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提到过，我们不要为了散文诗的“名分”纠缠不休，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写了什么，怎么写的。 如果，我们没有写出具有思想深度的作品，我们写不出具有冲击力、具有时代特色的作品，那么，在读者与学者心目中没有地位，那是自然的，你怨不得谁，只能怨自己。
上个世纪80年代我写了一篇寓言式的文章，说的是小时候在街头乘凉的孩子围在一起讲鬼故事，小孩子心理是既想听又骇怕，说明鬼故事是充满了魔力的。而散文诗是不是也该有那样的“魔力”呢?那是在说散文诗怎么写的事，就是说无论我们用什么办法，要让这一文体有“魔力”，能够吸引人们去读，这一文体才能在读者心中有位置，才能在理论家与学者那里获得“名分”。
“散文诗应该是美的。而生活中那些令人心颤的事，表面看去往往不甚美，甚至是丑的，而丑中又往往有着潜在的美。如果把和谐说建立在表层上去认识，则在生活的开掘上会流于肤浅，就会忽视了潜伏在生活深处的美。只有在生活中深深地开掘，不回避美丑间的碰撞才能达到更高层次的和谐。这当然需要在技法上讲究一点，去充分调动起读者的审美意识，充分利用多维空间。”这是我在1989年出版的第一本散文诗集的后记里写的。
一首小诗可以写得振聋发聩，惊心动魄，一章几百字的散文诗能不能呢?当然可以。而且短小精悍，恰恰是散文诗的优势与特征之一。
今天的城市正上演一出前所未有的悲喜剧，中国人都在面临着一场迁徙，一场心灵的迁徙。就像30年前面临思想解放的中国，旧的观念与思想认识阻碍了那时候的社会发展，中国人扇动着沉重的翅膀，挣扎着从旧的巢穴里缓缓地启动。“清污”“反自由化”“全盘西化”等等，一次次思想交锋，思想解放在磕磕绊绊中还是走过来了。任何一个历史关口，都会有“新与旧”“正确与错误”的矛盾。而30年后，我们回顾当时的社会矛盾，结论是不言而喻的。而今天的中国，又面临着一场变革，是由农村向城市的迁徙。今天的城市如同一个大的意象，在表面形象的后面包含着巨大的欲望，是由贪婪与奢靡组成的欲望。穷怕了的中国人，一旦有了钱更可怕，恨不得吞下整个地球。早已超过警戒线的两极分化现象导致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无时无刻不在昭示着老百姓生存的艰难。70年前夏衍先生写下了不到九千字的报告文学《包身工》，在老人95岁生日的时候，他说r这样一句话：我觉得我的作品中，只有《包身工》可以留下来。报告文学这一文体的出现与报纸有关系，最早可以追溯到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而五四以后，受外来文化的影响，中国的思想、文化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报告文学在题材和思想内容上取得了巨大突破。许多文学巨匠都写过这一文体。同情人民生活疾苦、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罪恶、寻求中国出路等等有锐进思想的内容出现在那个时期的作品中。然而这个时期还没有出现文体的自觉，直到1930年“报告文学”这一名词才正式被引进应用。从此，被列为诗歌小说散文戏剧评论之外的又一文体，这就是我们要说的“名分”。夏衍先生可以说一生中也是著作等身，可他觉得可以传世的大概不到九千字的《包身工》是会有地位的。
这里说的大都是些旧事，不是70多年前的事。就是二三十年前的事。可见这都是一些老生常谈了。说得再好，再彻底。也还是那么回事，散文诗是否扣紧了时代，是否有深刻思考与重大命题?这里要说的便是写什么的问题了。当然，如何将重大命题举重若轻地写出来，还是属于怎么写的问题。
去年在北京土城子的几位散文诗人发起了“我们”――北土城散文诗群的态度，用一种强势的姿态。在今日诗坛谋取一席之地。响应者众。我浏览了部分作品，可以说确实有新锐之感，时至今日，已经在一些报刊上展示了这个群体的面貌。前不久我们杂志社到宁波与《文学港》进行交流的时候，诗人荣荣便向我不客气地提出。散文诗还是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许多刊物干脆不发散文诗，也就是不予承认，有的刊物勉强接受，但总处于边边角角的位置。虽然我的心里觉得更尴尬，但这是事实。
我觉得今天能在这里出席这样一个百人的散文诗研讨会，是近年来很隆重的事情，特别是有了去年的“我们散文诗群”行动的基础上，再召开这样的会议，将会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让我们扎扎实实写出好作品，写出反映这个时代，表现真实生活的作品，令散文诗真正走出尴尬境地。