化软实力之可能的理论影响力和实践功效的乐观主义态度和期望，值得反思。仔细地甄别和辨析会发现，文化软实力研究的语义所指和智识性努力目标，已经远远超出了其本义。我们不禁要追问：将文化看做一种实力，是对文化本性、意义等的丰富、澄明，还是一种主观性的人为的深度背离?更进一步言之，当文化被作为一种国力的时候，文化还能称之为文化吗?
在此，笔者试图表达一个实际上是带有某种乌托邦意味的不切实际的愿望：为了人类生存之长远目的，文化软实力的研究，应该服务于基于“人类一家”信念的为全人类共有的永恒福祉的创造、建制和实现。
一、被狭隘理解了的“文化软实力”伦理价值之判断
对于“文化软实力”这个概念，我们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此种研究是以“文化”为本位的，可以理解为“有关文化的软实力”，这是对待文化的一种功能主义的理解方式：二是，此种研究是以“软实力”为本位的，“文化软实力”是一种新的软实力类型而已，这样一种研究，看似强调、突出文化对于人类生存的作用，其实是模糊了文化本应承载的意义。
这样一来，文化软实力的提出，就不由得让人们对于文化本身的价值、伦理等属性产生了必要的担忧：作为正在或将要被提升到一国与别国酷烈竞争之核心地位的以软实力面目出现的“文化”，何以是道德的?何以能保证其纯正的伦理属性?
让经济参与到国力的竞争，让政治制度参与到国力的竞争，人们尚可以理解，而让本质上具有超越性的文化也降格为一种国力，这样一种作为，究竟有何种或者多少道德上的正当性?在何种意义上，此种行为能被称之为一种合乎人类、社会之伦理本性的行为?“软实力”的最初意义，本是基于一种政治关系中的新的“征服逻辑”。国际公共关系理论界著名的美国政治学家、国际法学“权力政治学派”的缔造者汉斯?摩根索曾提出：“当今国际政治，不仅以传统的政治压力和武力方法进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争夺人心的斗争。”“软实力”作为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特指一个国家依靠政治制度的吸引力、文化价值的感召力和国民形象的亲和力等释放出来的无形影响力。它深刻地影响了人们对国际关系的看法。
道德是文化的基质和根据，伦理性是文化之为文化的内在规定，是保障文化沿着促进人的发展和进步方向演化的保证。文化变为“软实力”以后，还有“文化”吗?失却了伦理本性与道德价值追求的文化，还能称得上或者算文化吗?
文化与人类的产生和活动几乎是同时的，也就是说，有什么样水平和质态的人类生存样式，相应地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文化。文化的最高意义在于它对于人的养育，对于人的高尚、优雅心灵的养育。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说，这种文化是伦理上善的、正当的，从而获得道德的秉性品质。
历史上，文化曾经是道德的，不仅创造文化的主体本身，而且各式各样的文化实践本身，都曾经为人类(个体以及群体)作为一种道德性存在作出了重要贡献。但遗憾的是――某种意义上也可能是文化自身的宿命和难逃的劫难，人们不愿意看到甚至不愿意承认的一个事实是：现代文化已经变得不道德，现代文化已经开始“非道德化”了。
文化固有的伦理本质表明，未来世界的竞争中，先进的、优良的、有内在魅力的文化型态，必然以具有最高的道德价值承诺为标志。文化软实力之“软”，关键之点主要在于其道德力量的较量和博弈。由于各种原因，文化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声誉遭到不同程度的减损，在某些场合和某些人群共同体中，一提起文化就有人表现出种种的轻蔑和不屑。
历史上，文化的道德本质的获得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而坚守文化的道德品行，则更是文化在发展、壮大自己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个更为重大的问题和难题。我们无法回避这样的事实，那就是，历史上和现实中，有些文化(并非文化本身，其实是文化的主体――持有者与践行者)在功利、欲望的引诱下，失守了应有的道德立场，将自己混同于经济理性，放弃了自己的道德底线。文化因之失却了其原本的纯然目的。文化的原本意义是“化人”的，使人由自然的粗鲁、野蛮变为文明、优雅的状态。因此，合理性和正当性当是文化一以贯之的追求。文化的出现以及一切文化之努力，一定是基于人类生存目标、生存与生活方式之“公共善”的。文化固然有规制、约束、限制人的一面，但那绝非文化的真正本质。
