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一部《诗经》，十五国风如同一部动植物的百科全书，各类鸟兽呜叫奔走在诗章之中；各种花木植物摇曳飘动在字里行间。 《关雎》里有水鸟“雎鸠”；野草“荇菜”；
《葛覃》里有鸣禽“黄鸟”；灌木“葛藤”；
《卷耳》里有野草“卷耳”；
《?木》里野草“葛?”；
《螽斯》里是振羽鸣叫的蝗虫“螽斯”；
《桃夭》里是桃叶、桃实、桃条；
《苯苜》里是可以入药的车前草“苯莒”；
《汉广》里是叫做“楚”的荆条；叫做“萎”的蒌蒿；
《汝坟》里有鱼类“鲂鱼”；
《鳞之趾》则是传说中的瑞兽“麒麟”；
《鹊巢》里是“喜鹊”、“斑鸠”；
《采薇》里是“阜螽”是蝈蝈，或者纺织娘；
《采?》采的是水草“蒴”类：
《甘棠》里的“棠”树就是俗言的“杜梨”：
《行露》里有鼠，有雀；
《?有梅》写的是酸梅果；
《野有死麇》里麇是像鹿一样的小兽獐子：
《驺虞》写了茁壮的刚发芽的芦苇“葭”和蓬蒿；还有母猪、小猪：
《燕燕》里是比翼而飞的燕子；
《雄雉》里是鼓翼而飞的野鸡；
《匏有苦叶》里除了味苦的葫芦，还有呜叫的母野鸡和叫声好听的雁鹅；
《谷风》里有蔓青萝卜一类的根茎植物，还有荼、荠这些苦苦甜甜的野菜：
《北风》里“莫赤匪狐，莫黑匪乌”，让我们看到赤狐和乌鸦：
《墙有茨》里“茨”是“蒺藜”；
《鹑之奔奔》又是喜鹊，又是鹌鹑；
《相鼠》以田鼠讽刺不知廉耻的人；
《有狐》中的狐狸；《木瓜》中的木瓜、木桃、木李；《黍离》中的“黍”、“稷”；《中谷有?》被叫做“蕹”的是益母草；《兔爰》里郁郁不乐的是兔子……
可以说，在国风里几乎每一首诗都有动、植物杂然其间。这是《诗经》诗歌组成方式的一个重要特点。
《诗经》里为什么要写进去这么多的动、植物?
孔子说，学习《诗》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这是在说了“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这样重要的社会意义之后，孔子所提到的学《诗》的功用。只是用了“多识”淡淡一笔带过，以为不过是增长知识而已。
古人对《诗经》的功用认识上，只是在其社会意义、政治意义开掘；把这些诗篇或当成修身的规范，或当成政治的格言。似乎每一首诗都埋有深深的政治寓意。这样的认识，便使汉儒和宋儒们在解释《诗经》时，充满了牵强附会，生拉强拽，而对于《诗经》首先是“诗”这一点上却避而不谈。或谈得很少。做为诗歌抒情的一个重要艺术手段，即运用动、植物之意象强化诗歌抒情意味，常常被可怕地忽略了。
方玉润为孔夫子的“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而发感慨说：“今人作诗，只从鸟兽草木上用工，何尝有关君父之大哉?”显然，似乎“鸟兽草木”亦被赋予了政治功用，才可出现在诗里。
对于《诗经》里鸟兽草木的熟识以及歌唱者与它们的关系，让我们首先找到了国风来自民间、来自底层劳动者的依据。
无论是采荇菜、采薇、采卷耳、采?苜……我们看见的都是些执筐劳动的妇女形象。她们抒发自己对情人思念、眷恋之情，都是和这些劳动密不可分的。这些田野的劳动场面，未必就是歌唱时目睹的真实场景，但却是储存在她们记忆里的真实印象。当她们需要歌唱时，这些情景就会跃然而出，成为引发灵感或找到比喻的当然形象。
《关雎》中的歌者并非是望见水鸟“关关”呜叫，才想起“君子好逑”；也并非是看见姑娘们采、洗、择那荇菜时，才想到“求之不得”；鸟呀，菜啊，都是歌者闭目可见的熟悉记忆。