既然伦理之于文化如此之必不可少，那么我们就必须在正面肯定的意义上，明晰所谓“文化软实力”的内在伦理特质及基本的道德价值感化和教化功能等问题，从而确定我们在对待文化软实力问题上应有的态度和作为。学者们一致认为，所谓“软实力”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内容：一是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二是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的吸引力：三是外交政策的道义和正当性；四是处理国家间关系时的亲和力；五是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的吸引力；六是对国际规范、国际标准和国际机制的导向、制定和控制能力；七是国际舆论对一国国际形象的赞赏和认可程度。中国的“软实力”，在许多外国学者眼里，意味着对中 国取得的成功的一种尊重。软实力日益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指标。应当说，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国力的增长，我国在以上几个方面的影响力都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中国的语言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受到重视：“中国模式”、“北京共识”成为西方学者和政要津津乐道的话题；中国参与制定国际规则的意识在增强：中国政府在处理国际关系中的斡旋能力、协调能力以及对国际社会的号召力有所提高等。有学者指出，“在全球化时代，提高硬实力，即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国家经济总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巩固国防力量，是增强综合国力的基本途径。但是，国家软实力变得更加重要，如国民的文化、教育、心理和身体素质，国家的科技水平，民族文化的优越性和先进性，国家的人才资源和战略人才的储备情况，政府的凝聚力，社会团结和稳定的程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等。在全球化时代，要有效维护国家主权，增强国家实力，仅仅依靠经济和军事力量不够，还必须有政治、文化和道义力量”。
文化软实力问题的提出，再一次提醒我们关注有关文化的伦理本质问题。我们这个时代，文化上的纷争已经不是知识界的理智消遣，而是已然和经济的、政治的、宗教的甚至军事的目的纠结在一起。中国文化正在成为国际上受尊重的文化实体，并由东方向西方传播而成为人类新的文化感受方式。我们必须冷静思考人类的未来是否可以将东西方文化中精神相通的要素整合起来，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消除文化误读，发现差异性文化之间的相似性，在真正的文化整体创新中，拿出巨大的心智和勇气着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
二、超越现代性文化之“他者”逻辑的理性僭越企望
文化软实力理论的提出。从学理旨趣方面说，是试图从根本上摆脱百年历史变迁中民族文化观念一直受制于西方现代化实践逻辑以及相应的“现代性文化”的“他者”逻辑的束缚，要让民族文化按照自己的方式自主地与世界对话，真正以“中华性”的方式确立自身，显示自己的内在伦理性力量，与世界自主对话。
按照美国汉学者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的观点，“只是到了19和20世纪，当西方对中国进行社会颠覆，而不是思想渗透时，中国的文化语言才发生变化”。这段历史对中国学者其实并不陌生，整个19世纪晚期，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开始被离析，其结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碎片成了词汇，而外来的异质文化却成了进行“意义阐释”和作出规定的语法。以前是用自己本土的语法和语言的结构来消化外来的文化，现在自己变成了词汇，外来的文化却变成了语法和结构，言说的合法性和理据是异质文化的东西。20世纪90年代的全面、深度的社会转型与变革实践，使中国社会进入到“市场化社会”，其经济和文化生产过程面临着全球化的严酷的生存境遇。
“中华性”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被提出的概念。倡导“中华性”的学者提出：“我们思考的焦点是文化赖以建立的基本话语范型即知识型。知识型作为文化的话语表征，它的变化与文化的转型密切相关。……知识型的主要工作，是确定特定文化的性质及其在世界中的角色――即为文化获得定义提供基本话语规范。一种文化不可能自己定义自己，只有通过‘他者’才能定义自己，各种‘他者’的总和构成该文化所认为的‘世界就是这样的’的世界图景，这个世界图景是由一套知识型所形成并存在于这套知识型之中的，于是文化就运用这套知识型并在这个世界图景中去创造和获得自己的地位。”