《卷耳》里采着卷耳菜，却“不盈顷筐”，强化了她对自己远行的亲人的思念。虽在采野菜，但若有所思，心不在焉。她想得很细，似乎远行的亲人就站在她面前，告诉她自己行程的艰难，马也累了，仆也病了，他自己充满哀愁；而这一切，并非闺房幽怨之思，是一个在繁忙劳动中难以忘却思念的妇女，宁肯停下手里的活计的愁苦忧思。
《?有梅》里的梅子，并非徒然而设。那梅子确切而有趣地成了怀春女子渴望爱情的象征。梅子从三成熟、七成熟到熟透落地，三个时间推进的过程，象征着姑娘对爱情的迫切渴望程度的步步加深，以及对婚姻标准的节节降低。梅子在全诗中起到一个中枢性纽带作用：因为梅子的形象，该诗才构成了一首本质意义上的诗。
说到动物，我们可以以《有狐》中那只禹禹独行的狐狸为例。一位女子居然可以看见一匹孤独的狐狸，慢慢行走在河梁上、渡口旁、河岸上；奇怪的是对着狐狸，女子竟然为一个她思念的人没有裤子、腰带、衣衫而发愁。其实，那只狐狸不过是她钟情和牵挂的男子的幻象：她的忧愁正是她炽烈相思的流露。
试想一下，如果在这些诗篇里，不是采用了这么多植物、动物的形象。一部《诗经》将会是什么样子!它将像一棵树，有干而无枝，有枝而无叶，有叶而无花。也许，它将作为记事或思辨存在于世，却绝不会作为一部优秀的诗歌集传之至今。
说到民歌对鸟兽草木形象之应用，我手头上正有一本诗人李季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在陕北收集的一本民歌集《顺天游2000首》，顺天游亦即信天游。
信手摘下几段：
红豆开花单蔓蔓，
哥哥是我的亲蛋蛋。
白葫芦开花头对头，
因为爱玩交朋友。
山地麻子叶叶稀，
好人都有些干妹妹。
胡麻开花五颗颗
好人都有些干哥哥。
一对鹁鸪绿翅膀，
早知你卖良心不和你交往。
诸如此类，比比皆是。比起《诗经》来，这些鸟兽草木形象的应用，似乎更简单、直接一些，但是，有许多地方却是相同的。
一是，在诗句里，这些动、植物都可以起到比与兴的作用，使下边一句表达主题的诗行变得不突兀，曲折而有来由。
二是，这些动、植物虽然在一行诗句里都被描写得生动、形象与细致，但并非与下边的一句主题表达有直接关联。“一对鹁鸪绿翅膀”与不与没良心的人交往既无本质关联，亦乏象征意义。这就像《关雎》里“参差荇菜，左右流之”与“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无关联是一样的。
三是，这些动、植物形象强化了诗歌的抒情意味和文学色彩。可以说。我们常常记住了这些动、植物形象，才记住了这一首诗。而在理解这些诗篇的内在意义时，往往又可以不在乎这些动、植物形象的存在。古语云：“得鱼而忘筌。”也许，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发轫于《诗经》的这种托物言志。以鸟兽草木为意象的思维方式，不只是深深地影响着以后千百年来历代诗人的诗歌创作和文学创作，更重要的是它已深深刻印在我们民族文化思维的意识里，影响着从上层文化到底层民俗的各个方面。松、竹、梅是岁寒三友，荷花是高洁的君子，幽兰是脱俗的高士……这种文化传承，在世界文化中是独特的，不能不说是《诗经》的一大功绩。
不管怎么说，只想在《诗》里“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怕是远远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