依照“中华性”论者的逻辑，可以认为，文化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表明我们这个时代业已进入了“文化决胜”的时代。遗憾的是，“中华性”概念和话语分析符号作为90年代中国学术界的知识姿态和文化立场，从提出迄今，世界历史已经过去十几个年头了，但“中华性”论者所设想的文化景观并没有被全球知识界所接受。世界范围内，各文化体依然按照各自不变的逻辑和法则参与着财富的创造、竞争与分割。文化决胜，岂是易事!人类文明演进至今日，全球化场景下国际社会之经济、政治、文化的此消彼长关系，已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绝非某一文化主体单方面的一厢情愿，更不会轻易遵从某种人为的主观性逻辑。文化决胜并非基于一时一地之功的取得。而是基于人类之长远的美好的生存与发展理想的持续渐进。人类生存与生活历史的复杂进程和正反经验，促使人们认识到：人类的生存与生活，本质上，首先并在最终意义上，只能是伦理的。人类迄今为止所取得的一切，其最终的、最后的留存和积淀，只能是先进文化引导下道德人格和境界的获得与养成。任何一种类型的文化，它的出现、存在，如果不是以促进人类共同体之间“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之共在、共生、共创、共享的生存秩序的实现为主要追求，那么其伦理品质就是可怀疑的。
文化软实力的核心，是文化本身所具有的道德感召力。判断一种文化或者一种文化是否具有或具备了软实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就在于其是否修炼到了以伦理来约束和规范自己的程度。
人类的一切活动，本质上是文化的创造活动。如此，一种文化的实践，如果达到或者具备了优良道德约束，自觉地践行此种道德所要求的行为规范，那么此种文化的实践过程也就是其软实力的积累过程。不可否认，社会的发展、人类文明素养、德性境界与人格的提升，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经济上的成就。可以想见，一国一民族如果提出并产生了足以引导世界的先进文化方向，那么该国、该族类也必然会随之成为整个世界瞩目和心向往之的核心。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新中国已经走过了六十多年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过去的三十多年，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学技术国际地位，以及大众的思想、行为和生活内容等，都在发生巨大而又难以估量的变化，一个伟大时代的来临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面对纷繁复杂的人类变局，中国社会需要一种恰当的、合理的社会“文化态度”和目标。一方面，我们必须从“治人”的社会治理之道转到共生的“人类大道”，预防和消除中国在走向世界时所可能产生的足以使西方世界和西方文化陷入不必要的心理恐慌，从而对中国设防，阻碍我们顺利前行。另一方面，我们所要思考的是如何促使人类共同体的治道理想的实现问题。显然，文化软实力呈现的主题，一定是超越狭隘现代性的“中华性”，一定是中华民族的生存智慧，对于已陷入困境和危机之中的整个人类的启示。
于是，我们回到并触及一个似乎老旧但其意义一直被我们有意无意、这样那样忽视了的概念：“文化的民主”。文化软实力的讨论如果越过或者试图绕过此一问题，学者们的努力成果最终将会被悬置起来。文化的民主实质上也就是社会政治的民主，其精义在于最大限度地宽容不同的思想和见解及其表达方式而已，其所针对的是所谓“文化暴政”。
三、“人类一体”的本位思维与人类共同福祉的目标
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着很多生存难题：空气污 染、全球气候变暖、生态失衡、土壤沙化、饮用水锐减、人口增长、粮食短缺，等等，解决这些危机的良方在哪里?地区间的冲突和争斗，恐怖势力的猖獗，宗教原教旨主义的盛行，核扩散，大大小小的不断的战争威胁，成千上万个家庭支离破碎，等等，和平之鸽在哪里?全球经济如同一匹脱缰的野马，在平静的生活中横冲直撞，谁又是驯服它的骑手?上述问题实质上是前所未有的文化难题。文化软实力的研究，一定要基于当下人类的日益严峻的生存处境，从我们这个时代人类学者对文化所应有的认识高度，贡献出具有建设性、可操作性的治世良方。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途径和方案，就是“人类一体”，即以承认“差异性”为基础的多样性的统一的大同世界。
那么，新的作为文化软实力出现并发挥其功能的文化，将是一种什么类型、质态、品性的文化呢?依笔者愚见，其主要特征可概括如下：
1.文化软实力建设的立足点在于生态伦理本位的文化取位。地球上的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地，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不同的国家都生活在同一个生物圈中，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中。在人类目前的认知能力范围中，地球是宇宙中唯一已知存在生命的天体。可以说唯一的地球，同一个家庭，是其生动的写照。有学者用“全境慈爱精神”概括文化软实力的这种价值追求，指出，“普遍平等精神和利爱同情精神，这是人间伦理的人间精神”，但是，“人与自然宇宙和生命世界之间的存在关系，是一种生命的原始存在关系，蕴含着一种更高水平和更高精神的精神，这种精神即是全境慈爱精神”，它要求对存在于包括人类这种物种在内的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物种、所有生命存在形式树立一种广阔的博爱和全面的慈善。
2.文化软实力是依靠文化自身的逻辑，自发、自主地呈现其功能。而不是依赖某一利益集团、某一国族的经济政治威势“被呈现”，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据此可以确立我们对待文化软实力问题的应有态度。也就是说，文化软实力的形貌和质态，当以对“文化民主”的伦理精神的极力阐扬和文化平等禀性的培养为旨归。文化是人类智力理性设计、自主创生的结果，作为文化软实力之核心内容的文化的伦理属性的形成和确立，同样是各文化之间、文化内部长期相互尊重、平等交流的产物。文化本来应该是最能体现人类社会生活之民主本性的领域，遗憾的是，这样一种美好的特质并没有引起人类足够的重视。人类文明史的发展中，不乏以各种面目出现的“文化的暴政”。我们这个时代，基于文化危机感基础上的文化对话需要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意识到文化的相对性，从而建立对文化多样性的认可和容忍。承认文化的相对性，就是承认某一特定文明只是特定历史文化的产物，每个文化都有它存在的价值，不能仅拿进化论和现代化标准来衡量或评判它的全部价值。
3.中国文化软实力视野中的文化形貌，不是粗鄙、短见的“我族类文化”(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是其信条)，所谓为我所有，为我所用，为我目的以制他人。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其最终的实践目标，在于世界公民意义上的新公民性价值情怀的化育与养成。有学者指出，历史上的中国，其实是一个民族意识相对淡薄的国家。更准确地说，如果说欧洲人是以血缘划族，可谓之种族：“中国人则是以文化分族，不妨谓之‘文族’。两者涵义并不一样。在很多地方，‘民族’成了一个必须审慎以对的易燃易爆物。此时的‘民族主义’，很多不再寻求群体的聚会，更倾心于群体的分离；不再注重对内关切。更多排外主义和仇外主义气味”。当中国培育并提升自己的文化软实力的时候，理性地看待民族差异，理性地化解民族矛盾，是不可回避的责任。
中华文化软实力的研究，必须关注并深切驻足这样一个人类进化的事实，即：人类历史和规律性与合目的性演进的必然方向，是由野性蒙昧走向文明开化，尽管这一过程往往会陷于两难困境之中，即野蛮的符咒尚未挣脱。文明的压抑又接踵而至。在这一诡异、曲奇的复杂历程中，人类必须始终保有这样一种前行姿态，即：首先应该以真实的自我需要进行选择和追求，要追寻大爱，获得爱人的能力和被爱的支撑，让大爱――人类普遍而永久的福祉――的引导，来实现对人的善美的本性的张扬；其次还要立足“文化是整个生活方式”的信念，对文明社会形态中蕴涵的善美的行为方式和理性的知识进行批判扬弃，助益每一生命个体达到内在灵魂的真正自由和外在世俗生活的宁静与幸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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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韩少功，超越“民族”[N]，环球时报(国际论坛)，2004－01－02.
[责任编辑 李小娟 付洪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